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 晚明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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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史复旦大学晚明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
第五章晚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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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顾宪成与高攀龙
1604年，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代表的儒家士人在无锡重建东林书院，仿朱熹的《白鹿洞规》，制定《东林会约》，以此为标志，结成了东林学派，形成了一股新的学术势力。
他们在以理学为正宗以及在书院讲学的形式下，积极展开讲学活动，招徕朝野人士、远近乡绅，“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顾宪成本传》），使得讲学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东林学派的政治和思想活动对晚明社会及其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章第二节所要讲的明末大儒刘宗周更是继之而起，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清算和修正。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
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户部主事。
此后在仕途上屡遭挫折，官仅止于吏部考功司主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与中央权臣在政见上的抵牾，被革职为民。
此后一生不复为官，与高攀龙等人引为同志，以东林书院为基地，从事讲学活动。
顾宪成早年曾从师薛应旃，薛曾是王阳明弟子欧阳德的门生，但薛对王学多有批评，其思想偏向于朱学。
他将自己编订的《考亭渊源录》这部表彰朱学之书授给顾宪成，希望他来日担当起复兴朱学之大任。
顾还自称私淑方学渐，方受学于耿定向，在思想上推崇王阳明，但对王门后学却持批评态度。
可见，在顾宪成的思想背景中既有王学因素，同时又有朱学的影响。
顾宪成的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泾皋藏稿》，其中《小心斋札记》（以下简称《札记》）、《证性篇》等为主要哲学著作。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号景逸，江苏无锡人。
与顾宪成齐名，世以顾、高并称。
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后授行人司行人，不久便因直言，与权臣不合，谪广东揭阳典史。
后因服母丧，家居不仕近二十六年。
直到天启元年（1621）复出，先后任光禄寺卿，左都御史。
天启五年，宦官魏忠贤等以结党等罪名，对东林党人开始了大肆镇压，高攀龙被削籍为民，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逮而惨死狱中。
次年，继而下令逮捕高攀龙、黄尊素等七人（史称“七君子”）。
高攀龙闻悉，遂于三月十七日投湖自尽。
高攀龙一生学无常师，与江右王门的传人罗懋忠、萧自麓等有来往，受到江右王门“归寂派”所传的“主静”之学的影响，并推崇朱熹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为学方法以及薛瑄的“主敬”思想和李材的“止修”学说。
曾自筑“水居”，作为静坐读书之所，并作《复七规程》，推行七日静坐法。
可见，在他的思想中主敬涵养与静坐体验是互为关联的。
不过总体说来，其思想偏向于程朱理学，同时又有折中理学与心学的色彩。
他在晚年，编成《朱子节要》一书，以宣传朱学为己任。
他的著作被后人编为《高子遗书》（《四库全书》本）。
一、心学批判
对于阳明的致良知说顾宪成和高攀龙都基本表示赞同，顾曾指出：
“或问阳明先生之揭良知何如？
曰：
‘此揭自是痛快。
往往有驳之者，予不敢以为然也。
’”（《札记》卷十一）并表示赞同高攀龙的观点，认为《大学》所讲的“明明德”之工夫“即是致良知”。
顾宪成进而强调，一部《传习录》也应当从这一角度来进行解读（同上书卷十）。
髙攀龙则指出：
“姚江（按指阳明）天挺豪杰，妙语良知，一破泥文之弊，其功甚伟，岂可不谓孔子之学!
”（《高子遗书》卷九上《崇文会语序》）然而，对于阳明的某些观点及其心学流弊则有严厉批评，主要集中在“无善无恶”说这一点上。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无善无恶的批判，乃是东林学派诸子在学术思想上的一个基本共识。
顾宪成在重新恢复东林书院，制定《东林书院院规》之际，就明确提出“以性善为宗”，并规定“恪尊洛闽”、“以朱为宗”。
高攀龙也指出顾宪成“辟东林精舍”，旨在“讲明性善之旨”（《高子别集》卷六《顾泾阳先生小传》）。
显然，在当时以“性善”为标识，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孟子的性善宗旨，而是针对心学派大肆宣扬的“无善无恶”说，目的是“以性善’扫除‘无善无恶”’（《札记》卷十六）。
顾宪成认为，无善无恶说是造成当时思想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邪说。
他指出：
见以为心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见以为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合下便成一个混。
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高明者入而悦之……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圆融者便而趋之。
（同上书卷十八）
这是说，无善无恶将导致两大弊端:
“空”和“混”。
“空”是指性中一切无有，“混”是指取消一切差别。
由前者之弊终将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
“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缘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迁改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励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
”由后者之弊终将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
“以任情为率性，以随俗袭非为中庸，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枉寻直尺为舍其身济天下，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免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心矣。
”要之，所有一切圣贤规矩、儒家礼法都将被无善无恶说所打破。
顾还指出：
“由前之说，何善非恶？
由后之说，何恶非善?
”也就是说，善与恶的界限已不复存在，是与非也将完全颠倒。
结论是:
“此之谓以学术杀天下万世。
”（同上）可见，顾宪成批判无善无恶之严厉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他看来，无善无恶的思想弊端绝不单纯是理论上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世道人心、社会治理如何安顿的问题，从其结果来看，已然导致人伦败坏、道德沦丧等严重的社会弊病。
高攀龙对无善无恶所持的批评态度，与顾宪成完全一致。
他指出：
曰无善无恶，夫谓无恶，可矣；谓无善，何也？
善者，性也。
无善是无性也。
吾以善为性，彼以善为外也。
（《高子遗书》卷九上《许敬庵先生语要序》）
又说：
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征之孔子所成之性，即所继之善也。
名善曰无，自告子始，吾无征焉，竺氏之说似之。
至阳明先生始以心体为无善无恶，心体即性也。
今海内反其说而复之古者，桐川方本庵先生、吾邑顾泾阳先生也……故无善之说，不足以乱性，而足以乱教。
（同上书卷九上《方本庵先生〈性善绎〉序》）
在他看来，无善无恶说是对孟子以来儒家的性善宗旨的根本背离，其实质是在宣扬“无性”，是从根本上抹杀了人的善良本性。
而人性本善是不容抹杀的，无善之说不足以推翻这一道理，但是这一错误观念却对整个儒家的教化体系足以构成危害。
可见，髙攀龙与顾宪成一样，从性善的角度以及从现实的关怀出发，对无善无恶说展开了批判。
刘宗周对于顾宪成之批评无善无恶，作了这样的评价：
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而无耻……佛、老之害，自宪成而救。
（《刘子全书》卷十四《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
然而，顾宪成所列举的上述种种社会病态，是“预见性”的？
还是“现实性”的？
换言之，无善无恶论是已经导致了还是将来可能产生上述的社会病态？
从顾宪成的语气来看，显然他认为无善无恶说已经带来了现实的危害，而绝不是某种假设或预见而已。
必须指出，某种思想学说的提出乃是理论思维运作的结果，自应具有一定的思想上的独立性。
思想对现实的影响是有条件的，是需要通过某种“工具”（譬如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制度）作为中介渠道才能得以逐步实现的。
不能简单地从社会效应的角度对某种理论观点作道德上的审判。
反观顾宪成的上述批判，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出于现实目的的道德批判，因而也就难免带有很大程度上的“虚构性”。
不过也应看到，按照顾宪成的上述分析，无善无恶说的实质就是放任恶行，他说:
“阳明将这善压倒，与恶平等看，其流毒乃更甚于言性恶者。
”（《还经录》）应当承认，顾宪成的这一观点是尖锐深刻的。
的确，自象山心学直到阳明心学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
由于过分强调了本心至善以及本心自然的层面，从而未免忽视了人性“恶”的根源问题。
就“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命题而言，可以看出恶的问题不在其论域之内。
如果只是从破除“有执”而追求“无执”之境界的角度出发，以为不执著于“恶”，就可以从理论上解释“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或者从现实上消解“恶”的现象，这在顾宪成看来，其结果必将使得“顽钝无耻之习，牢不可破”（引自《问辨牍》利集，第733页）。
应当说，顾宪成在批判无善无恶的过程中，更为关注的是“恶”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去恶”是不能通过“无执”来达到的，只有通过积极地为善去恶，才能逐渐克服并最终消灭“恶”的现象。
的确，“不执著于善”并不能取代如何去恶的实践问题，否则便有可能导致漠视或容认社会恶（不仅是人性恶）的存在，东林学派对无善无恶论的这一批判应当说是有效的、合理的。
二、以性宰心
上面提到，顾宪成在重建东林书院之际，就已明确提出“以性善为宗”，显然这是为了纠心学之弊而发，目的是要以“性”来取代“心”，或者说要以“性”来主宰“心”。
高攀龙在为顾宪成《小心斋札记》撰序时,劈头一句便说道:
“先生之学，性学也”。
可以说这是对顾宪成思想之特质的一个非常恰当的概括，同时也可说这是高攀龙自己所持的一个坚定信念。
如其所云:
“学问之道无他，性而已矣。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顾宪成有一句名言：
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札记》卷十八）
据传，这是他的临终绝笔，是向后人传达自己的毕生信念。
我们知道，本体与工夫的问题是贯穿宋明理学的一个主题。
心学以来，把“心”说成是本体，同时强调心所具有的“虚灵明觉”之义，而忽略了“性”和“理”对心所具有的规范作用和指导地位。
从而在工夫论上，或是主张“顺心'而动”、“率性自然”，或是主张顿悟超越、消除善恶是非等等的对治。
这在顾、高等人看来，也就不免导致“纵情肆意”、“猖狂无忌”的后果。
因此，有必要从本体上揭示出“性善”之宗旨,从工夫上揭示出“小心”之精神。
据载，顾宪成曾明确表示“性善”是自己的为学宗旨，并且“参之有年”：
或问：
“迩来谈学家，往往揭一宗指，子独无之，何也？
子亟称‘性善，，莫便是宗指否？
”曰：
“吾于此亦颇参之有年矣。
参来参去，委不如性善二字好。
这里参得一分透，即有一分得力。
参得二分透，即有二分得力。
参得完完全全，便是圣人。
”（《札记》卷七）
他还指出：
只提出性字作主，这心便有管束。
孔子自言“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即性也。
看来是时已有播弄灵明的了，所以特为立个标准。
（同上书卷五）
可见，顾宪成是针对“播弄灵明”的心学之说，特意拈出“性”字，以此作为规范“心”的主宰。
由此，他特别强调了“性”的规范义、主宰义，这也就是“矩即性也”的意思。
换句话说，性之所以能主宰心，这是因为性具有作为准则的“规矩”之义。
由此思路出发，他还对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之说作了重新检释：
此章（按指《尽心章》）首条先提出一心字，后提出一天字，中间提出一性字，此意当理会……心何尝不可为宗，然而心之所以为心，非血肉之谓也，应有个根柢处，性是已。
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堕在情识之内……故孟子特以一性字摄之。
（《经正堂商语》）
这是借孟子之口，着重点出：
舍性言心之不可。
因为性是心之所以为心的依据，心须以性作为自己的“根底”，所以心须由性来加以收摄、管束。
很显然，性之具有规范和主宰这两层涵义，是相应于心而言的。
就性之本身而言，则具有另两层涵义：
善和理。
他说:
“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体。
不可以歧见惑也。
”（《札记》卷二）又说:
“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语极说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扑不破。
”（同上书卷十）可见，善和理是性体的本质内涵。
性之所以能够决定心的走向，引导行为必然向善，就是由于性中有善和理之本质.因此在他看来，只要坚信“性善”原理，就可以从根本上纠正由“无善无恶”而引发的放荡自恣、崇尚玄虚的心学流弊。
总之，顾宪成的性善说是针对时弊而发，是在“心即理”等心学言论大肆盛行的背景之下提出的，其中突出强调了“矩即性”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性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格物是求放心
高攀龙与顾宪成一样，目睹心学末流倡言无善无恶，导致流弊滋生的思想现状深恶痛绝，对于顾宪成提出“性善”之旨以纠时弊亦深表赞同。
他指出：
人不识这个理字，只因不识性。
这个理字，吾之性也。
人除了这个躯壳，内外只是这个理。
程子云“性即理也”，如今翻过来看，理即性也。
夫人开眼天地间，化化生生，充塞无间，斯理也即吾性也。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可见，高攀龙同样突出了“性”及“理”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高攀龙的思想也是一种“性学”。
然而高攀龙在思想上也有与顾宪成略显不同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他在工夫论问题上，极力主张通过格物以穷理，以此纠正只讲致知而不讲格物的心学流弊。
首先他针对阳明以“正心”释格物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阳明所讲的格物,“却是诚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同上），其次他认为，阳明讲无善无恶正因为“不本于格物”而错认了“明德”，“遂认明德为无善无恶”，进而指出：
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学实，其明也，即心即性。
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学虚，其明也，是心非性。
（《高子遗书》卷八下《答方本庵》）
这是说，格物是实现“明明德”的真实途径、切实方法，否则的话，“明德”就会被误解为心体的灵妙作用，其结果必然导致玄虚之学，“是心非性”。
他又强调指出：
二先生（按，指陆王）学问俱是从致知入。
圣学须从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虚灵知觉虽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
W东林论学语》下）
圣人之学所以与佛氏异者，以格物而致知也。
儒者之学每入于禅者，以致知不在格物也。
致知而不在格物者，自以为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则，于是从心逾矩，生心害政，去至善远矣。
（《高子遗书》卷九上《王仪寰先生格物说小序》）
可以看出，高攀龙对格物问题的强调是针对时弊而发。
那么，他对于历来众说纷纭的“格物”问题又有何具体解释？
他指出：
“格物者，穷究到天理至极处，即至善也。
”（同上书卷八下《答方本庵》）又说：
格者，止也、通也、正也。
格物则随物察则，物格则一以贯之，格物必穷至极处，物格则通彻无间，而物各得其正矣。
天地间，触目皆物，曰用间动念皆格。
（同上书卷九上《王仪寰先生格物说小序》）
他还坦言他的这一格物说极少有人表示理解（同上）。
的确，从其对“格物”的上述诠释来看，明显地与朱熹的向外穷理不同，也与阳明以正心化解格物的解释思路略异。
尽管他一方面承认“格物是随事精察’’（同上书卷一《语》），“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同上书卷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格物是求放心”、“观物即是养心”，旨在调和求知与养心（同上）。
他指出“读书即明心也”，“才知反求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同上书卷一《语》）也就是说，他既承认“读书穷理”的必要性，同时他也反对与自己身心之修养无关的所谓“格物之学”。
他认为格物的最终目的在于“止至善也”，亦即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不在于客观知识的积累。
就此而言，他赞成阳明的“致良知”学说:
“因其已知而益穷之，至乎其极，致良知也”（同上），但也反对阳明把“格物”说成是“格心之物”的观点。
由此可见，在他对格物的理解当中，具有调和朱王的色彩。
“格物是求放心”之说，具体地反映了其思想所具有的这一特征。
最后须指出，高攀龙的“格物是求放心”之说与其所强调的“明经”须与“明心”相结合的观点也有理论关联。
他指出：
“六经皆圣人传心，明经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经。
明经不明心者，俗儒也;明心不明经者，异端也。
”（同上）由此出发，他极力反对心学末流的那种“明心见性’’的做法，也反对程朱珂学的那种一味读书穷理而忽视内心修养的为学主张。
应当说，高攀龙的这一思想与东林学派所提倡的“志在世道”的人世精神是一致的。
不过由于高攀龙并不讳言静坐，而其为学又得益于静中一悟（参见同上书卷三《困学记》、《静坐说》），所以刘宗周有“今之忠宪，半杂禅门”（引自《黄宗羲全集》第十册《与顾梁汾书》）之评语，黄宗羲则说:
“忠宪以阳明之学攻阳明，不过欲为朱子之调人耳，其实忠宪之格物与阳明之格物，无有二也。
”（同上）这是说，高攀龙之思想调停于朱、王之间。
这一对高攀龙的思想定位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而言之，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是在对阳明心学运动的批判和反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他们所面临的思想局面是：
朱子学一蹶不振，阳明学风靡天下;而在心学的流传过程中也开始产生种种弊端。
在顾、高看来，心学家们过分突出了心之本体的灵明知觉之作用，而忽略了性对心的规范和导向之作用;一味讲求破除执着、取消分别，以不落善恶为最高境界，而不顾圣贤训言、规矩礼法对人心的约束。
前者之弊表现为“扫闻见以明心”，导致了以见在情识或知觉作用为良知本体;后者之弊表现为“扫善恶以空念”，导致了以虚见为圆通、以顿悟为高超，最终不惟助长了士人学子坠人一片虚无、狂荡的学术风气之中，甚至导致了世道人心走向衰颓、社会政治渐渐失序。
要而言之，以顾、高为代表的东林学派所面对的以及所欲解决的问题是：
学术与政治、思想与社会如何保持一种紧张、互动的关系，进而为家国天下的重新治理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从历史上看，以顾、高为首的东林学派在政治上以气节相标榜，讽议朝政;在思想上以理学为宗，批判心学。
然而在政治上最终遭到了惨重失败，其间的是非曲直自应从政治史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了顾、高的某些哲学观点，由此可以看到,东林学派对宋明以来思想现状的种种批判，使得明代心学日渐崭露出自身的理论问题，同时也预示着晚明思想因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变化而开始出现由道德议论向经世致用之学的转向。
第二节刘宗周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
754中国古代哲学史
北蕺山，后世称为蕺山先生。
早在1604年，东林书院重建之初，刘宗周便与东林学派的刘永澄相识结交，此后更是经常与东林诸子往来问学，尤其受到高攀龙的赏识。
黄宗羲曾说:
“今日知学者，大概以高、刘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可以无疑矣。
’’（《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然而刘宗周虽与东林学派气味相投，但与顾、高等东林诸子在推崇理学的名义下来批判心学有所不同，刘宗周则是从心学内部来纠正心学之弊，建立了独特的“慎独”、“诚意”学说。
刘宗周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及第进士，此后历任礼部主事、尚宝司少卿、顺天府尹、左都御史等职。
曾先后三次被革职为民，仕途并不顺利。
根据记载，在他及第进士直至去世的四十五年间，任官不满六年半，在朝做官仅有四年。
南明弘光元年（1645），亦即清顺治二年，清兵南下，南京沉陷，继而杭州失守，刘宗周见大势已去，遂绝食二十日，殉明而亡。
他的著作有《刘子全书》及《刘子全书遗编》（清道光年间刻本）。
现有标点本《刘宗周全集》五册（戴琏璋、吴光主编，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
一、思想变迁
刘宗周在26岁时（1603）拜许孚远为师。
孚远为湛若水的再传弟子，但其思想旨趣已与甘泉学派的心学思想不同，他在与罗汝芳、周汝登等人的辩论中，对王门后学特别是无善无恶说表示了批判的态度。
许孚远向刘宗周着重宣扬了存天理、遏人欲之说，刘自称从此以圣人之学为志，“入道莫如敬”，接受了许孚远所提倡的“主敬”和“克己”的思想观点。
其后他一生“服膺许师”（《刘子全书》卷十九《与履思书》。
按，下引此书只注卷数）。
不过，就在拜师的次年，许便逝世。
因此宗周对许孚远的尊敬主要是出于师道，在思想上许孚远对刘宗周是否有决定性的影响，则难以断言。
37岁那年（I6I4），宗周受到弹劾，罢职归乡，闭门读书，“久之，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
乃著《心论》”（卷四十《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
按，下引此篇只注《年谱》。
该《谱》作者为宗周长子刘杓，但经过了黄宗羲等人的修订）。
此次体悟标志着刘宗周在思想上有所突破，由早年怀疑心学转而信奉心学，但尚未完整提出他的慎独理论。
48岁那年（1625），刘讲学于蕺山的解吟轩，《年谱》记载“有慎独之说”，正式确立了他的标志性学说--填独。
此后的十年间，刘宗周有一系列著作阐述了他的慎独观念，特
别是57岁时落笔的《人谱》（此后数易其稿，直至逝世前不久，还在不断修改），颇能反映其慎独哲学的特色。
59岁时（1636），刘在京师任职，作《独证篇》，《年谱》记载是年“始以《大学》诚意、《中庸》已发未发之说示学者”。
诚意说的形成标志着宗周思想的最终定型，自此慎独和诚意成为宗周思想的两大支柱。
此后直至逝世的数年间，他以诚意说为基本立场，对阳明心学以及先儒的某些观点展开了批判，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著作，如《阳明传信录》、《良知说》、《存疑杂著》等。
关于宗周的思想变迁，《年谱》中有如下归纳：
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
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
于诚意。
诚由敬入。
（《年谱》）
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
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辩难不遗余力。
（同上）
关于以上两段归纳，黄宗羲也有大体相当的说法，只是关于第一段的内容，黄宗義的叙述略显不同:
“先生宗旨为慎独。
始从主敬入门；中年专用慎独工夫，慎则敬，敬则诚;晚年愈精微、愈平实。
”（卷三十九《行状》）可以看出，对于《年谱》的“晚归本于诚意”这一叙述，黄宗羲在这里并没有着意点出，而是突出了宗周哲学的宗旨在于慎独。
事实上，黄宗羲注意到了宗周针对“意为心之所发”而提出的“意为心之所存”的命题在思想史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以为是“发先儒之所未发”（同上），为此黄宗羲还与宗周其他的一些门人发生了意见冲突。
或许在黄宗羲看来，慎独与诚意在根本旨意上并无不同，而宗周在中年提出的慎独论，已经奠定了其思想的基本格局，因此在黄宗羲的判断中，慎独说是宗周思想的成熟标志。
的确，由主敬到慎独，由慎独到诚意，形式上虽被分为三个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前后之间存在思想上的矛盾冲突，应当说前后变化仍有一贯之处，直至晚年，宗周也并没有放弃主敬观念和慎独学说。
就慎独论和诚意论的关系而言，其实宗周只是把原有的思想观点落实在诚意理论的基础上作了一番提炼，而他对意识问题的强调和关注，更主要的是以此作为重新解读《大学》和《中庸》的依据，并以此作为批判武器，批评阳明的良知学说及其四句教，其错误之根源就在于“将意字认坏”（卷八《良知说》）。
以下，我们就慎独和诚意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宗周思想的特质。
至于说到宗周之于阳明学由疑而信、由信而疑的具体经过，我们将在叙述其慎独、诚意学说时，附带讨论。
二、以慎独为宗
黄宗羲说:
“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
”（《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我们通过对宗周思想的考察，可以发现宗羲此说是有说服力的。
“慎独”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
《大学》云：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中庸》说: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两处出现的“慎其独”，即“慎独”一词的来源。
“慎”为“戒惧谨慎”或“戒慎恐惧”之意，是指意识的高度集中，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同时又含指应时刻保持一种敬畏心态。
所谓“独”，按照朱熹的解释: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
”（《大学章句集注》）这一解释具有典范意义，亦为阳明所认同。
意思是说，“独”就是指一人独处之时或独处之地。
此时此刻，人的一切意识活动只有己知而不为他人所知，因此如果不加以谨慎小心，便会萌生种种邪思杂念，这便是自欺。
总之，“慎独”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强调的是在诚意过程中不能自欺其心，并要时刻提撕此心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根据《中庸》的说法，它还告诉人们：
由于“道”之本身是隐而不见、微而不显的，是人所不能“须臾相离”的，所以对“道”的最终把握就必须通过“慎独”工夫，在这里“独”又可以是指“道体”本身不睹不闻之特性。
宗周指出：
“《中庸》之慎独与《大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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