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中国城镇化的突出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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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中国城镇化的突出问题
巴曙松：
中国城镇化的突出问题
相比于成功之处，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也相当突出，这也是中国经验的两面性。
最让人关注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是劳动力城镇化和家庭城镇化的不一致。
中国的人口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力为单位的流动，举家外出的人口流动较少，这里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中国非农产业部门的生产力极大扩张，但是由于缺少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活动，流动的劳动力无法形成正常的城市消费，多余的生产能力则不得不依赖于出口。
其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不一致。
201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1%（常住城镇人口规模为6.9亿），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户籍城镇人口为4.6亿），两者差值达16个百分点。
考虑到中国的养老、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均在一定程度上与户籍挂钩，这种差距本身即意味着非户籍人口，主要是迁移人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其三是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大于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这也是被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然而，从国际经验观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之间到底应该保持什么的配比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郊区化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城市人口通常不会再有明显增长，但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却以更快的速度扩张。
其四，中国产业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的速度不一致。
2011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为11%、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35%，产值与就业的匹配度仅为0.3（匹配度=产值比重/就业比重），无论是与美国、德国相比，还是与日本、韩国相比，都处于偏低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第二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足。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可以从城镇化的故事中找到答案，那么中国经济中多种结构性失衡问题也同样可以从城镇化的故事中找到答案。
这就是中国城镇化历史经验的两面性。
消费率下降正常吗？
在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中，投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持续下降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共识。
然而，至于背后的根源却存在诸多分歧，如果从城镇化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消费率下降且低于常态水平的根源在于两个层面：
其一是正常因素；其二是非正常因素。
正常因素：
劳动生产率扩张速度大于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
当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处于从农业向工业转换的阶段时，劳动力生产率的扩张速度通常会大于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而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速度也会大于消费增长的速度。
作为一个自然的结果，表现为生产和消费结构上，我们会发现生产能力的扩张远大于消费能力的扩张，表现在消费率指标上，就是作为分母的GDP增长很快，但是作为分子的消费增长相对较慢，总体上，两者的叠加使得消费率处于下降阶段，但是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之所以说它是正常状态，是源于经济学的三条基本规律。
第一条基本规律是刘易斯拐点规律。
它是指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由于农村地区沉淀了大量劳动力，同时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导致农村劳动力仅能获得维持生存的平均工资，此时工业部门仅需付出略高于生存工资的工资水平即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工资不需上涨便能够吸引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生产率开始提高，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紧张，其工资水平将出现上涨。
刘易斯拐点即是剩余劳动力从无限到有限，剩余劳动力工资从不变到增长的拐点。
按照这个简单规律，一个国家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会大幅提升，但是工资收入却难以同步提升。
第二条基本规律是人口红利拐点规律。
它是指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相对于死亡率下降的时滞，一国人口增长率从将先上升后下降，这会导致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结构中生产性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消费性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低，用消费性人口除以生产性人口表示的总人口抚养率较低，因此生产能力总体上大于消费能力。
这一阶段称为人口红利阶段。
伴随着劳动力人口逐渐步入老龄化，低人口增长率带来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总人口抚养比将上升，经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消费性人口也开始大于生产性人口，这种比例关系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生产和消费能力的转变。
因此，当一个国家处于人口红利阶段时，消费能力通常赶不上生产能力。
第三条基本规律是库兹涅茨曲线。
它是是指在一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
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扩大，当经济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
这显示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化，库兹涅茨拐点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
通常，能否成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是一国能否从投资转向消费、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图表1人口红利拐点后日本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占比下降
资料来源：
日本统计局、UN、作者梳理
总体上观察，在一个国家成功跨越这三条基本规律之前，消费率的下降是大概率事件。
相反的逻辑也成立。
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进入刘易期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消费的下降趋势会不断得到缓解直至逆转为上升趋势。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经济在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速也出现了系统性下滑。
80年代初期，虽然日本经济经历了短暂复苏，但是其增长速度再也无法回到刘易斯拐点之前的水平。
而在1990年前后，日本经济越过人口红利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再一次出现下移。
无独有偶，韩国经济在1980年前后越过刘易斯拐点后，也出现了增速放缓。
更重要的是，刘易斯拐点之后，工资收入开始逐步上升阶段，消费能力会逐步累积。
在日本经济跨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后，由于劳动力供应的逐渐紧张，劳动者收入获得提升，从而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伴随着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上升，私人消费兴起，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从投资带动型转化为消费拉动型。
在1990年前后日本人口红利窗口关闭之后，储蓄率水平出现了接近20年的系统性下降，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储蓄倾向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而消费倾向较高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将导致储蓄率水平的趋势性下降和消费率水平的趋势性上升。
图表2劳动者收入上升激发消费兴起
资料来源：
日作者梳理
图表3中国城镇化率和消费率对比
资料来源：
日本统计局、UN、作者梳理
反观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时期，也伴随着消费率的持续下降。
按照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的基本逻辑，这种下降包含了一定的正常因素。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这种正常因素会趋弱甚至会消失吗？
普遍的研究认为中国已于2004年前后走过了“刘易斯拐点”，这一方面体现在流动劳动力增速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上升。
同时，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将于2015年关闭“人口红利窗口”，届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持续下降，劳动人口存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高点，随后便出现下降，因此劳动力的供给将开始下降。
另外，从人口结构来看，少儿占比将持续下降，老年占比将持续上升，并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少年人口的减少速度，总人口抚养比将持续上升。
这些因素的叠加都将有助于消费率的提升。
图表4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即将下降
数据来源：
作者梳理
图表5中国比其它新兴市场国家更早更快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拐点”
数据来源：
UN，中国统计局，作者梳理
非正常因素：
户籍制度
如果说正常因素能够解释中国消费率下降的合理部分，那么难以解释的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率如此之低？
如果从城镇化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的因素可能是在于户籍制度。
从数据上来看：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城镇常驻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核算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截至2011年已经达到51.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快的城镇化速度。
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果以城镇非农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核算城镇化水平，同期这个比重仅仅为34.7%。
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16.6个百分点的差别，具体表现为1.59亿外出农民工进入城市却没有获得市民身份，也无法享受与市民相同的城市公共服务。
图表6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与户籍人口城镇化对比
数据来源：
作者梳理
在理论研究层面，外来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户籍挂钩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是居民储蓄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大致估算，城镇平均储蓄率比农村地区高出10个百分点。
国际投行高盛的研究报告通过对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确立了居民储蓄率上升与农民工缺乏足够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
简单的统计模拟分析显示，如果没有任何改变，储蓄率可能会随着更多外来人员进城而走高。
例如，如果每年1400万农民工进城（即约2%的总就业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平均储蓄率可能每年上升0.1个百分点。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消除户籍相关的社保福利差异在未来十年中将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最多提高6个百分点。
在现实层面，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城市户口，流动人口在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社会救助项目、子女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上的覆盖率，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和户籍就业人员，其中许多项目甚至在制度上就把农民工排斥在外了。
例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五类基本社会保险项目应该以就业身份而不是户籍身份予以全覆盖，但是，户籍制度仍然发挥着阻碍农民工获得充分覆盖的功能。
2011年，在这些基本社会保险项目中，农民工覆盖率相当于城镇户籍就业人员覆盖率的比率分别为：
社会养老保险为23.2％，工伤保险为47.9％，基本医疗保险为31.6％，失业保险为20.1％，生育保险为14.5％。
这就意味着流动人口需要被动储蓄一部分收入作为个人保障手段来弥补基本城市公共服务上的不足。
投资效率趋于恶化吗？
中国的城镇化伴随中国的高投资率是一个事实，这一点不存在分歧。
真正的分歧是在于中国的投资效率是否已经恶化？
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之一是资产产出比，它是资本存量与GDP之间的比率，一条通常的经验规律是：
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过渡的阶段，投资于制造业、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硬性设施的比重上升；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的过程中，投资于制造业、基础设施的比重下降，但投资于健康、教育和其它服务业的比重上升。
在多数情况下服务业的资本密度小于制造业，因此服务业的发展通常意味着资本密度的下降和资本产出比的下降。
从数据上似乎也可以看到日本、德国和韩国的资本产出率在2.5—3.5倍之间，而美国和英国作为产业结构服务化最显著的国家，资本产出比一直保持在2.2倍左右。
从中国的情况看，随着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资本产出比也在逐步上升，由1960年代的1倍上升到1980年代的1.5倍左右，2000—2008年这一指标稳定在2.5倍左右。
然而，2009年之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过去的3年已迅速上升，从2.5倍跃升至4.5倍。
图表7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2009年之后存在显著的跳升
数据来源：
WIND
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它是一个经济体单位GDP所需要的新增投资倍数，通常，该指标越高，表明投资效率越低。
从1980年到2008年，即便是在投资和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一直稳定在4左右，这一水平并不显著高于亚洲新兴市场投资和增长高峰期的均值。
不过，正如日本在1990年代城镇化接近尾声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政府不断推出的投资刺激计划使得很1990—2008年期间该指标的均值上升至11倍左右，中国也曾在1990年代初期的固定投资过热和2009年大规模投资浪潮期间将它拉升至6倍以上。
因此，ICOR在大危机之后的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政策应对的结果，但也被看作是投资效率降低的有力证据。
图表8中国经济增速最高时期的ICOR平均在4左右
数据来源：
WIND，作者梳理
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是能够更好地衡量一个经济体城镇化进程中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它度量的是总产出增长的百分比。
通常，在一个国家处于人口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阶段时，由于生产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全要素生产率会明显提升；反之，当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时，这种人口流动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会弱化。
根据OECD研究提供的TFP数据，1990—2008年间，已经完成城镇化进程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平均TFP增速十分接近，大致维持每年1%左右，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取得了迄今为止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将近4%。
历史对比来看，不仅发达国家，即使是印度和其它一些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也从未取得如此之快的TFP增长速度。
直到2009—2010年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推出之前，TFP基本处于上升态势。
2009年以来，中国的TFP增速已经明显的下滑现象。
图表9 1990—2008年不同国家TFP平均增速
数据来源：
OECD，作者梳理
图表10 2009—2010年中国的TFP存在显著下降
数据来源：
OECD，作者梳理
土地城镇化的问题何在？
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是共识。
总体上看，根据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数据测算，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即城市用地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为1.36-2.30，大大高于世界公认的合理限度1.12。
然而，一个更为显著的事实是相比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这一现象更为突出。
从数据上看，过去近20年，东部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扩张速度比较接近，中部和西部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分别是人口扩张速度的3倍和5倍。
图表11中国不同地区土地扩张和人口扩张图
资料来源：
作者梳理
与此同时，另一个尚未被充分认识和讨论的事实是土地使用结构的扭曲，中国的投资导向型经济使得中国的土地使用过度的投向工业，地方政府竞相招商引资，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土地快速的扩张并没有带来人民居住方式的转变，住宅和商业用地、公共用地比例在整个土地使用中所占比例过低。
由此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公共福利水平的低下。
作为一个结果，可以发现在工业用地过快扩张的条件下，居住用地扩张和生活设施用地扩张速度远为滞后。
可以说，中国的土地城镇化也是一种过度偏向生产型，而相对忽略消费型的模式。
与国际大都市相比，中国城市的居住、交通、绿地占比过低。
而国际上的大都市所承载的主要是居住功能，工业用地在城市中的比例一般较低，从东京都的用地结构来看，东京都58.2%的土地为居住用地，工业用地仅占到10%左右。
土地高速扩张所带来的是土地的低效利用，中国过去经济发展中的低效率和高耗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土地这一重要资源价格扭曲所带来的低效利用，从国际比较来看，即便是北京、上海这些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其土地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图表12不同区域工业用地占比概况
资料来源：
华创证券梳理
资源是个严重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城市的资源消费是非常缺少效率的。
以上海为例，作为中国发达城市的资源消耗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上海每万元GDP的一次能源消耗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8倍，德国的6倍；每万元GDP的水耗是美国的5倍，日本的15倍，德国的7倍；每万元GDP的电消耗量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德国的5倍；每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3倍，德国的2倍。
这样的不合理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其二是资源使用上的低效率。
此外，城市在资源消耗方面远远高于农村。
据统计，城市和农村在钢铁，铝材，铜材，水泥，能源方面消耗占比分别为：
86%比14%，88%比12%，92%比8%，75%比25%，80%比20%。
二氧化碳的排放，城镇更是农村的8倍以上。
规模效应和分工效率不足
从国际经验观察，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生产率扩张的来源并不完全相同。
通常在城市的初始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移是实现生产率提升的主导途径，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提升。
然而，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放缓，城市规模效应、制造业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以及制造业在不同城市之间的重新分工往往成为生产率扩张最主要的途径，这是一种规模和分工所带来的提升，这也是一种更为持久的提升。
一方面，在人口集中度高的城市，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使得创新的可能性增大，新技术更容易被投入到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有普遍提高。
另一方面，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效应也将有助于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配置。
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东京、纽约和伦敦往往是全国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而中小城市则成为一般的制造业中心。
然而，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使得结构效率得到明显的发挥，然而，规模效应和分工效率却相当不足。
具体而言：
第一，中国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而非人口密度的上升，这抑制了城镇化的创新与规模经济效应。
从城市数量规模来看，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似乎也有惊人表现。
目前而言，中国已有超过660个城市，包括近300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辖区人口125万人，另外还有几百个县级市，辖区平均人口为15万。
其中120个较大城市所创造的GDP总和占全国GDP总量的75％。
按照联合国统计署的数据，中国已有8个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其中北京和上海人口超过1000万，并有88个人口介于100万到500万的城市。
在当今全球人口最多的30多个城市中，中国有4个城市名列其中，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
然而，伴随着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中国城市的人口集中度或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相对比较滞后。
数据上看，中国城市的人口的集中度一直远远滞后于土地的集中度，表现为人口密度的低增长。
换言之，中国的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城市的建立，而不是通过人口密度的增加来实现的，因此，如果人口密度没有明显增加，那么城镇化就很难产生创新和规模经济效应。
例如，虽然上海的创新能力在1997年到2006年间增长了36%，但是就绝对数量而言，2006年上海仅注册了167项专利，与硅谷的15,880项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中国城市的规模较小，而且相对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专业化的分工。
首先，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占比为54%，低于日本和韩国72%和63%的水平，而且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占比仅为9%，远远低于其它国家。
同时，从单个城市来看，2010年世界上最大的30个城市中，中国虽然有5个城市上榜，但重庆、广东和深圳的排名几乎在最后面。
其次，由于城市的规模较小，并且比较分散，中国的城镇化未能有效促进专业化的分工。
在现代经济中，创意产业和软件开发、商业服务，例如银行、咨询和法律服务等高端服务业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相对具有开拓力的行业。
然而，在中国城市中，此类行业并未充分成长。
在上海，金融、商业服务和房地产业提供了全市11%的就业机会，这一比率在新加坡和伦敦分别为17%和34%；在纽约，创意产业提供了9%的就业机会，而上海仅为3%。
总体上，中国的城市数量过多、人口集中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和专业化，对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受到相应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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