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陆军沿革实录6兴义集团的内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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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陆军沿革实录6兴义集团的内并

贵州陆军沿革实录6---兴义集团的内并

第七章兴义集团的内并

第1节兴义系新旧派

　　兴义集团是以刘显世、王文华为核心而形成的封建军事集团，在兴义系内部主要是靠父子、兄弟、姻亲关系构成团体核心，然而由于王文华异军突起，从而使姻亲关系成为兴义系内部最重要的环节。

两人除了在政治上一致外，而另外就是以封建姻亲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护国之战前，由于王文华等还处于雏形阶段，旧派独揽军政大权，同时刘显世和王文华之间还有甥舅之间的传统宗法观念约束和维系，暂时冲淡了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分歧多是以和平方式暂时解决，封建姻亲的宗法关系一度加固过集团内部的附合力，王文华是靠刘显世而崛起的，而刘显世的地位也是得王文华的支持和政治路线而成就的，以后刘显世升一级，王文华也随之梯升，但随着以王文华为首的兴义新派青年军事集团的崛起，刘显世与王文华之间，兴义系内部新旧矛盾与日俱增,壁垒分明。

而刘显世想利用两方力量，对老派宽容，对新派姑息，而与北洋关系密切的刘显治一派更是恨极王文华。

　　由于历史上滇黔两省在行政、经济上有很密切的联系，而贵州旧派中的唐尔锟、熊范舆、周沆等在云南做官。

其后刘显世又借滇军扶持而上台，任可澄、周沆、陈廷策等又在云南政界掌权，兴义系对滇唐遂有强烈的依赖性，而随着新派力量的崛起，军权旁落，旧派不得不更加紧靠滇唐，以制约王文华的发展。

　　与旧派不同的是新派虽然也是以封建姻亲、同学、同乡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但维系的核心力量的思想和获取贵州政权的行动目的一致。

新派的主要骨干人物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论是在省内、省外还是在日本留学者多接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直接或间接的参加了辛亥革命，王文华本人就加入了贵州陆小组织的反清帮会组织黄汉公。

何应钦在江苏陆军第1师任营长，谷正伦则在黄兴身边任参谋，朱绍良任沪督陈其美参谋，胡瑛和卢焘以下级军官身份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

　　较之旧派，新派大多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

更具有驱赶时势的应变能力和不安于现状的改革与追逐权势相交织的进取精神。

　　而新派的形成正处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他们主张适应时代潮流，刷新贵州政治。

从某个角度说这是兴义系集团内部以新派为代表的贵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以旧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是该集团是否要使自己的统治形式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色彩，以便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选择的结果。

这就使得旧派

“保守则有余，进步则不足。

”当滋新机蓬勃之机，势难迎合时代潮流＂。

　　而直接导致两派矛盾迅速升级的是新派军事实力的急速膨胀，已严重威胁到刘显世的统治、以及贵州旧派的生存。

　　黔军在历年战争中占取川东、湘西之地，不仅取得了大量财物，而且王文华坐镇重庆，扼守长江水路咽喉要道，卢焘坐镇湘西，控制黔湘要道，川东、湘西历来是贵州对外贸易，由其是鸦片的贩卖必经之路，这样新派就控制了全省的咽喉。

制约了旧派对外的经济发展。

并迅速将陆军由六个团扩编为10个团，并一警卫营，2万余人。

在北洋时代，一省督军总揽全省军事、政治大权，但贵州则与重不同，刘显世任贵州督军兼省长，徒有虚名，从贵州陆军一组建开始军权便落入王文华的手中，本来王文华为刘显世外甥，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刘显世以为将军权交与王文华执掌，等于自己的化身一样，但后来王文华独树一帜，刘显世有扫尾不大之感。

而黔军主力长年驻扎四川，人事之安排，军官之升迁，部队之行动，皆出自王文华之手，而鉴于黔军兵力小，遂以团为独立建制，有别余其他省份，战时设临时总指挥和支队长指挥，其后虽然设5混成旅建制，但以团为独立建制的思想仍根深蒂固，此种特殊建制更便于王文华对黔军的掌握。

　　处于南北夹缝之间的贵州，政治路线亦是兴义集团主要矛盾，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历来以滇唐的意志转移为转移，一切唯唐继尧“马首是瞻”。

而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集团更倾向于孙中山。

新旧两派在联段、联孙的选择上，由于两派的人生阅历、人员构成不同，因此虽然同走对外扩张的道路，但手段是有所不同的。

新派表现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倾向，而旧派则因循守旧，而显得缺乏应变能力，再加上双方经济权益的分配不均。

政治、经济上的的成败利钝，致使了两派矛盾发展到白热化阶段。

　　首先在对待南北两政府的态度上，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力量历视北洋政府为正统，其弟刘显治为国会议员长驻北京，为贵州代表，同北廷保持密切联系。

尽管刘显世也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的护国、护法之战，但这都是借战争而达到向外扩张之目的，此点与滇唐、桂陆相同，皆视孙中山为一种助力。

而王文华则不同，他此时则主张支持孙中山，从而扩张黔军实力。

　　其次对待滇唐的问题上，兴义系旧派是滇唐扶植上台的，黔省经济上向称贫瘠，前清为受协省份，随着军队的扩充，刘显世、王文华滥发纸币、债券、收盐商捐、开烟禁，进行鸦片贸易，强行借款、收烟税，但财政的收入远远落后于军费增长的速度，就像一块巨石压弯了兴义系集团的脊梁，其次贵州地处西南腹地无出海口与列强勾结，借款购械，这使得兴义系只得向环临各省伸手，通过依附强者，掠夺弱者，来大量掠夺财富、军械，以达到割据称雄的目的。

因此兴义系（包括后期的桐梓系）都带有浓烈的依附性和掠夺性。

　　同时任可澄、熊范舆、刘显治、陈廷芬为首的宪党人物在云贵两省身居要职，他们相互联系，穿针引线，因此兴义系一直对待滇唐有强烈的依附性，滇唐的野心，始终左右着旧派的内外政策。

在贵州初建的六团长中，彭文治、熊其勋、吴传声三人皆是滇唐之部将，王文华之副团长卢焘、李雁宾也是云南讲武堂毕业，而中下级军官也多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充当，及至熊其勋、吴传声战死，彭文治被黜，王文华又提拔袁祖铭、王天培等作为自身心腹力量，其后援引何应钦、王绳纯、谷正伦、朱绍良、李毓华、张春浦等士官派力量，从而建立了王文华对黔军的控制权。

护国战争后，唐继尧于毕节设立行营，黔军入川作战，节制于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唐以总司令名义驱役黔军，视王文华为部属，这与王倾向于孙中山政治主张相反，随着王文华新派力量的迅速增加，军事实力和地盘的不断扩张，这与滇唐控制贵州独霸西南之目标相左也与旧派甘随云南附庸的既定政策发生矛盾。

1918年王文华支持孙中山委任的四川省长杨庶堪开府重庆，与唐继尧委任四川督军兼省长熊克武对峙。

南北议和，贵州支持孙中山与滇唐步调不协，其后滇唐、桂陆加紧排挤孙中山，刘显世表示拥护，而王文华则在西南一隅中支持孙中山最力。

并拟出兵广西，平定陆荣廷。

2，民八事变

　　1918年11月王伯群受任为贵州省长代表赴广东军政府接洽，次年1月受任为贵州驻沪、惠全权代表，王伯群利用这种身份，为新派提供了便利。

旧派控制的黔军的经济命脉，王文华因此决定插手经济，遂开烟禁、立筹响局、护商队，插手旧派华之鸿、刘显世之侄刘敬吾等人控制的矿业。

但旧派在经济、金融、商界根基深厚，要在经济上排挤其势力，绝非易事。

　　而新旧两派斗争，贯穿着兴义系从崛起到发展的全局，早在辛亥年刘显世倒向宪党，残杀自党违背了王文华的初衷，王刘从此便产生了裂痕。

在护国战争是否出兵的问题上表现的最为明显，熊范舆、郭重光、何麟书、刘显治等人群起反对王文华出兵，王文华遂联合旧派张协陆、张彭年兄弟对抗之。

　　1916年春熊范舆、郭重光、何麟书、刘显治、华之鸿等密谋组织“群益社”新党，企图掌握贵州政治力量，将王、张两氏排斥，王伯群急忙同张彭年商议，通知第1师参谋长李雁宾利用军队化装投票，与熊等争夺群益社领导权。

其后王文华与张氏兄弟又因贵州财权而分道扬镳，形成了佐刘集团的三角斗争。

张氏兄弟遂同其他旧派联合起来同王文华等新派集团展开激烈斗争，新旧两派的斗争始终是以旧派企图夺回军权作为重要目标的。

在护园战争中刘显世就力图用韩凤楼代替王文华，皆因前线军心旺盛而告吹。

在护国之战后，刘显世与刘显治、熊范舆密议拟以刘显潜为黔军第1师师长，遭黔军的集体反对。

其后刘显世以刘显潜为游击军总司令，刘显潜遂在西路招兵买马，将剩余之巡防国民军悉数编入游击军，以易荣黔第1路驻黔西北威宁、水城、毕节、遵义一线，刘显潜自兼第2路司令，驻盘江至兴义根据地，以王华裔第3路驻黔东镇远、都匀、独山直至湖南边界，总数万余人，遍布贵州全省，同时乘黔军在川战败之机进抵川黔边境、湖南洪江一线，三路游击军各持一方,压迫黔军主力，与其保持对峙形势，

　　而新派内部也存在着士官系接近王文华、保定系接近袁祖铭的派系之分，王文华拟将袁祖铭团编入川军熊克武第5师第10旅以袁任该旅旅长，此事为熊克武拒绝。

而刘显世在用游击军制黔军的同时，任命袁为黔军第2师师长，企图以袁制王,此事为王文华所警觉将袁调任黔军总参议。

此举虽然被王文华挫败，但加剧了王、袁二人之间的矛盾，新派内部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搅乱了新派阵线。

其后刘显世又密商于云南唐继尧，拟借口“王文华为师范学生，不习军事，难当大任，用滇军人物韩建铎代王文华，又为王所察觉，未能实现。

及至王文华黔军在川战败，刘显世急忙利用游击军布防于湘黔边境，大有包围贵阳，迫使王文华陆军缴械之势。

并拟以熊范舆左迁总司令部秘书长以制王文华，王文华坚持以遵义县知事吕声文充任，其后旧派派人将吕声文刺死。

接着旧派推郭重光、新派推符经甫角逐教育会长一职，新派失利，驻京代表刘显治密电熊范舆暗中制止王文华图谋贵州政权的活动，此电为王获悉，因而对熊恨之入骨。

　　随着为省长—席发生了刘显治、王伯群、张协陆的三角斗争。

兴义系内部矛盾更形复杂，新旧两派之斗争已经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境地。

　　1918年11月10日，何应钦、谷正伦、邱醒群、赵季卿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联合贵州法政学校校长彭克荷、刘敬吾仿少年意大利会，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凝聚政治力量，影射旧派集团，作为新派政治基础，以谋扩展政权。

　　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集团中，以少壮派军官为领导，青年学生、失意文人、野心策士、中下层资产阶级为羽翼的贵州知识分子和实业分子团体。

该会出版《少年贵州报》作为舌喉。

利用西方民主思想，冲击旧派赖以维系的封建宗法关系，倡议建设民主新贵州。

获得广泛的支持，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

　　初刘显世支持刘家子侄中刘敬吾共同作为少年贵州会的发起人，从而争取领导实权，抑制新派何应钦，以扩大旧派在学界的影响力，同时树立自己紧跟时代潮流的正面形象，因此也支持何应钦。

其后少年贵州会完全在新派控制下，何应钦亦声名喝起，刘敬吾复成立大中华民国贵州学生爱国会与之唱对台戏.新旧两派展开暗斗。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京爆发５．４爱国学生运动，直接冲击北洋皖系政府，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南军阀，刘显世通电支持北京爱国学生行为，

28日新派少年贵州会主任何应钦、同旧派骨干人物省议会会长张彭年、刘敬吾等联络各界成立贵州国民大会声援京沪。

兴义系开始就想把学生运动纳入利己轨道。

而随着运动的发展，旧派害怕其会危及自身统治，遂利用省议会和警察厅积极破坏，而新派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诡辩的计策，看出潮流的不可逆性，为自身生存与进取，利用汹涌的民意，因势利导，从而刷新贵州政治。

王文华、何应钦反对省议会、警察厅干涉学生运动，鼓动讲武学校学生冲击省警察厅，吓走厅长李映雪，向旧派全面夺权。

时黔系新派把持贵州政治、军事大权，但旧派势力于经济、财政方面经营多年，盘根错节，扼新派之咽喉，新派仍汲人余沥，随人仰附。

王氏兄弟早就想插手贵州财政，借实业救国口号，打破旧派对经济的一统天下。

　　是年3月30日王伯群在沪同华侨赵士觐草签修筑渝柳铁路条约，为左右财政的起点，事已得刘显世首肯，督署秘书长熊范舆同意，11月刘显世召集兴义系骨干张协陆、张彭年、陈廷策、王文华、郭重光等开会商讨，会上大家对筑路多无意见，而附带有1000万美金之借款，王文华主张先挪用160万作为补发黔军历年欠饷。

而财政厅长张协陆、省议会议长张彭年、政务厅长陈廷策、顾问郭重光抓住“拉本作利”的偿还方式作把柄，群起反对，与王文华展开激烈争辩，否定借款，推翻筑路草案。

张协陆于省内外四散意见书，积极攻击王氏兄弟，抢先控制舆论，在省内迅速掀起了反对王氏兄弟卖省营私的轩然大波。

刘显世、熊范舆也党同伐异转而反对。

其后黔省内外新旧两派打成一片，终因川桂两省不同意，此项决议遂作罢。

　　新派在轰动一时的借款案上受挫，这成了新旧两派矛盾公开化的起点。

新派将矛头直指张协陆、陈廷策、熊范舆三人，胁迫刘显世从严查办，王文华还以辞职为要挟，两派剑拔弩张。

王文华决心打击旧派主干，从财政厅贪污舞弊着手，集中打击物张协陆、陈廷策。

　　平心而论，张协陆号称执掌贵州财政经年，其人勤勤恳恳已建立了一套开源节流、培养税源的办法，初步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财政赤字局面，收入日增的。

但自从1914年由张任厅长之后历年账目没有结算，多入刘氏兄弟、熊范舆、张协陆等人的腰包，

　　在和刘显治、王伯群角逐省长职务中，受二人压迫，又得不到刘显世支持，其人更迷信于阳明合一学说，亦曾有“道高愈安，位高愈危”之言，对于生死观念，极为淡薄，而对浮云富贵，仍看不透。

　　先是何应钦以少年贵州会，煽起民意，对财政厅的不满。

王文华派何应钦、谷正伦二人私下游说收买省议会表决通过审查财政厅历年账目，张协陆虽临时派人赶工，涂改账本，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还是漏洞百出，新派抓住此点劈头盖脸大肆渲染，弄得张协陆狼狈不堪，灰头土脸。

新派控制的议员上书刘显世要求严惩张、陈一伙。

省议会又通过议案连篇累牍质询张协陆。

　　另拟将《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一文见报。

张协陆百口难辨，急忙整理赶印《贵州财政说明书》四处散发以澄清事实、洗刷自己。

其后新派一发而不可收手，到处散布流言，把火力喷向整个旧派集团，熊范舆、张协陆、陈廷策、张彭年都成为受指责和被怀疑的对象。

王文华支持彭象贤竞选教育会长，致使原会长张彭年落选。

唆使伤兵数百围攻财政厅和张协陆、熊范舆私宅。

张协陆心虚，提出辞职，未获批准。

时云“谷正伦、何应钦等人组织暗杀团。

对付反对筹款之人，或云王文华组织平民大会要公审处决熊范舆、张协陆，一时风声鹤唳、四面楚歌。

　　11月26日夜陈廷策被人枪击受伤，陈比较圆滑，立即见风转舵，投向王文华一方，辞去政务厅长，28日省议会提出查办财政厅长案，12月1日刘显世迫于压力，舍车保帅，复议从严查办。

　　而处在漩涡中心的张协陆走投无路、书生意气于3日服毒自杀，留函刘显世劝其退步远祸，遗书

　　其弟张彭年、警察厅长兼警务处长李映雪远逃他乡，

　　经此事件新派从旧派手中夺得省财政厅、警察厅、警务处、省议会、省教育会等要害部门，是为贵州民八事变。

最终以旧派骨干人物张协陆以死抗击，达到高潮。

使得新派大受省内舆论谴责，事后王文华不便滞留贵阳，返回重庆军中，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新派锋芒毕露的气势，然而民八事变只是整个黔省政治风暴的的一个前奏，远不是尾声。

此事件时的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更加白热化了，其后于1920年爆发了远比民八事变更猛烈的民九事变。

民八事变后，新派对旧派的夺权已到了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境地，旧派处境岌岌可危，濒临绝境。

　　陈廷策在受枪击之后，闭门不出，厅长由周鸿宾代理，王文华派其妻兄段家榕任财政厅长，新派彭象贤任教育会长。

李雁宾接替李映雪暂代警察厅长，李雁宾受任几月之后，深感贵州政局动荡，遂辞职，王文华遂以其妹夫新派骨干何应钦继任并兼警务处长，掌握贵阳警力。

进一步的夺权活动又将展开。

3、民九事变

　　而1920年对于旧派来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几个头面人物陈廷策在家养伤，张协陆自杀，张彭年、李映雪亡命在外，引人注目的只剩下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三人，刘显世就成了孤家寡人。

　　由于自身军事经济实力弱小，为求得在南北对峙的夹缝中生存，黔系带有强烈的依附性、扩张性。

黔系热衷于联合，在护国战争之后，黔系曾联合滇系入据四川，实行滇黔共治，护法之役又为对付北洋武力统一计划，组织川滇黔俱进会，公推贵州袁祖铭、四川余际唐为会长，川滇黔俱进会虽因其后三方火并而未成气候，但仍不失为西南军阀联合的破冰尝试。

　　其后黔军在川失利，对外扩展受挫，内部新旧两派的斗争迅速激化，为联省自治打下伏笔。

新派是贵州推进联省自治浪潮的主力，时全国废督裁兵口号高涨，西南各省盛行废督自治“军民分治”浪潮，新派利用时事，导演了一出废督的好戏。

王氏兄弟操纵省议会副议长张士仁作军民分治的决议。

逼迫刘显世让出省长，推王伯群为民选省长，电请粤府任命。

并传“废督留省”、“废道设厅”注重民治之风，刘显世遂云“废督就是要其命。

新派复发起政治委员会，推旧派任可澄为会长，将一切政务都聚于委员会下，达到架空督军兼省长，控制省政的目的。

王文华顾及人言可畏，不便再有过火行动，遂暂缓行事。

5月4日刘显世补选为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迫于废督声狼和省内新派的压力，6月27日刘显世继唐继尧之后通电解除督军职务，21日通电就任滇川黔联军副总司令，督理贵州军政。

此举虽非刘显世本意，但客观上推动了西南联省自治的声势。

　　时在川黔军节节败退，刘显世决定孤注一掷，毕其功于一役，倾全力倒王文华。

而此时旧派内部也产生了些分合暗流，因政务厅长何麟书左迁黔中道，而以政治作风圆滑的陈廷策任政务厅长，何愤然而与熊范舆、郭重光密议,趁王文华离川赴沪之机，仍由刘显世作傀儡,而以游击军第3路兼洪江守备队总司令王华裔主军,郭重光主政。

　　7月刘显世支持薛尚铭在黔军内部秘密组织的反王文华的“靖难军”设司令部于四川安岳，号称有兵十余营。

发表宣言：

反对王文华，拥护刘显世，与四川各军恢复亲善，号召黔军官兵脱离王氏体系。

为旧派张目。

一定程度上离间了黔军内部的团结。

　　复召刘显治返筑，策划倒王，派其子刘刚吾会驻湘西洪江的游击军司令王华裔、张彭年，由王华裔通电历数王文华十大罪状，公开讨王，制造舆论。

刘显潜游击军向贵阳调动，企图控制权力中心，彻底解决新派。

　　然而旧派之举动并不能撼动新派内部。

未能收到实效，反而促使新派加快了武力讨伐刘显世全面夺权的步伐。

新旧两派最后摊牌势不可免。

　　再说王文华1920年9月黔军在川战败，旧派以为这是倒王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遂大张旗鼓反对黔军回黔，并拟借滇唐滇黔联军总司令名义，再次起用任贵阳卫戍司令的滇将韩凤楼接替王文华。

此事为王在督署内线曾宪孔得知，密报王文华，新旧两派矛盾，以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王文华接电后无心继续在川颤斗，遂与滇军总指挥顾品珍密商，顾回滇倒唐，王回黔倒刘。

　　10月初王文华在黔军撤退前夕即着手组织回省布置，召集胡瑛、谷正伦、朱绍良、卢焘、张春圃等高级将领秘密开会，主张清君侧，驱逐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丁宜中等人，仍拥刘显世为傀儡督军，改组省府。

王文华怕落下“以下犯上、以甥逼舅”之名，遂以养病为由携朱绍良赴上海遥控指挥，10月15日卢焘代黔军总司令，以胡瑛、谷正伦为正、副总指挥，率队返回黔北遵义，配合在贵阳的坐镇何应钦实施倒刘计划。

　　而在黔军此次清军侧名单中本没有郭重光，卢焘并以黔军总司令名义去拜望郭，暗示其不多事，然郭重光态度非常傲慢，历数王文华不是，遂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而刘显世风闻黔军万余人回黔，驻扎遵义，急忙一面派其侄刘敬吾为宣慰使到遵义观察动静，一面飞调刘显潜游击军第2路张三元、凌国铣、王梅村三营和王华裔一连入驻贵阳，并令易荣黔团兼程入贵阳拱卫。

而新派主力远在黔北，贵阳只有何应钦所指挥的警察队，及新建的匡文汉第8团战斗力弱。

易荣黔第7团（由游击军第1路改编，驻赤水，何应钦不能掌握）遂形成了对峙局面。

而新派此次事变的具体执行者卢焘、胡瑛等皆非黔人，不愿过分卷入内斗，悉由谷正伦当家驻沙子哨，贵阳则由何应钦指挥，而据传闻，王文华原意不准备流血杀人，只是想将几人逼下台，再拥刘显世作傀儡督军。

而谷正伦素有野心认为只有趁此机会滥杀几人，才能机会出头。

再加上执行任务的孙剑峰是个嗜杀之辈，大开杀戒。

由于贵州旧派多是文人，游击军又战斗力岑若，谷正伦遂派装备精良的孙剑峰警卫营于26日星夜入贵阳，主力仍留黔北，迷惑刘显世等人。

11月8日刘显世通电留川黔军撤回边境，进行裁汰改编。

企图借机打击新派，这反而促使新派加紧了政变的步伐。

　　谷正伦、何应钦决定先机发难，10日夜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以贺永顺第1连、陈子清第2连迅速将张三元、凌国铣两营缴械，以机枪连警戒督军署

　　以第1旅窦居康营一连将驻马棚街王华裔一连缴械。

11日警戒督军署的王梅村营亦被缴械。

以第3连连长张文藻带兵一排将郭重光处决于北门桥。

排长华先云率兵一排入熊范舆家将其处决。

黔中道何麟书闻讯躲入邻家厕所，黔军将其未成年子侄三人处决（其后3岁、一个7岁）何于20日逃亡广西。

丁宜中藏于家中夹墙得以幸免。

　　客观的说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于嗜血成性,其实所谓政治斗争,无非是人事的变更,权力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人际关系的再调整.

但王文华此役用人失当,

致使次日孙剑锋将5个人头送卢焘、谷正伦处，卢焘见熊、郭二人之人头无甚表情，而谷正伦见何麟书子侄之人头倍感凄然。

埋怨孙剑锋执行过火，在沪之王文华闻讯后，也颇难为情，难以面见江东父老，滞留上海。

　　而贵州一夜之间发生惊人巨变，刘显世初只是认为王文华和其幕僚有矛盾，而没想到直接把矛头对准自己，无力抗拒遂于13日被迫辞去所兼联军副总司令、省长两职，返回西路兴义。

至此贵州新派势力通过武装政变，使得掌权贵州七年的兴义系旧派集团土崩瓦解，新派上台，到达了全力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