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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知性
科学与知性
刘华杰
本人从未过分鼓吹过科学的价值，但与朋友闲聊，还是常常被扣上“保守的惟科学主义”的小帽，遭到善意的批评。
开始时我还颇在意，努力辩解，但后来索性接受了，因为“惟科学”比起别的什么东西总还可靠一些。
最近几年“人文精神”大讨论，很令人不解，“人文精神”的呼唤者要达到怎样的目的?
失落的到底是“人文精神”还“人的精神”?
难道强行划分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更符合某某主义反对二分法的主张?
如果要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排序的话，我当然首选科学精神。
据我所知，牛顿、爱因斯坦、罗素、普里高津、麦克林托克这些项尖科学家似乎也都懂人文；中国科学家钱伟长、周培源、许国志等对人文有公认的水准，当不亚于专职人文学者；我所认识的科学家郝柏林、朱照宣、赵凯华等均有相当深厚的人文造诣。
相反，却少见人文学者精通现代自然科学。
不用说精通了，许多人文学者干脆拒绝看科学技术类图书。
当然有时不是“拒绝”，而是“无奈”。
在反思科学、提倡人文精神过程中，在有意无意抑制科学的呐喊声中，明眼人反而觉察出一种不客观的、畸形的、带有更强工具性和功利色彩的潜台词：
科学加速了人类的灭亡，科学是反文明的，批判现代科学可以为某种政治和文化的合理性进行基础层次的辩护。
科学事业不同于其它东西之处在于，它总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知识的积累性是其基本特点，没有人敢说理解了当今的所有科学，“知识悖论”（知识之球越大，它与未知界的接触面积越大，因而越有知识的人、越懂科学的人，就越觉得无知）至今看不出有好的解决办法。
公众越来越不理解科学几乎是命中注定。
一些有深邃见解的思想家从未间断敲打、鞭策科学，甚至批判、嘲笑科学。
在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贬低科学之风尤盛，但基本论据和想法古以有之，批评“机心”，在《庄子》那里就有。
近年来小说、电影、电视等传媒不遗余力地挖苦、诅咒科学，在《苍蝇》、《异形》、《侏罗纪公园》等影片中，科学家被描绘成呆头呆脑、思维古怪、精神变态的罪人，他们仿佛不是人，而是与众不同的可怕异类。
在这种时尚下，批评科学的霸道，破除科学的迷信，竟成了一些知识精英津津乐道的事业。
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从未完成过“现代性”，无论从物质水平还是精神准备上看，离现代性还有相当的距离，封建文化在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并始终是改革开放的主要绊脚石。
如果仅仅在文学、艺术以及政治生活领域进口后现代主义，问题似乎还算不了什么，但正如各种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最终不得不碰最讲究理性、逻辑的现代科学（否则就是不彻底的后现代主义），并对科学作出种种矛盾的批判一样，在中国用后现代的思维来批判科学精神和科学带来的文明，必然很难自圆其说，让人觉得还算有些“灵气”的后现代思想怎么竟如此低劣!
科学包括很多层面，至少有精神层面和器物层面。
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福柯、德里达、拉康、莱奥塔等主流后现代主义批判的不仅仅是器物层面，还直接批判了科学的精神层面。
如果说对器物的批判偶见真知灼见，则对精神的批判处处露马脚。
科学精神虽然无公认的定义，但基本内涵是“求实”与“创新”，这两点决定了科学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自我驱动的发展机制。
有谁见过科学上的牛顿第二定律在不同人那里有所不同（不考虑相对论修正）?
又有谁发现科学丧失自我纠错功能、没有好的“自律”机制、提不出任何新问题，也解决不了实质性难题而将要终结?
科学精神具体化有四方面的含义：
1）求实精神：
追求客观性、公共性；2）怀疑精神：
继承基础上的自我批判；3）创新精神：
发展、超越自身；4）理性精神：
讲究逻辑一致和推理的严密性。
那么批判科学的精神层面有多少道理可言呢?
改“理性”为非理性大概不成。
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都是不对称的。
理性和逻辑都是不能反驳的，因为反驳某种东西必然又要用到某种理性和逻辑。
科学发现、科学研究中也大量用非理性思维，但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和科学结果的表述、实施、作用却是理性的，也只有其中的理性成分才能在千锤百炼、大浪淘沙之后成为科学大厦中的一结构分子。
牛顿一生也搞过许多炼金术、神学之类东西，但那不是科学，价值也不大。
他清楚这一点，别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大科学家而将他搞过的所有东西都奉为珍宝。
批判科学之器物层面也并非总有道理。
姑不说预防医学使成千上万人逃脱死亡，迄今任何其他东西没有这种威力，随便拿出一件日用品，无不凝结着科学技术。
后现代主义者实施批判所使用的纸张、图书、电讯、交通设施，没有一项离开了科学技术。
技术也的确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一系列不曾和不可预想的可怕后果。
近代历史上每一项重大科学技术发现、发明总是最先考虑将其用于杀人，这是事实。
但这未必就是技术本身的责任，好象更不是科学本身的责任。
准确的说法是，上层建筑出了问题，特别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道德、社会公正、政治管理观念出了问题，最后由一些知识分子将罪过算在了科学的头上。
而对于中国，似乎更可怜，西方国家害病，却令中国人吃药。
抛开书生气，以利益的眼光看，无论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是东方发展中国家，都未像部分知识分子感觉到的那样高尚、发达。
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许多思潮重新掩盖了不同利益阶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试图代之以人与自然的矛盾。
人与人的矛盾中的“人”是具体的，指称明确的，而现在叫得最响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中的“人”常常没有明确的指称。
是富翁还是乞丐?
是穷教师还是脑满肠肥的贪官?
所有人的并集，恐怕讲不出太多道理。
这种“泛人论”招牌下捣腾的恰恰是人的不平等，是一少部分精英与一大堆愚民的划分，是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之文明与第三世界弱国之落后的划分。
它掩盖了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与广大相对贫困的百姓之间本质上的对立。
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应当好好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后现代主义是典型的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自我反思中产生的。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些宣称的带有东方文化味道、神韵的东西，更不是他们向东方传统文化学习就能得到的。
如果说西方现代性有某种文化沙文主义色彩，那么后现代主义也同样有这种色彩，虽然表面上它伪装得好象为全人类说话、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说话。
以边缘性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其批判功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对此没有任何疑义。
但后现代主义在无限制的摧毁过程中，提不出任何可行的建设性方案。
如果说这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虽无大的好处却决不至于有什么坏处的话，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摧毁的同时给不出重建的构想、可操作的办法，就是真正的危害了。
我们注意到，后现代主义本身从来就是一个谱系，其中激进式的主流派别已逐渐让位，有人已提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但看哈曼（W.W.Harman）通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持续多年的“心灵战”（现已揭露全是无中生有，自己吓唬自己，到1995年春美国中央情报局已中止“星门”计划），论述“具有不同‘文化催眠’的不同社会能创造出不同的科学”、“当代的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符”等，诸君便猜到一二了。
不论具体内容，单纯从建设性后现代的宣言看，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出世意味着两件事：
1）后现代批判运动已开始转向。
已从反对科学演变为与科学结盟，从非理性情感诉求转向理性论证，从主张真理虚无论转向同意真理符合论。
2）"后现代主义”这个称谓不久就会成为历史，冠以别的名字的类似运动可能将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并发展出新的花样。
“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的是很糟糕的，很难想象从事后现代事业的人竟都多少玩过语词游戏、对语义学和修辞学还做过专门探讨。
不过，据说学术史上包括“存在主义”在内，被宣称为××主义者的人，常常否认自己是××主义者。
谁之过，不晓得。
《后现代科学》一书颇值得一读，自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的格里芬（D.R.Griffin，该书的编者）的观点，几乎走向了后现代的反面。
他倡导的后现代并不反对科学本身，只反对单纯由现代自然科学单独充当建构世界观的科学主义。
“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仍然无可救药地属于陈旧过时的观念，因为它不仅希望保留现代性中至关重要的人类自我观念、历史意义和符合真理观的积极意义，而且希望挽救神性的实在、宇宙的意义和附魅的自然这样一些前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
”当然他并不经易承认自己不是后现代，而是说这才是“真正属于后现代的”。
在后现代的名义下，在科学问题上，可以宣传前现代的“附魅”（enchantment），批判现代的“祛魅”（disenchantment），更可以表达他们一支后现代的“返魅”（reenchantment）。
后现代自身的这种特点也决定了后现代思想在转移、输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不断走样，而且原因不能全算为别人的误解。
格里芬等人试图与科学结盟，但科学界对他们那一套敬而远之。
后现代思潮进入中国生根、开花后，结出的果实很可能就是下述三者的混合：
封建性+现代性+后现代性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逐渐去掉其中的“现代性”，演化为下述着实可怕的杂拌模式：
封建性+后现代性
前者在中国一直有着“良好的”基础，这两者的也有一定的共性，于是两者是很容易结合的。
从某些方面看，已见端倪。
现在转到后一个问题，谈科学的本性。
科学是什么?
说法太多了。
科学是一种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更是人类不断探索真理的一种认识活动，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建制。
科学的发达水平、公民的平均科学素养，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作为知识体系，科学是逻辑连贯的、自恰的；作为活动，科学不断修正自身，不断发展；作为社会建制，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科学为技术提供指导。
不过，这都不是我想说的。
我曾提出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命题：
科学主要属于“知性”。
明确科学认识主要是知性认识有助于给科学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定位。
康德是最先把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作感性、知性、理性（注：
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理性”一词有特殊的含义，不同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三重划分的人。
到了黑格尔，还是讲知性的，他也充分重视知性的重要性。
不知从几时起，我们讲认识活动只提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不再提“知性”。
而知性是完整的认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阶段。
“知性”德文写作Verstand,英文写作understanding或intellect，以前也译“理智”，个别人错译作“悟性”。
在康德看来，“感性”、“理性”都只是形成知识的必要条件，都不提供新知识。
理性只不过把知性所造成的知识系统化而已。
黑格尔非常不满足于知性认识，他说：
“它（知性）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
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某人试图认识西瓜。
假设以前他从未见过西瓜，开始时他只是反复观察、触摸，并根据以往的知识猜测西瓜的性质，这时候他的认识属于感性。
下一步，他切开西瓜，亲自尝一尝，测量甜度，拿不同品种的西瓜进行对比研究，甚至琢磨着培育三倍体品种、杂交品种等等，这时的认识属于知性。
再下一步，此人作适当的总结，在思维中将切碎的、被分析手段肢解的西瓜整合起来，重新获得关于西瓜的一个整体形象，这便是理性认识。
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由于这种内在的超越过程，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现出来了。
黑格尔也讲过另一番话：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理智（知性）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大概讲来，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理智（知性），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
”在具体科学的研究，同时包含了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认识，决不是一种，当然，“知性”是最重要的。
哲学研究也同时包含这三种认识，不过，这时“理性”是最重要的。
知性思维大致对应对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理性思维大致对应思辨的哲学思维，特别是辩证法的思维。
但是人类的完整认识是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的综合，缺一不可，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缺了知性思维，不经过所谓“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洗礼，是绝对不行的。
用康德的话讲，单纯由“感性→理性”是得不到新知识的，认识水平是在原地打圈，不会提高，一千年如此，两千年也如此。
今日中国相当多的学者轻视知性认识，即轻视标准的科学认识，故意抬高“感性”和“理性”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
知性的科学认识进展虽缓，但却是坚实的。
陈独秀当年的一段话仍值得回味：
“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进也。
”
应该说，如今谈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中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一定的“知性”。
但仅仅提这两个阶段还是不明确的，即没有充分估价科学的精神价值。
我们中华民族长于整体性思维，长期以来长于感性、悟性，而短于分析和严格论证。
如果从认识的三阶段来看，我们不太重视中间的知性环节。
在一些人看来，知性活动是笨人的工作，是教条式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枯燥的工作，是带有各种片面性、固定性、僵化性特点的工作，是可以轻易在思维中超越的阶段。
然而事实上不是。
人为简化思维的发展过程，以为省略“知性”阶段照样能得出惊世的科学结论，持这种想法的在今日中国大有人在，并且都是一些最“爱国”的人。
不是有人高唱下世纪用中国传统文化统一世界吗?
不是有人说科学不灵了，办一流大学要靠人文吗?
东方传统文化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但过分宣传它多么神圣，与科学文化相比多么优越，问题就出来了。
传统文化以及人文学科就康德有认识三阶段而言，一般说来只顾两端：
感性和理性，不可能深入考虑中间：
知性。
后现代批判现代性，而现代性相当程度上对应着知性。
结论是，科学是笨人的活计，不肯做笨人，也就别研究科学。
想速战速决，通过捷径获取真理，单纯取两端并恶性反馈，后果是可怕的。
至于科学批判，科学每天都在作自我批判，还没有发现其他哪一种文化子系统具有此功能。
正如格里芬所说：
“背离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的和还原论的世界观，不仅仅基于对现代科学本质的认真思考，而且基于科学本身实质性的发展”，这亦可从我们所译的《湍鉴——浑沌与整体性科学导引》（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一书清楚地看出。
虽然这也是一部以后现代观念书写的科学方法论著作，但书中指出，以浑沌理论为代表的、现在红红火火发展的非线性科学，已经自觉地扬弃了还原论，而走向一种非思辨性的整体论。
此外从科学哲学角度看，波普尔（K.Popper）的批判理性主义虽然不全面，但比起后现代的批判似乎更说在了点子上。
退一步讲点领情的话，科学界将认真对待后现代主义，倾听批判，然后调整自身。
“批判”最多只能阻止环境进一步污染，却不能去除已造成的污染，而科学却能。
科学今天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生态、价值和人的心智，但不等于科学本身不能研究它们，只是时候未到，问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18世纪科学家还未研究电磁的运动规律，但19世纪做了，此时还未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但20世纪做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明天科学不可以充分考虑环境、生态、价值和心智，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科学家们仍然采取知性的方法处理它们。
难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指望吗?
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和卡西尔（E.Cassiser）等人排斥史学问题、社会问题研究使用自然科学方法，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有道理的，但科学是开放的体系，科学最终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而改变自身，故意为科学划出界限是不明智的。
《后现代科学》中一篇文章借用“全息”概念，暗示科学研究中也要考虑“普遍联系”，其实，说这类话的人混淆了科学与哲学。
如果某一种科学打算考虑无数种关联的话，它几乎寸步难行，科学研究就是要化简问题、提出模型，科学家也知道模型永远只是近似地反映自然。
模型与实在永远是两回事，对此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将得主费曼（R.Feynmann）有精彩论断，可参见《QED：
光和物质的奇异性理论》（商务印书馆的译名有误，违背作者的原意）。
那么有没有一种学问比科学高明，完全真实地反映了自然呢?
很难说。
哲学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思想僵化，刺激科学发展，但它本身并不精确，近似程度更大。
“全息”方法之不可信在于它是从哲学上思考问题，不可操作，纠正这种模糊认识，最好是看安德罗诺夫（A.A.Andronov）等人著的《振动理论》的“绪论”。
“绪论”通篇讨论的是“简化、理想化问题”，是非常好的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论述，现将重要的思想罗列如下：
（1）在对任一真实物理系统作任何理论研究时，我们都不得不对此系统的性质，作一定程度的简化、理想化。
（2）为了建立所研究的物理系统的数学模型，应该考虑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决定的因素，它们决定着那些目前我们最关心的系统性状的特点，而决不应该力求精确地、毫无遗漏地考虑系统的所有性质。
在所有物理研究中，在建立数学模型时，真实物理系统的哪些性质应该考虑，考虑到怎样的近似程度等问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不分巨细地考虑系统的所有性质，一般说来是办不到的；但是，即使我们能够考虑到大部分的这种性质，那么问题将变得很复杂，以致要求解它十分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
（4）对系统的性质可以理想化到什么程度，归根到底，只有实验才能回答这一问题。
和实验结果对比，才能判断某种理想化是否合理。
在长期实践中可以通过不同理论的效果差异，选择出好的理论与差的理论，从而培养直观“猜测”能力。
（5）允许的理想化性质决定于整个课题，它不仅依赖于所研究之系统的性质，还与此课题希望得到的哪些解答有关。
同一个理想化，可以是允许的，也可以是不允许的，更正确的说法是，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这和我们要回答什么问题有关。
从一种理想化能得到系统性状的某些性质，却可能不能回答同一系统之性状的另一些问题，因为建立模型时可能早已故意忽略了那些性质。
（6）所建立的动力学模型虽然不直接考虑涨落扰动和统计现象，但在研究解的性质时应当考虑运动稳定性，同时还要考虑模型本身的稳定性，即结构稳定性，也叫“粗壮性”。
上述条目中的“物理”字样完全可以换成“社会”字样，内容不用做改动，结论同样正确。
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一书中关于建设性的后现代提出的设想，不能说不好，不过，看了全书后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一个总做错事的人总是下决心并作出保证，将来做一个好人，但他还是不断做坏事，遭到人们的指责，因为他缺乏判断力，在具体事件中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
总之，我还是愿意重复一句老掉牙的话，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精华的精华。
完全按照科学准则生活，一定荒唐可笑，但从不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必然受到自然律的惩罚。
当民众出现信仰危机时，一个办法是依靠科学，这个药方吃起来不容易，别的捷径也许就是宗教和××台长、××主任提倡的“特异功能”。
显然，“快餐文化”、“速成心理”只能诱使人们远离科学。
（此文以笔名曾刊于1997年2期《读书》杂志上，署名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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