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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写作素材投影
苏东坡
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
没人比他更丰富。
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
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
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在成都、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之间。
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俱属“唐宋八大家”。
北宋蜀地有民谣：
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
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不知是真是假。
苏轼家境不错，早年幸福。
母亲程氏有佳名，原系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她对苏轼的教导，史书多有提及。
乳娘任采莲，几十年慈眉善目，以七十五岁高龄谢世，苏轼为她撰写墓志铭。
大文豪的巨笔，一生写过的墓志寥寥无几，王公贵族请不动的。
母亲与乳娘，双双呵护苏轼的生长。
及至成人，先后又有三个女人出现在苏轼的生活中，她们都姓王：
王弗，王润之，王朝云。
宋朝女人，我们终于能知道全名了，不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夫人。
母亲、乳娘、妻妾，环绕着苏东坡。
有趣的，却是坡翁一生以豪放著称。
女性的慈爱与温柔，给了他一颗异于常人的仁慈之心，但并未使他的性格有丝毫走样。
他是男人气十足的。
他悲天悯人有如杜甫，却比杜甫更快乐。
他有很好的遗传：
性格像父亲，而父亲又像祖父。
祖父苏序，是眉山街上出了名儿的怪老头，酒量奇大，写过几千首永不流传的诗。
他最大的爱好是打抱不平。
丰年他积谷屯粮，街坊以为他瞅着灾年要大捞一把。
两年后果然闹饥荒，他在自家门前贴告示，围观的群众多达数百人。
告示写得歪歪扭扭，而内容大快人心：
屯积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灾民。
过了三十余年，苏轼在杭州办“永安坊”，是为中国第一家公立私助的慈善医院，看病不收钱。
祖孙二人
行事，仿佛商量过。
其时苏序已死去多年。
其实苏轼祖上五代人，没有一个当官的。
苏洵也不喜欢科举，他喜欢趁年轻到处走，“游荡不学。
”二十七岁他忽然发愤读书，埋头苦干了，六年不抬头，也不写一个字——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于是发誓，不读透经史决不再提笔为文。
此时苏轼两三岁，家里忽然有了许多书。
宋代的眉山，是全国三大刻板印刷中心之一。
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
著名的孙氏书楼，藏书达数万卷。
而苏洵的远游，何尝不是很好的学习？
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
春秋战国四百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着，埋下中国人游荡的基因。
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太守张方平；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
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
苏洵的发愤和远游，为大儿子苏轼提供了两种财富：
书籍的氛围，世界的广阔。
一般小孩儿憧憬未来，持续三年或五年，这憧憬通常影响他的意志走向，预设他的未来。
憧憬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儿，主观客观难以分辨。
苏东坡不可能是那种一天到晚枯坐书斋的男孩，他会八方撒野，天上都是脚板印。
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
“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一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
理由是两点：
风俗，道德。
他深知风俗与道德来之不易。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弱冠之年的苏轼进京应考，一考就拿了事实上的状元：
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
苏辙也考上了。
两兄弟金榜题名，京师轰动。
苏轼很能考，目标明确像白居易。
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
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考不上一切免谈。
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
文章的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头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终身朝着这个方向奋斗。
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理念，二十岁就趋于成熟了。
另外，他惊人地大胆，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闹得考官梅尧臣查史料一头雾水。
问他时，他竟然说：
想当然耳！
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
何况是杜撰圣人。
胆大源于自信。
这可不是一般的自信，信手一笔，可能自毁前程。
来自全国各地的黑压压的考生们谁敢？
这事正史野史都有记载，可信度不成问题。
没办法，这就是天才。
三父子在汴京得意了，老家眉山却传来噩耗：
程夫人因病去世。
苏轼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回老家丁母忧。
丁忧结束，再赴汴京。
这次是举家迁徙，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王家渡”上船，直下嘉州渝州，出夔门向荆门，抵京师，沿途阅县三十六。
苏轼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
这第一叫做“制科三等”，宋代开国一百年，考上三等的仅有苏轼、吴育。
一二等皆虚设。
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
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看文章，看书法，听他滔滔不绝，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
比如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
言下之意，此时的宋仁宗有点像晚年的唐玄宗。
仁宗当天回后宫，对曹皇后感慨说：
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啊。
另一位指苏辙。
苏辙制科试入四等。
这两兄弟的风光可想而知了。
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了
考试前有个小插曲：
考生们报名很踊跃，主考官开玩笑说，苏氏兄弟在此，你们觉得有希望吗？
于是考生散去大半。
十年一度的制科试，录取名额不超过五个。
考生的典范，京城民谣说：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欧阳修甚至在他沙龙里对新老作家说：
三十年后，无人道着老夫也。
这位北宋文坛领袖的话，在时下文坛的语境中听上去像奇谈怪论，像藏着什么阴谋。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
他公开对人讲：
“如果我是考官，我就不取他。
”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
朝廷对苏辙的任命书他不肯写，事情便耽搁下来，无限延期。
北宋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
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签判，任期三年，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
风翔在陕西，距京师一千二百里。
嘉佑六年（1061年）的冬天他走马上任，老父与弟弟留在汴京。
苏轼初做官，碰上新太守陈希亮，陈原是眉山青神县人，王弗的同乡。
此人与苏洵也属旧交，按常理，该照顾苏轼才是，可他对苏轼严格得不近情理。
他个子小，眼睛有点斜视，训斥部属喉咙大，动不动就暴跳如雷。
为官几十年，他对训练年轻人才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他的确性子倔，两年中从未向苏轼作过任何解释。
后来，苏轼已经有了不少官场体验，慢慢回忆老太守，怅然写道：
“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
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颜色…”
苏轼对妻子王弗的怀念，也是这种情形：
王弗走了整整十年，他才细细咀嚼妻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王弗享年二十七岁。
王弗去世不久，苏洵病殁于京城，享年五十九岁。
短短几年间，苏轼的父母妻子相继西去，最疼他、也最理解的人从他身边消失了。
死亡，对我们的伟人的照面方式竟然是这样！
他才三十岁。
体验亲人们的死亡也是上苍对苏轼的一种磨练吗？
熙宁八年（1075年），任密州太守的苏轼写下《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他。
王安石字介甫，朝野尊称他为荆公。
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大苏轼十五岁。
苏轼官于凤翔，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
他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去。
北宋三百二十州，王安石熟悉的几个州，条件都不错，比如江宁，历来是江南富庶之地。
而由于荆公本人廉洁自律，吏治也颇见成效。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
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
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
他的目光很厉害，和李白有一比，虽然两个奇人的锐眼射向不同的领域。
仁宗老皇帝，王安石对他了如指掌。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
仁宗后的英宗，身体不好，意志力上不来，曹太后权同听政。
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
他辞官，越辞声望越大。
治平四年（1064年），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
神宗继位，改元熙宁。
这好学的年轻人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的时代。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所谓历史奇人，一定是目光长远，能看到几十年。
如果他看清了看准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都会受惠于他。
反之，则麻烦大了。
荆公变法的是与非，这一千年来争论不休。
苏轼同样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
“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首先拿官吏开刀，喊出响彻历史的口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忧什么？
忧国运不能长久。
可是大批官员忧他的官帽，忧他的待遇，谁动了他的帽子和钱袋，他要拚命的。
范仲淹失败了。
时隔一代人，变革的声音又大起来。
这一次，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碰上一代奇人王安石，两股大力相加，新法得以骤行天下。
两三年间，七八个新法相继出台，一经出台立马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教育法、农田水利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又来了。
他不怕走极端的。
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新政不够狠、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
但问题的出现也是设计者始料未及的。
各法皆有不同类型的弊端。
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
“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凭借他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把新法推向三百州。
可能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
苏轼也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凤翔十个县，他曾跑遍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
在老家眉山，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作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
风俗，道德，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
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
有一天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
他一点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
“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急！
”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
“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卿在阁馆，当为朕深思治乱。
”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独裁，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
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要做中兴之主，重启国运。
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
不可。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戒心。
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
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
终于没法合作，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
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
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家大事。
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
叫做“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
在德语中，“真理”一词含有争辩、争而后得的意思。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
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王安石手脚并用，又踢又搬的，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
司马光、范纯仁、富弼、范镇……一群重臣相继离开朝廷，类似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
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乞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他和王安石一样耐心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很沉很沉，搬它费力，踢它脚疼。
这石头还善于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
熙宁初，有两三年的时间，苏轼在京城跳得很厉害。
神宗的一句“为朕深思治乱”给了他巨大的力量。
他忠君，又指责君，冒着身家性命反对神宗的治国大略，这股大力又从何而来？
答案似乎只能是：
来自强大的文化传承。
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
苏轼打比方说：
要像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严冬一下子进入酷暑。
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
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青苗、免役、市易诸法，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苏轼痛心疾首，《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
“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
若力行不已，
则乱亡随之！
”
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
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
论治国，真不知道他和王安石谁高谁下。
我所能分辨的只是：
苏轼看社会生活，看得更细更远。
而荆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
他的日常趣味对他的治国理想，不会没有影响吧？
于是苏轼被弹劾。
神宗挥朱笔再批：
“通判杭州。
”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家小离京赴任。
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
长子苏迈，次子苏迨（dai），以及苏轼的乳娘任采莲。
有学者猜测，任采莲可能是苏洵的妾。
苏轼视同生母。
苏轼刚到杭州，画家文同就告诫说：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
”而苏轼既要问事，又要题诗，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国家处于因剧变而引发的动荡之中，苏轼紧张关注着，北面来的京都客，他哪有不问的；西湖风光如此之美，他若不激动，不题诗，他还是苏轼吗？
文同所担心的这两点，恰好是苏轼的生命中两个最大的喷发点。
与之相比，仕途算什么呢？
官帽算什么呢？
理解这个犹如巍巍昆仑般的伟大生命，这是关键处。
入仕为做事，为实现士人的理想，但要拿理想换取仕途通畅，苏轼这样的人办不到。
苏轼在生活的细节上看到了新法的种种弊端。
他写诗并编成集子，刻印几十本供朋友们传看。
西湖边有座望湖楼，有时他一个人待在那儿，享受一下孤独。
摆脱人群的孤独蛮有味道。
大诗人都是孤独的好手。
他寻僧访道，谈禅说空。
山里的老和尚，个个善品茶，互相不服气。
苏轼发明了“三沸水”，老和尚折服了。
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而妙处在于靠听力和嗅觉把握二沸水。
苏轼煮茶，明显技胜一筹，群山诸寺，和尚们甘拜下风。
在杭州西面的于潜县，他游寂照寺，迷上了竹子：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升密州太守。
密州是今之山东诸城。
苏轼上任就忙着治蝗灾，马不停蹄奔走各县，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
他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
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竟有半数不识他的尊容。
密州穷，丛林大泽常有剪径大盗，苏轼治了蝗灾腾出手来，又对付这些“大虫”。
次年秋天，政务忙出个头绪了，他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
中秋节，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宋人说：
“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
”
熙宁十年，苏轼迁徐州太守。
上任两个月，抗洪。
灾情危急，苏轼反应迅速。
他有两个大动作，一是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亡扰乱人心，二是亲入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
按宋制，太守对当地驻军并无指挥权。
苏轼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平时有些傲慢的首领感动了，命令全营官兵听候太守调遣。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迁湖州太守。
苏轼这个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又口不择言。
六年做了两任太守，政绩斐然，如果他在下一个太守任上稍事谨慎，回京师做大臣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
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
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秉性难移。
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
继汉代张衡之后，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堪称北宋一位百书全科式的人物。
但沈括是官场小人，道德败坏。
他曾攀附王安石，王安石却一眼看透他，对神宗说：
“沈括是小人。
”及至安石罢相，他马上诋毁新法，被神宗识破，贬出去了。
沈括的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密信，他是密告的专家，是告密者的好榜样。
几年前他从杭州带走了苏轼的诗集，回汴京仔细研究，写成报告呈给监察部门，称苏轼“词皆讪怼”、恶意攻击朝廷的新政。
沈括此举，是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
可他没想到，王安石根本没理睬。
事过几年，御史台的四个小人拾起沈括的伎俩向苏轼发难.四个小人宋史留名：
李定，舒亶（胆），张璪（早），何正臣。
中间两个还是苏轼的朋友、同窗。
李定曾以大逆不孝知名于天下，司马光斥之为禽兽。
舒亶礼部考试曾拿了第一名，一生诗文有百卷之多。
何正臣首先发难：
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舒亶上札子：
“臣伏见知湖州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李定：
“苏轼，初学无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宋神宗终于让御史台的言论搅昏了，下令查办。
苏轼被押至京师，关在乌台。
乌台是关押要犯的牢狱，有深井一般的牢房，窄小而四壁阴湿。
狱中有大树，栖息着数百只乌鸦，早晚呱呱乱叫，扑动它们黑色的翅膀。
乌台二字，源自这些乌鸦，也含有黑狱的意思。
汴京城内，流传着有关乌台的种种恐怖故事。
这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
苏轼入狱，即遭狱卒毒打、垢辱通宵。
案件牵涉二十四人，其中有范镇、司马光、张方平这些熙宁新法的强有力的反对者。
“乌台诗案”的性质昭然若揭了：
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
舒亶派人到杭州，取回了苏轼咏双桧的两句诗：
“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
”
关键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来讲话了，他就是闲居金陵的王安石。
他有札子呈给神宗，朝廷百官紧张注视着，打听着，亲者仇者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
神宗敬安石如父执，天下皆知。
王安石说：
“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一锤定音。
乌台诗案结案：
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
涉及此案的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王诜等二十二人，各罚铜，三十斤二十斤不等。
从案发到结案历时一百二十多天，爱戴苏轼者喜极流泪，一帮小人向隅而泣……当时就有《乌台诗案》一书刊行于世，可见影响之大。
元丰三年（1080年）的正月新年。
满城鞭炮声，苏氏父子黯然离去，顶风冒雪，打马出城门。
其他眷属寄居南都（河南归德）。
黄州（今黄冈市）在大江之滨，地势高低不平。
苏轼暂居城内的寺庙定惠院，开门见山。
他念佛，沐浴，梳头，钓鱼，采药，投身于日常生活。
也长时间打坐，斜倚山坡看云，慢慢清理思绪。
他顶住了压力，让通身的感觉朝着自然与人事细腻敞开。
——伟人的转身，真是叫人叹为观止。
他念佛并不吃斋，一切随缘随意。
一个人，如果他既有经天纬地之才，又能醉心于周遭，纵情于生活，那他就跟神仙相差无几了。
东坡生前，已被人呼为“坡仙”。
苏轼初到黄州，其实内心也很孤独。
苏轼琢磨孤独，试图从孤寂中提取生命的能量。
苏轼之向佛，重两点：
静与善。
动辄得咎，退而为静，静又反观生命的律动，以期重新跃入生活的激流。
苏轼求僧问道几十载，始终是静寂与律动的两栖者，他的努力方向，就是把异质性的东西集于一身。
他成功在路上，因为没有终点可言。
毋宁说他像个钟摆，摆荡于生命的两极之间，他赢得了这个“之间”，赢得了“永动”。
苏轼多欲而向善，既是反求诸己、三省吾身的结果，又取决于他对“恶”的领域的深广体验。
不知恶，焉知善？
有趣的是，苏轼始终相信善的地盘更大一些。
犹如佛法无边，能使恶魔皈依。
黄州是苏轼的“井喷期”，佳作有如钱塘江的潮水一浪赶一浪，有一个因素——苦难中朝着自然与审美的转身。
对人性的刨根问底，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项。
坚实的、自由的、大面积的个体成长艰难。
就杰出的士人而言，拥有民本社会的理想诚然宝贵，但缺了人本，民本难免脆弱。
民本需要人本所提供的强大支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首《念奴娇》，豪放词中推第一。
它透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感。
历代大文人，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
目光不能穿越数百年，焉能写出好作品？
即便写眼下，写周遭，没有宏阔视野的参照，小情绪小感觉肯定挡不住，它们争先恐后要出来。
三苏父子当年在老家眉山的书房“南轩”，读得最多的可能是史籍。
苏轼贬黄州，还把几十万言的《汉书》抄了一遍。
抄书是他的读书方法之一。
书法那么好，和抄书亦有关吧？
抄书的时候意在别处，性情反而容易直泻笔端。
苏轼的书法珍品如《寒食帖》，是他随意而为的巅峰之作。
为人、为官、为艺术，苏轼皆随意。
随意是个关键词。
这随意却始终伴随着逆境中的修炼。
犹如杜甫的沉郁钝挫，李白的自由奔放，学是学不来的。
历史感通向人生思索，前后《赤壁赋》是思索的产物。
茫茫大江之上，一轮明月照着苏轼的沉思。
贬黄州的第二年，朋友往还渐多，他感到手头吃紧，把铜钱吊在屋梁上，计划开支。
苏轼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搬瓦砾，挖水渠，合家老小挥舞着锄头扁担，每天累得一身汗。
麦子种下了。
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
东坡诞生了。
苏东坡三个字，从此响彻千年中国历史。
陆游《入蜀记》写他亲眼所见：
“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
有屋三间。
”
凡热爱生活的人，想必都会热爱它：
那风中的麦浪在心头荡漾……有一天他忽然说：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上下几千年，能出此语者，恐怕只有苏东坡。
他能穿越社会各阶层，洞察各领域，以伟岸之躯融入茫茫大地，既汲取能量，又广施悲悯。
他又说：
“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该是耶稣的境界了吧？
他可不是说大话。
日后有个人弄得他家破人亡，使他九死蛮荒，这不共戴天之仇，他却在有能力报复的时候轻轻一挥手，饶恕了对方。
还提醒对方保重身体。
通过他，我们才知道，悲天悯人并不是一句高调的空话。
他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
他提纯了人类的文化基因。
他向我们示范，人的精神可以喷发到什么样的高度和广度。
元丰七年，神宗动用不轻易使用的“皇帝手札”，不与执政商量，直接下令复起苏轼。
复起的第一步，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汝州（今临汝）离汴京很近了。
金陵的王安石正苍凉着，变法大业未竟，备受小人折磨，儿子死了，他伤心归故里，隐居半山。
苏轼来了。
他亲自到江边迎接，苏轼登岸施礼说：
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
王安石执苏轼的手笑道：
礼数是为我辈而设的吗?
二人大笑，一句话胜千言，泯去旧日的恩恩怨怨。
认识到苏东坡的价值，王安石是第一人。
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仅限于文学。
而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是政治奇人、文化伟人。
不久宋神宗驾崩，高太后摄政，改年号为元祜，高太后发起“元祜更化”，司马光组内阁，上表推荐人才，苏轼赫然在册。
举家调头向山东。
元祜四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
但很快司马光死，高太后甍。
苏轼的朋友章惇再度把屠刀架在苏轼的脖子上。
先贬岭南。
广州，惠州，海南。
越走越远。
直到公元1100年的六月。
章惇的儿子章援，带着一封千字长信呈给东坡，言词诚恳，言下之意却希望东坡登相位放过他父子。
东坡就地回复，也是一封长信，书信背面还写了专治瘴毒的药方，荐与章惇备用。
七月流火，东坡大病。
十八日，自知难起，唤三子于床前，说：
“吾生不恶，死必不坠（地狱）。
”
二十七日，恶化。
溘然而逝。
我们说，他能看见生活。
看见生活不容易，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历史。
换句话说，他具有总体把握生活的能力，纵向千年，横向万里。
海德格尔《什么是思想》一文中，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
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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