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失衡的常见类型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的调整责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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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失衡的常见类型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的调整责任
国际收支失衡的常见类型【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的调整责任】
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矛盾和困境。
一方面，全球经济市场化和开放推进了“地球村”的形成和发展，运输和通讯科技革命加速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合，大大增进了世界经济福利和效率。
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世界新秩序，没有建立起与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治理结构，从而使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矛盾缺少内部调整机制，导致风险不断累积直至发生危机。
尤其当全球化扩展到金融领域时，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而华尔街处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它越来越容易动员和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美元越来越容易对外转嫁风险和调整责任，各种金融创新工具越来越容易增加负债以支撑过度消费和进口，最终导致了金融泡沫的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
在缺少有效全球金融监管的条件下，引发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就是必然的。
如果国际社会不能从全球治理层面上解决好失衡根源及调整责任，迟早会导致一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大危机。
二、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0―2000年，世界经历了一场以IT泡沫形成和破灭带动的全球实体经济失衡。
起因是1990年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速，IT革命带来的创新浪潮日益高涨，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由美国引领的“新经济周期”。
当时，源于美国的世界性IT革命方兴未艾，创新浪潮“创造性毁灭”了传统经济形态，投资未来的风险资本和创业板市场异常活跃，助推了IT泡沫的形成和发展。
在90年代前期，美联储基准利率大幅持续下降，为“新经济繁荣”制造了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
在“新经济繁荣”的带动下，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开始持续增加。
到2000年底2001年初，这场新经济周期才告结束，IT泡沫破灭。
由于这个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主要局限在实体经济领域，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尚处早期，所引发的各种失衡矛盾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第二阶段是从2001―2008年，世界经历了一场以金融和楼市泡沫形成和破灭引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的全球失衡。
起因首先是美国等拒绝接受“新经济周期”结束必然带来的衰退和调整，要独享全球化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巨额红利。
一方面，美联储通过又一轮的连续降息，再次创造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美国家庭负债率和金融机构信贷增长率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势头，促进了美国私人消费和投资的空前高涨。
另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潮造成房地产贷款井喷式上升，支撑了美国房价（Case-Schiller房价指数）的持续高涨。
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经济带动了一场全球性的非理性繁荣，进而加速了美国过度消费和进口的持续增长。
在这个阶段，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几乎是以一年增加1000亿美元的速度上升，到2006年突破了800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
这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真实原因。
第三阶段是从2009年至今，正在进入危机使全球失衡状况有所收敛而救市推动新一轮泡沫兴起的进程中。
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正处于“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的复苏困境之中，基准利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如美联储基准利率在零或接近于零的水平将至少持续到2013年6月。
全球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量化宽松、“扭转操作”（OT2）和创造外需等手段，正在催生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泡沫。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紧缩财政和放宽货币，制造全球通胀和泡沫经济，以避免陷入新一轮衰退。
新兴经济体在紧缩货币和放松财政，力图控制自身通胀和泡沫经济，以防止经济过热。
很显然，新兴经济体应对泡沫经济的体制能力较脆弱，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走向复苏之时，也是新兴经济体泡沫经济破灭之时。
三、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损益
本轮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下渐次推进的，经历了由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向金融、科技、市场全球化方向的转变。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开放、市场化和一体化。
美国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最大的全球化红利，其优势是建立了全球性军事、政治、金融、货币霸权，具有全球最强的人才、技术、规则、资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首先，全球霸权地位保证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
一方面，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8%。
这个按照“居民”统计的美国出口，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按照“所有权”统计的美国出口，即美国通过长期对外股权投资，建立起其全球生产体系，从美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只是美国全球出口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美国享有全球化红利而不愿意承担全球化调整的责任。
无论IT泡沫破灭的新经济周期调整，还是金融泡沫破灭的资产负债失衡的调整，美国都不愿意承受调整所必然带来的衰退和失业，不愿意调整低储蓄、高碳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愿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的产业结构，最终使全球失衡越来越严重，直至不得不走向危机调整。
其次，全球金融货币特权保证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
其标志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持续下降，最后进入国民负储蓄状况，还有用不完的剩余资本，要用过度消费和资产证券化去消耗，最终酿成了这场危机。
这说明，当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时，美国才成为过度索取金融全球化红利的受害者。
在过去10年，在华尔街制造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诱导下，美国最好的理工科人才都去了华尔街，美国企业利润的40%来自金融领域，美国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负债消费和进口的过度扩张、各种债务过度积累制造了非理性繁荣幻觉。
一旦泡沫破灭，美国民众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再次，技术创新成为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最大受害领域之一。
自199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相对比重持续下降，金融和建筑、房地产业的相对比重持续上升。
1998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比重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走势。
尤其是2000年以来，美国几乎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增长都呈现了20%以上的下跌，这反映了美国在金融和楼市泡沫时期，技术创新活动被普遍忽视。
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发表了《岩上之屋》（“TheHouseuponaRock”）的演讲，阐述美国经济复兴战略，即美国“经济之屋”要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要重塑美国21世纪全球领导力的经济发展战略。
然而，美国完成这个战略调整至少需要10年，谁来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埋单呢？
最后，制定全球规则并奉行规则是保证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基石。
如美国提出太平洋时代和太平洋战略，包括主推排他性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用意。
一是要超越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传统自由贸易区（FTA），组织以美画线的区域化组织。
二是为危机后全球贸易规则建章立制，设置以美国规则为“范本”的TPP进入门槛来改造自由贸易区（FTA）。
如制定更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更高的服务市场开放要价，10年内实现跨境货物贸易零关税等。
三是制定先进入者门槛较低，后进入者门槛更高的激励导向，使大国博弈达到大国平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四是实现美国综合与动态一体化收益最大化。
美国先进制造业早已实现了生产全球化的战略布局，美国运用跨境后规则的能力最强的优势，为服务全球化打开全球市场大门。
全球经济失衡的衡量
当前，衡量全球经济失衡常用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全球经常项目差额；另一个是外汇储备余额。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主要不在经常项目端和贸易失衡，而在资本和金融项目端，主要是全球金融货币失衡。
一、全球经常项目差额之谜
在经济全球化阶段，全球经常项目差额出现了新兴经济体持有顺差，发达经济体持有逆差的系统性偏差（见图1）。
尤其在2004至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逆差出现了倍增，新兴经济体的顺差也出现倍增。
这种系统性偏差，一是反映了全球化的交易模式，即发达经济体通过跨境投资在新兴经济体组织生产和出口，新兴经济体完成最终产品组装和出口，与此相对应，发达经济体提供最终消费和进口。
表面看是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实质上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
二是反映了全球化的分工模式，即美、英、法等国为全球提供金融等现代服务顺差；日、德、韩等国为全球提供服务贸易逆差和高品质制成品顺差，金砖国家为全球提供资源和劳动力贸易顺差。
三是反映了全球化的金融模式，即新兴经济体持有资本流动逆差，发达经济体持有顺差。
在对外金融资产结构中，新兴经济体主要持有低收益、无控制权、易贬值的资产（如外储资产），发达经济体主要持有高收益、有控制权、易升值的资产（如股权投资）。
在金融泡沫时期，这种系统性偏差被不断放大，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主导与新兴经济体的被动分工被不断放大，一直到泡沫破灭。
贪婪使有毒资产的制造者成为最终的持有者。
由此可见，全球经常项目差额的系统性偏差恰恰反映了失衡的性质，即经济全球化过度强调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过于忽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从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失衡”。
究其根源，是全球治理缺失导致美国等国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进口、过度福利、过度享受全球化红利，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全球自由化与发展、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严重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责任之谜
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主要在逆差方还是顺差方？
从危机前的2006年全球经常项目差额分布看，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8036亿美元，占到全球经常项目逆差的60%以上（见表2）。
而全球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经济体，分别是中国2533亿美元，中东2521亿美元，德国1902亿美元，日本1705亿美元。
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低成本劳动力，中东为世界提供了能源，德国和日本为世界提供了技术和高品质制造品。
很显然，它们都是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不是全球虚拟经济失衡的主要来源。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高赤字国家应增强自身竞争力，而不是限制那些已想出办法让世界购买自己产品的国家。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为全球承担了最终消费者的义务，如果美国不再愿意承担这种义务，其他国家就应承担更多创造最终需求的责任。
事实上，美国承担的全球最终消费者和贷款者的责任是与其享有的全球金融货币特权和贸易投资地位相一致的。
当美国承担的全球权利和义务出现严重失衡，尤其是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导致过度消费和进口，导致全球失衡越来越严重时，就应当承担调整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和转嫁负担。
三、中美经常项目差额变化的比较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大幅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
在经历1991年短暂调整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自1992年以来呈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
分别在1998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突破了2000亿、4000亿、6000亿和8000亿美元的大关。
其中1998至2000年，是美国IT泡沫高涨的时期；2004年至2006年是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高涨的时期，两次泡沫经济一次接一次地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推向新高。
所以说，全球经济失衡分为两个阶段：
1990年至2000年是IT泡沫带动的实体经济失衡；2001年至2008年是金融泡沫带动的虚拟经济失衡，由此带动了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增长。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显著增加始于2004年。
有两个因素推高了中国顺差的大幅上涨。
一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投资者大举投资中国，尤其出口导向型外资的大量涌入，迅速拉高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
二是美国金融泡沫带动的全球非理性繁荣，拉动了中国出口增长。
数据表明，1999至2003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以下，2004年达到3.55%，2005年上升到7.19%，2006年达9.53%，2007年达历史新高的10.99%，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很快降至2003年的水平（2011年上半年降至2.8%）。
这说明，美国泡沫经济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而不是相反。
中美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
各自应承担的调整责任
一、美国试图推卸而不是担当失衡的调整责任
为了推卸造成这场危机的道义责任，对外转移国内失业增加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和调整代价，为泡沫经济所造成的竞争力持续下降赢得调整的宝贵时间，美国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来转嫁危机责任和失衡调整代价，以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就成为了美国政治家们的一项有效策略。
其理由是中国持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余额和18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为什么不扩大国内消费，为什么不采取大幅增加进口的措施？
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10年的年度报告，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
该委员会在2009年度报告中曾提出，目前危机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支出者和借款人，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者和贷款人，各自应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一半责任。
美国要运用贸易救济法律回应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主动回应中国货币操纵行为以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更灵活地反映市场力量，以矫正全球经济失衡。
二、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是来华投资形成的全球化顺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形成了各占半壁江山的两元贸易生产体系。
一元是以国际产品内工序分工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体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
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体系中，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84%，内资企业占比约16%。
另一元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以内资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生产体系。
其中，内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贸易额的68%，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32%。
这两元贸易生产体系有着以下不同的特征：
一是贸易顺差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
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顺差是1830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3229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472亿美元。
二是加工贸易的主要增值环节在国外。
据中国科学院陈锡康教授研究团队的测算，中国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所创造的附加值仅为0.2美元左右，而中国从美国进口1美元商品为美国创造的附加值则高达0.8美元。
三是人民币升值对顺差的影响很不确定。
顺差的主要创造者――国际大跨国公司对人民币升值很不敏感，而就业的主要创造者――港澳台及国内中小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较低，这既制约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空间，也降低升值对顺差的调节效果。
四是扩大进口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的效果也很不确定。
如果采取扩大一般贸易逆差的方式来弥补加工贸易顺差的方式平衡贸易收支，就会产生进口的价值100%境外创造，所弥补的加工贸易顺差只有20%左右是本地创造，顺差不一定减少多少，而对国内制造和就业产生较大冲击的结果。
中国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缺口，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和市场经济因素，促进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
而国外跨国公司落户中国的目的，前期主要是为了获得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和资源，后期转向扩大在华销售的市场份额。
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所带来贸易顺差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根源。
三、中国应承担的全球再平衡调整责任
首先，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可承受能力之内应担当起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和义务。
2011年，中国外经贸工作的重点是积极扩大进口、稳定出口、减少顺差。
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高过出口4个百分点。
历来是出口交易为重点的中国广交会从2011年也开始转向鼓励进口交易。
其次，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十二五”开始积极鼓励消费，建立国内最终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这是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立国，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和投资双驱动的巨大转变。
随着这个转变，中国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大份额的最终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第三，2011年中国加快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资本输出和外汇资产多元化管理和运用。
2006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年均超过40%，明显高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10%的年均增速。
未来五年，中国将转向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
美国应承担的全球
再平衡调整责任
首先，美国应调整其需求结构。
从过度依赖消费转向鼓励本国储蓄和投资上来，而不是通过创造更多流动性的方式来创造需求。
美国目前宏观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创造大量新增流动性进入全球资产市场和别国虚拟经济部门，来制造新一轮的泡沫经济。
这只会恶化而不是改善未来的全球经济失衡状况。
其次，美国应调整其高技术出口限制政策。
美国希望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不对中国开放高技术产品市场。
认为前者是经济问题，后者是政治问题。
从中国角度分析，农产品进口是真正的政治问题，它涉及到数亿中国农民的生计。
而高技术产品进口才是经济问题，它涉及减少中美贸易顺差。
但1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越要求美国开放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美国的限制就越严格，对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比率就越低。
看来，中国只有采取以牙还牙策略，才可能真正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第三，美国应调整其供给结构。
美国实施振兴制造业战略涉及到用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
是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方式，推进制造业的本地化、区域化和集团化；还是采用开放的多边主义，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和普惠制。
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再工业化战略都存在走向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
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
及改善双方合作的建议
一、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点
首先，中美作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两位的大国，战略竞争的态势在显著加剧。
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出，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2016年中国GDP将由2011年的11.2万亿美元（201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约6万亿美元）升至19万亿美元，而2016年美国GDP将由2011年的15.2万亿美元（2010年14.7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
虽然各机构的预测结果有所不同，但都揭示了同样的趋势，即中美之间的人均差距在趋于缩小，总量差距会发生逆转，从而改变中美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潜在影响力。
这是中美之间存在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冲突的基本面。
其次，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路向选择是中美之间存在潜在冲突的另一个基本面。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美国主导的，它希望全球化按美国化的模式向前推进，全球治理按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向前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按美元化目标向前推进。
对此，中国更加希望全球化向开放的多边主义方向发展，更加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同发展模式的选择，更加提倡全球治理结构的多极化。
中国反对美国对外转嫁危机和失衡责任的做法，反对美国人权高于主权和任意干预别国内政的做法，反对美国自由化高于发展和单极化的做法。
为此，中美之间在全球化发展路向、权利再分配与国际秩序调整等方面存在着尖锐对立和利益冲突。
第三，全球化损益是中美两国各自核心利益存在着潜在冲突的另一个关键点。
从美国角度看，各国经济越开放、越市场化，就越有利于美国价值观、货币金融渗透力、重要资源控制力的全球扩张，美国越可以长期坐享国民负储蓄、高福利和高碳生活方式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美国在大力推动金融全球化以“免费”享受各国金融资源；大力推动科技全球化以“免费”享受各国科技资源（如云计算）；大力推动民主全球化以“免费”享受各国社会模仿和道义支持的过程中，也遭受到了金融危机、科技泡沫和寻租失控的冲击。
为此，一些人认为，美国成为全球化红利的受损者，中国则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应为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埋单。
这是中美之间存在潜在冲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二、中美之间的潜在合作点
首先，中美在经济方面是战略互补关系。
当前的世界经济很可能进入一个“高通胀、低增长”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美国短期将面对着“缺需求、缺信心、缺对策”的复苏困境，中期将面对着“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出口”举步维艰的调整困境，长期将面对着主导全球治理、引领世界趋势、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的称霸困境。
为此，美国有进一步改善对华战略合作关系，增强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需求。
反之，如果中美之间大打贸易战，则很可能共同陷入长期衰退或增长失速状况。
这是中美之间潜在合作的经济基本面。
其次，中美之间是“一霸多极”的合作，符合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
约瑟夫•奈曾经说过，美国在军事上有绝对霸权，但在经济上只有相对霸权，在网络上基本上没有霸权。
为此，美国需要联合并分化多极世界，以增强其经济霸权的软实力。
联合与分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保持与中国高层之间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接触，通过建立战略上竞争、战术上合作；实力上竞争、虚利上合作；全局上竞争、局部上合作；宏观上竞争、微观上合作；政治上竞争、经济上合作的选择性竞合关系，确保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这是中美之间潜在合作的另一基本面。
第三，中美在全球能源、区域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虽然美国石油、煤炭、可耕地、水资源等基本自然资源禀赋十分丰裕，但它依然是全球能源的净进口国，全球谷物、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净出口国，全球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国，在这些领域，无论在国际多边合作框架还是双边合作协议下，中美都有着更多合作利益。
这些涉及美国不同地方政府、社区和经济主体的广泛经济和社会利益，构成了中美合作的社会基础。
三、应对措施的建议
一是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点与合作点都是战略层面上的，其中谁占据了世界道义高地，谁就占据了竞合的主动权。
中国要主动提出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全球议题和双边议题，并建立与金砖国家间的定期或不定期沟通机制，维护发展的共同利益。
二是建立一种与中美之间战略紧密合作和战略竞争都保持等距离的合作新策略，保证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和反制的自主选择权。
构建中美战略合作的潜在利益与不合作的反制措施，公开表明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则底线，增强中美长期关系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战略上不搞国家机会主义，逐步建立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
三是应对美国对华长期准备、先发制人、以牙还牙的遏制战略，要有统筹全局、一致对外、针锋相对的破解战略。
“妥协示弱”和“各自为战”，只可能陷入步步退让、步步被动的战略困境。
针对涉及到中国战略核心利益被步步蚕食的情况，不能视而不见，要有警示标志、反制预案、统筹实施能力和问责制度。
四是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首先要高举新兴经济体的大旗，与金砖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权益。
其次要建立多极的大国区域合作关系，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持续改善中日关系；在中欧区域合作中构建战略互信和危机互助机制；在中俄区域合作中建立共同的区域战略利益，在中美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区。
再次是调整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模式，由东盟小国主导转变为区域大国共同主导的模式，以避免小国为平衡大国关系而使区域矛盾扩大化。
最后，要有明确的区域势力范围，维护主权等核心利益。
五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探索建立全球治理合作的新模式。
要打破目前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步不前、全球金融稳定体制框架很少考虑发展问题、全球包容性增长议题被边缘化的困境，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有责任做更多的促进工作，推动其他发达经济体一道，合作破解目前全球治理改革举步维艰的僵局。
全球治理的核心冲突，仍是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和发展模式多样性还是一个价值标准，是多极治理还是单极治理，是一个世界还是三个世界，是走向共同利益的地球村还是继续四分五裂。
对于这些选项，中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多极化、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和有规则约束的全球化。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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