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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困境及路径分析

——以自由看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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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学号:

 

一、关于服务型政府

二、服务性政府在中国的构建

三、服务型政府的困境

四、服务性政府的路径分析

五、注释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困境与路径分析

——以自由看待发展

【内容提要】

我国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原因是官僚主义严重阻碍了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所以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强化对自由的拓展,实现民主的最大化。

【关键词】

服务型政府,为人民服务,成就,困境,民主,官僚主义,深化改革,利益冲突,拓展自由,博采众长。

一、关于服务型政府

(一)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为社会、企业和公民提供所需的价值的政府,也是将执行社会公共职能为主要任务的政府。

(二)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1)具有以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为核心竞争力,提倡社会平等、政治民主、以人为本。

(2)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人民民主和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3)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法治和有效的政府,尊重宪法精神,依法行政。

(4)在公共财政和预算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导向上,真正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需要和愿望,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5)以完善政府治理、优化政府结构为重要内容的实现了合理分权的政府。

(三)服务型政府的职能

(1)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结构

以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能重心。

(2)职能转变

①从审批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审批型政府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是全能型的政府。

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必要通过规制市场行为和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竞争活动的公平、公正,降低市场经济活动的运行成本,增进市场效率。

②从高成本政府转向高效率政府

一个高成本的政府,往往是一个低效率的政府。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明确中央和地方对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责权;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减少政府规制范围,有利于降低政府管理成本,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四)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

过去,我国政府是一个管制型政府,长期收封建传统思想、计划经济观念和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观念的影响,对社会实行管制,产生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如政府命令型经济、腐败问题等。

在政治上,实现“统治型----发展(建设型)----服务型”;在经济上,实现公平分配;在社会上,不平衡状况要求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

二、服务型政府在中国的构建

2001年,上海市明确表示“上海要在全国率先建立一个高效、精干的服务型政府”。

2002年,成都市已经开始启动建设规范化服务性政府试点工作,南京市政府在市人代会上也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2003年6月19日,重庆市政府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工作意见》和《2003年建设服务型政府工作要点》。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发表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首次提出了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2004年3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强调:

“管理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

2005年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又把建设服务型政府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并经人大批准而上升为国家意志。

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2008年2月25日召开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服务型政府建设。

三、服务型政府的困境

自建国以来,毛泽东便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号召,直到现在,我们依旧沿袭着这一号召,并不断发展完善,如今的“构建服务型政府”更是对这一政策的深化实施,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却层出不穷,使得构建服务型政府陷入困境。

先从建国时期毛泽东建设的服务型政府谈起吧。

建国初期,我国刚刚熄灭了整整一百年的战争硝烟,人们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社会各方面建设极度落后,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一穷二白。

因此,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政府的建设必须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重点,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在毛泽东政策影响的三十年间,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

【1】中国农业的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穷二白的中国竟然养活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不得不说是一大奇迹。

农业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

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

【2】社会福利方面(包括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和贫困者的福利措施),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最接近商品经济社会的宋朝,识字率也只有30%,这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水平,此后便一直滑落至清末的20%。

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普及基础教育取得巨大成就。

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中国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

【3】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促进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遗留下了不少问题。

毛泽东时代,“人治”高于“法治”,很多正确的提议被否决,取而代之的是错误的号召,如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就其历史中的作用却很微小,更多的是对人民生活的危害,对人民思想的禁锢,没有做到一个服务型政府该做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人民争取更多的自由。

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思想上,颠倒是非、混肴黑白,使亿万人民陷入愚昧、混乱之中;政治上,践踏民主、法制,整个社会专制气息浓厚;经济上,成就远小于问题,出现了经济全面崩溃的趋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选择了“法治”的道路,但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法制建设仍令人担忧。

三十年来的法治建设有令人欣喜的一面,比如,政府日趋透明、宽容,权力有了一定的分散,但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比如,腐败猖獗,社会分配不公,以至于中央不得不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尽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未动摇过,但是,服务型政府建设似乎陷入困境。

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是通过提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产品来满足公众的需求,以人民为主体,服务于人民。

然而,如今官僚主义日趋严重,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最主要的阻力。

官僚主义的膨胀,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应该有的。

名义上,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公共财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又有多少,公共财产用之于民的又有多少。

现实中,教育、医疗、住房问题被称为“新三座大山”,民众对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和住不起房现状之不满甚至达到了非理性、极端化的程度。

再次,财政收入增加后,好像明显加大了对政府官员的分配力度,官员收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公共财产浪费挥霍严重,著名的例子就有地方官员工资的“3581”工程(初衷是力图使公务员正大光明地拿到自己该拿的薪水,后来变成政府“加薪”的借口,贪污公共财产。

),以及豪华行政楼的攀比建设,如安徽阜阳颖泉区政府耗资千万元建白宫式政府办公楼,成都市政府豪华办公楼总造价超过15个亿,堪比中南海,河南驻马店公安局花80万购买宝马警车,专用于为领导开道。

不仅仅如此,官僚主义的膨胀,更多的是引起了政府与人民之间权力的争夺,本来应该是“人民养政府,政府为人民”,但是如今政府损害纳税人的现象却层出不穷。

别的暂且不说,就说个笑话吧,母亲为了阻止小孩哭闹,只说了一句“城管来了,再哭把你给城管。

”小孩马上停止了哭闹,可见城管已经成为了凶神恶煞的代名词,者不得不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悲哀。

城管执法本来是要管好城市,为人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是,在很多城市变成了一个形象工程,政府为了城市形象而不考虑最基层的小人物们的生存,导演了一幕幕悲剧,23岁的河北小贩、退伍军人崔英杰在城管执法现场,用刀刺死了北京市海淀区城管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李志强,今年1月7日,湖北天门市民魏文华用手机拍摄城管执法遭50名执法人员群殴致死,7月30日中午,重庆市渝中区3名城管队员将一名占道经营卖凉粉的摊贩殴打致死,导致群体性抗议,特别是最近贵州瓮安发生了因一起简单的纷争导致的上万群众对政府进行打砸抢烧的严重暴力事件,从“瓮安事件”可以看出,当地所的民众与政府关系严重扭曲,而且这种情形在我国基层治理层面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此,反思“瓮安事件”首要是反思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应有的变异。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统治的国家,而并非统治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是社会的权力拥有者。

在此,不得不质疑“为人民服务”的含义。

“为人民服务”,那么什么是“人民”,又是“谁在服务”呢?

“人民”是一个政治词汇,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

不去计较它的确切含义,只是要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人民”必须代表最最广大的公民,他们才是被服务的对象,一切损害公民利益的行为,损害公民利益的人,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敌人。

四、服务型政府的路径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古往今来人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理想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完全为人们服务的“保姆”,民众是这个“保姆”悉心呵护的“宠儿”。

这种政府无疑是理想状态的政府。

然而,政府也是由“经济人”组成的,他们具有完全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4】人民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政府也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两者必然会发生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是政府建立的初衷,政府必须做出必要的让步,这是毋庸置疑的。

服务型政府要走出困境,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不单单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更应该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5】而政治改革的重心应该放在合理有效地处理公共利益上,由于“经济人”的本性作祟,政府不可能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人设定的目标行使其权力与物力,“公共利益不会主动成为政府官员的自觉追求,相反,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官员会利用公共权力追求一己私利而不是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很容易被滥用从而与政府的目标相悖。

”【6】所以,调和政府和民众间的矛盾,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所在,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社会发展的受益者是民众,民众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拓展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最重要手段。

所以,发展社会也就是拓展民众的自由。

【7】拓展自由,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活动等包括人们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在保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给予人们高度的自由。

就如同近三十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追根溯源,哪一项不是在民众获得自由的前提下取得的,给予人们最大的自由空间,就是给予社会最大的发展空间。

在改革上,完全可以围绕以自由为中心而展开。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自由,放开权力的控制,使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做出适合自己发展的决策;同时,广开社会言路,新闻、网络、报刊等媒体传播公开社会各方面出现的问题,只有把各个问题都摆上会议桌上,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处理。

财政公开化、透明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给人们监督政府财政支出的自由,极大地促进了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融洽,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

经济方面,近三十年间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也就是在不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权利,在国家的支柱产业上,最大限度的给予人民自由。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经济改革的重点,应放在行政机构改革上,如物价局的改革上,价格的核定是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只能在商品交换流通中进行定价,而经过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是建立在以前的价格基础上的,已经明显滞后于市场,况且物价局对于最新发明的产品,没有一个参照标准,是无法进行定价的。

其次,物价局对价格的控制,并不是经济学中正常的手段,虽然限制物价的最高值,有利于保持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短期内是有利的,可是从长远来看,是非常有害的,此时能做的只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打击非法哄抬物价的商人,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

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思想交流上,保持一颗博大豁达的心,放松对言论的限制,博采众长,才能解决问题。

前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说过:

“一个没有价值观输出的国家不能称之为大国。

”为民众创建自由发挥的平台,才能建立属于人民的人间乐土。

五、注释

【1】以上资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页。

【2】莫里斯·迈斯纳:

《邓小平时代:

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

【3】刘英杰(主编):

《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

【4】高鸿业(主编):

《西方经济学》(上册,微观部分)。

【5】以上资料来自2010年8月23日温家宝深圳30周年的讲话。

【6】唐薇莉:

《论行政法控权理念的宪政基础》。

【7】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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