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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新闻业思想遗产的两种建构
对美国新闻业思想遗产的两种建构
——以凯瑞与舒德森的争鸣为中心
孙藜
2013-02-0623:
36:
58 来源：
《当代传播》（乌鲁木齐）2012年4期
【内容提要】进步时代新闻业的种种变迁，作为美国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整体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形成的制度及思想遗产影响至今。
“公民共和主义”和“民主现实主义”，是对这一遗产进行建构的两种重要但不同的理论路径。
凯瑞与舒德森分别作为代表人物，其对进步时代新闻业理解的差异体现在三个具体方面：
扒粪报道与客观报道的紧张；全国与地方之间的联结关系；授权专家还是授权公众。
作为历史建构的理论出发点，对“公众”的不同想象，是构成不同建构方式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公民共和/民主现实主义/进步时代/新闻业/公众想象
新闻与民主：
进步时代新闻业的思想遗产
人们总是带着现实问题重新回到历史中。
在1996年一场围绕公共新闻业展开的高水平争鸣中，有人就这样认为，“讨论李普曼和杜威及现代公众的本质成为了美国新闻界人士的事业。
”①换言之，美国新闻业的历史遗产，尤其是进步时代所奠定的新闻业与民主的关系，构成了探究当今新闻传播问题的重要思想和话语资源。
至少在公共新闻业的讨论中，试图更清晰地呈现或重构进步时代遗产的，是迈克尔•舒德森和詹姆斯•W•凯瑞。
而且有趣的是，正是舒德森指出，凯瑞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历史上的“杜威与李普曼之争”，②言下颇有不以为然之意。
事实上他和凯瑞在讨论中既彼此肯定，又的确形成了一定的交锋。
本文感兴趣的问题是：
二人对李普曼和杜威、乃至整个进步时代新闻业的解读存在何种差异？
为何会存在这些差异？
本文试图通过对二人著作的细致解读，梳理出交锋的核心关键之处，以及在此关节点上各自所强调的问题层面或解决的路径方向。
凯瑞明确提出公共新闻业背后有着“公民共和主义”的倾向，“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政治传统中”③；舒德森认为“凯瑞认同社群主义者的思想”，而又坦承对自我的理解为“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规则的推崇者”。
④这里的用语，首先就体现出二人在理解彼此差异上的复杂。
本文用“公民共和”与“现实民主”来总结二人思想的差异，基于这样三个前提：
其一，必须充分意识到以某一意识形态标签将复杂学术思想简单化的危险；其二，舒德森和凯瑞都慎思谨言，这里的差异毋宁说在总体观照和微妙平衡下的一种倾向；其三，无论什么“主义”，固可用某些抽象条理把握，但那仅是方便认识之需。
换言之，舒德森或凯瑞所表达的，也仅是他们所主张的“公民共和”或“现实民主”，而非这两种“主义”全部或唯一内涵。
在这些前提下，本文准确把握两人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将两人的思想交锋总结为三个矛盾或对立：
（1）“扒粪报道”与客观报道的紧张；
（2）新闻业与政治的空间关系，即地方性与全国性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冲突；（3）授权公众还是授权专家。
为方便把握这些互相关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从“公众想象”这一路径入手，事实上，依托两人对“公众”的理解，与历史上的新闻从业者对话，从而辨析与评判历史场域中的实践者如何想象、定位与“公众”的关系。
不同的“公民观”：
“扒粪报道”与客观报道的紧张？
凯瑞同意舒德森的这样一个判断：
经由进步时代所发展出的美国现代新闻业的代表性模式是“信托模式”，但在对实践层面解读上，两人有一个看似细小实则有重要干系的差异，即如何面对“扒粪报道”，这也延续到对今日所谓“调查性报道”的理解中。
概括地说，凯瑞似乎更多地强调了“扒粪报道”与调查性报道的一致性，认为它们都体现着“授权给公民”，让他们反对利益集团的积极面向。
而在舒德森看来，“扒粪报道”更接近于新闻业的鼓吹模式，而当新闻成为一项追求客观性的专业之后，调查性报道则体现的是一种消极的“让公民知情”模式。
显然，两种理解差异背后，贯穿着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公民观和新闻业的功能。
凯瑞认为“扒粪报道”和“条线分口报道”同属信托新闻业的“创造”，而且“这两种报道方式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紧张状态和经常性的矛盾中”。
二者都将自身视为政府的“看门狗”或“敌手”，但是，在凯瑞看来，“扒粪报道”不仅仅是政府的“看门狗”，还将对权力和丑闻的检视指向所有的“公共机构”，尤其是如商业阶层、经济组织等各种“利益集团”。
此外，调查性报道“不仅是事实的报道，还是一种道德话语形式”，作为“向不道德行为开战”的新闻实践，调查性报道必然要有“是非标准”，其目的是要“促使公众行动”，因而“甚至是支持新闻工作者们经常抵触的标准”。
⑤
而在舒德森对美国新闻史的阐述中，对“扒粪报道”着墨并不多，但他曾借助史蒂芬斯和索尔兹伯里的自传，探究扒粪报道和客观报道代表人物的自我认同和职业期许。
在他看来，索尔兹伯里属于“更现代的记者”，满足于“获取事实”，其职业认同在于“记录真相”，而史蒂芬斯则更有雄心，不仅要“发现真相”，而且还有个人知识分子力图改变现实的使命感。
舒德森将两人的不同阐释为新闻业的时代差异，体现为“认为鼓吹和观察之间的界限划分”是“重要”还是“次要”的差异。
⑥联系到舒德森三种新闻业模式的划分（“市场式”、“鼓吹式”和“信托式”），他大概不会同意凯瑞将“扒粪报道”与调查性报道混为一谈、并一同归属于“信托模式”。
毋宁说，尽管存在着界线的跨越，他更倾向于将“扒粪报道”归入“鼓吹模式”而非代表着现代新闻业主导方向的“信托模式”。
他这样总结：
“大多数时候，鼓吹模式的新闻业被看作是政党新闻业，但是鼓吹性的新闻工作者也会代表社会运动（像废奴主义报纸做的那样）、教会或者其他利益群体和社群，也有族群、社区报纸、意见杂志以及成千上万的以鼓吹模式运作的新闻信。
”⑦他还特别强调了美国新闻史上一种特定的鼓吹，即在都市化进程中报纸为房地产和小城镇发展的“发动机”。
⑧
换言之，当新闻业经由进步时代，在一战之后成长为一项追求客观性的专业之后，记者的职业期许就已经变为“索尔兹伯里式”而非“史蒂芬斯式”的了：
他们更多以“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观察和记录，来确立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
所以舒德森说，调查性报道和客观报道并不矛盾，但又不等同。
“不矛盾之处”在于：
调查报道实现的依然是新闻业“消极”的“看门狗功能”，即它不是鼓吹和倡导式的，其主旨在于“摧毁专制与独裁”或防止坏事情的发生或延续，而非“促进新运动和新政策的出台”，或是“推动好事情的出现或发展”。
⑨所谓的“不等同”包含着主观上“对世界的假设”的不同：
客观报道背后假设，“世界是相对简单且开放的，世界会向新闻记者展示自己”，所以，新闻记者的美德在于“客观地观察与公正地判断”；相比，对调查性报道而言，“世界不是一本自由、公正、开放与无偏见的书本”，相反，这个复杂世界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被隐藏在种种隐晦的结构和系统中”，新闻记者的美德或者责任和义务，在于“不懈地坚持与猜疑”，或者诗意一点儿地说，在于“依靠一颗专业的追求真理的心灵来突破一堵带有误导性和欺骗性的虚伪之墙”。
⑩
更深一层看，依前所述，这种差异还联系着两种不同的“公民观”，也即两种不同的对“自由”的理解。
对凯瑞而言，这是一种扎根于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公民共和主义”的信仰，即自由的公民身份，不仅仅是权利和利益，还有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归属和为共同利益而商谈、而付出的责任和美德。
由此出发的新闻业，如果是作为这种公民的“委托”，那么就必须要支持新闻业之外“其他培养了公共参与的美德，并更广泛地关注共同生活的公民机构”。
（11）正是以此视角去回溯进步时代的遗产，“扒粪报道”才被凯瑞视为一种“道德话语”或者“战斗”。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凯瑞在评价进步时代的“现代新闻业”的创造时，将“扒粪报道”置于客观报道之前，可能正与上述强调共和主义的出发点有关。
与之不同，舒德森论及进步时代（在较宽泛意义上的1880-1920年代）时，总是将新闻业最大的变化置于与政党报纸的对立之中，报业的变化也联系着“公民观”的变化，他总结为从忠诚、依附于政党的“党派性公民”转向“知情式公民”。
（12）在舒德森眼中，进步时代不仅仅只是“扒粪报道”，所谓的揭发黑幕运动甚至也不能被视为那场广阔变革的最关键之处，真正占据历史舞台中心，并对后来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是与一种特定公民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变革。
就政党政治而言，伴随澳大利亚式选票制风行全国，选举从参与式或景观式转向教育式，“从一种社会的、公共的责任转变为一种私人的权利，从一种社会压力下的对政治党派的社会义务转变为一种个人道德和良心驱使下的公民职责”（13）。
换言之，改革后的政治，需要的不再是公众对政党意识形态的盲目忠诚，而是识字、对信息的理性选择和判断。
新闻业的现代转型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如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所言，“站在揭露黑幕运动前线的是流行杂志，而不是日报”。
（14）另一方面，即使就诸如《世界报》、《新闻报》等参与的揭丑报道而言，作为一种倡导式模式，也只是舒德森视为整个新闻业历史转型的一脉，而真正构成后来主导的信托模式支撑的，是与上述公民观相表里的对公众的“告知”。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以为调查性报道的动力之一，就是能够在“高度关心政治的精英阶层之中激起思考、反思、辩论以及参与的积极性”，而这“可能是最接近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这个理念的民主功能”。
（15）
新闻业的空间政治：
“远”与“近”的权力关系
尽管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舒德森的建构可能会更好地帮助我们把握历史的整体，因为就美国新闻业的“现代”转型而言，最根本的问题的确是从党派性到客观性。
不过，如凯瑞自己所言，他回溯进步时代的语境是为了评价公共新闻业，也即通过“寻找非标准的新闻实践”促动新闻业的变革。
也正因此，凯瑞从历史中发掘出的资源就联系着对现实问题的诊断：
“一旦新闻业与商业、公司和新闻编辑室的界线被摧毁，政治自由和一个自由新闻界是否能被保留，这是如今美国新闻界的核心问题。
”（16）
这个惯常被置于“公民”与“消费者”之争下老生常谈的议题，与历史存在何种关系？
换言之，舒德森和凯瑞是如何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社会历史出发，呈现出各自对商业、政治与新闻业、公众关系的解释？
他们存在怎样的差异？
循着这样的思考路径，我们将探究双方争鸣中的第二个矛盾或对立，有关新闻业的空间政治与全国、地区和地方公共机构权力关系的辩论。
首先来看凯瑞的观点。
他之所以看重“扒粪报道”对商业公司的揭露，联系着他对当代美国新闻界最大危险的担忧：
媒体的市场或经济模式在全球层面的强化，这将对现代新闻业与政治自由的关系构成重大挑战，也表现为对公民共和传统的威胁，即遥远力量对地方社区的入侵、对公民身份的破坏。
凯瑞认为这一难题也正延续着进步运动中的“一个矛盾”，即强调全国机构和社会精英权力的一翼，与支持地方分权和地方化机构的一翼，前者以西奥多•罗斯福、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利为代表，后者以杜威和路易斯•布兰代斯为领军人物。
尽管凯瑞指出二者并非是“互相排斥的选择”，但显然，他还是选择站在了他心仪的杜威的那一侧。
（17）
与杜威的切身感受遥相呼应，凯瑞对进步运动的结果有个鲜明的判断：
这不是从一个“大社会”向“大共同体”的转型，而是一个“被分割的社会”：
远距离传播催生了一个全国性阶层，从商界扩至“人类行为的各个领域”，无数“横向社区”虽然在空间上联结，但却不是作为“某种共同文化的变体”，而是“除了行使权力与操纵”，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被分割”的各个部分。
（18）而他对电报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显示，这个过程早在进步时代之前就已经发生。
更进一步看，空间除了表征着力量对比抑或压迫来源，在凯瑞眼中还联系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
即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共同体的可能。
他强调社群、社区以及公民参与的美德，都在于不能将“政治共同体”仅作为“满足于个人欲望的工具”，必须营造、组织和维护共同利益和公共生活的善。
尽管凯瑞从未否认现代新闻业的伟大成就，但是他认为仅仅像李普曼那样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新闻，就是远远不够的，“从其告知公众的角色看，它没有承担起开展文化交流之机构的角色”，他借助杜威的说法，“我们并不是既定世界的观察者和旁观者，而是真正创造这一世界的参与者”。
（19）
凯瑞眼中的事物在舒德森笔下则是另外一幅面目。
同样看到了轮转印刷机、铁路、企业家资本主义和电报的力量，舒德森却将凯瑞眼中的“被分割的社会”称为“一种在刚刚学会运用传播与运输新力量的社会中产生的横向忠诚”，他借助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汀的“消费共同体”的术语，来描述“一种非当地的，有时甚至是非区域的大众联合体”。
（20）
从一个角度看，两人的差异表现为对商业或经济力量历史评价的不同。
凯瑞更为担忧的是，一旦“经济价值观控制了政治价值观”，市场模式就会走向威权主义。
（21）
而舒德森的看法相对温和。
相比凯瑞对资本主义的忧虑，他更警惕国家力量的控制以及新闻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舒德森从美国新闻业的历史中识别出两种“手挽手、肩并肩，齐头并进”的力量——“职业化”和“商品化”，并认为专业理念和商业理念“类似于一种永无休止、反复无常，并且又摇摆不定的婚姻关系”。
（22）一方面，正是市场这种“危险的力量”将从属于政治党派的新闻业解放了出来，“报纸获得了自由”。
经济来源从政党赞助转向了发行与广告，从而也使得报纸以更平等的态度对待人们的日常生活。
（23）新闻在成为一种“制度化、竞争性的市场商品”的同时，也成了“一种公共福祉，一种集体的和看得见的福祉”。
（24）另一方面悖论在于，新闻的商品化鼓励记者追求专业主义，利益诉求使新闻操作容易受广告商影响，但媒体营利能力的越强，就越能抵抗来自商业的压力。
（25）
凯瑞眼中行使操纵权力的“全国性阶层”，其在新闻业上的体现是诸如全国报纸编辑协会这样的组织。
而在舒德森看来，恰是新闻业专业主义形成的标志性力量，它有助于地方报纸建立起更为牢固的编辑室文化，从而抵抗广告主或报纸商业经理试图打破“新闻业与商业、公司和新闻编辑室的界线”的企图。
这样一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为商业力量辩护的观点，很容易被某些学者指认为保守主义，是对现有体制的“小骂大帮忙”，或者“为现状说抱歉、却袖手旁观”，（26）这种批评正确与否暂不置论，至少，舒德森在以艰苦的智识努力提醒研究者持有的某些“习见”背后的“偏见”。
例如，目下为学者所屡屡诟病的“新闻娱乐化”或“小报化”趋势，似已被学界定论为“市场驱动新闻业”的典型体现，对此，舒德森问道：
它们“能否不被看做屈服于市场力量，而是从狭隘、严格的新闻定义扩展到更广的重要议题？
”（27）仔细检视舒德森的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发问背后隐含着他独特而富有想象力的眼界，而这也关乎他对进步时代新闻业的理解。
不同于凯瑞强调的“公民共和主义”，舒德森更愿意将“社群”与“公众”视为两种“根本不同”、但又是并存的人类经验模式，在媒介史研究上则体现为“想像的共同体”和“公共领域”的差异。
即是说，“共同体”暗示了一种共同的情感认同，“公众”则意味着一组公共交谈的规范。
人们在社群或共同体中“体验爱、友谊和不同血缘关系的温暖、欢乐和多线的社会互动”，而在陌生人聚成的公共领域中争吵、讨论和讨价还价。
（28）换言之，“社会同情”与“公众论坛”，都是新闻业服务于民主的功能，但的确是根本不同的功能。
进步时代出现的那些“实用指南”、“娱乐化”之类的软性报道，其实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报纸在实现帮助人们诠释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消费”）、融入新社群的民主功能。
（29）因而不妨这样说，凯瑞警惕的是惯常为学者所警惕的“经济逻辑取代政治逻辑”，舒德森则指出一个似乎更容易被忽视的面向：
以理性遮蔽情感，以对话压制广播、以政治逻辑替代社会逻辑。
当然从另外一面看，新闻业这两方面的功能并非截然无关或全然正面，舒德森也指出，正像“公共论坛”中的讨论充满焦虑和敌意、琐碎得耗人精力一样，软性报道事实上也的确“不是拓展而是分散了公共生活”，但它同时也打开了一扇“引导受众进入公共生活”的“潜在的机会之门”。
（30）
授权的冲突？
新闻业与两种民主模式
首先就从舒德森对进步时代的一个评判说起，即，进步时代的改革提出了一个“授权给人们、同时又把公共责任委托给精英和专家的矛盾混合物”。
（31）众所周知，进步时代的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各个层面上都进行过巨大调整，就其法律成果而言，不仅出台了一系列诸如反垄断、保障劳工利益、女性选举权益的实质性法律，而且推动了创制权、复决权、总统直接预选、参议员直选等法律程序，这些都体现着赋权给公众的一面。
但同时，在其政治经济改革中，特别是对政党、政府腐败的揭露、城市经理政府的建立，又体现着对专业人士和精英公务人员的期待。
一句话，当它“同时诉诸精英和公众”的时候，也就为矛盾留下了争论的空间。
授权专家还是授权公民，这里的一个关键是“科学”的问题，或者说，是“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组织作用的难题。
这既是李普曼与杜威之争的关键，也是凯瑞和舒德森对新闻业与民主关系作出不同解读的关节点。
如前所述，舒德森指出，进步时代在政治文化上的一个变化，是从“党派公民观”到“知情式公民观”的转变，这意味着将公民视为“理性的与见闻广博的”。
对此稍加分析，“理性”区别于党派附属的盲目忠诚，“见闻广博”则意味着公民拥有使获得的信息“具有意义的观点与偏爱”，二者结合，当公民从新闻业获知信息之后，就能加入到公共领域的讨论和行动中，也即“理性的公共运用”中。
自然，这是对公民及公共领域的一种乐观的信仰，是进步时代改革授权公民的前提。
就“科学”与“民主”对立的一面而言，舒德森指出，一方面在19世纪末科学已经建制化，正是前述凯瑞所指出的“全国性阶层”，体现为大学精英、各种职业协会，在相当程度上，在凯瑞看来是专业阶层以此建立起了脱离公众的专家知识垄断，对舒德森而言，这一图景在一战及其后表现为宣传、公关各种新兴职业对“事实”的操纵；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对自然界“不确定性”、对人类潜意识的发现，让人们强烈意识到了“根植于近代理性思想中的种种主要的实质非理性要素”。
（32）新闻客观性正是对“科学”所支撑的“进步”信仰幻灭之后的一种回应，它不仅仅是被用来作为从业者的“策略性仪式”，也是绝望中的希望，是对“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的掩饰。
（33）至此，“在整整一个世纪对民主乐观憧憬之后”，进步时代同时授权专家与公众的矛盾，爆发为以李普曼和杜威为代表的争论。
舒德森将李普曼称为“第一位也是最杰出的一位将民主的‘现实主义’模式与新闻媒体联系起来的思想家”。
所谓民主的现实主义，是指李普曼强调在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人们亲身经验有限不得不依赖新闻业提供的“虚拟环境”作为认知和行动的依据，新闻业自身受制于种种经济和机构因素，无法“承担对整个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责任”，如此就给商业、政治力量通过对新闻的符号化操纵而控制社会成员提供了可能，由此，“理性公众”化为“幻影公众”，“公共领域”堕落为“制造共识”。
挽救民主的出路在于让那些掌握了“科学”方法和知识的“专家”来治理，作为“探照灯”的新闻业，也只能依赖各种“政治观象台”。
（34）一如舒德森所言，“李普曼在1920年代所推崇的科学理念，其实是大众意志的管理者和控制阀，再也不是民主的发动机了。
”（35）
正是由此，激起了进步时代乐观知识分子杜威的不满。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成了“对民主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控告”，因为在杜威看来，将公民视为“旁观者”、等待专家精英“告知”、然后做“是与否”的选择，这样等于取消了公共领域。
凯瑞也正延续着这个思路来阐释杜威、并建构起自己的新闻传播批判——当然，他也批评杜威“对传播中的阶级、地位与权力的作用非常无知”。
（36）事实上杜威在其著述中甚少具体地探讨新闻业，在与福特创办《思想新闻》的尝试中，他表达了对报纸内容的期望：
“它将把科学、文学、国家、学校和教会问题作为人类变化着的生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来处理，而不是把它降到仅仅是某个部门的技术趣味问题”。
（37）凯瑞就此阐释说，体现于李普曼《公众舆论》中那种以新闻为“探照灯”、视专家为“认识权威”的新闻传播模式，恰体现着或造成了“民主”这一“西方传统中联结社会的最具活力的原则”的失败。
挽救民主出路不是授权专家，而是建立起一个真正平等的共同参与的社会，让公众利用“最大化的平等、灵活性与可接近性的媒介”，实现“对现实的共同决策”。
（38）
凯瑞也正是从他的传播仪式观出发指出，“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
它并不是对世界的记述而是描绘戏剧性的力量与行动的舞台”。
（39）换言之，新闻不仅是告知，它更应该是向人们发出的公共生活的参与邀请。
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是浪漫主义。
当凯瑞指出，“新闻业已被有效地理解为民主的另一个代名词”的时候，舒德森表示异议：
这是“一个规范的，甚至可以说是罗曼蒂克的概念”，同样，他认为自杜威开始的对专业知识的反对观点，需要克服的也是“自身的浪漫精神”。
（40）在舒德森那里，“复杂”是“现实”的代名词。
“社群”是复杂的，为凯瑞等共和论者所心仪的新英格兰城镇会议，并不全然是美妙的对话参与，也是“生活方式严重同质”且“等级森严”；对话是复杂的，除了理性交谈还有羞怯与尴尬，达成共识的过程也受多种力量支配，且“随着时间情绪摇摆”；（41）“专家”是复杂的，除了有可能与权力纠结“各为其主”，还可能服从于专业自治、成为教育公众、服务民主的力量；新闻业的“信托”也是复杂的，它不仅仅是委托人的“代理”，而且还要行使自主的判断；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民主是复杂的，为改善民主所做出的努力也是复杂的。
用他自言自语中与凯瑞的对话来表达就是，“自由主义本身可能不是社会进步的处方”，但“社群和民主参与”同样也不是。
（42）
结语
大体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凯瑞更多地带有理想规范的色彩，从“公民共和”的立场出发，强调公民在地方公共生活中平等、积极参与的一面，新闻业应当连同其他公共机构一起，担负起为公民创造更具活力的对话的职责；而舒德森对新闻业的规范则更多从民主的现实主义模式出发，他不放弃理性公民参与的古典理想，但在社会联系方式越来越跨越时空的现代社会中，新闻业所能做的，是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向所有社会成员传递更优信息，成为代议制民主社会中人们理解世界并参与行动的更好资源。
本文所讨论的两人对进步时代新闻业遗产的建构差异，也需要置于上述对其各自立场和视角的整体理解下来认识。
对凯瑞而言，他将现实诊断更为连贯地融入到历史诊断中，他从美国建国早期的历史上就已经发现了当代的传播“病症”：
公民共和传统被传播技术、以及技术乌托邦思想所遮蔽。
为此，他批判进步时代中集权力量在空间上的扩散，发掘“扒粪报道”的赋予公民的道德话语力量，倡言杜威的平等、广泛的对话参与，敦促新闻业超越自身的文化局限。
同时，在最根本上，赋予“公众”一种在追求权利之外拥有共同体认同、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美德。
舒德森虽然认同凯瑞作为批判知识分子的那种温润情怀，但还是固执地将之在现实剖析的烛照下加以修正。
他愿意保持对“公众”是理性公民的想象，但这种形象一直接受着历史分析的审视和修正，在政党报刊时期，他们是忠诚的党派从属者、被动员者，在便士报和大众报刊时期，他们是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学习者、探索者，也是消费共同体中的一员；在新闻专业主义建立之后，他们是“被告知者”和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者。
经历着现代社会和民主政治的演变，他们是从狭隘的地方生活中挣脱出来并不得不接受挣脱代价的“想象的共同体”。
因为植根于现实，“公众”也保持着严格的边界，“公众”不能取代“社群”、“专家”不能等同于“公众”、“社会同情”与“公共论坛”也不能混为一谈；因为秉持理想，所有这些名词又维系着联结的可能：
正像“地方”无法逃离“全国”，专家不能脱离公众、社群有可能走向公众、社会同情有利于理性讨论。
新闻业与民主的关系，正是在这些矛盾的对立中辩证地建构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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