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学经典案例5个.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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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经典案例5个
组织行为学案例
案例1
沃尔沃的工作再设计
汽车制造业是瑞典工业中一个重要领域，而沃尔沃（Volvo）汽车公司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按全世界标准，它算不上大公司。
从60年代中期起，它的汽车出口翻了一番，占它全部销售额的70%，虽仅占世界汽车市场的2.5%，却已占瑞典全年出口总额的8%以上，可称举足轻重了。
该公司的管理本来也是一直沿用传统方法，重技术、重效率、重监控。
直到1969年，工人的劳动态度问题已变得十分尖锐，使该公司不得不考虑改革管理方法了。
沃尔沃公司领导分析了传统汽车制造工作设计，认为它最大的问题是将人变成机器的附庸。
所谓装配线不过是一条传送带穿过一座充满零部件和材料的大仓库罢了。
这套生产系统的着眼点是那些零部件，而不是人。
人分别站在各自的装配点上，被动地跟在工作件后面，疲于奔命地去照样画葫芦而已。
这套制度的另一个问题，是形成了一种反社交接触的气氛。
工人们被分别隔置在分离的岗位上，每个岗位的作业周期又那样短（一般为30至60秒），哪容他们偷闲片刻去交往谈话？
沃尔沃先是设法用自动机器来取代较繁重艰苦的工作，不能自动化的岗位则使那里的工作丰富化一些，又下些本钱，将厂房环境装饰得整洁美观。
目的是想向工人表明，公司是尊重人的。
但随即发现这些办法治标未治本。
公司觉得在工作方面要治本，必须进行彻底的再设计。
他们在当时正在兴建的卡尔玛新轿车厂，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试验。
卡尔玛轿车厂总的设计原则，希望体现以人而不是以物为主的精神，因而取消了传统的装配传送带。
以人为中心来布置工作，就是要使人能在行动中互相合作、讨论，自己确定如何来组织。
管理要从激励着眼，而不是从限制入手。
只有对孩子才需要限制，对成熟而自主的成人则宜用勉励而不是监控。
所以，该厂工人都自愿组成15至25人的作业组，每组分管一定的工作，如车门安装、电器接线、车内装潢等。
组内可以彼此换工，也允许自行跳组。
小组可自行决定工作节奏，只要跟上总的生产进程，何时暂歇、何时加快可以自定。
每组各设有进、出车体缓冲存放区。
这个厂的建筑也颇独特，由三栋两层及一栋单层的六边形厂房拼凑成十字形。
建筑的窗户特别大，分隔成明亮、安静而有相对独立性的小车间。
没有了传送带，底盘和车身是由专门的电动车传送来的。
这种车沿地面敷设的导电铜带运动，由计算机按既定程序控制。
不过当发现问题时，工人可以手工操作，使他离开主传送流程。
例如见油漆上有一道划痕，工人便可把它转回喷漆作业组，修复后再重返主流程，仍归计算机制导。
车身在电动车上可作90度滚动，以消除传统作业中因姿势长期固定而引起的疲劳。
各作业组自己检验质量并承担责任。
每辆车要经过三个作业组，才有一检验站由专职检验员检查，将结果输向中央计算机。
当发现某质量问题一再出现时，这个情况立即在相应作业组终端屏幕上显示出来，并附有以前对同类问题如何排除的资料。
这屏幕不仅报忧，也同时报喜，质量优秀稳定的信息也及时得到反馈。
产量、生产率、进度数据则定期显示。
据1976年的调查，几乎该厂全体职工都表示喜欢新方法。
沃尔沃公司便又陆续按这种非传统方式，建造了另四家新厂，每厂规模都是不到600名职工。
这一改革当然冒了颇大的风险，因为一旦失败，不仅经济上代价高昂，公司内外信誉也会遭受巨大损失。
卡尔玛的成功鼓励他们再进一步。
卡尔玛改革的核心是群体协作，工人以作业组为单元活动。
但这是一个另起炉灶的新建小厂，它是否也能用于按传统观点设计并运转多年的大型老厂呢？
这是一种颇为不同而风险更大的改革尝试。
沃尔沃在西海岸哥德堡市建有一家8000人的托斯兰达汽车厂，是1964年完全按传统装配线设计建造的。
它生产的汽车构成该公司产品的主体，改造略一不慎而影响了生产，损失将是极为巨大的。
这个厂工作再设计的试验不是公司总部指导的，是由该厂管理人员在工会和全体职工配合下自己搞起来的。
这个厂设有吸收工人参加并有较大发言权的各级工作委员会及咨询小组55个，没有工人同意，改革寸步难行。
因为任何改革总要引起短期的不习惯与不方便，工资制度上也要适应由个人奖到小组集体奖的转变。
其实，这厂早就酝酿并在逐步试行着工作再设计，所以与其说托斯兰达厂是紧跟卡尔玛厂，毋宁说前者是后者的摇篮。
因为后者的许多办法是先在前者试行的。
例如那种电动装载车以及使车身翻侧使工人不必蹲在地坑里仰头向上操作的装置，都是从托斯兰达厂学去的。
这个厂改革的第一步是放权，尽量使它的冲压、车身、喷漆和装配四大车间成为自主的实体，因为每个车间各有其独特问题，不能一刀切。
例如1973年，车身车间组成一个专题工作组来解决降低噪音与粉尘问题。
车间主动请来应用美术学院的专家，经几处摸索，把这车间变成了全公司最明亮整洁的场所之一。
改革自己的工作条件，变成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挑战。
各级工作委员会和咨询组都有一定经费解决自己的问题。
于是形成了浓郁的改革气氛。
又如车内装潢车间，流水线上设有15个装配点。
早在这厂刚投产的1964年，工人中就有人主张经常换换岗位，因为老在同一岗位上干，不但乏味，而且身体某些部位易疲劳。
可是另一些工人不愿意，直到1966年这些工人才自己定了一套轮换制度，每人都学会这15个岗位上的操作技术而成为多面手，每天轮换一至数次，并自己负责检验自己干的活儿和负责纠正缺陷。
这时，他们不但体验到换岗能减轻劳累，而且培育出一种群体意识。
后来他们把全组工作的计划与检查都接受过来，使工作更加丰富化了，全组缺勤与离职率大幅度下降，工作质量也提高了。
这种现象在这厂里颇为典型：
一开始有相当一些人抵制改革，随着同事间接触的增加，一个自发的以友谊和共同认识为基础的真正的群体（不是行政上硬性编成的班组）形成了。
这种从人际接触发展到培育出友谊是不容易的，在装配线上更费时日。
但一旦真正的群体形成，就能做出许多超出原来狭隘目的的事来。
工作从轮换到扩大化直至丰富化，人们对工作的满意感逐步增加。
托斯兰达厂在1970年，仅3%的装配工人搞工作轮换，1971年达到10%，1972年达到18%，然后开始加速，1973年达到30%，1977年已达60%。
改革自己的工作内容成了多数工人的自然要求。
但总有少数人，特别是年纪偏大的，是始终不喜欢任何改变的。
到1976年末期，这厂的装配车间才开始有人跟传统的装配线告别，组成了两个各有9人参加的作业组，每组承包一定辆数的汽车装配，作业改到装配工作台上去进行。
9名组员什么都干，从底盘装配到车身与车门安装，直至最后内部装修与检验。
每组每周要开一至数次生产组务会，研究生产情况及解决问题的办法。
渐渐地，装配工作台完全取代了装配线。
诚然，这种工厂的基建与设备投资要比常规厂高一至三成，占地面积也要大些。
但沃尔沃公司声称他的得远大于失，赔钱的买卖他是不会干的。
装配台平均约每小时装配成一辆车，生产率至少不低于装配线，而工人满意感大增，离职率从40%至50%降到25%，质量有所上升。
尽管瑞典的劳力成本一直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沃尔沃却能保持一直赚钱，利润占销售额中的百分比仍属汽车业中三家最高者之一。
思考题：
1、沃尔沃公司的工作再设计过程说明了什么？
2、从沃尔沃公司工作再设计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
案例2
霍 桑 实 验
位于美国芝加哥城外西方电器公司的霍桑（Hawthome）工厂,是一家制造电话机的专用工厂,它设备完善、福利优越、具有良好的娱乐设施、医疗制度和养老金制度。
但工人仍愤愤不平,生产效率也不理想。
为此,1924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包括各方面专家在内的研究小组,对该厂的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多种试验。
这就是著名的霍桑试验。
从1924～1932年,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霍桑试验前后共经过两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从1924年11月至1927年5月,它主要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赞助下进行的。
第二个回合是1927～1932年，主要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约（EltoMayo）主持进行研究。
整个试验前后共分为四个部分。
一、照明实验
这项实验在霍桑工厂共进行了两年半时间,试验是在被挑选出来的两组绕线工人中间进行的。
一组是“试验组”,一组是“参照组”。
在试验过程中,“试验组”不断地增加照明的强度,从24、46、76烛光逐渐递增,而“参照组"的照明度始终保持不变。
研究者起初打算考察照明和产量之间的关系,找出一种理想的照明度,在这种照明度下工作,能使工人的生产效率达到最高标准。
但出乎研究者的意料之外,试验的结果,两组的产量都在不断提高。
后来他们又采取了相反的措施,逐渐降低“试验组”的照明强度,还把两名试验组的女工安排在单独的房间里劳动,使照明度一再降低,从10烛光、3烛光一直降到0.06烛光,几乎和月亮光差不多的程度,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产量才开始下降。
研究者的结论是:
工作场所的灯光照明只是影响生产的一种因素,而且是一种不太重要的因素。
除照明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什么因素影响产量。
由于研究者找不到原因,感到迷惑不解,许多人都不干了。
只有该公司的检查部主任朋诺克（C·Pennock）当时推测,产量的增加,可能是由于工人被试验鼓起的工作热情所影响。
后来,于1927年冬天朋诺克在一次哈佛大学教授梅约主持的人事经理报告会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当场邀请梅约参加霍桑试验。
梅约接受了邀请,并组织了一批哈佛的教授会同电器公司的人员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小组。
于是开始了第二阶段的研究。
二、继电器装配试验
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梅约选出了6名女工,在单独的房间里从事装配继电器的工作,他们告诉女工可以保持平常的工作节奏,因为试验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产量,而是要研究各种工作条件,以找出最适宜的工作环境。
在这个期间,研究者在试验场所指定了一名观察者,他的任务主要是创造与工人的友好气氛,以确保她们合作。
他还做一些管理工作,每天与女工们非正式地交谈,以消除她们对试验可能抱有的疑虑。
这样与女工之间的谈话更加自由,彼此关系比过去更为亲近了。
在试验过程中,不断地增加福利措施,例如:
缩短工作日、延长休息时间、免费供应茶点等等，具体过程如下：
1、研究人员将小组的计时工作改为计件工作，生产量上升
2、安排女工有两次休息时间，每次5分钟，生产量上升
3、将两次休息时间，每次延长10分钟，生产量依然上升
4、研究人员将女工上午的休息时间延长到15分钟，免费供应点心，生产量再度增加
5、让女工提前半小时下班，生产量上升得更快
6、让女工提前1小时下班，生产量无改变
7、女工做1小时超时工作，生产量仍上升
8、每组工作时间从48小时减至40小时，生产量照旧维持高标准
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研究者起初以为是这些福利措施剌激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
在最后一次试验中，研究人员恢复了这些工人的原来情况。
女工做计时工作，没有休息时间，没有点心供应，每周工作48小时。
结果，生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升30%以上。
这就证明物质条件的改变并不是提高产量的唯一原因。
经过对这些结果的可能原因的分析,研究者认定,管理方法的改变可能是改变工人态度和提高产量的主要原因。
三、大规模的访谈实验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梅约等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态度调查,在职工中谈话人数达两万次以上。
在访问过程中,访问者起初提出的问题,大都是一些“直接问题",例如工厂的督导工作及工作环境等,虽然访问者事先声明,将严格保守秘密,请工人放心,可是受访者在回答问题时仍遮遮掩掩,存有戒心,怕厂方知道,自己受到报复。
谈话总是陈腔客套,无关痛痒。
后来改用了“非直接问题”,让受访者自行选择适当的话题,这时职工在谈话中反而无所顾忌了。
结果在这次大规模的访问中,搜集了有关工人态度的大量资料,经过研究分析,了解到工人的工作绩效、职位和地位既取决于个人,又取决于群体成员。
人际关系是影响绩效的一个主要因素。
同时,这次大规模的试验,还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在这次谈话试验以后,工厂的产量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
经研究者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工人长期以来对工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有许多不满,但无处发泄,这次试验,工人无话不谈,发泄了心中的怨气,由此而感到高兴,因而使产量大幅度上升。
四、继电器绕线机组的工作室试验
这项试验又称群体试验。
试验者为了系统观察在群体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车间里挑选了14名男工,其中9名绕线工,3名焊接工,2名检验员,在一个专门的单独房间里工作。
试验开始,研究者向工人说明:
他们可以尽量卖力工作,报酬实行个人计件工资制。
研究者原以为,这套奖励办法会使工人努力工作,提高产量。
但结果是产量只保持在中等水平,而且每个工人的日产量都差不多。
根据“时间——动作”分析的理论,公司经过计算向他们提出的标准定额是每天完成7312个焊接点，但工人每天只完成6000—6600个焊接点就不干了，即使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也自行停工。
研究者经过深入观察，了解到工人自动限制产量的理由是:
如果他们过分地努力,就可能造成其他同伴的失业,或者公司会接着制定出更高的生产定额。
与此同时,研究者为了了解他们之间的能力差别,还对实验组的每个人作了灵敏测验和智力测验。
发现3名生产最慢的绕线工在灵敏测验上得分都高于3名最快的绕线工,其中1名生产最慢的工人在智力测验上得分排行第一,灵敏测验排行第三。
测验的结果和实际产量之间的这种关系使研究者联想到群体对这些工人的重要性。
1名工人可以因为提高他的产量而得到小组“工资基金”总额的较大份额,而且也减少了失业的可能性。
然而这些物质上的报酬却会召来群体的非难和惩罚。
因此每天只要完成群体认可的工作量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
研究者通过观察发现，工人们之间有时会相互交换自己的工作，彼此间相互帮忙，虽然这是有违公司规定的事，但是这种行为却大大增进了他们的友谊，有时却也促进了他们彼此间的怨恨，谁喜欢谁，不喜欢谁，都可以因此表现出来。
诸如此类的事情，使研究人员发现他们中间有着两个派系，即小群体，一个称为A派，一个称为B派。
研究者在对他们的观察中获得了以下几点结论：
（1）他们之间的派系，并非是因工作不同而形成的，例如A派包括3名绕线工,同时还有1名焊接工和1名检验员。
（2）派系的形成多少受到工作位置的影响,例如A派的几位工人均在工作室的前端,而B派的几位工人均在工作室的后端。
（3）试验组的成员中也有人不属于任何派系。
例如其中1名检验员一向受到其他成员的排斥。
原因是他曾向检验科抱怨,说工作室的工人们都在偷懒,这件事后来被大家知道了,大家都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还有1名绕线工,老喜欢在B派中出风头,他虽然想加入B派,B派却因此没有完全接纳他。
（4）每个派系都认为自己比别派好,并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行为规范。
研究者在观察他们各自履行自己所订立的行为规范时发现，有的规范与限制产量有关，有的则涉及到个人的品德，而就其规范对个人的影响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1、谁也不能干的太多或太少，以免影响大家。
2、谁也不准向管理当局告密，做有害于同伴的事。
3、任何人都不得远离大家，孤芳自赏；也不得打官腔，找麻烦。
4、任何人不得在大家中间唠唠叨叨或自吹自擂，自以为是，一心想领导大家。
这些规范主要是通过挖苦、嘲笑以及排斥于社会活动之外等一些社会制裁方法实施的。
如果有谁违反这些规范，就会受到群体的制裁。
小组中最受欢迎的人就是那些严格遵守群体规范的人；而受厌恶的人，则是违背群体规范，私下向工长告密的人。
研究者认为，这种自然形成的非正式群体，其职能，对内在于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对外则为保护其成员，使之不受来自管理阶层的干预，这种非正式群体，一般都存在着自然形成的领袖人物。
霍桑试验的结果,后经梅约整理于1933年正式发表,其书名为《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
在此书中,梅约首次提出“人际关系学说”,对管理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思考题：
1.霍桑试验采用了那几种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2.在对人的看法上,通过霍桑试验,你可以得出哪些不同于传统看法的结论?
案例3
李强的心理测试
李强，1949年生于中国北方一个小镇。
正当他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后来又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到一个偏远的人民公社插队。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他考入了某财经学院。
毕业后，在某市的一家造船厂做成本会计，一年半后，他辞职后到了某市一家集装箱公司谋得一份管理职位，三个半月后，他被解雇了。
在谋求新的工作岗位时，他到一家职业介绍所作了能力测试并寻求帮助和建议，测试结果表明他最适宜做推销工作。
那家职业介绍所为他找了一份药品推销工作，任职于一家大型医药公司。
他喜欢这一工作，在那里干了一年半。
后来，他听说另一个更著名的药材公司有同类型的工作，便向该药材公司申请，并在1984年被雇佣。
进入90年代，他的女儿长大并考入一所著名大学，但他的妻子却下岗了。
李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也变得有点工作狂了，因为他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有人劝告他去找一位心理医生解除他的心理紧张。
他接受了劝告，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作了一系列的咨询诊断。
下面就是他在一次谈到他的工作历史时的诊断。
记录：
心理医生：
你干过很多工作，那是因为你在财经学院毕业后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缘故吗？
李强：
确实是这样。
我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决定我作为一名职员究竟想干什么。
这曾经给我造成精神上极大的痛苦，甚至在今天仍是这样，我仍不能确定究竟何种类型的工作或职业最适合我。
心理医生：
好，让我们先谈谈你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你在造船厂做成本会计，为什么要辞掉这份工作呢？
李强：
首先它很烦人。
我不喜欢整天跟数字打交道，不喜欢只在数字上加减乘除。
另外，我认为那份工作毫无前途，那时我有很大的抱负，我要做较高层的管理人员，挣较多的钱。
心理医生：
因此你去了那一家集装箱公司？
李强：
是的。
那是一个我可以向公司证明我的能力、真正的管理职位。
心理医生：
但是你在那个工作岗位上遇到了点麻烦
李强：
我不适应那种类型的组织。
我监督工人们操作制造箱子的机器设备。
这些工人都是从最偏远的农村招来的，很难管理，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
他们对工作和公司没有积极的态度，毫无感情。
我的老板，那个幕后指挥者，总是要求我对他们狠一些，督促我要求他们提高工作速度。
告诉你一个例子，你或许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手下有一个老年妇女，大约有50岁，生产装冰箱用的箱子，因为箱子太大，所以她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我敢说，她已经竭尽全力了。
但我看见老板站在她身后，手拿着秒表，大声叫着，呵斥她快点。
我一点也不喜欢他那样做，就像我不喜欢穿着鞋磕着地走路一样。
一次，老板请我们这些管理人员出去吃饭，那些同事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嘴脸极其令人厌恶。
我自言自语地说：
“这就是为了提升而必须做的事”。
那之后不久，老板就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他认为我不会或不愿强迫别人努力工作。
心理医生：
你对此有何反应？
李强：
我十分难过。
那时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不能确定我究竟适合什么工作，因此我去一家职业介绍所去做能力测试。
心理医生：
那么，测试结果怎么样？
李强：
他们说我不适合做生产管理工作。
测试结果显示我最适宜做推销工作。
职业介绍所为我找了一家正招聘在东北南部从事推销工作的推销员的医药公司，并告诉我那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名称及特征，我去面试并被录用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培训后，我为那家公司工作了一年半，然后到了XX药材公司从事现在的工作。
心理医生：
为什么你辞掉了那份工作？
李强：
我希望得到提升，但这在那家医药公司根本不可能，因此当我听说XX药材公司有一个机会时，我就去了那里。
我告诉他们，我想呆在沈阳，但当时只需要大连地区的推销员。
于是我申请将沈阳作为第一选择，而将大连作为第二选择。
结果他们派我去大连地区工作，我仍然很高兴，现在我真的喜欢上那里了。
心理医生：
李强，你为这个公司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你肯定喜欢它，与你为之工作的前一个医药公司相比，你觉得它怎么样？
李强：
它的产品比前医药公司的产品好，当然我很喜欢这一点。
我不喜欢让医生用那些并非是市场上最好的药，卖最好的产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而且医生们对我也很热情，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产品质量最好。
他们当然想用最有效力的药品。
他们必须对他们的病人负责。
心理医生：
你没有得到提升，然而你现在仍在该公司工作。
你感到满意吗？
还是你计划从工作中找寻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李强：
是的，我喜欢自由自在，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一些睿智的人。
像医生。
我从与我交谈的医生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有时我没有很多时间去他们办公室聊天，但我们可以在我举行的会议或药品展览会上一起过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经常和医生们出去吃饭。
我喜欢在一个声誉较好的公司工作。
我们公司有同行业最好的研究部门，而且总能研究出更好的药品让我推销。
这家公司不生产“你是，我也是”之流的产品，而是尽力使产品具有独特性。
我的工作中也有一些我并不喜欢的东西。
公司经常为某种药品开展促销活动。
这些活动有些冒犯了医生，因此我不喜欢它们。
医生们不喜欢哗众取宠或大肆喧染的营销，不喜欢那些不诚实的事情，或是那些只注重包装而不重视药品性能的做法。
实际上，公司也不想花大力气开展营销活动，因为公司认为在产品的营销中起作用的是产品的质量而不是“营销压力”。
有些药品，公司让我推销给医生，而且公司明知那些是积压产品，但我不愿意那样做，我想向医生推荐最优质的药品。
我也不想为我不能施以任何影响的目标负责。
公司总是为我制定目标，通常是这样一类目标，在三个月时间内，我必须在我负责的地区推销某种药品达到一定数量。
但公司应该知道，除了我努力工作之外，还有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目标的完成。
我也不喜欢文字工作。
但我必须请医生在领用试用品时在我准备的材料上签字．还必须把我的药品样品的分配情况以及每周都作了什么写成报告上交备案，当然。
我也知道这一步骤很有必要。
心理医生：
你没有提到在旅行中和你被迫完成任务的那些孤独难熬的夜晚。
难道它不是工作中消极的因素吗？
李强：
是的，特别是在冬天。
但是我常常在一个美丽的小镇工作，我喜欢开车的时候观赏景色，我几乎认识所有居住在那里的人。
我和医生们聊天，在他们的接待会上畅谈，同我所认识的人聊天，包括那些在各种各样的饭店、汽车旅馆和服务站工作的人聊天。
心理医生：
看来你肯定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你和其他人聊天从不感到不自在吗？
李强：
我和偶然遇上的人谈得都很投机。
我相信这样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他们告诉我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谈论婚姻、抚养孩子、政治、体育、世界大事等各种各样的话题，具体话题取决于别人对什么感兴趣。
所以我从不感到孤独。
但现在看来，我也许做了一些不应做的事，我毕竟是一个有家的男人。
一个女人的丈夫。
心理医生：
你对你的工作还有什么其它感觉吗？
李强：
没有，我想我已经谈完了。
我现在相当喜欢我的工作，不想再做什么别的工作。
我告诉你，我是希望挣更多的钱。
但我想我不会为了挣更多的钱而牺牲现有的生活模式。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意识到过一种幸福生活是何等重要。
但我在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生活，而现在，我想我懂了。
思考题：
1．李强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他的个性、他的需求是什么？
2．他现在的工作和过去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他？
还有其他什么工作适合他吗？
3．李强的职业生涯设计与开发存在什么问题？
案例4
领导的困惑
老鲍有时遇见季副所长，季老总要关怀地问起费士廷近来的工作表现。
老鲍只能如实反映老费所表现出来的杰出能力。
但老鲍有几次也想谈谈自己的顾虑与不安，却总是欲言又止，觉得难于启齿。
因为他怕这样一说，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能力、自信及容人的涵养等方面的弱点，何况季老必然通过亲自考察及其他渠道，对老费的情况已有了深刻的印象。
渐渐地，老鲍开始怀疑，费士廷的加入对本组究竟是不是件好事了：
他虽然聪明过人，才华出众，从智力上加强了本组；但这似乎不足抵偿他对本组团结合作精神的涣散与瓦解的消极作用。
例行小组会名存实亡，成了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垄断。
除了小林一人外，其余的人几乎全不在费士廷眼下。
他变得越来越明显的粗暴无礼，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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