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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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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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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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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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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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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霞

国政2班

1108030216

2013年12月12日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一、出处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二、本书逻辑

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中，梁漱溟主要是通过总——分——总的方式来论证他的观点，他先是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然后逐步介绍和阐释，在最后一个章节中进行总结。

以下将对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的观点进行全面细致地梳理。

在梁漱溟看来，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而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极强的个性，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有一种意义在其中，掌握了要义就可以明白中国文化的特征。

其中，他列举了14个中国文化的特征，它们分别是：

1、广土众民；2、偌大民族的同化融合；3、历史长久；4、明知在文化中有伟大力量，但又不能确实指出力量之所在；5、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6、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7、家族制度在中国全部文化中处于主要地位，根深蒂固，以家族本位为中国社会特色之一；8、中国开化既早，出现很多优秀的物质发明，但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从未产生科学；9、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要求始终没有在中国出现过，也没有形成那样的法制；10、道德气氛特重；11、中国不是一般国家类型中的国家，属于超国家类型；12、中国自东汉以来就是无兵的文化；13、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14、中国的隐士与中国的文化关系重大。

此外，因为民族品性大多由民族文化铸造而成，因此梁漱溟选择用民族品性的优缺点作为其观点参考佐证的资料。

梁漱溟提出很难说明中国到底是属于哪种社会性质，那些想把中国在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二者间安插下去的观点，是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独系演进论’（文化演进各处有沿着一条路，其表现不同，是代表这条路的各阶段）也是一种‘阶梯观’。

但随着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这些假说几乎全被否认，文化是难以划分阶段的。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沿着生物进化而来的，虽然有高下之分，但没有必进之阶，属于一种流派观。

梁漱溟以家庭在社会组织和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论述其关于中国文化观点的开端。

社会构造是文化的精髓，若在社会构造上差不多，那么文化也必定大致相近，由中西社会对照来研究中国人的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反对冯友兰关于中西方差异的说法，认为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的进步不是使家庭解体的唯一因素，并且不像冯友兰所认为的中国的经济方式是中古经济的一般方式，中国的经济情形是其他地方罕有的。

并且经济是构成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唯一决定者，且经济势力随着历史发展而渐减，如果把文化局限于经济范围，这是机械观所犯的错误。

文化是非机械的，因此各处文化有其个性——国民性。

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西方以宗教如基督教为中心，进而转向大团体生活，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文化为中心，进于伦理本位，以家族家庭生活为延续。

集团生活要有一种组织，组织有范围和主要机关，范围超出家族，且在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到约束且有切身利益关系。

造成大集团生活的主要是与基督教相关的事实，基督教神的绝对唯一，反对偶像崇拜，不惜与异教为敌，兼爱同仁，用教会打破家族和阶级制度，实际上很难政教分离等，这些都锻炼了西方的集团生活。

此外，集团生活的组织能力、法治精神和一般公德有赖于日常生活的养成，而经济上的倒退，恰好提供了他们的集团生活的机会，再加上同为集团生活部分的城市自治体（也就是地方组织）和基尔特经济组织的兴起，使得对外抵抗较强，对内干涉较强，与此相反的是中国没有宗教，缺乏团体所需要的公德：

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

与执法相对的是，中国人习惯于徇情；关于组织能力，中国人要么做一个顺民，要么做一个主宰者，很少学会合作；在倚重家庭生活的社会，很少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国家观念薄弱。

且中国人不在宗教组织内，地方自治只有乡自治无市自治，职业团体没有全国性的组织，宗族意识强于行业意识。

此外，集团生活与家庭生活颇不相容，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族的凝结力为牺牲的，这些都使得中国无法像西方一样过一种集团生活，只能转向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生活。

伦理就是种种关系，既是情谊关系，也是相互间的义务关系，所形成的组织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首重家庭，而又不止于家庭，取义于家庭结构用以制作社会结构。

中国之所以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在梁漱溟看来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周孔教化。

与西方的自我为中心相比，中国伦理更注重的是尊重对方，反而忽略自身。

不仅政治构造上存伦理关系，政治上的理想也归于伦理，中国人只知道官民间的伦理义务，不认识国民与国家的团体关系，也中国没有福利与进步的观念，有的只是‘父父子子’的天下太平的观念。

又因为中国是职业社会，每一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能有很大的升降，这给家庭伦理很大的鼓励作用，使得伦理取代了宗教。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以道德代替宗教。

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为开端，且每以宗教为中心，这是因为宗教有统摄凝聚的功能、统摄驯服的作用，这两个功用都是从一个要点来的，即趁其在惶怖及种种不安之中，建立一种共同信仰目标。

因此，在人类文化中心位置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价值判断，文化的改造亦重在此。

其中，宗教、道德、礼俗、法律为其寄寓之所，而后三者刚开始的时候都蕴含在宗教中。

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中国也不例外。

在周孔教化没有兴起前，祭天祀祖也是一种宗教，其后，祭天祀祖却成了周孔教化的一条件。

之所以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其三千年的文化发展统一不以宗教做中心，虽有种种宗教并存，但都未影响到孔子的地位，并且中国家族制度的强固性能把基督教佛教等一些反家族的外来宗教变成一种维持家族的助力。

受到周孔教化后，中国就走上了以道德代替宗教之路。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的自觉自律。

梁漱溟之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就在于古代中国提早开发理性。

单以道德代替宗教是危险的，约束力低下，因此要完成代替宗教的任务，道德的养成必须要有所依傍，那就是‘礼’。

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其重点在于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作用是启发众人的理性，清明安和，远离引起人祸的愚蔽偏执之情和强暴行动之气，消弭人祸于无形。

中国文化的特殊正是从其伦理本位的社会来认识，封建社会例有等级身份的区别，其建立和巩固主要依靠宗教，而中国自孔子之后，理性发展，伦理名分随之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是世界上阶级身份最少且最不严格的国家，关系随情理而定，这恰是一种反阶级身份的精神。

孔子的正名是以旧秩序为蓝本，根据理性不断添加新意义，逐渐形成一种新秩序。

新秩序即指伦理社会的秩序，启发人的理性，将社会关系建筑在情谊之上，规定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而这也正是造成中国社会的历久鲜变以及文化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

儒家之伦理名分意在一些习俗观念的养成，通过不同的名分有与之相对应的职位，相互配合便构成社会。

梁漱溟把理性看做人类的特征，认为理智和理性都是心思作用的两面，它们的区别在于知的一面是理智，情的一面是理性。

西方偏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却与之相反。

西方的理是一些静的知识，不指示方向，必须离开主观好恶，而中国的理意在指示人们行为的方向，虽见于感情却是无私的感情，是超脱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

儒家认为人生的价值意义在于不断自觉地向上践行他所看到的理，这个理就存在于人世关系上，人类无所不到的情发端于家庭骨肉之间，有近及远又由远即近，指向‘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因此，自周孔以来的三千年，中国文化趋重与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以教化代替政治。

中国社会结构除了伦理本位的社会外，还是不同于西方阶级对立的职业分途的社会。

阶级之所以为阶级是因为其存在于经济政治对立争夺的形势中，经济上基于一种制度秩序而存在的剥削关系构成了对立的阶级，而秩序的成功以国家为后盾，实行政治统治，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就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以统治维持经济上的地位，以剥削加强政治上的力量，深化了阶级对立。

阶级是反理性的，它虽不从理性来，理性却从它而来。

在梁漱溟看来，阶级是进步的体现，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必经的过程，先是形成社会阶级，再一步步解放它，每一解放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

随着奴隶制到农奴制到劳工制直至阶级的消灭，国家的形势也发生变化，这正是政治进步的过程。

西方的政治进步也正在于以阶级作为阶梯渐进于民主。

因此，要看中国有没有阶级存在，主要是看土地分配问题。

梁漱溟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土地自由买卖且集中垄断不明显，有土地的人占多数，且工商业主要为一些小工小商，农工业生产都不会演变出对立的阶级，所需要考虑的是政治势力对土地分配的影响。

战国后士的兴起，以官吏代替贵族，既不是世袭也不是终身制，人人都可以获得做官的机会，统治和被统治时有易位，因此不存在两个阶级对立的情况。

况且因为官吏的职业化，在中国只有一个统治者，却看不到统治阶级。

且士与农之间不相隔，因此士民工商这组成社会的不同职业之间也是相互配合的。

但是说中国没有阶级，不代表着中国就没有剥削和统治，只是说相对于西方的集中和固定，中国的剥削和统治是分散和流动的。

与政治上长期不进不退的局面相适宜的是经济上的长期停滞。

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于耕作者的一种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解除封建就要解除剥削，其中主要有两种手段：

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

西洋封建的解体在于经济进步，而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土地自由买卖解除封建是不彻底的，经常出现土地集中垄断的情形，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和政治手段，具体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消解和士人的出现。

战国后，贵族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为士人所取代，反对世卿，废封建行郡县，先后解放了封建束缚下的土地和人民。

士人的作用是实施教化启发理性养成礼俗。

在皇帝和百姓间协调，规谏君主约束自己，教训百姓各安本分，忠君敬长，唤起双方理性各尽义务，彼此忍耐，向里用力。

不同于西方的以新阶级代替阶级，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以理性相安取代武力统治，起于内部的分化。

这是中国封建解体的由来，也是从这时候起，中国缺乏阶级，不像国家。

而其结果便是二千年来的中国不进不退，演变为一种变态畸形。

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是中国不像国家。

中国之所以不像国家是因为缺乏阶级对立而走向职业分途。

中国不像国家的具体表现在于中国缺少国家对内对外应有的功能，却缺乏国家观念。

为什么会这样？

内部的消极放任是因为对外对抗观念薄弱，但最基本的却是中国社会构造本身不适合对内统治，对外抗争。

对于人类寻求生存的两种手段，社会从经济手段发展而来，国家则是起源于政治手段。

为了防御外来入侵和镇压内乱稳定社会秩序，国家必须是一种武力统治。

又因为武力是由阶级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所操控的，因此，国家也是阶级统治。

中国不像国家的真正原因便是这个，未形成阶级以进行武力统治。

中国却没有假借强制力而维持了社会秩序，这主要由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导致的。

伦理秩序出现在封建解体以后，职业分途随着阶级消散而来，两者相互配合构成中国社会。

因伦理社会缺乏经济上的进取心，成为社会一大危机，便用职业分途进行补充，开发政治经济上的各种机会，这又恰好鼓励了人们的进取心。

中国的生产都是一些小规模经营，有助于加强和巩固伦理情谊。

此外，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也正是由政治经济两方面相互影响造成的。

政治上变封建为郡县，分散了统治阶级，同时也不容许经济上存在垄断造成阶级。

阶级缺乏，则中国政治不得不伦理化，政治伦理化更使得社会职业化，职业又有助于伦理。

在本书中，梁漱溟还论证了中国循环于治乱而无革命的特征。

在他看来治世就是天子和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分，相互配合。

如果治道得以其用，就成治世，治道衰弱便为乱世。

治道广义上是指全部社会构造以及一切用以维系社会构造的，简单的说就是人类的理性，这里所说的治道是孔子之道。

中国早已是融国家于社会，用礼俗统摄法律，儒家的地位完全决定于这样的社会构造社会秩序形成之时。

因为中国是倚重于理性和礼俗来治理的，所以一旦人心放肆便陷入乱世。

当人们承受不了乱世的痛苦时，便有人出来救民于水火，又回复治世。

但太平盛世太久了，又要乱，乱就又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治-乱循环。

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结构顺此发展，则条理昌明而为治世，悖离这个方向，结构破坏互不相安，就是乱世，至于干戈相扰只是乱的表面。

此外，因为强调个人道德要求的标准难以把握，因此乱多于治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革命是指社会的改造，以新构造代替旧构造，以新秩序代替新秩序，是为了一个阶级的要求向另一个阶级斗争的，中国是一个职业社会和伦理社会，缺乏阶级，社会构造寄于道德礼俗而不是法律制度，而道德礼俗是由社会自身不知不觉演变而成的，缺乏内在矛盾，无法推翻。

改变不了社会构造自然就无法革命。

至于辛亥革命只能算是礼俗变化的开端，到新文化运动向旧礼教进攻，中国才是真革命。

此外，中国没有革命真正原因在于经济停滞不前，不见产业革命。

由于经济不进，而文化和政治（礼俗、法制）不变，同时由于文化和政治不变，经济不进步。

中国人的心思都在人事上，没有用在生产上，缺乏自然研究，此外，抑商和海禁使得工商发展受到阻碍，伦理社会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中国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人生活动从何而来？

人的心思用在自然界上，工具越加发展，知识进步，彼此间关系也日益密切，由斗争转向讲理，且也变得更加理性理智。

像这样的路径是可以走的通的，而中国却从家庭推广组成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注重解决安的问题并把养和保的问题当作安的问题来解决了，造成了养和保问题上的失败。

安的功夫是由武力和宗教联合起来统治，而中国却将安的功夫在于修己，心思聪明向里用。

这些都是因为理性早熟，化阶级职业太早，条件不够。

把生产之事划出了劳心者注意的圈外，而劳力者又不易超出眼前需要而用心思，杜绝了科学之路。

心思聪明转向里用太早，劳心者在未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研究自身生命，对外物的考虑只能停在表面，不能深入，限制了生产技术的进步。

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特殊与生产力自然发展之路分开，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而社会历久不变。

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

民主是一种精神，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取决多数、尊重个人自由，民主精神总是先在小范围内实行然后再扩展和持久。

通常所说中国无民主是缺少政治上的民主即民有、民享、民治中的民治和缺乏法律上的民主，特别是缺乏个人本位权力观念。

不同于集团生活而发展处政治和法律的西方，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缺乏集团生活，缺乏政治和法律。

中国的伦理社会中亲疏远近种种不等，而基督教却是人人平等，取多数为理所当然。

政治不外乎保障私人利益图谋公共福利，由基督教而来的政教分离，使得政治在涉及众人的事时只能询问众人。

中国却是政教合一，理性过早发展，认为从众不如尊尚贤智合理。

此外，在社会形势上，中国贵族政治不存在合议机关，因此，无法把政权公开一步步递进。

这就是中国没有民主的原因。

中国人未尝不自由，只是观念不明确，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社会形势使人先失去自由再确立其自由。

先是一部分阶级兴起，获得部分自由，到最后，每个人的知识能力都很高的时候就能获得普遍自由。

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有阶级而政治日进于民主。

而在中国，推广家人之情到社会国家，把阶级消融于伦理，互以对方为重，不成对立；而阶级化为职业以后，遇到对立的时候，缺乏阶级以对抗强势王权。

此外还受阻于特殊的人生观念，向上心强以及伦理情谊使得个人消失在伦理中，不被发现。

自由之主体不立，自由如何能确立。

因此，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在于个人永远不被发现上，失去了说话的立场和感情被压抑。

人类文化表现，有三个层次，第一个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向外用力的态度，从身体出发；第二个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向内用力的态度，从理性出发，而第二期心的文化是以第一期为基础的。

西方文化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中国却从心开始发展，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渐进，后者是早熟。

文化早熟后的中国，其结果便是从此无科学、长于理性短于理智、陷于盘旋。

科学是人的精确而有系统的知识。

不同于现在尽可能地作客观研究的社会科学，中国人用心于人事，以主观为主。

人之所以研究物在于获取知识，西洋人从身体出发，进而达到理智的顶点，而中国由于理智早启，理智转而被抑而不申。

自从阶级化为职业后，中国人将对物问题划出学问圈外，专讲人事，对物有所忽略，且心思聪明向里用力，不在向物进攻，主要是以道德或实用观点讲求修己安人，文化发展到另一条路上了，自然就没有因为对物而产生的知识。

此外，宗教与科学相关联，中国理性早启宗教缺乏，无科学亦是正常。

文化早熟的另一个结果在于中国人长于理性短于理智。

西洋在理性上优于中国之处在于他们理性虽浅，却是循序渐进发展的，稳实可靠，不像中国是早熟的，常常只见于少数人，不能普及社会，尤其缺乏客观保证不免反复。

文化发展陷于盘旋不进。

中国循环于治乱而无革命的原因以及介绍过了，主要在于产业革命之不见，而产业革命之不见在于无科学，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心思用在修己安人的学问，而农工商业一切技术不在学问范围内，学术研究题材狭隘，又以不易琢磨的生命为对象，所以盘旋不进，而农工商业得不到学术研究的推动，也不能有进步。

这一切都是因为理想早启。

在介绍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之后，梁漱溟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五大病：

1、形态间显露幼稚。

如存在不少可笑的迷信，未能免除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2、老衰，社会组织和秩序原是轻松灵活的，日久慢慢机械化，陷于形式，枯燥无味；3、不落实，中国文化从心出发，不免理想多于现实，仁义慈孝不过是一种理想却要以其为社会组织秩序的寄托，缺乏客观标准，难免不落实；4、落于消极不再有前途；5、暧昧而不明爽，与其他文化对照，让人不免有看不清楚的感觉。

最后，梁漱溟得出本书的结论：

中国文化的特征可以总归于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三、问题阐发

（一）、向内用力的中国

为什么同为古文明，古巴比伦、希腊文化等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中国文化却生生不息，至今仍在焕发光彩？

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个性和神秘性，但明知在中国文化中有一股伟大力量，又不能确实指出力量之所在。

说道力量一般首先想到的都是政治、经济、军事、科学，除此之外，基本上想不出还存在其他强大力量，而这四个力又恰是中国的短处，无法为中国文化的繁荣提供动力。

政治方面，中国是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废除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发展进程；经济方面，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方式都是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始终停留在一个层面无法进步；军事方面，既没有威力大的武器装备，也没有一支令行禁止、实力强悍的的军队；至于科学文化，只有在早期中国的科学才是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的，到了后来一些先进性的发明都没有了，反而还要向西方学习一些科学技术。

因此，综合来说，为中国文化的生存提供养分的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即伦理本位社会和职业社会相配合。

通过与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相比较，更容易了解中国的伦理本位社会。

困扰西方的最大问题是团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近代个人主义的崛起是对中世纪社会人生的反动，是在过强的集团生活下激起的反抗。

希腊古罗马古代社会史处于由宗教组成的宗法社会，各家有神，但不能相通，且相互排斥。

罗马的强大在于它利用宗教的吸引力，完成其统治。

它是宗教杂糅的，与其他各邦都有联系，加上，它将被征服者的神移到罗马而非强迫被征服者信奉它的神。

但到后来，罗马却没有与之相适宜的伟大的宗教，其衰弱是必然的，直到基督教的传入，西方才孕育出近代文明，进入大集团生活。

西方富于集团生活，因此个人人格得以显示，中国缺乏集团生活，也就无个人问题。

西方文化以人为本，注重个体，强调人的权力，强调人与人的竞争，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确立自我价值。

在充分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同时，又往往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

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淡漠，人与人的关系疏离。

（陈淑仪：

‘西方个人本位与中国伦理道德小议’，《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11月）

人间一切问题都来自于为我不顾人，容易造成个体间的纷争，因此有情有义才是人类社会凝聚力所在。

中国人不偏重与个人与社会的任何一方，更加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忽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因而可以称之为‘伦理本位’，其表现在经济上，有共财之义、通财之义的特征；表现在政治上，一切政治皆伦理，表现在社会信仰上用道德代替宗教。

与坚持自由、民主的西方伦理以个人本位为中心相反的是，中国以‘家庭伦理’为核心，进而走向伦理本位社会。

家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把家的关系放射到四周，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际关系。

因此，古代中国的社会秩序更主要的不是靠国家的政治力量而是靠纲常伦理来维系。

个人服从家庭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任何的理由，道德气氛尤重。

宗法制度加强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中国的血缘宗法又与传统伦理道德密切相关。

中国尤其重视通过伦理和礼俗、道德感维系社会的和谐。

千年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人养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惯，在一个地区的长期发展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人际关系网也在此生根发芽，这种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特性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道德生活。

因此，在西方，个人和团体是两个实体，家庭几乎是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也就家庭关系推理发展，用伦理社会消融了个人和团体两端。

宗教的出现是为了抚慰人类不安的情感的，可以说依赖感是宗教额根源，是一种对于外力之假借。

然而儒家却完全依赖人类自己，不像基督教与神话迷信相关，随着知识进步时，信仰就动摇了。

与偏向外界的集团的宗教相比，孔子伦理指向个人道德，启发内心，注重个人的修养问题。

因此，在儒家领导下，一种社会风气或民族精神即向上之心强和相处之情厚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根深蒂固。

在这样的一种伦理社会和儒学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向里用力的习惯，遇事反求己身，注重尊重对方，个人尽自己的义务为先，权力待对方赋予。

贵族阶级的消除和士人的兴起也刺激了中国人的向里用力。

宗法制中处于最末等的士在等级社会中并不受重视，为了维持生计，开始学习一技之长。

而春秋战国的混乱时代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慢慢形成脱离宗法制的独立阶层，由此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世官制的官僚结构。

且随着官员选举办法的变革，官员职位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做官的机会，不再像封建社会时代，自身的发展被阶级身份所局限，所处的地位全凭出生的好坏，如果生的好，地位确定了，那么不努力也是可以的，照样显耀一世；如果出生不好，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无功的，无法改变这既定的命运。

因此，很多学子为了飞黄腾达，跻身上流，努力寒窗苦读，即使落榜了，他们首先责怪的都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勤奋，再奋斗几次，还不能上榜的话，他们就考虑是不是自己天资不够，此外，至多只会埋怨监考官不是伯乐，没有慧眼识英雄的能力，而不会开始埋怨整个社会和制度。

由此可见，中国的士人都是向里用力的。

至于农工商业的经营者也是如此。

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行行出状元’，每一份职业都可以做好，做到极致，端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出人头地了。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

士无法靠家族，庶人和平民也没有可以依仗的，所以他们只能反求己身，向里用力了。

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他要向里用力约束自己，此外政治上的消极无为也不允许他向外用力。

由此，整个中国社会弥漫的风气都是如此。

尽管官僚代替了贵族世袭统治，但是在地方上很大程度还是地方自治，太守县令的主要任务只有两个：

防止叛乱和收税，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还是靠长期形成的伦理社会关系，因此，基层的宗法组织基本完整保留下来继续统治着乡村等地区。

中国式的人生，最大特点在于它只是向里用力，与西方的向外用力相反。

伦理社会结构使得中国人更加注重相互间关系的和谐，在人与人的相处间尽量克制自己，谦让他人；再加上不使人对外抗争的职业分途提供机会让人自己努力，向里用力。

因此，由于社会构造的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的相互配合，中国形成了勤俭持家、刻苦等传统，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