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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愿景与角色

“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愿景与角色

 刘 轶

摘 要:

“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面临巨大机遇,同时也受到既有因素的制约。

近年来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策略的巨大转型对上海今后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愿景,可在“一个目标,三大支柱,四种典范”的框架中来设想。

同时,基于实际发展的角色定位,上海可以将它的发展重点和未来特色放在“文化创意及时尚娱乐中心”之上。

这种考虑不但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而且可以使上海在未来的文化发展道路上、在众多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中获得错位竞争的优势。

关键词:

上海 后世博 文化发展策略 国际文化大都市 文化创意及时尚娱乐中心

一 “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作为一个时间上的节点,“后世博”固然直接与“世博”相关,然而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后世博”(亦即2010年之后)也意味着上海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后世博”的上海应当是以“世博”为起点的长期战略时间,而非一个权宜性的时间策略。

基于此,“后世博”上海文化的发展战略,并非“世博会”的简单“后续发展”,而是“世博会”后的“全新发展”。

上海文化要达到这样的发展态势,必须要看到目前已有的优势和不足,才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扬长避短,造就自己文化上的新辉煌。

(一)“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就有利条件而言,近年来上海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过程中,文化发展已取得较大进步,正朝着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前进。

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其一,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较好成效。

开始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和谐社会的文明风气。

其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成型。

基本完成了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剧场、城市景观雕塑、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等为主体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逐步实施了市民文化信息、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共享工程,市民人均拥有文化基础设施的数量和享受文化服务的质量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其三,文化事业不断稳步发展。

“精品工程”取得良好效果,推出了一批展示时代风貌、上海特点、国家水准的文艺精品,推出了一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

其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

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城市支柱产业之一的地位开始逐步确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2008年上海文化产业继续保持上扬态势,全年实现总产出3304.8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实现增加值780.11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1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7%,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①。

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多种经济成分和混合型文化市场主体基本成形,有利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长期稳定发展的促进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基本建立。

其五,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特点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逐步成熟;科学统筹全社会文化发展资源的能力不断加强,调动全社会文化发展积极性的水平不断提升;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重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探索完善良好的用人机制和创作环境。

(二)“后世博”制约上海文化发展的各类因素

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与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相比、与国家对上海提出的高标准相比、与上海未来的发展要求相比,尤其是与“后世博”进行更高层面的文化发展需求相比,上海还有着诸多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提高的地方。

这种不足集中体现在文化发展的几对现实矛盾之上。

1.制作能力强,原创能力弱

在文化发展上,上海近年来一个较为明显的不足在于原创能力的缺失。

上海擅长于将别人的文化样式更加完美地体现,而缺乏自身的独创性;上海往往不是文化原创之地,而是利用别人的原创进行更为精美、壮观的深化制作。

另外一个现象则是,一些文化品牌和项目创意往往发源于外地(国),而在上海成功地运作和打响品牌。

这一矛盾导致上海易于成为一个文化集市,而不是充满生气、不断提升的文化中心。

2.知晓率高,号召力小

在文化发展中,由于前一对矛盾而引发的另一个现象是,上海文化在全国往往较为有名,知晓率高,然而辐射力、号召力却较小。

换而言之,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却未必具有让人学习和响应的力量。

在文化号召力上,尤其在某些文化品牌的号召力上,上海比国内很多地方要弱。

3.活动项目多,一流品牌少

上海在文化发展中,近年来有不少国际性和全国性的文化活动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有近30项①,但这些项目中能在国际上跻身一流品牌的却不多。

无论是综合性项目还是单项性项目,上海能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除了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少数几个品牌外,其余均无法跨入国际知名文化品牌的行列。

故而有关机构认为,上海文化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既无强势的文化品牌,也无强势的文化服务品牌”。

4.政府主导多,民间自发少

在近年来的文化发展中,上海在对文化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民族传统文化、基层公共文化的普及和教育、公共文化体系的推广等方面有较多的投入和重视,但在大型的、非公益性的文化项目和设施上,还主要由政府投入、国有资本主导,这种状况使得文化机构和文化市场缺乏应有的竞争动力,导致文化创新力和文化活力的不足。

目前,上海与国际公认的文化大都市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除了现实的客观因素,还有历史人文因素。

这些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文化底蕴来讲,上海虽然有文化特色,但欠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内涵。

与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市民相比,市民缺乏较高的文化素养。

有学者认为,上海是一个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相容西方文化的特色文化地带,然而应该看到,上海要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倘若不进行文化积累,不扩充文化内涵,不提高文化修养,将难以再续繁荣。

其二,从历史渊源来讲,上海文化中有着“重商崇洋”的风格,不易于推广和拓展较高层次的经典文化内容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内容。

从开埠以来,上海具有重商轻文的传统,过于强调对物质的追求,社会风气易于浮躁和急功近利,因此不能对高雅、经典、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等文化传统有足够的认识和尊重。

②目前这种状况虽有较大改变,但其负面影响依旧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文化发展的结构不够稳定,具体表现为文化名人不够多、文化成果还有限、文化设施不足、文化氛围不浓等等。

其三,从文化形象来讲,上海的文化形象较为单薄,急需朝着更丰富、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时至今日,在很多人眼中,上海的文化仍主要是商业味很浓的市场文化,如流行歌曲、流行电影、娱乐节目等,少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精品。

与巴黎、伦敦等国外城市和北京、西安等国内城市相比,上海给人肤浅、缺乏品味的印象。

因此,上海要提升自己的文化形象,仅有出色的商业文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公益文化等诸多方面加强研究,大力挖掘,积极推广,使得上海的文化形象得以全新的重塑。

另外,从实际的运作来看,上海的文化发展还有着如下一些局限:

观念局限。

一是对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价值、地位有着较为严重的误解和忽视现象,对城市的文化发展方向缺乏战略上的明确定位。

二是管理和发展文化的思想观念陈旧,不利于形成开放活跃的文化交流环境以及建立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导地位。

体制局限。

一是政策法规不到位,无法形成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自我调节的良性循环的文化交流环境和交流渠道。

二是陈旧的行政管理方式,妨碍了文化交流主体自主意识和开拓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是各行业条块分隔严重,缺乏有效合作,在交流市场上不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人才局限。

一是缺乏外向、复合、经营性的文化经纪人才。

二是缺乏大型文化企业集团的出色的首席执行官。

三是缺乏文化产品的原创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等大都市的文化发展也存在这些共同的局限性。

例如,北京市有关部门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认为,“首都文化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第一,文化观念亟待改变。

一是文化视野狭窄,没有形成大文化的观念。

长期以来,首都文化单位处于相互分割,各自为战的状态之中,没有形成合力,首都文化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和发挥。

二是没有树立起全新的文化经济观念。

……但目前,我们的认识还停留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阶段,对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缺乏深刻的理解。

……第二,文化发展缺乏综合规划。

……第三,文化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

一是文化管理部门分的过细,与文化发展的综合化方向不一致。

二是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重复与职责不清的问题。

三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文化管办不分的局面仍没有彻底改变。

四是缺乏与中央相关部门协调的机制。

……第四,文化生产经营的微观运行机制不灵。

一是文化领域市场机制运用还很不充分。

二是企事业单位的微观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文化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还没有形成。

……第五,文化政策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

一是文化立法滞后,一些政策法规长期缺项。

二是一些政策法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亟须清理和修订。

三是缺乏鼓励和扶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没有形成全社会支持关心文化发展的大的社会环境。

”①

显然,这些局限不仅仅在上海存在,而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共同的文化发展局限。

由于固有的文化历史资源与现有体制机制、发展目标之间需要磨合和交融,这些局限或许在一定时间内难以避免。

二 国际大都市文化战略转型及其对“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启示

“后世博”上海文化的发展战略,必须要将自身的文化发展战略与城市的整体发展战略、全球化的背景结合起来。

唯有如此,上海文化在“后世博”的发展中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空间和独有的特色。

因此,对国际上文化大都市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趋势进行一个分析和比较,对上海今后的文化发展将起到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一)“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厘定

由于国际性/化都市(Internationalized/Global/WorldCity)是一个外延较为宽泛的学术用语,目前尚未形成公认的严格定义,因此对于“国际文化大都市”也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义与范畴。

不过,我们依旧可以从众多的指标、约定俗成以及共识中来认定国际文化大都市。

如彼得·霍尔认为的“世界城市”的七条标准,一是世界城市一般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各类政府机构所在地,有时还是国际权威组织的所在地;二是国际贸易中心,是一个国家的港口、公路和铁路交通的枢纽,是大型国际机场所在地;三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四是各类专业人才集聚的中心,有众多的大学、大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研究机构;五是信息汇聚和传播的地方,有发达的出版业、新闻业及广播、电视网总部;六是有大量人口,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七是娱乐业成为主要产业部门。

②再如,有人认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应具有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

一是媒体较为发达。

如报纸(日报类),纽约发行1520种,东京122种,巴黎117种。

二是具有覆盖广泛、数量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并成为重要的都市旅游资源。

三是具有明显的教育、文化、科技产业优势”。

如纽约作为美国的国际文化大都市,拥有100家大专院校,788个研究机构。

同时,国际文化大都市还具有良好的人居生活环境、市民素质等软指标。

如美国杂志《幸福》周刊评选出20世纪的世界10座最佳都市(伦敦、纽约、巴黎、东京、法兰克福、新加坡、旧金山、上海、亚特兰大、多伦多),这10座都市中除了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发达的金融机构等因素,几乎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与众不同的文化风格。

①同时,根据国际上的经验,有人认为在建设文化大都市的过程中,“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宏观的市政建设,除了中心商业区,国际大都市一定有专门的文化区……其次要看遍布全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图书馆……第三是艺术经费的政策倾斜”。

全球化的语境使得中国的城市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以此为标准的领域划分之中。

例如近年来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讨论、上海世博会及其以后的发展设想等等,其实问题的出发点和各种观念,也都发源于建立在西方标准之上的“国际大都市”研究。

所以有反思者认为,“与以往的国际关系主要集中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不同,以大都市为主角的‘城际关系’逐渐取代传统的‘国际关系’”,在这样一种趋势下,“中国国际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带来的是如何提升整个民族的国际化素质与能力的严峻问题”,“在国际化进程中,国家利益与安全问题集中体现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举足轻重的城市地区,‘大国兴衰即大城市的兴衰’,人口高度密集、资源高度集中的大都市与城市群本身构成了国际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或衰退的晴雨表”。

(二)国际大都市近年来文化发展策略的巨大转型

近年来,全球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发展趋势表明,它们将文化发展策略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与以往的文化发展策略相比,这一新的发展趋势有以下重大转型:

1.借助“文化创意”全面振兴城市发展

如英国的老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提出了建设“创意之都”(CreativeCity)或“文化之都”(CulturalCapital)的发展战略,借以改变其因工业衰败后导致的都市衰落。

西班牙巴塞罗那也提出了“都市即文化,文化即都市”的观点,提出将文化作为其建设“知识都市”(KnowledgeCity)的发动机。

这一趋势重点在于将“文化创意”与城市振兴、城市转型相结合,有效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2.借助“文化关怀与普及”全面提升城市人文环境、宜居特色

随着“以人为本”综合发展观的逐渐形成,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向文化的转折”,在文化发展的战略中更重视“人”的主体性。

美国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罗兰·罗伯森提出“文化维度是人类状况的各种维度中最重要的维度”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如新加坡提出“文艺复兴都市”(RenaissanceCity)的文化战略,将新加坡定位于“世纪文艺复兴都市和国际文化中心都市”。

香港提出“一本多元,创新求变”的文化发展主题,确立香港长远的文化目标是“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开拓国际视野,吸取国外优秀文化,将香港发展成为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

我国台湾的《台北市政府文化政策白皮书》,则提出着力打造“亚太文化之都”,更有台北市文化官员将口号实际落于“文化就在巷子里”,以及“全民美育”的理念中。

3.以“文化象征”树立国际文化都市的地位,借此推广“文化象征”的意识形态基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全球竞争越加激烈。

因此以“文化软实力”来增进竞争力也越来越成为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

许多国际大都市在推动经济发展之时并未放弃文化力,反之,更以经济发展的优势来不断强调其都市的文化象征,如纽约的“自由精神”,伦敦的“贵族精神”,巴黎的“浪漫精神”,以及近年来强劲崛起的柬埔寨吴哥窟“缅怀人类历史的精神”、尼泊尔“挑战自身极限的精神”。

这些“文化象征”中蕴涵着意识形态的推动和强调,因而这些“文化象征”也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着密切关系。

(三)文化策略的转型对“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启示

从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发展趋势来看,上海对未来文化发展战略的重新审视和研究已是势在必行。

未来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选择,应吸取国际上的有益经验,借以反观自身的发展道路,不断朝着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前行。

1.上海必须认识到今后文化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意义

文化发展策略应当从以往过于重视经济发展的思路转变为“文化/经济”互动共进,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不但能提升城市的品味,更重要的是,文化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文化创意阶层”的发展更是带动城市整体进步的重要力量。

2.上海必须认识到文化发展策略中文化普及与人文教育的重要作用

文化发展策略必须从以往过度重视设施建设、大型标志性建筑转为重视公共性、公益性、社群性的文化普及和教育。

标志性的文化设施、文化项目固然不可忽视,但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部门应将重点放在文化普及与人文教育上,大力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从而全面提升城市的人文精神。

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公民意识的培育应在政府今后文化发展的重点考虑范畴之内。

3.上海还必须认识到,文化大都市不是已有文化资源的相加,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都市、推动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从现实的层面而言应如何入手呢?

各个阶层在其中的作用又是怎样?

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是由政府/民间、学界/企业界、体制内/体制外等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网络,一旦这些组织结构结合起来并产生作用时,文化大都市的整体性建构便开始发生。

缺乏任何一方的努力,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和发展都将裹足不前。

文化大都市的建设不可能凭空而成,其发展状况也不可能随心所欲,而是极大地受到文化基础和文化策略两大因素的影响。

从其发展来说,现有的文化基础决定着文化大都市在一定时间内能建设到何种程度;而公共部门的文化策略则决定着它在一定时间内的发展速度。

一个区域的文化基础不但显示着它的历史积淀状况,更制约着它的发展前景。

同时还可以认为,这种文化基础不仅仅体现在和作用于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物态文化上(诸如文化设施、文化项目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和作用于其中人的精神上。

例如所谓的“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其传承的文化特点不同、具备的内在文化精神也不一样,则其对应的文化都市发展路径也就不尽相同。

另一方面,由于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文化领域的策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文化都市的发展方向及进度。

文化政策,尤其是公共文化政策,将在区域文化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韩国。

韩国政府充分利用积极的文化策略,大力发挥文化观光部的作用,推动国内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韩流”热潮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法律保障方面,韩国更是开风气之先,制订了“文化艺术振兴法”,通过国家法律来保证文化发展的持续性和规范性①。

我国也有这样的案例,如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开始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将其作为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国家层面来讲,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我国文化策略已涵盖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大领域。

而从最直接简单的层面来说,文化市场上的“供/给”关系直接影响到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现实进度。

拓展文化市场,从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促进文化大都市在最基本层面上的建设和发展;对现有文化资源进行调配和重组,通过体制改革整合计划体制中遗留下来的文化产业,使之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在资源优化、市场拓展、资本运营等方面充分盘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其他相关产业在同一空间的聚集和联动,形成集群,不但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更能提升该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为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对文化大都市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参与,而非单一部门、社群或团体的工作,同时各层面又各有侧重,方能形成有效的推动合力。

唯有通过此种共同的努力,才能使得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全民共享、人人参与的文化盛举,而不是单一社群的自娱自乐。

三 “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愿景

由于上述现实状况和制约因素,以及对比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的转型和未来趋势,更因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战略发展目标,在这多重背景下,“后世博”上海在其文化发展战略中,应具有新的历史性考虑。

这些考虑又应与以下愿景构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崭新的上海文化图景:

一是上海应成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枢纽和中心,尤其是文化创意与时尚娱乐中心;二是上海应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中心;三是上海应成为高品位的国际化文化生活示范中心和人文宜居城市;四是上海应具备与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国际化大都市功能布局相匹配的先进的文化服务体系。

以上因素都将在“后世博”上海文化大都市发展中起到导向性作用。

基于这些因素,上海的文化发展可在这样一种框架中来设想,即:

一个目标,三大支柱,四种典范。

一个总体目标是建设文化大都市;三大发展支柱是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遗产保护;四种典范则是现代都市文明的典范、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典范、中国创意都市的典范、高品位宜居城市的典范。

通过各因素相互间的融合,形成上海“后世博”的文化愿景。

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从而将文化大都市的建设落到实处,并形成现代都市文明的典范、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典范、中国创意都市的典范、高品位宜居城市的典范这样一个总体愿景。

现代都市文明的典范:

上海要成为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成为既具有国际视野和开放性、包容性、多元化,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都市。

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典范:

上海要成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枢纽,特别是中国文化吸纳人类优秀成果,并且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中心;上海在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贸易上要成为中华文明“走出去”战略的先遣队。

中国创意都市的典范:

上海要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生产和传播中心,在文化产品、文化投资、文化服务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率先成为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创意之都,率先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意阶层和创意社群。

高品位宜居城市的典范:

上海要成为国际化文化服务和高品位文化生活的示范中心。

可以认为,上海有条件也有能力在这些方面走在前列。

也只有如此,上海才能真正在世界众多国际大都市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富活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文化大都市之一。

四 “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角色定位

(一)一个基本的发展大方向

有学者认为,上海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应该与“世界级创新都市”的整体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总体框架。

到2050年,上海将建成巨型创新都市(CreativeMegacity),成为卓越的东亚文化与全球文化交流中心之一。

到那时,上海应成为开放的(国际化程度高、吸纳辐射能力强)、法治的(党政权力与全体公民均处于法制框架之中)、先进的(具有知识经济时代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公平的(全体市民共创共享物质精神财富)、绿色的(高水平环境保护与资源循环利用)、繁荣的(经济发达、市场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都市(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

这个都市,是对内(长三角、全国)、对外(东南亚、全球)文化吸收与辐射互动交流的中转枢纽,是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市民文化素质较高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文明都市①。

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应该从不同的具体角度来考察。

从上海的特殊地位考虑,除了必要的意识形态保护策略外,必须实行文化的全面开放战略。

上海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的,必须把它的文化发展战略同世界经济文化发展趋势联系起来。

从世界角度看上海,就是要从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看上海的地位和作用,使其适应当今和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

国际已形成一个经济大较量、大竞争的格局,各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都在做重大的调整改组。

国外许多专家分析认为,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心,正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

近年来八个年生产总值增长率在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中,亚太地区就占了七个,即上海、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本。

我国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大国,而上海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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