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得体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新思路最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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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得体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新思路最新

（精）心得体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新思路（最新）

价值观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判断意识，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标准和评价的理论体系，也是决定个体和组织行为的实践依据。

在心理学中，价值观的概念比态度（attitude）、信念（belief）更为宽泛，是决定人生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的核心内容。

从个体层面而言，价值观是对周围事物的意义、是非、好坏、重要性的评价和看法，是对事物及意义评价的观念系统，推动并指引个体采取决定和行动的价值取向和标准。

从组织和国家层面看，价值观是想象主体的文化叙事和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叙事过程，是让一个组织/国家/地区成其为一个主体的主体性核心要件。

如果从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来看，是特定主体对于另外一个民族/国家虚拟主体从整体意义上的判断（judge）和判断依据，是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最核心内容。

假以时日，在传播领域，会构成一种有关特定虚拟主体（群）的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进而决定有关这个国家/民族的内容、形象甚至为其价值进行代塑（他塑、重塑），并在此基础上影响乃至决定在重大事件和节点上的国际舆论和政策制定。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语境下，严重受制于“西强我弱”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中国价值观传播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

一方面，这种状态与中国理论界面临着的两大理论难题息息相关：

一是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机融入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而不显突兀；二是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机融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体系而和谐共处④。

另一方面，从形式上（或者如果仅限于形式上的解决思路的话）看，这貌似是一个传播问题；但从理论和历史实践来看，它不仅仅是传播的问题——横亘在两大理论难题中间的，正是价值观的提炼、形塑和传播、国际传播问题，是化解国际话语体系博弈中我国式微局面的根本，也是扭转国际传播格局“西强我弱”局面的根本。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已经初步尝试着解决在国际传播格局的局部“破局”问题。

早在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六次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思考如何在新阶段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把价值观建设和国际传播有机融入，创新传播，不仅为两大难题中的国内难题提供思路，也为国际化难题提供思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将作为某种可能性的新选项，日益凝聚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鲜活呈现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迫切需要让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行之有效、普惠共赢的“全新选择”，这有赖于转变“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构建信息平衡流动的世界传媒新秩序，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跨文化传播，更有赖于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造和创新性传播融入这样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就同时构筑了其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和国际意义。

二、价值观研究的理论视角为推进国际传播提供多元思路

从理论研究来看，价值观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特点。

哲学从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本源以及同一性出发关注价值观所涉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最早涉及价值观研究的学科。

心理学关注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心理结构、过程、功能和测量标准及方法，是目前公认的方法较完备、成果相对丰富的学科。

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无论理论、方法还是影响力，都对其他学科有借鉴和辐射作用。

此外，社会学偏重社会结构中阶层及社会变迁对价值观的影响，经济学关注人类经济行为的深层心理原因和价值判断类型，伦理学关注价值观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性，人类学关注价值观表达的深层文化特征，教育学关注影响价值观形成和改变的个体社会化过程及其教育干预。

⑤而新闻传播学则将价值观作为重要传播内容和衡量传播效果的最高标准作为研究核心，尽管学科产生时间短，但较强的实践性和丰富的渗透性使得相关理论层出不穷，如文化霸权理论、信息战与传播秩序、后殖民理论等。

心理学对价值观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对价值观的研究，尤其是对个体价值观的研究，迄今仍是国际传播中了解受众的重要理论依据。

1926年，美国学者佩里（Perry）对价值观进行了分类。

1928年，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斯普兰格（E.Spranger）出版了《人的类型》（德语Lebensformen），其英文版1930年面世。

他开创性地提出社会生活有理论、经济、审美、社会、权力和宗教（thetheoretic，economic，aesthetic，social，political，andreligous）六个基本的领域，个体会对其中的某一领域产生特殊的兴趣和价值观，据此个体的性格也可通过六种类型（理论型、经济型、审美型、社会型、权力型和宗教型）来划分。

这种类型划分仅提供一个理想模型作为参考，个体可能主要倾向于一种类型同时兼有其他类型的特点。

1931年，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和阜农（P.E.Vernon）提出了“价值观研究量表”，为价值观量化、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20世纪50年代，克拉克洪（Kluckhohn）从外显和内隐两种表现、个体和群体两种特征出发，以“值得期待的”（thedesirable）作为衡量标准从操作层进一步整合价值观的定义。

⑥70年代，罗克奇（Rokeach）认识到价值观具有层次性质以及顺序特点，将终极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的维度区分引入到价值观研究中，指出价值观不但具有评价性功能，还具有规范性、禁止性功能，对行动、态度具有指导力，揭示了价值观作为“深层建构”和“信仰体系”与“行为选择”之间相互体现与依存的性质和关系，从而将对价值观的研究视野从相对平面拓展为更加立体的框架。

80年代，施瓦茨（Schwartz）将需要和动机引入价值观生成的解释框架，使得对价值观的研究范围朝向更富有层级性和文化普适性的心理结构方向发展。

⑦90年代，布雷思韦特（Braithwaite）和罗（Law）基于罗克奇的研究提出了“目标和方式价值观调查表”，用于测量价值观的绝对重要性而非相对重要性，区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

⑧

我国的心理学领域对价值观的研究存在总结综述多、评价分析少，验证应用多、理论建构少，宏观结论有余、方法与差异关注不足等问题，“没有呈现出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整体特征”，从成果数量上看，没有体现出学科优势，没能像国外那样成为核心研究学科。

⑨

价值观研究正日益引发更多关注和多元化视角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CNKI）以“价值观”为篇名在“文献库”中进行检索发现，20多年来（1996-2017），中国对价值观的研究在数量上呈现明显增长趋势，从1996年的2330篇陡然增长到2016年的34644篇，预计2017年可达近4万篇（见图1）。

图120年来中国价值观研究发表趋势

说明：

数据获得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

从CNKI学科分布可见（见图2），价值观研究发表数量居前10位的学科中与教育相关的有6位，几乎达到前10名全部发表量的80%。

企业经济学科因对“企业价值观”的研究热点，位居发表量第四。

新闻与传播、文化学科分别以11287篇（4.96%）和10865篇（4.77%）位居发表量第八位、第九位。

这表明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学术界对价值观的研究与其教育问题密切衔接。

但对成果内容详细研究后发现，这些成果偏重关注价值观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缺乏理论共享和方法关照。

在新闻与传播和文化两个学科中，研究同样存在描述性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理论套用多、学术创新少，论述意义对策多、实践支撑少等问题（见图3）。

图2价值观研究学科分布归类

说明：

在CNKI文献数据库以“价值观”为篇名的成果检索后，按数据库提供的发表量前10名学科；覆盖年度1960-2018年（含优先出版）；数据获得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

图3价值观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说明：

在CNKI文献数据库以“价值观”为篇名的成果检索后，按数据库提供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关键词共现网络生成结果；覆盖年度1960-2018年（含优先出版）；数据获得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

总结来看，各学科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

一是辨明价值观主体多层次性，包括个体、社会和文化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属于文化层次，是把中国和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积淀作为基础，从中梳理出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及价值取向，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政策及自然环境变革后所形成当今时代的社会层次的价值观导向。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层面。

这三个层面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内容，同时作为受众的个体层面是潜在的接触、接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对象。

因此，在国际传播中要充分考虑个体自身特征因素如自我概念、需要动机、认知风格、生命历程、生活满意度以及行为等个体间共有属性，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际受众个体价值观对接和作用机制。

二是区分价值观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个体的价值观具有主观性，可能外显，也可能内隐。

在国际传播中，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内隐价值观，即个体社会认知过程中不能或不去回忆的、某些过去的经验，可以潜在地影响着该行为者之后的行为和判断。

因此，在接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国际受众会进行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产生不单以外显价值观可以判断的效果，使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愈加复杂化。

三是价值观功能具有行为导向作用，但相对于态度，价值观具有超越情境的特点，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⑩。

价值观具有价值赋予和反应态度两个维度。

价值赋予决定了国际受众接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哪些是他们想了解的、可接受的、认同的，哪些是不想知道的、不赞同的、与自己价值观冲突的。

而反应态度则决定了国际受众准备如何对这些有价值、无价值、负价值的事件和信息进行反应。

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国际受众的个体价值观会相对稳定和持久，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需要与之匹配的、相对持久的努力。

四是价值观与个体及其生活的社会与文化、生存的时代密切相关，因此具有时代性与选择性。

奥尔波特强调动机与认知过程密切相关，认为个体的价值观、意愿、计划决定了个体的动机，同时每个个体具有相对独特的动机模式。

国际受众的价值观同时存在偏好观和共有规范观两部分。

一方面，作为个体他们会对世界上各种东西进行价值高低的个性化排序；另一方面，他们服从于道德规范、实践规范等共有规范。

三、历史成功案例的借鉴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国际传播问题上，可供我们参考借鉴的历史案例大致有：

18世纪德国崛起中，其特有的文化观念在世界舞台上的传播和树立。

19世纪，共产主义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建构和在包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传播。

20世纪后期，美国借助大众媒体进行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培育和国际传播。

21世纪以来，日本和韩国借助新兴媒介对于国家形象的重新打造。

从跨文化、国际传播的视角来看，这些案例各自都有特定的传播逻辑、贯穿一定的传播精神，并借助了特定的传播渠道以及设计。

总体看来，这些案例的以下四个特点对当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有借鉴意义。

1.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