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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城考试电子讲义之明史
明史
《石匮书》文苑传与儒林传解读：
李梦阳和康海
大纲
一、“卑视一世”的李梦阳
1.“应诏上书”
2.弹劾“八虎”
二、康海的名士风度
1.政治生涯
2.罢官后的生活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
李梦阳应诏上书，不遗余力地抨击时弊，孝宗皇帝是一个少见的明君，颇为赞同李梦阳的看法
KO2：
李梦阳弹劾奏疏，揭露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种种罪状。
刘瑾得志以后，不断罗织大臣罪状，包括李梦阳。
之后，李梦阳获得昭雪，但是他这样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最终落得被罢官的下场
KO3：
康海与李梦阳齐名，同为“前七子”。
李梦阳下狱之后，康海伸出援手。
刘瑾对康海慕名已久，想结识他，康海却避而远之。
康海过于率性随意，对政治风险估计不足，导致当刘瑾的党羽被揭发时，他也受到牵连
KO4：
康海被罢官以后，不谈国事，仿效魏晋名士，过着放浪形骸的日子，以狂放不羁的言行发泄内心愤懑的“佯狂”
正文
明清之际的文史大家张岱，文章写得漂亮，思想深邃，语言犀利。
他写的《石匮书》就是如此，其中的《文苑列传总论》妙不可言，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抨击入木三分。
他在清初回顾整个明朝，说道：
“二百八十二年以来，英雄豪杰埋没于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
”并且引用了李卓吾的话：
“吾熟读烂时文百余首，进场时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
”说此虽戏言，委是实录。
当时的文人只读《四书》，这与宋朝的朱熹的提倡不无关系，朱熹将《四书》提高到经的地位。
这样一来，人们只读《四书》，其它的书文一概不读，因此人们的文化造诣每况愈下，令人忧虑。
然而也有一些文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特立独行，虽然没有冲破体制，却能驰骋才华。
明孝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贤明之君，弘治年间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最为引人瞩目。
但是这些文人的遭遇都是不幸的，他们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并不益于他们才能的发挥。
一、“卑视一世”的李梦阳
李梦阳和康海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名列“前七子”，李梦阳为“前七子”之首。
李梦阳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其中是有政治含义的，即反对宋朝的理学。
要想破除程朱理学就需要向前朝学习。
“卑视一世”是李梦阳的特点，文学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狂放高傲，无所顾忌。
1.“应诏上书”
弘治六年中进士后，出任户部主事，以后晋升为户部郎中。
弘治十八年他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应诏上书”。
这篇长达五千字的《应诏上书稿》的主要基调，和后来海瑞的《治安疏》一样，都模仿贾谊的《陈政事疏》，不遗余力地抨击时弊，涉及到最为敏感的焦点——皇后张氏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也就是说他触及了外戚的利益，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一贯骄恣横暴的寿宁侯张鹤龄拼力反扑，上疏辩解并主张处死李梦阳。
孝宗皇帝和他的父亲截然不同，是一个少见的明君，颇为赞同李梦阳的看法，没有维护张皇后以及其弟张鹤龄，反而教训了他们，事情至此告一段落。
但李梦阳并没有就此罢休，有一天，李梦阳路遇寿宁侯，当街数落他的罪行，竟然举鞭把他的两个门牙击落，寿宁侯鉴于日前皇上的训诫，只得隐忍。
所以张岱称赞他“气节奕奕”。
2.弹劾“八虎”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日，三十六岁的孝宗病危，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来到乾清宫寝殿，跪在御榻前听皇上托孤。
孝宗知道自己唯一的儿子朱厚照自幼喜好逸乐，将来必定“纵欲败度”，对三位大学士说：
“东宫（太子）聪明，但年幼，好逸乐，先生每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他做个好人。
”次日，孝宗驾崩，十八日，十五岁的朱厚照即位，就是明武宗。
正如孝宗所料，此人果然“纵欲败度”，他在东宫时的亲信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张永、高凤、罗祥、魏彬，号称“八虎”，他们成天用狗、马、鹰、犬以及歌、舞、角、觝取悦十五岁的小皇帝。
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恳切规劝，毫无效果。
户部尚书韩文忧心忡忡，每次退朝，在下属面前谈起朝政，就哭泣不已。
户部郎中李梦阳说：
韩公身为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哭泣何益？
韩公向他讨教，李梦阳说：
近日言官交章弹劾“八虎”，奏疏已经到了内阁。
三位阁老是顾命大臣，全力支持言官的弹劾。
韩公如果率领诸大臣殊死力争，与阁老配合，除掉“八虎”易如反掌。
韩文深知此事风险巨大，但是值得一做。
因此他委托李梦阳起草弹劾“八虎”的奏疏，关照他，不要写得太文、太长，太文，恐怕皇上看不懂；太长，恐怕皇上没有耐心看完。
因此，李梦阳写了一份短短几百字的弹劾奏疏，揭露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种种罪状，最后提出希望皇帝将“八虎”明正典刑，即处死他们。
武宗皇帝看了弹劾奏疏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是也不能拒绝，因为在皇帝身边也有宦官赞成大臣们的意见。
消息灵通的“八虎”得到消息，赶忙商讨策略，提前反击，结果发展成为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随即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分别把守要害地方。
于是乎一夜之间，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统统落入“八虎”之手。
对于这个小小的政变，大臣们完全蒙在鼓里。
次日清晨，他们按照事先商定的部署，在宫门外向皇帝请愿——严惩“八虎”。
万万没有料到，得到的圣旨却是对于刘瑾、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人的新任命。
内阁大学士刘健等料知局面已经无法挽回，纷纷向皇帝提请辞官，刘瑾利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圣旨，勒令刘健、谢迁致仕。
刘瑾得志以后，一方面揣摩皇上心意，百般迎合；另一方面不断罗织大臣罪状，炮制“奸党”名单，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都察院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
终于形成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刘瑾专权的局面。
当时的历史学家形容刘瑾俨然成为另一个皇帝：
“刘瑾擅权时，上视朝毕，群臣向东北一揖，为（刘）瑾在上左也。
人谓（刘）瑾曰：
‘站的皇帝’，谓上曰：
‘坐的皇帝’”；“人呼（刘）瑾为‘立地皇帝’”。
不久，刘瑾得知弹劾奏疏出于李梦阳之手，马上下令逮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幸亏康海多方疏通援救，才得以释放。
这一消息透露后，李梦阳一时名重天下。
正德五年，刘瑾伏法，凌迟处死。
李梦阳获得昭雪，起用为江西提学副使。
但是他这样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很难适应腐败的官场氛围，几个回合下来，最终落得被罢官的下场。
正德年间发生了宁王叛乱，意欲取代武宗皇帝，但很快地就被王守仁平定。
宁王朱宸濠谋反被处死，政敌揪住李梦阳曾经为朱宸濠写过《阳春书院记》，追论他是宁王的同党，逮入锦衣卫诏狱。
幸亏内阁首辅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大力援救，才幸免于死，判处“削籍”——禁锢终身，不得为官，从此上层社会的交往完全断绝。
一代异才李梦阳的晚年潦倒不堪，令人惋惜。
二、康海的名士风度
康海，弘治十五年廷试第一名，是皇帝钦定的状元，和李梦阳等名列“前七子”。
明孝宗很有文学眼光，看了康海的文章批红：
“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变今追古矣！
”
1.政治生涯
康海与李梦阳齐名。
李梦阳讥刺当时文坛盟主李东阳的文章过于“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康海也反对当时的文风——“不能自立，傍人门户，效颦而学步”，要求像古人那样“言以见志”，“其性情其状貌求而可得”。
李梦阳下狱之后，有人求助康海伸出援手，康海当即答应。
康海向自己的陕西同乡刘瑾为李梦阳求情，对于康海这位陕西同乡，刘瑾慕名已久，想结识他，康海却避而远之。
康状元笑谈自若，睥睨刘瑾问道：
自古三秦豪杰有几？
刘瑾略有才学，听出话中有话，便说：
请先生指教。
康海说：
昔日桓温问王猛，三秦豪杰何以不至？
王猛扪虱而谈，三秦豪杰舍我其谁？
刘瑾怀疑在讽刺自己，红着脸转换话题，问道：
三秦豪杰今日有几位？
康海回答：
有三人，一位是成化、弘治年间的王恕，另一位是在皇帝左右的“密勿亲信”。
刘瑾听出是指自己，面露喜色，反问道：
还有一位是康先生吗？
康海回应道：
我哪里算得上，他是当今的李白。
李白醉，使高力士脱靴，高力士脱而不辞，是大度能容物之人。
刘瑾终于听明白：
先生难道说的是李梦阳？
此人罪当处死。
康海对应道：
应则变，如果杀了，关中就少了一位才子。
刘瑾明白了他的来意，马上说：
我知道了，但饮酒无妨。
次日，李梦阳被释放出狱，罢官而去。
刘瑾给了一个面子，想拉拢康海，请他出任吏部侍郎，康海坚决推辞，措辞却很委婉：
我做官才五年，翰林没有五年而晋升部堂的先例，请为我向皇上请辞。
看来他是有意与刘瑾保持距离。
康海过于率性随意，对政治风险估计不足。
他丁忧回乡，途中遭遇强盗，名士气十足的康海，居然一气之下写信给刘瑾，向他告状。
刘瑾为了拉拢康海，处分了负责当地治安的官员。
此事铸成大错，被忌恨他的人抓住把柄——拉大旗作虎皮。
正德五年，刘瑾被以“反逆”罪处死，言官（给事中与御史）纷纷揭发刘瑾的党羽，康海也受到牵连，削籍（开除公职）为民。
言官指责他是“瑾党”，显然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内。
2.罢官后的生活
罢官以后，他不谈国事，仿效魏晋名士，过着放浪形骸的日子，讲着狂妄的话。
这样狂放不羁的言行，令人不解，其实是发泄内心愤懑的“佯狂”，有如竹林七贤一般。
他写的一首小令中的一句话透露了当时的心境：
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
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
刚方，奚落了膺和滂。
荒唐，周旋了籍与康。
因为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挫折而无法辩白，只有以此来麻醉自己。
末两句指东汉清流李膺、范滂，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用以自况。
这是他真实的心态。
经过政治风浪的冲击，康海已经彻底看破仕途。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弟弟兵部侍郎杨廷仪，路过武功县，康海设宴招待，还自弹琵琶助兴。
杨廷仪乘着酒兴说：
家兄比来殊为挂念，何不写一封书信，由我从旁推荐。
康海仿佛受到奇耻大辱，怒不可遏，把手中的琵琶向他掷去，把椅子砸得粉碎，杨廷仪吓得踉跄而逃，他在后面边追边骂：
吾岂效王维，假作伶人，借琵琶讨官做耶？
退入屋内后，口中还喋喋不休：
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四川佬！
尹守衡评论道：
“君子以是益知（康）海之不能降志（刘）瑾也。
”言外之意，把康海列入“瑾党”是天大的冤枉。
焦竑写的《国朝献征录》中的<康海传>，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康）海爱人之心长，而自好短，尝援人于死，而获生者数人，非望其报也。
生者或顾谤其为交（刘）瑾，忌者征焉，自是陷于网罗而不可解矣。
”这里所说的“顾谤其为交瑾”的“获生者”，其中就有李梦阳。
此事见于张岱《石匮书》：
“（康）海既生梦阳，及罹党祸，而梦阳不为别白，反加讥讪，故（康）海为《中山狼》杂剧，以刺梦阳。
”同为“前七子”，同为大才子，两者人品的高下，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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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匮书》文苑传与儒林传解读：
两大才子和心学
大纲
一、唐寅与祝允明
1．“受弃于时”的唐寅
2．“玩世自放”的祝允明
二、陈献章与王守仁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
唐寅才华横溢，而又率真任性，但受弃于时。
受挫后他纵情于诗画之间，激发了他的创作才情。
弘治、正德年间层见迭出的诗书画群峰，唐寅无疑是最耀眼的一座；“玩世自放”的祝允明尽得虞世南、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怀素之精妙，当时人称其为“草圣”，他的行草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KO2：
王守仁是明朝少见的事功与学问俱佳的官员，他立下了大事功被封为“新建伯”，更是留下了大学问“心学”
正文
一、唐寅与祝允明
1．“受弃于时”的唐寅
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关于他的风流韵事，民间传说乃至戏曲大肆渲染，苏州评弹《唐伯虎三笑点秋香》便是最佳的例子，情节跌宕起伏，风趣幽默，活色生香。
那毕竟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
不意近日翻阅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于“伯虎遗事”中，竟然发现实有其事。
迻录于下，以飨读者：
唐子畏（引者按：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被放后，于金阊见一画舫，珠翠盈坐，内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顾己。
乃易微服，买小艇尾之抵吴兴，知为某仕宦家也。
日过其门，作落魄状，求佣书者。
主人留为二子佣，事无不先意承旨，主甚爱之。
二子文益奇，父师不知出自子畏也。
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
“室中婢惟汝所欲。
”遍择之，得秋香者，即金阊所见也。
二子白父母而妻之。
婚之夕，女郎谓子畏曰：
“君非向金阊所见者乎？
”曰：
“然。
”曰：
“君士人也，何自贱若此？
”曰：
“汝昔顾我，不能忘情耳。
”曰：
“妾昔见诸少年拥君出素扇求书画，君挥翰如流，且欢呼浮白，旁若无人，睨视吾舟。
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
”子畏曰：
“何物女子，于尘埃中识名士耶！
”益相欢洽。
居无何，有贵客过其门，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间恒注目子畏。
客私谓曰：
“君貌何似唐子畏？
”子畏曰：
“然，余慕主家女郎，故来此耳。
”客白主人，主人大骇，列于宾席尽欢。
明日，治百金装并婢送归吴中。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苏州府吴县吴趋里人，才华横溢，而又率真任性，是明中叶苏州四大才子之一。
这样一位大才子为何会受弃于时呢？
他年少时极聪明，也很用功，在学校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好友祝枝山的劝说下参加了科举考试。
果然，弘治十一年应天乡试，他考了第一名，引起了主考官的重视。
次年，他进京参加会试，在京城引起轰动。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使他卷入了无端的科场舞弊案件。
原委大抵如此：
江阴县的举人徐经为了结交唐寅，出巨资为他祝寿，并且同舟北上。
因为徐经的关系，惹上了麻烦。
有人揭发说，徐经贿赂主考官程敏政的家僮，得到试题。
事情披露后，牵连到唐寅，不但进士无望，而且关入监狱，出狱后贬谪为小吏。
其实这一科场舞弊案疑点甚多。
后来的官员核实的结果为：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因为程敏政并没有录取徐、唐二人。
但结果无此，已无法翻案，此为唐伯虎遭遇的第一次挫折。
此后他纵情于诗画之间，激发了他的创作才情。
自署其章曰：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风流才子声名鹊起，却招来了更大的隐患。
宁王宸濠慕其才名，用重金聘请，他居然不假思索地应邀前往宁王府。
后来察觉宸濠“有异志”——意欲叛乱，于是他故意醉酒佯狂，甚至仿效魏晋名士，脱光衣裤，“露其丑秽”，宸濠无法忍受，只得放还。
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好友文徵明。
当初宸濠也用重金招聘，文徵明骤然称病，卧床不起，不启封宸濠的信函，不收礼金，也不回话，对于来人的游说——“朱邸席虚左而待”，笑而不答，用阮籍式的智慧谢绝了聘请。
后来宁王宸濠果然起兵叛乱，兵败后被处死，和他有瓜葛的文人都受到株连。
唐寅虽然及时抽身，已经玷污了自己的清名。
因为如此遭遇背景，他甚至和祝允明、张灵在雨雪中扮作乞丐，打着节拍唱“莲花落”，乞讨得钱就去沽酒，在野寺中痛饮，还说着醉话：
“此乐恨不令太白知之！
”这就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是内心苦闷的一种发泄方式。
与唐祝志趣相投的张灵也是狂放不羁的名士，有一天他和唐伯虎同游虎丘，扣舷痛饮，见岸上有几个俗不可耐的富商在那里吟诗，张灵说：
这批富商不过玩弄杯酒，哪里配得上论诗，且看我上去戏弄一下。
于是他化装成乞丐，说承蒙诸君施舍，愿意狗尾续貂。
富商大笑：
乞丐也能作诗？
随即以“苍官青士朴屋伊尼”来考他，张灵应声答道：
苍官松也，青士竹也，朴屋兔也，伊尼鹿也。
富商大惊，张灵连饮十几杯酒后，挥毫写下近百首诗，扬长而去。
富商派人四出寻找，毫无踪影，大位惊骇，以为神仙。
文震孟说他是任情肆志之士，狂放磊落，非世途龌龊者可比。
这种变态的快乐难以掩盖内心的苦闷，事实确实如此，他在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吐露了不为人知的内心苦闷，在信的末尾还交代后事。
唐寅只活了五十四岁，所幸的是和他同年生的文徵明比他多活了三十六年，实现了“不绝唐氏之祀”的嘱托。
他死后挚友祝枝山为他写了墓志铭，追述其一生行事与挫折，感叹道：
“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存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宜如何已！
”然而是非自有公论，文震孟为其作传，引用祝枝山的墓志铭，评论道：
“人才第一，风流第一，画品第一。
”
画品第一是唐伯虎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遗产。
他曾经多次表示，无意于“应世诗文”，说：
“后世知我不在此”。
他有令人赞叹不已的绘画成就。
确实，后世看重唐寅的确实不是那些文章，而是画作，人因画而不朽。
他虽然卖画为生，却从不草率，传世的画作件件都是精品，山水画师法宋元名家，又有自己独创风格；花鸟画与人物画，笔墨秀丽润滑，工笔和写意俱佳。
祝枝山为其巨幅画卷作为的时候称此画长四丈。
有天赋，见过真山水，所以才有如此神品。
可惜此公生前“受弃于时”，身后才闪闪发光。
弘治、正德年间层见迭出的诗书画群峰，唐寅无疑是最耀眼的一座。
2．“玩世自放”的祝允明
“玩世自放”这四个字，是“金陵三俊”之一——顾璘，对祝允明的评价：
“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很有点阮籍、嵇康之类魏晋名士的风度。
阮籍最瞧不起“礼法之士”，称他们是“裈中之虱”；嵇康菲薄周公孔子，高唱“六经未必是太阳”，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
苏州评弹对祝允明的描摹，是深知其中三昧的，活灵活现一个愤世嫉俗的老顽童，诙谐率性，狂放不羁。
骨子里就是这种魏晋风度。
弘治五年他中举时，已过而立之年，之后参加会试竟然落第。
不久，他以举人身份出任广东兴宁知县，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进士出身的知县，把兴宁治理得很好。
但最后还是隐退了。
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写道：
“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适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
伯虎戏谓曰：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枝山遽答曰：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他和刘玲一样，把房间当作自己的衣裤。
万斯同《明史·文苑传》写道：
“稍长，博览羣籍，为文章荦有奇气，或当筵诙谈，援毫疾书，思若泉涌。
”会试虽然下第，声誉却与日俱增，索要文章及书法的人接踵而至。
他的架子很大，对于看不惯的人，即使抬着金银上门，决不理睬，假装生病。
不过人们抓住了他的弱点：
“好酒色”，乘他沉醉于妓院之时，由妓女出面索要，“累纸可得”，“捆载以去”。
另有一些人，看他手头拮据，无钱下酒馆时，乘机要挟，只付少量银钱，就可以换得他的手书。
他的书法被称为神品，尽得虞世南、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怀素之精妙。
当时人称其为“草圣”，他的行草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祝枝山的《古诗十九首》行草，后来成为流传的精品。
上面有文徵明、彭年、文嘉、顾德涵、王世贞、李攀龙、周天球等名家的跋文。
祝枝山行草《离骚经》，也可称为精品，可与王羲之媲美。
王世贞推崇他的书法明朝第一，而这个“第一”，又和“狂放自喜”联系在一起。
倘若没有“狂放自喜”的风格，祝允明不会有如此高的书法成就。
然而正是这种风格，使得他晚年生活窘迫，六十七岁去世时，差一点无钱殡殓。
一代才子落得如此地步令人唏嘘不已。
二、陈献章与王守仁
明前期的思想界沉闷而无新意，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的经注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致使朱子学风靡一时，并且走向了极端，学者们依托于复性与躬行，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
物极必反，于是乎有陈献章出来大声疾呼，提倡怀疑精神，主张学贵知疑，希望把个人的思想从圣贤经书中解放出来，“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开自由思想的先声。
后继者王守仁高举陈献章的大旗，把他的心学发展到极致。
王守仁，又名云，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进士。
他是明朝少见的事功与学问俱佳的官员。
然而他留给后世最大的影响，并非事功，而是学问和思想，令人振聋发聩的是，他大声喊出，以自己的“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拒绝拜倒在从孔子到朱熹的圣贤脚下，引起了思想界一场大革命。
东林书院的创建者顾宪成在《小学斋札记》中说：
“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
”确实，王守仁的心学，为沉闷而缺乏新意思想界带来的清新空气，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
中了进士以后，王守仁任兵部主事。
正德年间“八虎”专政，不少官员联名弹劾以刘瑾为首“八虎”遭到严惩。
在此紧要关头，兵部主事王守仁挺身而出。
刘瑾大为光火，假传圣旨，把王守仁廷杖五十大板，流放到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从正六品的兵部主事降为偏远山区的驿丞。
刘瑾不肯善罢甘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暗中派人尾随，伺机刺杀。
王守仁察觉后，半夜时分，把自己的衣服鞋子放在钱塘江边，布置投江而死的现场，还留下一首遗诗：
“百年臣子悲何及，夜夜狂涛泣子胥。
”然后搭乘一艘商船前往舟山，途中遇到飓风，漂流到福建。
从此他隐姓埋名于武夷山中。
他十七岁时，曾在江西铁柱宫遇见一位道士，相见如故，结为挚友。
巧得很，有一天居然遇上了这位道士，王守仁如实相告，道士说：
先生意欲远遁避祸，但是你的尊公（父亲）还在朝为官，此举恐怕连累尊公。
听从他的劝告，王守仁坦然赶赴龙场驿。
龙场驿在万山丛中，荒凉而贫瘠。
他刚到的时候，没有住房，就在岩洞中住宿。
苗民对他十分尊重，为他伐木建造了一间屋子。
他是只身前来的，无书可读成为最大的寂寞，正是这种境遇成就了日后享誉学界的“心学”。
王守仁是一个才子，却与一般文人迥然有别。
在出任兵部主事之前，早已名声远扬。
贬谪到了龙场驿，没有书可读，便改变做学问的方法——静坐顿悟。
这一点，以前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有所忽略，误以为他是故意“束书不观”。
而明清之际的史家早已点破，乃不得已而为之。
何乔远《名山藏》说；“龙场在南夷万山中，无所得书，日坐石穴中，默记旧读，随手录之，意有所会，辄为训释，而不必尽合于先贤者。
”
他主张“向内用心”的静坐功夫；明白“向内用心”的道理，也就明白他为什么要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了。
他的“心得”有特定的含义——“求诸心而得”。
他说得好：
“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
”这就是他贬谪龙场驿之后的顿悟，倘若没有这几年的流放生涯，他能有这样振聋发聩的“心得”吗？
正德五年，刘瑾以“反逆”罪凌迟处死，王守仁由龙场驿丞调任江西庐陵知县，后来出任南赣汀漳巡抚，用了一年时间，平定了江西的匪患，捣毁“贼巢”八十多处。
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宸濠在驻地南昌发动武装叛乱，“驰檄远近，指斥朝廷”。
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发兵征讨。
先是他的南昌巢穴，既而迎战于鄱阳、柴桑、湓口，仅仅三十五日，反叛军队灰飞烟灭，生擒宸濠和他的世子。
这是王守仁最为辉煌的“事功”。
因为这样的关系，王守仁被皇帝破格册封为伯爵——新建伯。
但是世宗皇帝即位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的“事功”无法否定，忌者便从“学术”下手，全盘否定他的“心学”。
这种手法，令人想起南宋时朱熹的遭遇。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在江西南安病故，享年五十七岁。
由于他在赣南的良好口碑，“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
桂萼察觉皇帝对王守仁颇为“不悦”，乘机弹劾他“擅离职守”。
皇帝命吏部提出处理意见，桂萼以“吏部会议”的名义，写了措辞严厉的审查结论：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不与，则著《诸子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
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日甚。
”然而王守仁在正德、嘉靖之际的“事功”，有目共睹，难以否定，桂萼提出貌似折衷的处理方案：
剥夺他的封爵——新建伯，美其名曰“彰国家之大信”，达到“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人心”之目的。
皇帝明确支持桂萼的意见，批示道：
“卿等言是”，然后发了一通和桂萼相似的议论：
“守仁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
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
”把他的学说批得一无是处，结论是：
“所封伯爵本当追夺，念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殁后恤典俱不许给。
都察院榜谕天下，敢有踵袭其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
”也就是说，新建伯的封爵随着他的死亡自然终止，子孙不得世袭，这正是学术政治化。
穆宗皇帝即位后，接受多数官员的呼吁，恢复了他的新建伯封爵，而且提升一级——赠与新建侯。
皇恩浩荡再次降临之际，人们不禁要追问：
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影响几个世纪的“阳明学”，和先前的“朱子学”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粗暴干预，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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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铁腕张居正
大纲
一、转折年代的铁腕人物：
徐阶、高拱与张居正
1.徐阶与张居正
2.高拱与张居正
二、“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1.弹劾张居正
2.宰相之杰，身死之辱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
徐阶引用门生张居正进入裕王（即后来的穆宗）府邸讲学，世宗病危，他连夜召张居正共谋，起草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宣布，控制了政局。
因此朝野上下把他比作正德、嘉靖之交力挽狂澜的杨廷和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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