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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
孔恩（I）：
典範與常態科學
科學哲學的歷史學派、或歷史進路（historicalapproachtophilosophyofscience）、或歷史化的科學哲學（historicalphilosophyofscience），從七十年代起，開始代替了早期邏輯進路的科學哲學，而成為科學哲學的主流。
其中的關鍵人物，即是科學史家兼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S.Kuhn）。
孔恩在1962年出版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70年加上一篇後記（Postscript）出版第二版（成為今天最常被引用的版本）；1996年再出第三版。
本書被譽為二十世紀後半葉最有影響力的一本學術書籍，它被譯成二十五種語言，英文版的銷售超過一百萬冊。
它對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深遠影響當然不消多說，它也對整個哲學界、科學社會學和整個社會學界、科學教育和教育學界都造成很大的衝擊；除此之外，它更廣泛地影響了經濟學、企管、法學、政治、傳播、文學等等學門，更回頭促成了自然科學家對自身學科的反省。
就台灣而言，孔恩的思想也帶來很大的影響（參看傅大為，〈序孔恩的台灣評論集〉），各領域的學者都對孔恩所描繪的科學發展圖像，感到莫大的興趣；孔恩所用的術語──如科學革命、典範、不可共量性等等，也被他們廣泛地應用到各人的專業學科上。
孔恩的科學哲學之核心，在於對科學發展歷程的描繪，也就是著名的常態科學（normalscience）、科學危機（scientificcrisis）、科學革命（scientificrevolution）的三部曲模式（即三階段發展模式，或者省略科學危機，而作二階段模式）。
整個科學發展歷程可以略示如下：
前科學→常態科學→科學危機→科學革命→新常態科學….
與這個發展模式相關的是另一個著名的概念「典範」（paradigm）。
簡單地說，典範是常態科學時期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最高指導原則」，科學家不會去質疑典範是否能成立，他們在典範的指導下進行「解謎」（solvingpuzzles）活動。
所謂的謎乃是由典範所提供的問題，但有些謎在許多科學家長久努力下仍不得解決，它們便成了該典範的「異例」（anomaly）。
異例如果讓科學家對典範的信心產生動搖，就會造成典範的危機，科學家們可能會開始尋求新典範，然後可能有多種新典範被提出來，和舊典範互相競爭，於是科學發展開始步入革命期。
若新典範完全取代舊典範，科學革命完成，同時展開新一階段的常態科學。
如此，以典範為核心的發展歷程可以描繪如下：
多典範競爭→典範確立→典範動搖→多典範競爭和典範轉移→新典範….
這是一幅很有趣的圖像，一般人可以很快從科學史的粗略知識中得到符合這個模式的發展。
例如，亞里斯多德物理學原是中世紀科學的典範，但是亞氏物理學碰到自由落體和拋射體的異例之挑戰；接著伽利略提出了新的自由落體定律和慣性概念，牛頓進一步發展牛頓力學並提出萬有引力的觀念；而笛卡兒也有渦漩理論來與牛頓的力學競爭；但亞氏物理學仍在大學據有龐大勢力。
十八世紀後，笛卡兒力學，亞氏物理學都敗退下來，牛頓力學的典範確立，十八九世紀的許多力學家，紛紛發展牛頓力學，而成為所謂的「古／經典力學」（classicalmechanics）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古典力學也產生異例──始終無法測出代表絕對時空的以太（ether）之存在；於是產生古典力學的危機，最後相對論出場，解決了這個謎題──根本不需要以太，而是一切運動都是相對的來代替絕對靜止的以太。
牛頓／古典力學也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取代了。
力學（物質變化的科學）的典範變遷如下：
亞里斯多德力學→伽利略笛卡兒競爭→牛頓力學→力學危機→相對論
或者以天文學（天體現象的科學）為例：
托勒密地心說→哥白尼日心說（地心說的危機）→牛頓天體力學→水星近日點的危機→相對論天文學
可是，這樣簡單的聯想就可以完全支持孔恩的模式是恰當的嗎？
或者孔恩整個科學哲學就只有這個圖像而已嗎？
當然不是。
我們必須用更多科學史的實例，來深入討論孔恩的重要觀念，以及驗證孔恩模式的合法性。
在討論孔恩科哲之前，讓我們先談談孔恩所提供的科學形象，以及它和實證論提供的科學形象之差異。
壹、孔恩科哲提供的科學形象
在孔恩之前，一般人們（科學家自己以及大眾）對科學的主要形象是「實證論的形象」。
有下列要點：
⏹科學是經驗實證的，任何科學的主張都要透過經驗（實驗）來予以檢驗。
⏹因為科學是實證的，所以科學是客觀的，和其它不能實證的主觀的、玄想的（形上學的）領域截然不同。
⏹科學知識是累積的。
由經驗所證實的知識不斷地累積成一個知識儲藏庫。
⏹科學的發展像是在穩固的地基上一層一層往上蓋房子。
⏹科學是統一的，所有的科學學科都共享同一套科學方法（即歸納法、統計法、實證方法等等）。
使用這套科學方法來作研究就是在作科學。
⏹科學是階層性的，也就是說，物理學在最基礎、化學其次，生物學在化學的基礎上；心理學又建立在生物學之上，最後是社會學要建立在心理學上。
⏹科學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科學假說的成立與否，只看它是否能被經驗證據所印證（confirmation）。
個人的主觀情感和價值對科學假說的檢驗而言，不能產生任何效力。
孔恩從科學史的研究中發現一幅截然不同、甚至近乎一一對立的科學形象：
⏹經驗實證只是科學的一部分，但並非全部；科學內存在著非實證的成分。
⏹科學裏也有許多主觀的、玄想的成分。
在科學發展歷史上，科學和形上學並不是截然二分。
形上學甚至是科學的必要成分。
⏹科學知識只有在常態科學的階段才是累積性的。
科學革命之後，舊有的知識庫往往被全盤拋棄。
⏹科學發展不是在穩固地基上蓋房子，而是像政權變更一樣，科學革命就像政治革命。
⏹如果說科學是統一的，只有在常態科學時期統一在同一個典範下，而不是統一在同一個科學方法之下。
不同的典範可能會強調不同的科學方法。
⏹科學也不是階層性的。
學科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
⏹科學家在選擇理論時，往往是依賴於一組「認知價值」如「準確、簡潔、一致、寬廣、豐富」等來作選擇。
這些價值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大多數科學家都接受，但是對它們的意義會有不同的解釋與應用。
⏹即使如此，科學家在選擇理論時，仍然無法擺脫某種「主觀性」：
個人的人格特質、生命的歷史等等，都會影響科學家的決定。
孔恩的整個科學發展的圖像，可以表達為下列概念圖式：
前科學常態科學科學危機科學革命新常態科學
導致解決造成產生
多理論典範異例新舊理論新典範
競爭（異常現象）相互競爭
引導產生
哲學解謎活動典範擴張哲學（方解新謎
形上學與應用法論、形
爭議上學爭議）
它又可以進一步被以座標圖像的方式來呈現：
科學版圖
科學邊界
舊典範新典範
時間
進入危機期革命完成
革命展開
常態科學危機與競爭第二次常態科學
大致而言，科學史上除了上述的天文學和力學典範變遷外，還有化學和生物學：
⏹化學（物質結構的科學）：
鍊金術化學→燃素理論→氧/原子論化學→量子理論化學
⏹生物學（生命的科學）：
自然史→笛卡兒的機械主義生物學→達爾文演化論
接下來，我們正式進入孔恩的典範理論細節。
貳、典範與常態科學
常態科學指以過去的科學成就為基礎（即典範支配下）所進行的科學研究。
常態科學究竟如何產生呢？
主要由於一個科學理論取得空前的成就，展現出一幅「前途光明」的遠景，它不僅吸引新生代科學家依據此理論來研究，甚至能從敵對學派中吸收歸附者。
當然，這個成就斐然的理論，必定留下許多待解的問題，等待後繼者的投入。
達成這類科學成就的理論即被稱作是「典範」。
一個典範主導了一個科學的研究傳統，從而形成一個科學社群。
如果科學家想加入該科學社群，必須由研究它的典範入門。
因此，他幾乎不會對此典範表示異議。
在科學史上，每門科學幾乎都是由哲學發展而來的，在步入第一次「常態科學」之前，往往有許多理論互相競爭，這些理論對其研究的對象之本質，莫衷一是，也因此產生許多不同的研究，沒有一個能取得大多數研究者信服，換言之，尚未產生一個「典範」，此時該門學科處於「前科學時期」，也就是「前典範時期」。
以光學為例，十八世紀有牛頓的《光學》（Opticks）提出光的粒子說，與惠更斯（Huygens）的光的波動說競爭；由於牛頓力學上的成就，光的粒子說取得典範地位，但是在十九世紀時被楊格（Young）與弗雷斯諾（Fresnel）發展的波動說取代。
二十世紀時普朗克（Planck）和愛因斯坦（Einstein）的光量子說成為新典範。
但是，在牛頓建立光的粒子說典範之前，關於光的本質之學派觀點紛呈，莫衷一是。
這是光學的前典範時期。
例如，希臘時代，「光」和「視覺」（vision）是連結在一起的，一個最古老的理論主張視覺是由眼睛發射出某種東西，落在被看到的物體上，和從物體所發射出的另一種東西混合。
伊比鳩魯學派則認為視覺是由物體所發出的連續薄膜，射入我們的眼睛，使我們有該物的連續印象所造成的。
亞里斯多德則認為光是眼睛和物體之間的媒介干預所造成的。
十七世紀光學的奠基者是克卜勒（Kepler），他研究透鏡的性質和視覺理論、物體距雜遠近的判斷也是他的研究課題。
胡克（Hooke）則試圖說明色彩現象，他主張光發光體的粒子進行小振幅的快速、震盪式運動。
惠更斯則主張發光體的微小粒子傳遞一個脈衝（impulse）到鄰近媒介的粒子上。
笛卡兒則主張視覺的發生是以太壓力所造成的。
牛頓早先主張一種粒子說和波動說的混合，也就是說，發光體發射光粒子，射入以太中，造成以太的振動。
後來牛頓越來越傾向微粒子說。
再以電學為例。
十八世紀富蘭克林（Franklin）發展他的電學典範前，許多研究電學的科學家對電的本質也是各據立場，直到富蘭克林成功地提出一個能廣泛解釋許多奇怪的電現象的理論，成為廣被接受的典範。
十七世紀時，電和磁的現象往往被混在一起，吉伯特（Gilbert）首先區分了電和磁，他認為磁是一種生命力量、具方向性形態性的力量，而電只是純物質性的、累積性的、把物質粒子約束在一起的力量。
吉伯特以「電素」（effluvium）──一種干預性的「質液」（humour）──的概念來理解電。
波以爾認為電是一種膠狀的電素，從帶電物體中發出，再把輕物體帶回原處（因此可以吸引它）；笛卡兒說明摩擦琥珀生電的現象是，帶電物體內的粒子被摩擦所激發，從物體表面孔隙跑出，形成一條粒子帶，但是，因為周遭滿以太微粒子，它們很難往外發散，而被壓迫回到物體孔隙內，因此把輕小的物體帶回來。
富蘭克林則主張電是一種特殊的、流體狀的「電物質」（electricalmatter），瀰漫在所有物質之內。
物質所帶的電物質量均有一定量，當電物質量超出定量時帶正電，少於定量時帶負電。
後來有人則提出電物質是二種不同的流體。
如果前典範時期總是百家齊鳴，一個理論又要如何從競爭的諸理論中脫穎而出，成為典範？
典範理論不一定能說明所有相關事實，實際上永遠也不可能。
但是只要它有比別的理論更特出的地方──譬如能說明大家最關注的現象，或引導出某種特別儀器的發明。
它就比其他競爭理論更具典範的資格。
例如牛頓說明了十七世紀時大家最關注的天體運行現象。
而萊頓瓶（Leydenjar）的設計，是因為電學家相信電是一種流體，正如水流可以裝到桶子般，因此聯想到是否可以把電流裝到瓶子裏？
在科學史上，很少有價值的科學研究，是在沒有典範的情況下出現。
一旦新典範廣被接受後，不願接受新典範的人，就不再被視為同道，他們的觀點也被忽視。
在歷史上，這類執著舊典範的人，通常就待在哲學界，因為大部分的專業學科，最初都是哲學所孕育的，後來才獨立出來。
因為典範塑造了科學社群的活動方式和科學成果的溝通方式，一個研究只有在典範的許可之下才能是科學的。
在諸理論競爭時期，科學家往往以書籍的形式出版，而且是寫給大眾看，因為他們要爭取大眾的支持與贊助；是但在典範確立後，作研究的科學家，一般以報告（paper）的形式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這些報告其甚只有同行的專業學者才能看懂。
常態科學中的科學家，若想寫書，通常只寫教科書，以做為對科學界的回饋。
以典範來指導研究的常態科學活動，並不是典範來配合自然事實，而是相反。
比喻地說，常態科學的活動似乎把自然強塞入一個由典範制定好的盒子內。
它的目標不是去發現新現象，未被塞入盒子內的自然現象也常被忽略。
常態科學家並不想發明新理論，也不容忍別人的新理論。
常態科學的研究目的就是闡明典範提供的現象和理論。
孔恩歸納常態科學的研究活動為三種類型：
決定重要事實、使理論與事實吻合、精練理論（典範）。
又可以分別從理論工作和實驗工作兩大方面來加以分析。
理論活動的三種類型是第一，在理論的計算上，改進事實的精確度。
牛頓的《原理》被接受為典範，但牛頓的理論主要在解決天體問題，如何應用到地面上的物質呢？
譬如流體、彈性體等等？
並不很清楚，即使套用公式也不精確。
十八世紀時的力學家如伯努利（Bernoullis）、達蘭伯特（d’Alembert）等引用一套新的數學技術來發展流體力學。
第二，改進理論──通常是發展更精密的數學公式，使公式更能吻合現象的觀測：
理論事實上不可能和觀察現象完全吻合，如行星運行的觀察數據，並不完全符合克卜勒定律的計算；牛頓理論也指出，它們不該如克卜勒定律般運行；但牛頓本人仍從他的理論中導出克卜勒定律。
再如十八與十九世紀歐洲最好的數學家如尤拉（Eular）、拉格朗日（Lagrange），都試圖解決牛頓留下的困難問題，如三體互相以重力牽引的難題。
第三，重新表述典範（re-formulationofparadigm）；以新發展的數學語言，發展新的數學公式來重新將牛頓定律加以表述（公式化）。
如牛頓的《原理》其實是用幾何的語言寫成的，但十八九世紀的力學家如漢彌爾頓（Hamilton）、雅可比（Jacobi）和赫茲（Hertz）等人，都試圖用微積分重建牛頓理論的數學系統。
常態科學的實驗活動也有三種類型：
第一，如何把典範已指出的事實，設法增進它們的精確度。
如天文學中的星球位置與大小、行星運行週期；物理中的物質比重、波長與光譜強度、電導度；化學中物質成分與化合量等等。
第二，設法證實理論與自然現象相符合，此即我們一般所謂的檢驗理論（theory-testing）：
如以新的天文望遠鏡驗證哥白尼預測的周年視差（annualparallax）；阿特武德機（Atwood’smachine）驗證牛頓第二運動定律；以日蝕觀察驗證愛因斯坦預測的光線之重力偏折。
第三，精練典範理論，解決理論中仍然曖昧不明之處，解答以前未深入研究的問題。
例如牛頓主張的萬有引力的觀念──任兩個有質量的物體都會有萬有引力，而且只和其質量與距離相關，和組成物質的成分無關。
要解答這問題，必須測定萬有引力常數，一直到十八世紀末，才由卡文迪士（HenryCavendish）的轉矩天平（torsionbalance）作出來。
所有常態科學活動，可以一言以蔽之，孔恩稱作「解謎活動」（puzzle-solving），它是常態科學的本質，而且它具有令人著迷的特質。
換言之，科學並不是如波柏所言般不斷否證、不斷推翻、不斷革命。
常態科學為何令人著迷？
為何會吸引許多大科學家投入？
這些科學家為何自甘根據某一典範來作研究，而不是發展自己全新的典範？
首先，常態科學的問題，通常都是由典範所指出（或由理論導出），故它們的結果其實都可預期。
但是，它並不因結果可預期就減少令人興奮的元素。
一般而言，解答常態科學問題，就是用某一新方法來達到預期的結果，其間必須超越各種複雜的觀念上的、儀器上的、數學上的障礙。
因此，常態科學的問題，很類似一般生活中的「謎」（如拼圖謎或字謎──必須依據一定的規則來解答和聯想），很有挑戰性。
科學家解謎成功，會很有成就感，證明自己乃是解謎專家，這成為驅使他前進的動力。
進一步，典範保證了常態科學的謎題，必然有答案──只是獲得答案的過程充滿未知因素。
必然有答案向科學家保證只要他投入心力，必可有收獲；而解謎過程的不確定則成為科學家的挑戰動力。
常態科學謎題的另一個特性是，它必須受到典範所引導出的規則之限制。
這種規則有時是一種已被接受的觀點，有時基本的存有論範疇（afundamentalontologicalcategory），有時則是通則形式（aformofgeneralization）的科學定律。
它們界定謎題、限制解題的方式。
當一個社群接受了一個科學典範之後，它也同時接受一個判準，以之來選擇研究的問題。
不受典範保證的問題，常被斥為形上學的問題，或其它學科的問題，而受到排斥──因為那些問題不能用典範所提供的觀念、理論和儀器裝置來處理，在此典範下根本無解，故不值得研究。
顯然，常態科學是「高度累積性」的事業：
（1）它的目標在於穩定地擴張科學知識的精度與廣度。
（2）常態科學並不試圖發現新奇的事實或發明新理論。
針對經驗證據與理論預測不合的例子，邏輯經驗論和否證論都把它們看成是否證例子或反例（counterexample），可是，在孔恩看來，它們只是常態科學下的一個有待解決的謎題。
例如牛頓在1687年時出版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然而，根據牛頓自己的說法，他在1665-1667年間，於家鄉躲避瘟疫時，便已發現了平方反比定律，並用之來計算月球的軌道。
為何牛頓隔了二十年後才出版呢？
對這個歷史問題，一般有有三種答案：
第一是萊興巴赫（HansReichenbach）站在經驗論的立場上，認為牛頓的計算數據並不合當時的觀察數據，所以牛頓很失望，而將它塵封二十年。
二十年後，有新的觀察數據出現，所以牛頓才出版了他的重力定律。
其次，一些科學史家則認為牛頓面臨一個理論上的難題。
在他的計算中，他假定地球和月球的整個質量，則濃縮成一個點──即圓心；然而，牛頓當時無法證明這個假定是合理的。
第三種歷史解答則是牛頓對其青年時期的回憶並不準確，當時他尚未發現重力定律（平方反比定律）。
其實，從牛頓已出版的《原理》來看，牛頓根本不在意理論計算的數據是否和觀察數據吻合。
例如，他計算月球的軌道只有觀察值的一半，但他繼續展示下去。
牛頓其實是把理論與觀察的不合，當成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即「謎題」。
對於不利自己典範的證據，科學家會把它視為「待解問題」，而不是反例。
哥白尼和伽利略無視於「視差」現象無法觀察到，而堅持地球繞太陽旋轉。
他們把這問題當一個有待解決的「謎題」。
而所謂「謎題」只有在某一典範下才成其「謎題」。
例如，行星逆行（retrograde）現象，幾世紀以來的天文觀察家知道得非常清楚，然而沒有人認為它是個問題。
只有當柏拉圖設定天體的運行必然是圓形的之後，行星逆行謎題的解決才成為古代天文學的核心問題。
換言之，古希臘天文學都在「行星軌道必然是圓形」這個原則（典範）之下，進行行星逆行現象的說明。
上述討論指出有一個關於科學的傳統神話（迷思），認為科學有其獨特的「科學方法」，可以和其它非科學的學科──特別是哲學──區分開來。
所謂的「科學方法」，據說是擱置自己的先入之見，而毫無偏見地專注於事實。
實際上，事實往往是由於某一典範出現之後，才成為值得研究的「謎題」。
參、典範的優先性
孔恩在《結構》一書中，一直沒有清楚地說明「典範」是什麼，也沒有對「典範」下一個清楚的定義，後來招致很多批評。
一個有名的批評是把《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出現的「典範」，整理出二十二個意義。
根據孔恩的〈後記〉（Postscript—1969）、〈反省我的批評家〉（Reflectionsonmycritics）、〈典範的再思考〉（Secondthoughtonparadigm）這幾篇有名的辯護文章，他將典範明確定義為：
範例（exemplar）和「訓練要素」（disciplinarymatrix）（即「科學家在訓練過和中必須學習的構成要素」）。
（a）範例即是「例題」，如教科書在講解時所舉出的「範例」（examples），或者每章所附之習題；至於實驗部分，則是教科書明白設計的「實驗範例」。
（b）訓練要素至少包括四項：
（b）符號通式；（c）模型、（d）形上觀念；（e）共享價值。
孔恩使用disciplinary這個詞，即是在強調當某一學科或社群在訓練新生代科學家時，會將這些「構成要素」默會（tacit）地傳給下一代。
換言之，常態科學家是透過「範例」的模仿和學習中，潛移默化地學會了該典範的符號通式、形上觀念、價值、方法規則等等。
所謂的「共享價值」主要是一種「認知價值」（cognitivevalues）。
就整個科學而言，一般有五個常見的認知價值：
準確性（accuracy）、一致性（consistency）、範圍（發展空間）（scope）、簡潔（simplicity）、豐富（fruitfulness）。
孔恩又把它們稱作「好理論的特徵」，即科學家以這五項價值來判斷一個理論是否為好理論。
但每個個別的典範，其所強調的價值可能不同──或者更多、或是更少。
個別典範的從業者對於這些價值的意義該如何詮釋和應用也不相同。
邏輯經驗論和否證論常常強調科學哲學主要是一種「科學方法論」，而且他們努力把科學方法化約成一條一條的「規則」，以便科學家可以遵循，並用來定義「科學」，劃出科學和非科學的界線。
可是，在孔恩看來，歷史上的科學家並不是根據科學方法規則在從事科學研究，他們依賴的是典範。
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從典範中抽取出一條一條規則，讓下一代的科學家按規則一步一步地學習？
換言之，典範是否能完全被化約成一組規則？
所謂規則，可以包括先前所提的「符號通式或公式」、「使用工具的規則」、「指導研究的形上學原理」、「方法學的規則」、「科學研究的價值規範」等等。
孔恩主張這些規則是在「範例」的學習中，潛移默化地傳給科學家。
然而，科學家究竟學會了哪些規則？
可以說言人人殊，每位科學家都會有不同的答案。
孔恩認為，如果科學史家想把一個典範完全化約成一組明白的規則，他雖可達成一部分，但終究無法全面完成，以得到典範下的所有科學家之認可。
為什麼？
首先是哲學基礎的理由：
典範是建立在維根斯坦「家族相似」（familyresemblance）的觀念上。
我們在碰到一種新「遊戲」時，我們之所以能理解它是一種「遊戲」，不是因為它滿足了「遊戲」的定義（一組充分必要條件），而是因為它和我們玩過的某一個或某幾種「遊戲」之間，有「家族相似性」。
其次，典範比規則更優先也是由於科學教育的本質所致。
學生在學習科學時，總是透過範例的學習，而不是死記規則（符號通式、方法學規則等等）。
所以，既然科學家是潛移默會地學習範例，在他碰到新問題時，他是透過該問題與「範例」的家族相似性來瞭解它，而不是去看新問題符不符合規則──如此將使科學研究過於僵硬而失去彈性。
然而，這並不意味在科學實際活動中完全用不到規則。
當大家對典範有共識時，常態研究工作才能進行；然而當典範的地位動搖時，規則的重要性就會顯現出來。
在前典範時期，科學家經常對研究對象的本質（涉及形上原理）、什麼是正當的問題（涉及定律公式等）、哪些方法可行（涉及方法論規則）、哪些答案是好答案（涉及價值規範）的標準，而論辯不已。
例如，在牛頓力學轉變到量子力學時，發生了物理學本質的標準之辯論，包括世界的真實性（上帝擲不擲骰子？
）、物理學的本質（包括問題、解答、方法等等。
如：
量子力學究竟完不完備？
科學定律該不該是決定論的：
機率性的定律可以被視為最終定律嗎？
──這些論辯一直持續到六十年代。
為什麼科學不能被化約成一組明確的規則呢？
典範可能橫跨各種不同的學科。
如量子力學典範，可以應用到力學、電磁學、化學、固態物理學等等。
如果典範是一組明確的規則，它就沒有那麼大的彈性來適用各種分歧的學科。
萬一某個學科的應用範例發生了問題，涉及的只有該學科內的社群，其它學科則不一定會感到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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