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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1022
（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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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调控的未来走向
乔新
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政府财政投入企业，必须与企业达成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政府退出企业，既是一种契约安排，同时也是恢复市场经济功能的需要。
中国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政府财政投入国企，不需要与国企签订协议，只需要追加投资即可。
所以，在中国不存在退出市场的问题，只存在政府宏观调控效果的评价问题。
一、政府宏观调控巩固了国企地位
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现象。
但是，政府财政投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政府与政府所属的国企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所以，当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的时候，资金自然而然地流到了国企。
而国企大多属于自然垄断性企业或者行业垄断性企业，他们不仅有丰厚的利润，而且有畅通的资金来源渠道。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资金流入到国企，对于国企来说，只是锦上添花。
国企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后，大肆扩张，在许多领域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市场，结果导致许多民营企业折戟沉沙，走投无路。
部分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国进民退”，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复辟。
但现在看来，所谓“国进民退”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许多民营企业获取国有资源，这本身就是一种国有资产流失的表现。
国企利用政府投资回收包括土地、煤炭在内的重要国有资源，是发展公有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家加大财政投入，壮大了国企的实力，进一步巩固了公有制基础，从而为中央政府进一步实施宏观调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当国企的资金投入过大，产品生产周期过长，市场前景不明时，政府投资很可能出现负效益。
当国企无法实现利润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投入就无法得到及时回报，宏观调控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事实上，当中央政府财政投入用于补充国企资本金的时候，依照现行的法律，政府的财政投入根本无法退出。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央政府财政投入部分是以专项资金的名义下拨给企业的，部分则是由国有商业银行以贷款的方式借给国企。
当宏观调控的资金变成企业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的时候，中央财政赤字就会扩大，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就会增加，整个国家的货币投放量就会出现异常。
当货币发行速度过快，超出了市场实际需求的时候，通胀现象就会显现出来。
二、政府投资欲罢不能
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学术界就开始讨论通胀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国通胀现象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具体而言：
首先，我国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关系国计民生的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出现加速现象；其次，资产泡沫威胁。
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现象。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0年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试图在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尽可能地抑制通胀。
但现在看来中央政府已处于两难的境地。
如释放出明显的信号，譬如紧缩银根，那么经济增速就会立即下滑，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已经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希望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不过，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单杆经济”，中央政府当前只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国际外贸的形势仍不明朗，贸易保护主义十分嚣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通中国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缺乏安全感，他们不敢消费，至少不敢信用消费。
这就导致中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政府加大投资规模，经济速度立即上扬；政府减少投资规模，经济速度立即下滑。
这种特有的联动机制，可以使中央政府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体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越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大；政府宏观调控投入的资金越多，财政背负的压力也就越大。
所以，不少学者呼吁政府应该尽快退出市场。
但中央政府欲罢不能。
三、解决中国当前经济问题必须有新思维
财政、金融乃至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
当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政府借助于财政、金融乃至价格手段，进行外力的推动，可以在短期内产生良好的效果。
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政府参与过多，政府投资规模过大，那么，市场经济就面临失灵的危险。
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在相当多的领域还是一种模拟的市场经济。
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的时候必须有所节制，不能沉浸在政府投资的快感之中，为了追求速度而牺牲效益。
中国经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分依赖政府投资。
所以，我国应当尽快从投资型经济转变为消费型经济。
具体而言：
首先，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按照复杂科学的理论，经济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先导作用。
在产品竞争的初期，市场份额上的微弱优势很可能会变成资金方面的优势，而资金投入的优势很可能又会转化为技术上的优势。
所以，中国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必须“重新寻找”企业的优势，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投入，扩大市场的占有份额。
通俗地说，中国政府应当学会无为而治，应当允许市场经济发挥作用，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淘汰那些落后的产业和产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投资者，更不是守夜人，而是弱势群体的守护神。
换句话说，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公平问题。
当然，为了解决就业，政府可以加大财政投入，但投入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解决就业不足问题，而不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从去年我国政府投入的效果来看，非但没有大规模增加就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垮了民营企业，从而导致就业岗位相对减少。
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央政府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就业问题异常突出，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因此，中央政府应当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把政府财政变成纯粹意义上的公共财政，通过编制公共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让市场从容地配置资源。
其次，必须彻底改变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允许各个地方根据本地实际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产业布局。
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为了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实行了分税制改革。
这项改革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规模总量越来越大，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捉襟见肘。
中央政府应当意识到，藏富于民，首先必须改变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让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生产力发展需要，合理确定税收制度。
假如地方经济发展速度过快，那么，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地方税收调控，适当控制经济发展的节奏。
各个地方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可以在财政税收制度上展开竞争，并且通过竞争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合理流动。
现在由于中央政府管理过死，各级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性。
虽然各个地方巧立名目，向中央政府争取优惠政策，但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无论是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区改革，还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都是试图挣脱中央财政的束缚，建立适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系。
既然如此，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进一步放权，让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呢？
历史的经验表明，如不尽快培育市场经济，单纯依靠政府投入拉动经济的增长，那么必然会出现通胀；当通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紧缩银根，减少财政投资，中国的经济必然会停滞不前。
要想走出这个历史的怪圈，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通过相互竞争发现价格，通过价格波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看来，轻微的通胀可以刺激经济，但是，在我国通胀无异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如果普通居民不堪通胀压力，那么，中国社会必然会出现问题。
可以非常坦率地说，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在利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方面游刃有余，才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始终不尽人意。
只有改变目前这种过度依赖财政、货币手段调控经济的做法，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国经济才能出现转机。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国内财经
收入分配改革需过三关
自年初以来，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急于推进的国家战略，依靠财政投资恢复的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消费拉动来维持，而社会底层的冲突也警示调整收入分配的必要性。
收入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造成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因是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因此，零和性质的利益博弈本质是政府自我改革，重构公平的制度框架。
多年来，中国财富主要向政府、垄断企业和资方集中，而资方在政绩导向下也被置于政府保护的行列，在没有利益群体参与博弈的情况下，仅靠政府安排能否调整利益分配，是要过的第一关。
有观点认为，劳动力工资应当是市场的结果，中国劳动力过剩而导致议价能力不强，低工资是市场的结果，政府干预会导致失业加剧。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各种经济要素能平等地进行自由的竞争，实际上，中国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市场。
因为中国企业不平等，如垄断性国企、外企和私企等，垄断企业工人高工资、高福利，而在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企，也有中外员工两个工资体系;一些私营企业则几乎不向职工提供任何社会保障并有克扣工资或欠薪现象。
中国就业市场是一个被身份割裂的等级市场，农民工只能进入“血汗工厂”，城镇人口有更多选择，如地方国企、城市服务机构等，导致民工只能在最底层的局部空间激烈竞争，这不公平，更别说劳资之间权利存在普遍且严重的不平等。
所谓廉价劳动力，主要指在出口部门从业的工人，以比较优势理论武装起来的国家发展观念与GDP主义，视廉价工人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资源，是增加就业必要的牺牲。
这观念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直未变，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与第一外汇储备国。
很大程度上，因为大部分产业工人收入较低而无法创造服务业岗位，让后来者被迫在制造业部门产生就业竞争，强化了“廉价”特征并将其长期化。
就业一直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汇率和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为此不惜以负利率与资产泡沫为代价。
因为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这赋予了低工资政治意义。
其中的逻辑是，为了稳定必须减少失业，而提供就业必须发展经济，依靠出口和投资的发展模式需要强化出口成本与投资（利率）成本优势，前者制造了“工人廉价”的合理性，后者导致了产能过剩（这也强化了低工资因素）、通胀与资产泡沫，从而让低收入者面临更窘困的环境，随着生活成本增加，陷入无法积蓄的绝望地带。
因此，能否改变稳定、就业与低工资之间的传统逻辑，是推进改革要过的第二大关。
目前，中国资源价格改革令企业生产成本水涨船高，社会通胀预期也较强烈。
在生产诸种要素中，人工价格最富弹性，外需不振、成本上涨以及产能过剩，导致大部分企业几乎没有能力涨工资。
最低工资制度就如利率追赶CPI一样，不过是对市场最低工资水平的追认，而非干预市场。
只有大规模减少供给（就如下半年强制淘汰落后产能），提高部分竞争力强的企业利润，即以大量失业为代价，才可能提高工资水平。
但这必然带来通胀与失业，这是收入分配改革要过的第三关。
劳动收入占比降低 症结在行业垄断
针对“劳动收入占比连续22年出现下降”的说法，最新研究表明，存在着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幅度被高估的情况。
从省际收入法GDP核算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
从1978年到1984年之间，劳动收入占比是略微上升的；在1984年到1995年间，主要处于上下波动状态。
真正出现连续下降是在1995年之后。
之所以1995年来会出现连续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以及我国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核算方法，二是核算方法发生了变化。
一般来说，劳动收入占比的高低变化是一个“自然过程”：
当经济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型时，劳动收入占比会下降；当经济由工业向服务业迈进时，劳动收入占比又将会回升。
这样的波动变化，应该说是正常的，政府也无需过多干预。
但是，如果刨除上述合理因素的影响，劳动占比仍出现持续下降，那就不正常了。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导致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不合理因素，主要是垄断行业利润大幅增加、服务业税负较重和就业不充分。
垄断行业利润主要用于再投资，资本收益就会挤占劳动收入；税负重，服务业发展就慢，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得也慢；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劳动收入占比自然就低。
我国现有的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需求不足，投资率过高都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密切相关。
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入手，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那么，劳动收入占比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使居民的劳动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
有观点认为，扭转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应当大力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我们对此进行的分析研究表明，当工资水平上升1%，就业就会减少1%左右，两个效果基本互相抵消，劳动收入占比并没有提高。
因此，单靠给职工涨工资，难以扭转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反而可能减慢就业的增加速度，并拉大就业人群与失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政府应该和能够做的，就是尽量消除那些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不合理因素。
比如，加速发展服务业、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效促进就业等。
另外，将服务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等措施，也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增加劳动收入占比。
实际上，在这些方面政府已经在出台相关举措，包括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优化企业生产经营环境；通过财政补贴扩大中小企业担保业务，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资金；针对目前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过低问题，将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适当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等。
相信随着一些政策举措的陆续出台和进一步落实，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将得到扭转，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也将更加健康合理。
调结构要破除经济增长至上论
“经济增长主义”是唯增长论
所谓“经济增长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理念，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战略和政策都纳入为经济增长服务的轨道，即经济增长至上主义。
制约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增长主义”的不良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权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先后经历了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
在这种制度变迁中，中央政府分权让利，地方政府享有越来越独立的利益。
为了追求GDP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它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依赖“资源换增长”，主导了一轮轮经济建设热潮，直接导致了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就是一切”的思维在实践中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
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需求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扩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城乡结构失衡，二元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市场消费不旺。
另一方面，社会民生长期压抑。
各级政府过分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公共服务投入，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短腿”，收入分配缺乏公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分离，经济增长绑架民生，民生问题空前严峻。
“经济增长主义”的最大危害体现在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碍上。
从“九五”计划开始，我国就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然而在传统经济发展思维的惯性下，时至今日，转变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
尽管经济在传统发展方式下实现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摧毁了我们的侥幸，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已经没有后续空间，我们再也不能沿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道路走下去。
因此，中央把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
科学发展观才是正道
科学发展观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增长主义”的完美批判。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放在了首要位置。
同时，重视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经济建设上，主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这些都直指“经济增长主义”的“死穴”。
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国内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背景下，不管存在多少不确定性因素，我们都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不可动摇，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绝不可半途而废。
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增长隐约出现困难，就焦虑万分，再次捡起“经济增长主义”的思维，回到一切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老路上去。
避免落入权力异化的陷阱
在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复苏过程中，中央推出了诸多刺激经济政策，包括不少产业振兴的规划，但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却借政府干预之名扩张权力，甚至权力部门化、私有化；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央推出了不少惠民措施，但一些权力“黑手”却不肯只当“过路财神”，硬是制造出种种“跑、冒、滴、漏”。
归结起来，制造寻租空间者，往往都是打着“加强管理”、“加强规制”等堂皇名义，或是高举“经济安全”等旗帜，恶搞许可证制度，或谋取垄断利益。
其结果，是部分人损公肥私，在其中饱私囊之时，却透支了公共利益。
这些现象，说到底，都可归咎于公权力的异化行为。
权力的异化有多种表现形式：
或将公共权力私有化，或将公共权力部门化，或将权力部门利益化，或将部门利益制度化，或将权力使用交易化，等等，不胜枚举。
而种种的权力异化行为，也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监督权力虚置，难收实效。
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有两个外号为人所熟知，一是“吴市场”，二是“吴法治”。
他在极力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又深切地呼吁建立一个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
中国不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行，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与此同时，中国要走的是法治框架下的市场经济之路。
显然，类似农机补贴的种种“黑洞”与权力的异化，与尊崇法治精神的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这样的“黑洞”若不一一堵死，则中国的市场经济大厦就难以有一个牢固的根基。
从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来看，法治有两层含义：
第一，法治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
第二，法治是为了约束个人（企业）的经济行为并创造一种环境：
有秩序、稳定、公平竞争、产权界定、合同执行。
这是另一位经济学家钱颖一多年前就提出的见解。
现在看起来，第二层含义的实现，相对容易，更难的是约束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
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中国经济就能避免成为“坏的市场经济”，拥有光明未来。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有不同的情况。
有的是政府官员好心办坏事，错误理解了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位置；有的是一些官员故意为之，就是想借助干预行为谋求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
尽管从性质上说，后者比前者的危害远远恶劣，但无论哪一种情形，都可能扼杀经济活力，甚至落入“经济停滞的陷阱”。
原因在于，如钱颖一曾解释的，政府对经济随意干预的倾向很难自我抑制，比如乱收费，势必增加民众负担，同时，民众理性地预期政府这种行为的结果，会造成不愿投资，或做扭曲投资，或贿赂官员，进而扼杀经济活力。
以更广的视野观察，“坏的市场经济”可谓比比皆是。
在东南亚、在拉美，很多案例教训深刻，也发人深思。
可以说，中国要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首要的任务，即是依靠法治的大力建设，来为市场经济活动护航。
而其中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约束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
下半年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可期
2009年实施的宽松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是如此的好，以至于今年就出现了过热的苗头。
在此情况下，中央开始严厉地信贷额度控制，货币政策名为“适度宽松”，实则有“紧缩”之势。
中央对地方财政投资项目基本采取严厉收缩的态度，这实际上是积极财政逐步向稳健财政过渡的标志。
二季度中国通胀的真实情况，可能要比统计数据显示得更猛烈些。
这一点，可以从二季度此起彼伏的农产品价格飙升情况看出来。
东部沿海工厂企业逐步露头的罢工事件，可能也反映了高通胀造成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真实情况。
但上半年剧烈的通胀形势可能在下半年缓和下来。
从一些迹象来看，目前大致可以推测出下半年的物价走势。
钢价、煤价的颓势，意味着5月份和三季度的工业生产有回落的可能。
这大致是货币当局严厉紧缩以及今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削减项目的效果。
上半年严厉的调控非但在实体经济，而且在金融领域目前也显现出效果。
首先是民间利率在二季度飙升，据媒体报道，温州一带民间资金较为活跃的地区，资金拆借利率年息算，居然一度飙升到90%！
A股市场作为经济晴雨表，上半年也是如同霜打的茄子——蔫头蔫脑。
而原本持续充裕的银行间市场资金，近期也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货币市场上同业拆借、质押回购等利率水平迅速飙升。
从年初到5月上旬，银行间隔夜回购加权利率从1.1%缓慢升至1.5%附近后徘徊，但到27日突然升至2.3%左右，在一周多时间里累计涨幅达到了70－80个基点。
有分析人士认为，资金面的突然趋紧，是今年货币政策的持续紧缩后累积效应的显现。
目前市面上关于中国和全球经济年内二次探底的说法，更是不绝于耳，显然通胀和经济过热预期，已经被中央成功地“管理”住了。
但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大，继续严厉的紧缩似乎也不大合适宜。
因此，近期高层也公开表态“退出”政策放缓，这预示着上半年严厉的调控措施将会告一段落了。
今年以来，央行一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回笼天量信贷。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3580亿元。
进入到5月，央行给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整个5月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呈现净投放，金额达2240亿元。
显然，流动性收缩政策开始出现转变的某些信号。
从政策面看，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近期中央又再次松开了货币的缰绳，货币投放效果反映到实体经济领域，存在一个时滞，因此，不排除经济在三季度出现动荡的可能，但四季度有望再次走强。
总体看，中国经济下半年平稳增长态势依然可期。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四大机遇和四大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近日表示，到2030年左右，我国经济实力总体可能赶超美国。
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将面临四大历史机遇：
一是我国储蓄率较高。
今后10到15年仍会保持相对高的储蓄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二是我国经济面临全球化机遇。
我国经济既是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尽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但全球化大潮势不可挡；三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这给经济继续保持高速稳定增长提供了空间；四是我国具备制度改革潜力。
历史经验证明，制度改革能大大提高生产力。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四大挑战：
一是人口老龄化挑战，到2015年左右我国老龄趋势将日益明显；二是环境能源挑战，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排名在全球仍然十分靠后；三是经济结构挑战，除需实现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到依靠消费带动的转变，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中部西部及沿海地区结构等因素也制约了经济增长；四是全球化挑战，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将遇到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必须做四个方面的重大调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日前表示，要促进我国经济更长时间保持活力，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要做到这个转变，未来十年我国在经济发展政策方面必须做四方面重大调整：
首先，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突出以人为本。
具体讲就是在未来十年，经济发展政策要更加突出富民为本，民生优先原则。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提高，是我国未来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决策。
只有让老百姓富起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需求结构转变才能得以实现。
第二，未来需更多支持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
支持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以及低碳经济发展将体现在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政府许多政策中，未来的很多技术创新也会更多围绕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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