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商鞅.docx
《重提商鞅.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重提商鞅.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重提商鞅
重提商鞅
上篇
一、法家巨子
商鞅（约公元前408一前338），战国中期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思想家。
商鞅于公元前361年从魏国西行入秦，很快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先后施行两次变法，在政治、经济以及家庭和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改革，力主“耕战”、“富国强兵”，使秦国迅速崛起，在实力上超过了其他各国，为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汉代的王充说：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这是对商鞅变法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
当时，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其间经历了长达550年的大动荡，大变革，此即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商鞅生于战国中期，正逢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局面已形成，残酷的兼并战争迫使各诸侯国先后变法图强。
唯其商鞅“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变法原则一经确立，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即大大地超过了其他各国，后来，商鞅遭诬陷和报复被车裂而死，但其改革的成果仍被孝公以后的几世君王所继承，乃至秦始皇终于完成了兼并六国，统一海内的“帝业”。
商鞅本人尚且善于用兵，曾几次率军亲征，克敌制胜。
现传《商君书》中可见三篇专讲军事的论文。
《汉书·艺文志》在“‘兵权谋”中也著录“《公孙鞅》二十六篇”，已亡佚。
后世学者认为，商鞅最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君主集权制。
郡县制。
官僚爵位制。
“什伍”编户。
刑律。
土地私有和一夫一妻式小农经济形式。
由于这些成果在秦灭亡以后仍被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所继承发展，故而可以说商鞅变法不仅“为秦开帝业”，而且更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从秦孝公到始皇帝，秦国六世君主所创建经营的“帝业”只传了二世就迅速灭亡了。
汉代历史学家在总结这一教训时认为，这是由于秦统治者没有像汤、武那样“逆取而以顺守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其实，这一观点源于《商君书·开塞》篇：
“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力，持之以义。
”如果说“持之以义”是“长治久安”之道，那么商鞅早已在自己的著作中为秦统一天下以后的“长治久安”埋下了种子。
但是，这颗种子被深埋在商鞅学说关于“力”与“德”、“法”与“义”尖锐对立的大量论述中，大秦帝国还没有发现它就如山坍塌了。
实际上，秦王朝的灭亡只是君主集仅制和土地私有制在其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秦以后的历代王朝也终究不能逃脱这一命运，而秦不过是迅速经历了治乱兴衰的一个轮回而已。
秦柞短促的直接责任固然不在商鞅，但他专制。
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化政策，对传统文明特别是伦理道德的忽视，却正是强秦速亡的一个最大导至于商鞅的车裂而死与千秋功过，历代以来一直为世人所垢玻到了近代，对商鞅的评价才始有转机。
章炳麟在其作《九书：
商鞅》篇中，除批评商鞅“毁孝梯。
败天性”。
一进身与交游，诚多可议者”之外，其余都对商鞅作了很高的评价。
他为“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大抱不平。
梁启超曾主编《中国六大政治家》，其中第二编《商君评传》的作者麦孟华也对商鞅作了极高的评价，称赞商鞅“固法学之银子，而政治家之雄也”。
对商鞅功过以及商鞅之死的不同评说，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进化与变迁。
如果商鞅地下有灵，听到两千多年后近人的评说，或许终于可以瞑目了。
二、为秦开帝业、
元前362年，正当公叔痤大败韩。
赵联军回师魏都安邑之际，秦军乘机进攻魏国西部的重镇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县西南）公叔痤仓促率兵迎战。
被秦军所俘。
大概时隔不久，公叔痤被秦放归。
因受败军之辱，遂一病不起。
在考虑由谁继承相位。
辅佐魏惠王时，他看中了身边的家臣御庶子商鞅。
有一天，魏惠王到相府看望公叔痤的病情。
寒暄过后，惠王问：
“如果你的病不能治好，国家将怎么办呢？
”公叔痤将自己的慎重考虑禀告惠王：
“我的家臣御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但有奇才，堪当相国重任，希望您举国而听之。
”惠王闻此话后默而不语，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他心里简直不明自：
一个年少位卑的家臣，怎么能承担起相国的重任呢？
公叔痤夙知商鞅胸怀韬略，志向高远，不是甘居人下之辈、日后必大有作为。
他见魏惠王对自己的举荐不以为然，心中不免浮起一团为魏国的命运担忧的乌云。
魏惠王正要告辞，公叔痤急忙从病榻上起身，示意左右侍从退下，然后在惠王的耳边低声说：
“如果您不任用公孙鞅，此人日后恐为魏国大患。
请您一定杀掉他，不能让他出我魏国之境。
”惠王被这位老臣的忠诚所感动，于是点头允诺而去。
但惠王对商鞅本不看重，心中还是觉得公叔痤所说是言过其实。
离开了相府，惠王对两旁的侍臣说：
“公叔痤病糊涂了吧，可悲啊！
他让我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一个家臣公孙鞅，这不是悻谬吗！
”
公叔痤因举荐商鞅而没有得到魏惠王的认可，怏怏不乐；但想到魏惠王允诺了如果不用商鞅必杀之，仿佛又去掉了一块心病。
可是，当他眼前浮现出风华正茂的商鞅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场面时，一种惜才的恻隐心不禁油然而生。
他不忍这位身具将相之才的家臣。
就此断送了前程和生命，于是急忙召见商鞅，面带歉意地说：
“刚才国君问我谁可以继承相位，我推荐了你，看国君的神色没有任用你的意思。
我是以国君的利益为先，以私人的交情为后，所以告诉国君，如果不用你，就把你杀掉，他答应了我。
现在你可以赶快离开这里，否则被抓住，性命难保。
”商鞅听此话心中怦然而动，但他仍像往常一样在这位相爷面前表现得机智、果敢、镇定。
他对公叔痤说：
“国君既然不能听信您的话而任用我，又怎么信您的话而杀我呢？
”公叔痤觉得此话有理，而且又一次感受到商鞅的工于心计。
不久，公叔痤死。
当时商鞅并不在相府内，很可能是为慎重起见而躲避在外，这期间，年方21岁的秦孝公即位，励精图治，在国中颁布了“求贤令”。
商鞅听到公叔痤死且葬事已毕的消息后，觉魏国已无可留恋，于是应秦孝公“求贤令”之召，怀着要在秦国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收拾行囊，携带着李俚的《法经》等著作，西奔入秦。
公元前361年，商鞅穿过魏国在洛水沿岸修筑的长城，来到了秦国毗邻前线的新都栋阳。
这里正处在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的前夕，新君的即位，战争的动员，列队森严的士兵，市场上的谷物和铁制兵器、农具，招摇过市的旧贵族，新富起来的商人。
地主，穷苦的农民，应“求贤令”而来的士人。
保守派和改革家……这些使栋阳城处在紧张、喧闹、躁动不安的气氛之中。
商鞅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为了尽快接近权力的中心，他不顾士人们经常计较的名声的洁污，委身投靠在秦孝公的一个宠臣景监的门下。
景监者，姓景的太监也。
这到秦以后所走的第一步，就经常引起人们的非议：
秦国隐士赵良批评商鞅“因劈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司马迁也批评商鞅“因由劈臣”。
通过景监这条捷径，商鞅很快得到了觐见秦孝公的机会，第一次觐见，商鞅侃侃而谈，喋喋不休，秦孝公几乎无法打断商鞅的话。
但是，秦孝公在商鞅讲完。
起身告退后，孝公把景监叫到面前，恼怒地说：
“你介绍来的这位宾客是虚妄之徒啊！
我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呢。
景监唯唯而退。
回到家中，他把商鞅责备一番，问：
‘你向国君说了些什么不中用的话呢？
”商鞅说：
“我是向他讲帝道，看来他对此理解不了啊！
”所谓“帝道”，也就是孔子曾讲过的，‘君道无为”。
“恭己正甫面而已”。
“垂衣裳而天下治”那套道理。
五天过后，商鞅第二次觐见。
这一次，商鞅还是滔滔不绝，谈得更多。
更起劲。
然而，商鞅所说仍不合孝公之意，孝公又一次责备景监，而景监也再次责备商鞅，“还是不中用！
你这次又说了些什么呢？
”景监问。
商鞅说：
“我是向他讲王道、可他还是听不进去。
讲你想办法让他再次召见我。
”所谓“王道”，也就是孔子大力提倡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仁主服天下那套道第三次觑见，商鞅所说不比往先，但在关键的地方却又有些含蓄，引而不发。
秦孝公渐渐听出些味道，时时点头称善。
等商鞅把一席话讲完，孝公虽然没有立即表示采纳，但面带笑容，彬彬有礼地送客。
景监凑过来摸底细，孝公说：
“你介绍来的这位宾客还是不错的嘛！
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谈了。
”景监回到家中，向商鞅转达了此意。
这时，商鞅已胸有成竹，他说：
“我刚才向国君讲霸道，他有了采纳的意思。
要再召见我，我已经知道怎么接着往下说了。
”所谓“霸道”，也就是强化君主集权，使用刑罚，奖励耕战，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的那套道理。
实际上，这也就是商鞅从小所喜欢的“刑名之学”。
商鞅经过三试秦孝公，对孝公的心意已经一清二楚，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使自己一展宏图的君主。
当孝公再次召见商鞅，商鞅就直言不讳，把“诸候力攻，争相并”的天下形势和平生所学。
所思一一道出，并且向孝公提出二条“强国之术”。
孝公聚精会神地听，连连赞许，不知不觉地竟然将膝盖渐渐往前挪，离商鞅越来越近。
主客二人相遇知己，话说得投机，而且越说越深、越说越细，以致数日不厌，乐此不疲。
景监对孝公和商鞅的契合大喜过望，当再次见到商鞅时，连忙问：
“你怎样说中了国君的心意？
我们国君真是太高兴了！
”商鞅说：
“我向国君讲帝王之道，劝他和夏、商、周三代相比。
而国君说：
‘这太久远了，我可等不到恢复三代之治那一天。
有才能的君主各个都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名扬天下，怎么能悒悒不乐地等数十、数百年才成就帝王之业呢？
，既然国君是这样的想法，我也就不讲帝王之道，而改讲强国之术了。
国君对此是非常喜欢呀！
可是，这样一来也就难以和殷。
周时期的德治教化相比了、”商鞅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开始绘制改革的蓝图，拟订变法的细则，并且不断地与秦孝公切磋，以便达成君臣的共识。
公元前359年。
也就是秦孝公即位后的第三年，商鞅认为变法的时机已成熟。
秦孝公虽然也决计变法，但他知道朝野有不少的变法反对派，当变法要付诸实施的时候，反对派的呼声也愈益高涨。
为了在群臣中申述变法的理由，显示其变法的慎重，他召开御前会议，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于是，一场改革与守旧的辩论便在栋阳城的秦宫内展开。
”
秦孝公首先申明君臣大义，并且表明自己的变法主张以及遭人议论的犹豫态度。
他说：
“身居君位而不忘社稷这是君之道。
建立法度而使国君光明，这是臣之行。
现在，我要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可是又怕受到天下人的非议”。
商鞅力争主动，抢先一步禀奏：
“臣闻之，行动迟疑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
请国君不要顾忌天下人的议论，而急定变法之决心。
况且、有卓越行为的人，肯定会受到世人非议；有独到思想的人，必然会受到民众嘲笑。
常言说：
‘愚者在事成之后还不明白，智者在事情萌生之先就已有预见。
”民众是不可以参与考虑事业的开端的，而只能够在事业成功之后分享一些快乐。
郭偃的法书说：
‘讲论崇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于世俗，建立伟大功勋的人不谋事于民众。
’法度是用来爱护人民的，礼制是用来利于国家的。
所以圣人只要有益于人民，就不拘守旧的法度，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沿循旧的礼制。
”
秦孝公听后称“善”。
保守派的代表甘龙早已按捺不住，等秦孝公的话音刚落，便说：
“臣以为不然。
我听说过，圣人不改易人民的礼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变更以往的法度来治理国家。
随顺人民的礼俗而施行教化，可以不劳而成功；依照以往的法度而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百姓也能相安。
现在如果变更法度，不遵守秦国的旧制，改变礼俗来教化百姓，我恐怕天下人会指责我。
非议看上。
愿君上慎思明察。
”
商鞅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
“甘龙所说都是世俗之言。
平庸者总是安于习惯。
学究们总拘泥于见闻，这两种人可以居官而守法，却不可以参与讨论常法之外的事情。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各异，也都做了霸主。
所以说，智者创立法度，而愚者受其制约；贤者变更礼制，而不肖者受其拘束，我们不能和那些受礼制拘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那些受法度制约的人计议变法。
请君上变法而无疑。
”
这几句话用三代和五霸的历史事实阐明了变法改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把反对变法的一大批朝臣置于庸人。
学究、愚者、不肖之徒的行列。
甘龙被激怒得面红耳赤。
想奋起再争，可又一时语塞，没有找到合适之辞。
、这时，保守派的另一位代表杜挚进言：
“臣闻之，没有百倍之利不可变法，没有十倍之功不可更换器具。
我还听说，效法古人就不会有过错，依循礼制就不会有好邪。
请君上慎重考虑。
”
商鞅据理力争：
“前世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呢？
帝王的治道不重复，我们又依循哪种礼制呢？
以前，伏羲、神农只施而不杀人，黄帝、尧、舜只杀有罪的人而不株连妻子到了周文王和局武王时，各个都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礼法要依据时势而定，制度和命令要适合实际的需要。
兵器、盔甲和各种器具都是为了便于使用。
所以我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商汤、周武不拘守古法而成就了王业，夏禁、殷纣没易礼制却灭亡了。
可见，违反古法的人未必就是错的，而因循旧礼的人未必就是对的。
请君上变法而无疑。
”
保守派和改革派在关系到秦国命运和各集团、各阶层利益的变法问题上，唇枪舌剑，往返辩驳。
商鞅理直气壮，雄辩滔滔；保守派不甘示弱，但渐渐有些理屈词穷。
这场辨论的主角是商鞅，导演则是秦孝公。
商鞅的道理和辩才博得秦孝公的连声称赞，也愈发坚定了这位君主实施变法的决心。
到了最后拍板的时候，秦孝公断然表态，决计变法，并且对保守派予以不留情面的指责。
他说：
“我听说过，居住在偏僻小巷中的人遇事总是少见多怪，而蔽于一曲之学的学者对什么事都要争辩不休。
愚者所喜欢的事，正是智者所悲哀的事；狂妄之徒所高兴的事。
正是贤人所哀悼的事。
对于那些拘泥世俗观点的议论，寡人不能听从。
我已决计变法，不再犹豫”。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辩论以改革派的胜利。
保守派的失败而告终。
于是，秦孝公下达第一道变法令。
从此，秦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革命之精神
商鞅变法既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就必然激起一部分在变革中将失去原有优越地位的社会阶层的强烈反对。
新旧势力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历史终将对新与旧、改革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做出公正的裁决。
史载：
秦孝公在颁布第一次变法令后，“百姓苦之”；又载：
在变法令施行一年后，“秦民”到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盐铁论·非秧》篇亦云：
“商鞅峭法长利，秦民不聊生，相与哭孝公”。
这里说的“百姓”和数以千计的到处都哭诉或闹事的示威者，可能有的是出于对新法的暂时不理解，而相当一部分是权益受到损害的贵族子弟。
“工商之民”和“游食者”。
在这些人的背后，则有一批保守派的”官僚和宗室贵戚撑腰。
秦都栋阳城人潮涌动，反对改革的呼声甚嚣尘土。
这时，年少的太子在保守派的师傅和一些宗室贵戚的唆使下触犯法令，公开站在了反对改革的一边。
宫里宫外，密切配合；台前幕后，紧锣密鼓。
改革遇到强大的阻力，新法受到挑战，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严峻的形势下，商鞅不惧阻力，不顾个人日后的安危，沉着。
果决地向秦孝公陈述自己的意见：
“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
”（新法这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由于宗室贵戚首先犯法。
如果要使新法必行，就须首先将太子治罪。
）太子不可施刑，所以下令将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公子贾传来，代太子受刑，其中公子贾被施以面部刺字的黥刑。
第二天，秦孝公治太子罪。
令其师傅代之受的消息传开，立即对改革的反对派起到强烈震慑作用，街头抗议的人群逐渐散去，“秦人皆趋令”。
除了将太子治罪外，史书上还有商鞅“日绳秦之贵公子”，一日临渭水将“七百余人”正法，“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的记载。
从变法之初反对派的嚣张气焰和变法令中“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条文看，宗室成员中太子犯法不可能是孤立的现象，其他“贵公子”肯定会暗中鼓动或自己以身试法，商鞅力主“刑无等级，”“刑重而必”。
《商君书·定法》篇说：
“不能开一言以在法。
”《赏刑》篇说：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
犯国禁。
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在数千人聚集都城抗议新法的严峻形势下，商鞅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将“七百余人”屠杀于渭水之滨，这是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在严刑峻法的威慑下，抗议的浪潮被压制下去，新法得以继续贯彻执行，行之三年，新法初见成效，拥护的人逐渐增多，“百姓便之”。
秦孝公“乃拜秧为左庶长”。
“左庶长”在秦国的二十级爵制中列为第十级，这在当时是有军政实权的一个官职。
改革给秦国的政治、经济带来了蓬勃生机，军事实力随之迅速增长，公元前355年，即实行变法的四年之后，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洛水之东（河西地区）的社平（今陕西省澄城县东）相会。
这次秦魏两国首脑间的高级会晤，打破了长期以来“诸候卑秦”。
“夷狄遇之”。
不与之“会盟”的局面。
而且，这次会晤实质上是秦魏两国的领土谈判，秦孝公咄咄逼人地向魏惠王提出了归还河西地区的要求。
谈判没有得出结果，在两国首脑相互拂袖而去的第二年，秦魏争夺河西地区的战端重开。
公元前354年，秦乘魏进围赵都邯郸之机，以商鞅为将，兴兵伐魏，东征河西地区之元里（在今陕西省澄城县境内，与秦孝公和魏惠王相会之地杜平相距不远）。
秦军在商鞅率领下，个个争先，奋勇杀敌，大败魏军。
斩得首级七千，并且乘势攻取黄河西岸的重镇少梁。
同年，秦派公子壮率师侵韩，插入韩魏两国的交界地区，进围焦城（今河南省鄢陵县北）、山氏（今河南省新郑县东北），在这三个地方筑城割据，兵锋所向，威逼魏国的新都大粱（今河南省开封市）。
据《史记·魏世家》和《商君列传》，迁都大梁在“惠王三十年”即公元前329年，此说实误。
按《竹书纪年》，魏“徒都于大梁”是在惠王九年即公元前361年）。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提升商鞅为“大良造。
”此爵位在秦国二十级爵制中列第十六级，其职权相当于丞相（秦国正式设置丞相职在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见《史记·秦本纪》）。
史传“商鞅相孝公”当指从此年开始。
同年，商鞅统率大军强渡黄河。
兵围魏国的！
日都安邑，迫使守军投降。
当此时，魏国在东线因中孙膑“围魏救赵”之计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大败于齐，在西线又屡败于秦，以前魏强秦弱的军事态势已发生重大转变，秦国在河西地区的争夺战中已占据了主动、优势地位。
“诚如《商君书·战法》篇所说：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
”（战争的胜利必本之于国内政治上的胜利）。
秦国之所以在对魏、对韩战争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实是由于国内实力的增长，政治的稳定，统治阶层中新兴力量的崛起，人民的“喜农而乐战”这些都是商鞅第一次变法所取得的成效。
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当此时，秦民对新法“大悦”秦国境内“道不拾遗，出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
在改革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原来一些激烈反对新法的人也一反故态，改换言辞。
他们甚至再次聚集栋阳城，大唱变法的颂歌，对商鞅尽吹捧之能事。
他们没有想到商鞅是一个铁面冷肠、“刻北“少恩”的政治家，也许是商鞅忌恨旧怨，也许是商鞅出于民只可从令而不可议令的考虑，他称这些人都是“乱化之民”、捣乱分子，下令将他们全部“迁之于边城”。
“其后，民莫敢议令。
”
中篇
一、两千年垂拱而治
商鞅第一次变法行之十年以后，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已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
在对外战争中，秦军屡次进攻魏国和韩国得手，士气高昂，兵威猛震。
魏国遭桂陵惨败，正修补创伤，积蓄实力，准备与齐、楚等国在中原再度争雄，此时已无暇西顾。
秦国虽然还没有完全收复河西地区，但严峻的军事威胁已经解除，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在握。
在这种形势下，秦孝公和商鞅议定了深化改革。
实施第二次变法的方案，以谋求秦国进一步的发展、准备日后挥师东进，不仅仅复河西地区，而且兵伐“山东六国”，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
此时，秦都栋阳城的战略地位已经改变。
秦献公在公元前383年把秦都由雍城迁至栋阳时，主要是出于巩固东部边防，阻挡魏国兵锋，待机收复河西地区的考虑。
这里距洛水不远，濒临前线，它实际上带有战时的临时首都和前敌指挥所的性质，随着秦魏两国军事形势的改变，秦国的当务之急已经可以从主要巩固东部边防转移到从长计议日后更大的发展。
栋阳东临边境，把它继续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不适合的，而且。
栋阳在渭水之北，偏离东去函谷关的大路，不利于以后出击山东六国。
另外，栋阳作为秦献公时建置的战时首都，其宫室必然从简，不可能大兴土木，建设得很豪华壮丽。
与其他诸候国营建较大的都城相比，它肯定逊色不少。
在秦国的经济实力增长、财政收入增加。
军事声威大震的情况下，它似乎已显得与秦国的国力和君威不相称。
当然，可能还有秦孝公弃简从奢、商鞅好大喜功等个人因素，总之，他们决计从栋阳迁都，在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兴土木，“筑冀阙”，营建新的宫延。
后来，商鞅把“大筑冀阙，营如鲁、卫”（修筑咸阳秦宫，其规模可与鲁、卫的宫廷相媲美）作为自己的政绩之一。
而秦国隐士赵良则攻击商鞅“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这当然是指责营建秦宫奢侈浪费的一面。
赵良还说，商鞅在出行时，有数十辆载满甲兵的车随从，有身强力壮的护卫作陪乘，还有许多持矛操朝的武士紧随车辆夹护而行，“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商鞅的出行是如此，其在咸阳修建的相（大良造）府也可想见是很威严、豪华的。
尽管“大筑冀阀，迁都咸阳”不无可议之处，但此举主要还是出于秦国内政和外部用兵的考虑。
咸阳地处渭河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水，东控函谷关口，西拥雍州之地，雄据甘陇和巴蜀通往中原的要津，于内处在秦国的辐射中枢位置，于外可以水陆并进，东出函谷，问鼎中原，这里正是后来柳宗元所谓“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的帝都之所。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于咸阳。
从此，“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字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在商鞅的策划下，秦孝公开始在秦国实行第二次变法。
商鞅第二次变法是在第一次变法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刻。
全面的社会改革，这次改革的成功，从长远说，是为秦统一中国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定奠定了基础，而秦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经汉代的继承和发展，一直延续到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结束。
从近处说，这次改革的成功是实现了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提出的“强秦”、“复缨公之故地”的目标。
第二次变法的贯彻执行仍然受到了保守派和旧贵族的顽强反抗，史载：
在实行第二次变法的四年之后，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又一次触犯法令。
商鞅仍像以前那样，刚正严明，断然对公子虔施以割鼻的剿刑。
新法施行五年之后，成效大见，“秦人富强”。
此时，与秦毗邻的魏国对秦的迅速崛起深感不安。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为了争得霸主地位，在其都城大梁附近召集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之会，宋、卫、邹、鲁、陈、蔡等十二个小诸候国的国君参加会盟，并一同前往洛阳朝见了徒具虚名的周天子。
此次会盟的目的之一是魏国企图以霸主地位威慑强秦，用外交手段解除秦对魏国西部地区的战争威胁，以便集中兵力在中原一带与齐、楚再决雌雄。
秦孝公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盟，而魏惠王大力恼怒。
于是，魏挟十二诸侯会盟之威，图谋西伐秦国。
当时，魏国的整体实力仍很强盛。
如果魏惠王将重兵从东线转移到西线，倾全国之力向秦发起进攻，那么秦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秦孝公闻讯后“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立即命令秦军严加守备，在各要塞和县城的城墙上遍布弓弯等战具，并且组成敢死队；严阵以待魏军，战争一触即发，形势非常危急，商鞅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决定采取缓争霸，晚称王的策略，计间魏与齐、楚之间的关系，使鹞蚌相争，秦收渔翁之利。
他于“尊诅之间”向秦孝公献策：
“魏国新与十二诸候会盟而朝见周天子，其功大而从者必众。
如果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能取胜。
臣请出使魏国，计问魏与齐、楚，则魏军必败。
”秦孝公闻言大喜，立即派商鞅出使魏国。
商鞅身负重要外交使命，快马加鞭，前往魏都大梁，魏惠王好大喜功，才疏，当他见到今日秦国的大良造正是当年公叔痤门下的御庶子时，心中不免有一处魏尊秦卑之感。
商鞅知道魏王早有称王之心，便投其所好，用高功虚名诱使魏惠王中计，他说：
“大王召集诸侯会盟，朝见天子，令行于天下，功劳太大了！
但是，参加会盟的十二诸侯，除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