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危机决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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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危机决策

作者：

吴海勇

来源：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06期

[ 摘要]

对于四一二政变的发生，时在上海的陈独秀虽有预案，却完全失效，由此激发广大党员对党中央决策失误的不满。

既而召开的中共五大以及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集体，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均不能抓住危机事件的关键所在，采取切中要害的举措。

本文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探究危机根源，进而从危机决策视角厘析决策者个人、决策组织、决策的外部环境三方面，最终得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历史经验教训。

四一二；陈独秀；中共中央；中共五大；危机决策

[ 关键词]

[ 中图分类号]D231；K26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7）06-0009-04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以1927年4月11日夜青帮诱捕汪寿华为起始，翌日上午反动军队实施了对上海工纠队武装的全部缴械，同日还攻破大小机关八十余所，拘捕共产党一二等干部三百余人，第三天又有宝山路血案发生。

上海一时血雨腥风，由此引发粤、闽、浙、江等反革命分子纷起迫害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被步步推向生死存亡的悬崖边缘。

对此影响全局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危机决策失当，几乎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满盘皆输，教训深刻。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中共中央委员开始向武汉迁移，进而组建了临时中央委员会。

但是，总书记陈独秀坚持坐镇沪上，并指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一度拥有上海与武汉这两个领导中心。

然而，随着蒋介石亲信白崇禧所率领东路军开进上海，特别是在南昌已充分暴露其反共面目的蒋介石到沪，国民党右派势力纷纷聚集，帝国主义、上海资产阶级趁机拉拢，形势朝着不利于共产党的方向迅速逆转，逼迫中共中央必须做出应对决策。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曾建议到上海去讨论有关蒋介石的问题，但因临时中央抵触而作罢。

[1]为此，陈独秀先后提出两个对策以避免同蒋的冲突：

其一，是争取左倾的薛岳部对付右派军队。

然而，蒋介石到沪后听白崇禧汇报第1师师长薛岳“有左倾迹象”，立时将其调离上海中心城区。

共产党努力争取来接防的刘峙第2师，蒋索性将此两部调往沪宁线，改由原孙传芳部队第26师驻沪。

[2]其二，通过扩大反帝运动来迟滞蒋介石的反共攻势。

陈独秀提出：

“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

”进而具体布置了反英运动的三项工作：

一是开展“民众的宣传”，二是实现“英厂罢工”，三是抵制英货，并提出“收回租界”的口号。

[3]此方案基于如下政治理念：

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国民革命的任务目标，在抗击外敌任务吃重的情况下会

自然增强内部的团结，从而缓解国共的冲突。

然而，蒋介石集团为争夺北伐胜利果实宁愿与帝国主义媾和，共产国际亦发来电报制止冲击租界[4]，此计不成。

形势迫使共产党人奋袂而起。

陈独秀预见到“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

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

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

[5]在3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陈独秀在综合分析蒋介石在赣州杀害共产党人，以及英美炮击南京城的南京事件后进一步指出：

“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

争。

”[6]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主要从军事与群众两方面准备。

在军事准备方面，加紧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建设。

陈独秀提出“纠察会要组干部会，要调得力者百余人为干部，纠察队中心”，加紧编制与训练。

[7]在群众工作方面，则“作深入群众的宣传”，“做到一下命[令]即可发动的地步”。

[8]上海区委积极行动起来，命令“如果蒋介石来缴纠察队的械，所有工人都罢工，到华界来援助缴蒋军队的械”。

[9]

在准备“防御战争”的同时，中共中央并未放弃拉拢国民党当权派、争取局势缓和的努力。

1927年4月1日，当时公认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抵沪，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双方争取的对象，三天后汪、陈宣言发表，共产党方面旨在以此缓解国共紧张关系，实则是放弃原不可实行的冲击租界方案，以及打倒国民党右派的决心，来换取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的一纸承诺。

随后，陈独秀于4月6日登船离沪，10日来到汉口。

[10]当天，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通过罗易提出的《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11]，尖锐地指出在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建立民主政权之际，“当时，蒋介石及其将领采取了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措施（镇压市民会议，解除纠察队武装等等）。

这样，国民运动内部的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同各被压迫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因蒋介石占领了上海而尖锐化起来”。

面对反革命联盟的合力绞杀，无产阶级要使上海摆脱失败，根本不足“是由于缺乏坚定、敏锐和有阶级觉悟的领导”。

“我们的任务是立即采取措施加强上海无产阶级的领导。

”“当前的任务是要保存上海无产阶级的实力和审慎地指导他们对反动派进行斗争。

”“必须以一个载有明确要求的政纲去开展群众鼓动工作。

”暴露蒋介石的真面目，擴大国民革命阵线，“使真正的国民党队伍从蒋介石将领的军队中分化出来”。

决议还特别指出：

“在进行群众鼓动的时候，必须建立秘密组织，以期在反动派实行突然袭击时，不致使整个运动遭到破坏或瓦解。

”[12]但是，当时已没有了付诸实施的时间。

第二天蒋介石密令“清党”，入夜，上海帮会流氓抢先行动。

仅凭力量有限的上海工纠队武装，设想以数十万众的赤手空拳群众来对抗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右派军队，胜算几成就是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也并不乐观。

更何况对手招术阴毒，青洪帮流氓打上门来，制造工纠队内讧的假象，反动军队以此为借口发动，从4点起交火到上午9点，仅用5个小时即将上海共14处工纠队各个击破，全部缴械。

[13]丧失工人武装，此后工人群众

运动于事无补，特别是4月13日群众游行在宝山路、鸿宾路口遭到开枪射击。

在白色恐怖下，工人群众开始崩溃，15日正午一律复工。

[14]

在这种情况下，受中共中央委派的陈延年、李立三、维经斯基4月16日抵沪，当天即召开特委会议，传达在武汉的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

在讨论“武汉以后对于全国政策的方针”

时，周恩来等发言还是不由得触及中央问题。

周恩来指出：

“在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

”罗亦农虽有意保持克制，但也觉得“武汉方面对于上海的观察不见清楚，关系也不见灵密”。

当时议定“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建议“武汉方面第一、第七军必可开拔南下”。

[15]

两天后召开的特委会，竟成为抨击党中央的意见总汇。

李立三指出：

“上海工作已到严重时期，一方面虽为客观环境所造成，但主观上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是整个党的错误，这是很对的，这实是我们党的根本错误……上海这次运动的失败原因，第一，没有坚决认定对于大资产阶级的策略；第二，没有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

此二大错误，自中央以至于沪区都负责任。

”维经斯基亦承认：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我们的中心问

题……蒋介石，我们以前认为[是]国内资产阶级的倾向，这只是部分的观察；我们没认清这点，所以我们策略常常动摇，这是无疑的，是国际中央与中国中央的指导上的错误。

”罗亦农直言不讳：

“上海在无此会议前，大家都觉此次运动之错误，但此错误是整个党的错误。

”赵世炎更是强调：

“现在的上海是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我们整个的党要认清这个错误。

”对于“说上海党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的批评，不予同意。

周恩来共总结了五点，第一点便是：

“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

”第二点是：

“暴动后中央与区委组特委，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

”对于五点错误，“沪区可以承认，并可由中央惩办与指正。

唯中央的错误，应有根本解决的办[法]”。

并积极建言要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应提出上海与广东两次的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

[16]

可能听到反对之声，陈独秀有“无期限推迟”中共五大之意。

不过，五大还是在1927年4

月下旬在武汉召开了。

无论如何，陈独秀的消极态度妨碍了大会对四一二政变的讨论。

他的长篇报告尽管谈到四一二政变，然而，“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极大的巩固”一类的评价大有问题。

虽然承认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但将其转化为阶级话语：

“这是一个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

”既而又拈出鲍罗廷“上海不能做为革命基地”的观点，似有转移大家视线之嫌。

检讨四一二势必牵连三二○事件，陈独秀如此解释：

“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

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

”[17]

陈独秀的报告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反弹。

瞿秋白适时向与会代表散发了写成于同年2月的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8]，小册子围绕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党内的右倾问题，重点批判了二次革命论。

[19]在小组讨论时，张太雷直言：

“蒋之所以敢如此，我们大家固有责任，但主要负责是我党领导者不得辞其咎。

”并痛批彭述之的辩护：

“合作固然必要，但……不能因为合

作，就把党的政策右倾，如不要搞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过火，工人不准武装，一切迁就国民党以图合法生存等等。

”[20]

中共五大主题早在1926年底1927年初就在苏联确定了，共产国际代表团罗易等人更是受命：

中共五大的一切决议应完全以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21]尽管如此，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人对四一二政变充分发表了意见。

罗易认为无产阶级在

上海短暂取得领导权后归于失败，是因为“资产阶级脱离了运动，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结果无产阶级陷于孤立”。

“这不仅是我们在上海事件中的错误，也是三二○事件开始后整个时期中的错误……是党的历史性错误。

”进而尖锐地批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仍存在着

对蒋介石的幻想”，等等。

[22]关于下一步如何应对，自四一二政变发生以来，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就存在着深入广出的分歧，即便是广出还有着北伐、东征、南伐与西北学说的纷争。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在暂时放弃上海方面却是出奇的一致。

罗易认定：

“不能选择上海作为对帝国主义发动直接进攻的地点，这是一个策略问题。

”[23]鲍罗廷强调：

“我们的军队无法对付上海帝国主义的高级军事技术和大量的军队。

”[24]维经斯基也反对意气用事，实即反对立即东征。

[25]陈独秀则认为：

“未来的革命基地应当设在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的交点上。

”[26]

中共五大最终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写入了四一二政变的内容，分析上海失败原因基本袭用罗易观点。

罗易在大会上的讲话曲终奏雅，声称中共五大“批判右倾，谴责失败主义理论和警告投降主义倾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为迎接伟大斗争的到来作好准

备”。

[27]实者不然。

大会否定了陈独秀主张的“先扩大、后深入”策略，但土地革命政策制订却因为顾忌地主家庭出身的军官而受到共产国际掣肘。

更为缺憾的是，陈独秀在主报告中提到“现时我们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意识到“只限于做政治工作，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

果”[28]，但这些思想精华在大会的议决案中却毫无体现。

至于毛泽东组织武装农民的主张，遭陈独秀拒绝，根本就没提交大会讨论。

[29]

如此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中共五大后政治危局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日益紧迫。

中共五大结束当天，杨森就进占宜昌，通电反共、讨伐武汉，夏斗寅很快就被拉下了水。

形势逼人也教育人。

5月12至13日，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