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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
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4年9月号第5辑
1．厦大“诱奸门”能否催生高校性侵防范机制
2．更需读懂八成网友对高考公平的内心期待
3．枯死的大树是城市在“拔苗助长”
4．被夸大的“未富先懒”与真实的机会焦虑
5．谈公务员收入不能总盯着明处
6．“被巡视组长”号码是假的诉求是真的
7．比雕像更需拆除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观
8．别让“退票成本归谁管”成悬疑大片
9．“搭讪测试”只关提醒无关成绩
10．军训服“开裆”，教育管理“掉档”
11．“理发招标”是一场花钱“合法化”的游戏
12．对“网络问诊”不该一刀切禁止
13．换位思考能让“让座风波”定分止争？
14．“新式”作业累坏家长的怪事本不该发生
15．“不知情”的记者证是张利益互动的标签
16．老师没收到节日礼物骂学生，别拿师德说事
17．首查行政垄断意义重大
正文
1．厦大“诱奸门”能否催生高校性侵防范机制
王垚烽
据《法制日报》报道，由256位来自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参与联署的两封公开信，分别被寄给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同时建议厦大率先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
（9月10日《京华时报》）
教师节当天读到这样的新闻，叫人心里怪不是滋味。
厦大“诱奸门”作为本年度最受瞩目的高校丑闻之一，从引爆到如今已过去近3个月了，然而回头梳理这段时间以来的事件走向，一方面，外围的意见碰撞日趋激烈，一会儿122名历史系学生联名力挺导师，一会儿又是256名学者上书教育部长，好不热闹；但另一方面，作为核心当事方的吴春明以及厦门大学，对此却始终三缄其口，相关调查结果也是至今未公布。
这不仅导致各种流言满天飞，而且也在客观上偏袒了性侵行为，起到了很坏的负面激励作用。
事实上，厦大“诱奸门”并非个案，类似高校性侵事件这些年呈增多态势，这其中有导师性侵女生的，也有院长潜规则老师的，既对被侵害对象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败坏了大学教师的整体声誉，以至于“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等民谚风行一时。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严重有悖师德的行为，目前绝大多数学校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而极力遮掩。
厦大的态度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这3个月的等待无疑告诉外界：
期待厦大方面自己清理门户已不可能，这或许也是为何此次上书者选择将公开信一并寄给教育部长的原因。
就个案来说，这种寄希望于更高层权力的介入来打破小圈子庇护的尝试，不乏是一种可行的思路，此前也有成功的先例。
但鉴于目前高校性骚扰问题的普遍性，更保险、更周全的做法显然还是从制度入手，建立相关的防范机制。
所幸根据报道，此番公开信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通过参考各国和港台地区高校与学术单位的相关规定，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草拟了相关政策与制度建议文本。
尽管我们不清楚文本中具体讲了些什么，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大抵应包括对性骚扰的定义、判定标准，以及对性骚扰行为的举报、调查、纠正、处罚等一整套防范和保护机制。
以香港为例，目前8所院校均设有防止性骚扰的政策及相关投诉机制，对于投诉成立的性骚扰个案，若涉及院校的教职员，惩处包括书面警告或谴责、停职及终止雇用等。
如果事件涉及刑事成分，更会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而院校将全力配合相关调查工作，不容许管理人员试图绕过有关政策和机制，阻止当事人履行应有权利提出投诉，否则可被视为滥用职权及违反校内职员守则而遭受纪律处分……这些做法在内地高校能否行得通，相关防范话题是不是应该来一场全民大讨论，相比于厦大“诱奸门”这一个案本身，上述问题或许更应该引起教育部的关注并得到及时的回应
2．更需读懂八成网友对高考公平的内心期待
张剑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就刚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进行了公众网络调查。
在回收的5871份有效问卷中，有80%的网友赞成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等专家认为，高考这样的大规模考试应该遵循简单易行、科学高效的原则；而且全国统一命题也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前提和基本措施。
（9月10日《北京青年报》）
表面上看，恢复高考“全国统一命题”的旧有做法，的确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简单方式。
因为统一试卷下反映出来的录取分数，既可以客观展现各省学生的实力水平，又可以在比较中看到不同省份之间的录取分数差距。
而这些直观的数据，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描摹出当下高考制度的弊病所在，但它至少可以从某个侧面督促各省的教育部门为实现省与省之间的公平录取而作出切实可行的努力。
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如果实行全国统一命题，那么，这种全国一张卷的局面，同样会因公平问题给不同地区的学生带来诸多伤害。
比如东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普遍比西部偏远地区要强，那么体现在分数上就可能是更大的差距，如果只按照分数来录取学生的话，这对条件相对落后、基础教育尚待提升的地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
而在另外的层面，全国一张卷的做法，更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部分省份正在推行的课改政策。
于此而言，我们如果不在推行前期考量到它可能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那么这种民意上的“喧嚣”，反倒可能成为阻碍高考改革的绊脚石。
事实上，大多数网友之所以选择支持全国一张卷的做法，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对现有考试及录取制度的不满。
虽然他们可能知道全国一张卷也会带来诸多弊端，但缘于对公平及阳光招生的极度渴望，他们也就只能选取这种看起来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方式。
所以，我们在批判八成网友支持全国一张卷的做法时，更应该看到他们对招考制度的公平期待。
这种期待，集中体现在招生制度的公平上。
众所周知，当下的招考政策，基本上都是各省独立进行。
而不管是重点高校、还是一般高校，在招生指标的投放上，大多都是侧重本省生源，这种招生比例上的不均，使得一些高校在某省的招生分数较高、而在其自己所在的省份则非常低，它带来的后果便是各省都想拦住本省的生源，却对外来生源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这种在人数指标上设限的方式，既人为的制造了不公，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高考本身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指标设限的语境里，我们的录取方式却异常单一。
虽然说自主招生已在各地铺开，可遗憾的是，它并不是当下招生的主体，更大一部分人还必须通过分数这根独木桥走向高考的彼岸。
在这样的尴尬中，人们对高考公平的期待，便只能寄托在一张小小的试卷上，殊不知，这样的寄托，虽然可以暂时找到心灵安慰的寓所，可它却不能承担起人们内心对公平的极度渴望。
毕竟，高考的本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出在录取形式单一、录取指标分配不公的原始链条上。
所以，当务之急，并不是立刻将八成网友的意见转换成文件强有力的推行，而在于读懂他们内心对高考公平的期待，从而通过制度设计、招考指标调整等方式对他们的呼声进行回应，这样的良性互动，或许才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根本途径。
3．枯死的大树是城市在“拔苗助长”
谢伟锋
2014年9月9日，在南京建邺区青奥村附近的邺城路、江东南路，数名工人正冒着烈日把路两边枯死的大树挖出。
据了解，这些树为迎接2014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突击栽种的。
（9月10日中国广播网）
有工人说这些枯死的树木“完全是反季节栽植造成的”，情况真的如此？
在2010年南京获得了2014年青奥会举办资格之后，南京市园林局就已经开始“青奥林”的种植计划。
当时开始的时间为3月份，正好是树木适宜移植的时候。
而根据之前的新闻报道，南京的绿荫道建设计划中，很多大树的移植在6月之前就已经完成。
虽然在这个时间点上并没有赶上最佳时刻，但也不至于是“反季节”。
枯死的树木大都是“直径二三十厘米，高约五六米”。
这些树木基本上都已经成型，自身的可塑性就已经在下降，适应性也远不如树苗阶段那么勃发，加上移植过程中根系要受到不可避免的切断，往往就容易导致大树的死亡。
这或许就是“树挪死”的由来。
可以说，成型树木移植后枯萎，在很多地方并不鲜见。
笔者所在小区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
开发商为了打造出售楼沙盘上所许诺的绿化率，便开始了移花接木的大动作。
刚开始的确能带来郁郁葱葱的满眼翠绿，但过了三五年，问题也就暴露出来。
原来一些因为挪窝后伤筋动骨而处于“假死”状态的树木，此刻也已是速朽。
当初树木移植者也只管树木存活三年左右的期限，过了这个时间点，也只有看树木自己的造化。
开发商作为市场的掘金者，自然不会有“十年树木”的耐心。
但作为政府，能否在尊重树木成长规律的前提下，少动些移植大树的脑筋，多些种植树苗的期盼。
不过这样的愿景，大都会被认为是“想太多”。
近年来，“大树进城”仿佛是方兴未艾。
一日成林、一夜成景造就了城市绿化工程的神奇速度。
百姓们在林荫道上呼吸着负氧离子，也情不自禁地为市领导们点赞。
然而，那些挂着黑色遮阳网、打着营吊瓶的树木却是好景不长，打蔫、掉叶最终枯萎。
短暂的绿色惊喜之后，便是被戳破的绿色泡沫。
城市绿化是利民的好工程，但要立竿见影，尊重自然成长规律恐怕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碗口粗的大树被挪窝，不仅是在做成活率不高的加法，也是在做被一致区域生态的减法。
而那些打着绿色经济的苗圃，在这种绿色GDP的催动下，完全没有耐心顾及到自家园中的小树苗，而把手脚伸到了农村山区的广阔天地中。
上蹿下跳之间，多少大树甚至是古树在经历着生死劫难。
有些城市都有不少法国梧桐群落，这大都是二三十年前种下的，如今都已是城市最美的风景。
绿色能够入城市的成长，自然会点缀不少人的回忆。
多些慢水滴灌式的十年树木，少些拔苗助长式的捡现成。
对于环境保护来说，也是种交待。
4．被夸大的“未富先懒”与真实的机会焦虑
朱昌俊
“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在用工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拆二代”则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未富先懒”，一个形象而无奈的说法，近几年来频频被引用，以形容当下面临的一种社会现象。
（9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客观而言，如果从个体选择来看，“未富先懒”或许是一个伪命题，将其加诸于任何一个群体身上或都存在着不当。
一来，每个人具体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矩，便是个人自由，旁观者既无需苛责也没必要担心；二来，由侧重于体力劳动的付出到智识的比拼，“勤”与“懒”的衡量标准也早已非泾渭分明；其三；开放时代，能够完全依赖个人的财务条件，选择各自的生活，正是社会多元化与自由度的重要标志。
因此，公共语境下所谈论的“未富先懒”话题，显然更倾向于指整个社会层面的精神风貌，或说国民心态。
那么，在社会层面又该如何理解这种“未富先懒”？
2009年十月《新周刊》以此为主题的封面报道，或许即展现了一种最初的问题意识，该报道的副标题——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为理解“未富先懒”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
正如报道所援引的学者所言，“未富先懒”问题首要的不是人们富不富，而是要审视，当下的社会是否给个人奋斗设定的门槛越来越高，给个人奋斗的空间是否让人觉得有动力。
以此对应，整个社会层面“未富先懒”心态的流露，其实与大背景下的社会制度诱导和资源分配格局密不可分。
其中最关键一点即是机会公平的问题。
譬如就社会成员的上行通道来看，近年来，包括诸多公务员招聘黑幕引发的公平焦虑，户籍制度衍生的权利差距，区域发展失衡引发的资源过度集中等等都大大提高了阶层流动的成本，催生出一种社会性的挫败感，自然令相当一部分人只能被迫自外于时代的竞争横流，强化“平庸”心态。
必须看到，所谓“先懒”，其实并非指满足于“未富”状态，而是在社会资源的攫取难度面前，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勤”的机会被压制了。
这其中重要一点即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足够开放。
当前，各级政府将简政放权改革摆在突出位置，恰恰说明，权力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还比较强，不仅无法让社会资源得以无障碍的公平流动，还在无形中强化“赢者通吃”的板结效应；与此对应，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还有待加强。
这样一种资源分配格局下，社会活力被抑制，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源红利的释放，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社会成员竞相迸发精神面貌的出现，还需要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完善的公共产品配置来撑腰。
以降低人们对于拼搏风险的疑虑，免除奋斗的后顾之忧。
譬如囿于城乡居民权利的差异，一些底层群体显然难以做到轻装上阵。
再譬如，高房价，成为压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肩头的大山，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求“稳”的心态便会被强化。
当“未富先懒”指向个体时，它或许是一种被夸大的事实。
但在社会层面，它又确实指向社会活力不够的真切现实。
这种活力不足，并非指道德意义上的甘于平庸与沉寂，而更多体现为社会转型期，一些改革的不到位，导致制度对于社会成员创新、拼搏的牵引作用不够，归根结底，即是“人人出彩”的机会与权利还未能公平兑现，一些制度对于“人”的解放还不够，束缚着“理性经济人”的拳脚。
值得一提的是，在10日召开的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李克强提出，要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有自主创业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精神蔚然成风，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此可谓缓解“未富先懒”的对症药方之一。
5．谈公务员收入不能总盯着明处
谢伟锋
公务员工资，一直是舆论热点话题。
目前，我国约有700多万公务员。
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影响的显然不只是公务员的个人福祉，更关系到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成效。
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施行于2006年，缺陷日益凸显，改革亟待破局。
（9月11日人民网）
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是覆盖了行政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多重区域。
它因为对象是享受财政支持的人群，且提供的服务基本涉及到普罗大众，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一直牵扯着大众的神经，有的甚至是情绪。
坊间关于公务员福利好的传闻早已经是满天飞舞，其实真正有几个人看到过本地公务员的工资单？
湖南冷水江市财政系统因密码破解导致该市公务员工资被曝光，每月2000到4000元的工资应该就是当地的标准线。
而有广东省人大代表发出为公务员加薪之后，却惹来不少体制外人员的吐槽。
大家公说婆说的纷纭中，对于公务员工资是否能打造出真正的幸福指数，就一直没个定论。
最关键的因素自然是信息不对称。
一直是“听得楼梯声，不见下楼人”的官员财产公示成了众矢之的。
和官员们语焉不详的态度不同，基层公务员大都投赞成票。
“晒下财产，反倒更痛快些！
”言外之意，就是灰色收入是不敢妄想，短期目标是赶紧涨到和名声对等的薪酬收入。
而公务员抱怨最大的就是“工资结构不合理，收入地区差距大”。
由于基本工资是由国家财政来打底，而津贴之类的则是由当地部门财力安排，这样就导致了地区差异过大，有些堪称倍数。
但在外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如果打破收入差异化，那西北某县的公务员收入和深圳公务员收入相当，是否前者所在地的其他职业人群也要怨声载道，毕竟公务员收入也是当地物价消费的重要参考之一。
还有一种比较矫情的说法就是，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工资调整是以企业相当人员薪酬水平及其变动情况作为参考依据的。
而现在企业人员收入已经拉近了与公务员的差距，就这个客观现象来看，公务员加工资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然而，公务员收入在社会财富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恐怕都不落于下风。
即便在工资单上体现不出体面的那种范，但不用缴纳退休金、各种保险的足额托底、医疗养老保障的无忧，而在住房、子女教育上，更是有先天优势。
前段时间四川省委机关食堂对外开放，顿时登门者众，恐怕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出公务员后勤保障的优渥。
不盯着隐形收入，不看到账面外的福利，总是拿着明处所见的四位数阿拉伯数字工资账单说事，其实也就不是那么回事。
公众的情绪表明，如果财富分配到了“照顾情绪”的地步，那是否存在着“欺软怕硬”之嫌。
提高政府职能部门效率的行政改革是块试金石，把那些想发财的、混日子的扫地出门，并以此为基点来提高态度和效率，这才是公务员加工资的正当理由吧！
（
6．“被巡视组长”号码是假的诉求是真的
木须虫
经警方调查，温州乐清施先生的名字和手机号码被人放上网络，并冠以“中央巡视组组长”的名头。
“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估算接到的电话有近万个，几乎几分钟就一个电话，短信更是不计其数。
”在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施先生无奈地说。
（9月11日《钱江晚报》）
坦率地讲，稍具理性和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所谓“中央巡视组组长”名头下的手机号码是不靠谱的，一者组长作为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可能公布；二者正规的举报电话，一般不会使用手机。
不过，即便就是这个不真实的号码，还让公众给拔爆了，或许这比始终作俑者的造谣更值得思考。
对虚假信息偏听偏信，盲目非理性反倒更能反映出心理的急切，甚至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这个“被巡视组长”亦是如此。
为何这么火爆？
首先，想必是公众对中央巡视组在近两年反腐败和“反四风”方面，起到显著作用的肯定和期待。
新一届中央成立后组建的中央巡视组，每巡视一趟，便有一批“老虎”被打、一群“苍蝇”被拍，力度大、效果明显，契合了群众的强烈愿望，因而为群众所称道。
同时，强大的公信与强烈愿望的混合发酵，在特定的情况下，便催生出一种“迷信”的心理。
“迷信”中央巡视组从另一层面解读，承载的其实是对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监督、投诉、举报的渴求。
坦率来说，这其中很多的诉求并不在中央巡视组巡视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他们不可能也无法替代各级地方纪检机关反腐及监督的职能。
换言之，大量的诉求堆积，拿巡视组当“救星”，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监督、举报的渠道还不够通畅。
虽然各级纪检机关开通了专门的举报网站，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电话，但是宣传得还很不够，社会知晓率低，不知道、查不到、不会用是不小的问题。
譬如，个案的报道中警方提醒中纪委网站上可查到中央巡视组的有关信息，笔者尝试了一下，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其二，基层纪检机构的公信力有所欠缺。
一个月近万人拔打这个“被巡视组长”号码，这中间有多少与“老虎”有关的？
想必还是小问题占有大多数，只要合理，应当是地方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都能够处理的。
这么多问题寄期望于“中央巡视组”，无非一是不信任地方，二是曾经反映过地方没有正确回应。
“被巡视组长”，号码是假的诉求却是真的。
这首先是对中央巡视组工作的新期盼，如何在巡视中离百姓更近一点，信息公开、渠道透明很关键。
相反，如果渠道堵塞，会给一些地方“坚壁清野”创造机会。
其次，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是一次反思，如何破除利益掣肘，增强监督与反腐败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畅通社会监督举报通道，健全纪检监察工作和反腐体制机制，守土有责，惩腐有为，确立社会公信，把更的期盼满足在基层。
（木须虫）
7．比雕像更需拆除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观
张剑
柳州市日前发布《柳州市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工作方案》，全面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
按照《方案》要求，从9月8日起，柳州开始拆除尚未完工的位于风情港旁边的柳宗元铜像底座。
这座柳宗元雕像高达68米，可以360°旋转，预计花费7000万元人民币，当时欲建设成为“国内最高的人物铜像”。
（9月11日《合肥晚报》）
本欲借柳宗元这一高大形象来提升本地知名度的柳州市，可能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的建设会触碰其新近颁布的《柳州市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工作方案》的“红线”。
而一些部门基于对政策的服从和自我责任的厘清，这座耗资巨大的雕像也只能在政策的相互折腾中被拆掉其正在构建的“容颜”。
违规建筑挡拆，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说建就建、说拆就拆的行政决策，到底将纳税人的钱当成了什么？
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不管是雕像的设计建设、还是现今的拆除，出资的纳税者似乎总是“局外人”。
设计拍板时没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而“被迫”拆除时也没人愿意站出来为这件事负责。
这公权行使中的失职与傲慢，也足以反窥柳州市当初作这个决定时是如何的轻浮与草率。
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柳州独有。
当一些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后劲不足，而地方政府又需要立竿见影的政绩表现时，他们便只能通过最原始的高、大、全的表现形式，通过塑造雕像、打造地标、依傍名人等方式在软实力上博出位，比如此前的宋庆龄雕像、玛丽莲·梦露雕像。
而此类行径在经过政绩观的催化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滥俗逻辑便像一针癫狂的毒药注射在了各地政府的神经中，尴尬的是，它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让为政者看到自我政绩的快速表现，但这种大跃进的举措，它始终托举不起城市的外延与内涵，而由它衍生出来的政绩，其命运终归只会昙花一现。
于此而言，拆掉违规雕像当然是亡羊补牢的一种方式。
但常识同时也告诉我们，如果不拆掉地方为政者心中的政绩观，不遏制他们攀比、虚荣的政绩心理，那么，即便这样的雕塑被拆除了，但另外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同样会通过千奇百怪的形式在各个城市“繁衍”开来。
因为只要为政者手中的权力不被约束，只要他们还有显露政绩的欲望，那么，纳税人的钱就只能拥有被挥霍的宿命。
所以，当下最要紧的，还在于如何破除地方政府心中的政绩观，如何让他们通过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建构起城市的美好未来？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还在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并辅之以最为有效的监督方式。
因为只要为政者没有任意审批、决策的权力，只要民众还能通过外部监督的方式去影响一些重大决策，那么，政绩表现的冲动才会被扼杀在摇篮中，而随之配套的拆、建行为才会得到根本遏制。
8．别让“退票成本归谁管”成悬疑大片
龙敏飞
今年4月，律师董正伟向国家铁路局申请公开火车票退票成本信息等遭拒。
今年8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判国家铁路局败诉。
法院认为，国家铁路局具有审核火车票退票费的法定职责，其拒绝公开调涨火车票退票费政府定价信息的行为违法。
10日晚上，国家铁路局通过微博回应称，“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9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去年8月26日，国家铁路局发布通知称，自当年9月1日起，调整火车票退票和改签办法，根据新规定，开车前不足24小时的，退票时收取票价20%的退票费，原规定则是5%。
国家铁路局给出的说法是，提高退票费是为了防止黄牛囤票，言之凿凿，听上去很有道理。
但公众似乎并不买账，不少人就质疑，退票费的提高，其实就是一种变相涨价，而涨价没有经过听证会，在程序上也缺乏正当性。
为了弄清楚“退票成本”的前世今生，有较真的律师董正伟申请公开，却遭遇了一部类似悬疑大片的剧情。
董律师先找了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两个单位均回复称该信息不属于其信息公开范围；随后董律师又找到财政部，财政部则回应称相关信息无法提供，因已明确授予国家铁路局“确定运价水平，管理铁路杂费项目和标准”的权限，而退票费则属于杂费项目；最后董律师找到国家铁路局，国家铁路局亦称“不属于其信息公开事项”。
相关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公众的确是司空见惯，董律师遭遇的尴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无奈之下，董律师冲冠一怒为“退票成本公开”，将问题诉诸于法院。
经过漫长的等待，结果也令人欣喜，董律师最终胜诉，国家铁路局被判公开退票成本，一时之间，此事似乎有了峰回路转、起死回生的迹象。
示范效应、标本价值等美好的词汇，也被网友们拿来评价此次董律师状告国家铁路局的胜诉。
“久旱逢甘霖”一般的胜诉，给予了公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冀。
不过遗憾的是，未等公众尽兴，国家铁路局立马浇灭了公众的幻想与期待，其在官方微博坚称自己“主要负责铁路安全质量监管，不是铁路价格主管部门，没有任何铁路运价及客货运杂费审批职责”。
国家铁路局这样的坚持，到底是一以贯之的傲慢与骄横，还是一种坚持事实真相的无奈？
公众不得而知。
至此，“退票成本”的悬疑大片，似乎开启了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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