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20世纪80年代政治大国战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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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本20世纪80年代政治大国战略

浅析日本20世纪80年代“政治大国”战略

刘玉丽

【摘要】“政治大国”战略由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任期内正式提出。

整个20世纪80年代，日本通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化国民爱国心、大国意识及对日本文化进行输出，从而奠定其走向大国化的思想基础;同时，继续强化其经济基础，进行经济改革;军事方面，连年增加军费开支，修改日本宪法及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外交方面，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开展周边外交和全方位外交。

日本通过实施“政治大国”战略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制约。

【期刊名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4）003

【总页数】6

【关键词】日本;20世纪80年代;“政治大国”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首相中曾根康弘上台以后，在对战后“经济立国”总体战略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日本政府确立和推行了“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力主实现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

由此，日本进入了第三次战略转型期，即追求“政治崛起”的时期。

［1］

一、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产生的背景

首先，二战后日本经济实力的极大膨胀在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治野心也显露出来。

二战后不久，随着美国对日经济的大力扶持及日本国内民众的共同努力，日本逐渐走出了战后经济的萧条期。

尤其是在战后初期倾斜生产方式、道奇计划、夏普税制改革及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景气”等一系列经济改革与机遇的推动下，日本实现了战后经济的复兴，并逐步迈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

在1955—1973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3%的高水平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令世界瞩目。

［2］进入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在经历了战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繁荣后，1988年其国民经济总量达到2971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经济总量的58.25%。

同时，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世界头号投资大国。

［2］经济地位的增强使日本国内追求“自主性”和“政治地位”的呼声逐渐上升。

中曾根上台后，多次明确表示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政治大国的分量。

［3］今后“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世界政治中借助美国的影响力确立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形象。

其次，国内舆论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提出日本政治大国的是“日本的财团”，即日本的一些商人和海外投资家。

在向外投资的过程中，他们遇到歧视及重重障碍，要求政府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

首相中曾根康弘上台后正式将民间的这种呼声改定为国家政策。

中曾根首相所提出的“战后总决算”和“政治大国化”既代表了上层垄断资本家的阶级利益，也反映了下层民众不断滋生的“大国意识”。

最后，日本日益表现出摆脱被美国操控的倾向，施行多边灵活外交。

二战后初期，作为战败国，在被美军占领和苏联威胁的双重压力下，日本被迫与美国签署有损其主权和尊严的“安保条约”。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东京已不满足于对美国的“依附”地位，不断调整日美关系和修改“安保条约”。

1960年，岸信介内阁终于完成了日美修改1951年“安保条约”的任务，日美关系进入自由合作阶段，日本外交也开始步入自由化、多边化。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日本国内面临着重大意义的战略转折。

国民“大国意识”滋生，国内要求变革现状，实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体制以主导国内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同时，日本政府在国际上也日益要求承担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

因而，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战略的手段

（一）意识形态方面

为配合日本政府培养“爱国心”教育和走向政治大国的“客观需要”，不让世人重提日本的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战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渲染，试图为实现政治大国奠定思想基础。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否定侵略事实

日本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来美化掩盖其发动对亚战争的侵略事实，麻木国民对于“二战”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两次国际性的历史教科书篡改事件。

第一次是1982年的“教科书协议会”在编纂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不仅将日军的“侵略”改为“进入”，且大幅缩减或修改日军侵略中、韩等国的历史事实，而这一篡改行为竟被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

第二次是由日本政府默许“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出版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而引发的。

教科书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源于中曾根康弘上台后，致力于推行教育改革，建设具有国际化、信息化、人格化、多样化、自由化的教育体制。

［4］基于中曾根内阁的这一政策，文部省官员与保守党派学者长期勾结，修改历史教科书，恢复军国主义教育则是必然结果。

［5］

2.培育大国意识

中曾根认为，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保护下获得了发展，然而，只在经济上发展了，在精神方面却成了一个贫弱的国家。

在欧洲，有基督教作为其思想基础，而日本则没有。

而且，在世界上，日本人不怎么受人尊敬，就像对“威尼斯商人”的看法。

［6］为改变这种状况，中曾根政府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一是大力强化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重塑国家权威，强调日本必须摆脱战后以来“赶超发达国家”的落后小国意识。

宣扬民族主义，发扬日本民族的团结心、爱国心，提倡在全国各地的学校里进行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歌的仪式。

二是弘扬日本传统文化，恢复战前曾有过的儒教，朱子理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羞耻观、武士道等日本国有价值观，推进“第三次开国”［6］。

三是开展首脑外交，树立“大国形象”。

主张向世界各国输出日本文化，推动日本文化向国家化发展，从“战败国”中彻底解脱出来，成为“普通的国家”。

［7］

（二）经济发展方面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受到尼克松冲击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之后，日本经济进入曲折、缓慢增长时期。

这一阶段，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出口产业带动，特别是汽车产业。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出口产品的增加又使得日本与西方各发达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摩擦激化。

日美自20世纪50年代围绕棉织品就出现了贸易纠纷，至80年代，这一问题已发展成为日美间的重大外交问题。

日本与西欧各国也出现了类似经济贸易上的不快。

另外，自1985年日本和发达国家间签订广场协议后，美国放弃了外汇管理的放任主义，日元急速升值。

石油危机后，日本企业经营也日趋恶化，导致政府税收大幅缩水。

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减缓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费用增加，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税收不足导致大幅岁入空洞，日本经济在内外摩擦中艰难前行。

日本政府明白政治大国的实现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

如果战后10年日本高速发展的经济为国民带来了红利，那么最大的红利就是让他们能更自信地从二战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面对世界，走向政治大国道路。

因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在经济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解决经济发展上出现的矛盾。

为解决80年代国内的典型经济问题——贸易摩擦事件，中曾根首相成立了“为实现国际经济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并任命日本前银行总裁前川春雄为负责人。

［8］该研究会于1986年4月发表了“前川报告”。

政府采纳了该报告的建议，把“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政策改为了“内需主导型”，并实施了一些扩大内需、减少财政盈余的政策，如鼓励民间对外投资、减少储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

以汽车为首的日本出口产业将视线转向了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海外，从80年代起纷纷开始选择当地生产。

［8］为稳定金融市场，抑制日元升值危机，银行实施了连续3年的金融缓和政策，从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将5%的官方利率最终下调到战后最低水平2.5%。

同时，日本政府开始大量收购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从1985年的265亿美元猛增至1987年的815亿美元。

［9］为摆脱财政赤字危机，日本政府还施行了以消减支出为目标的行政财政改革，如消减医疗费用、实现国企的民营化等。

在以上经济举措的推动下，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走出的日本经济，在1985年末至1991年初期间，迎来了长达51个月、持续时间仅次于“伊奘诺景气”的战后第二繁荣期。

［8］经过这次的经济积淀之后，日本迈向大国梦的目标似乎又近了一步。

然而，这一经济繁荣景象的背后却隐隐暗藏着较大的欺骗性。

政府没有想到他们在80年代所实施的基建投资和银行货币缓和政策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假象，恰因为中小企业和个人将从银行融资过来的大量资金投放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造成股价和地价大幅攀升，最终90年代引发泡沫经济。

（三）军事国防方面

在日本看来，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单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并认为拥有一定威慑力的军事力量是跻身政治大国行列的必要前提。

日本为实现这一军事目标，不惜突破其宪法的种种限制。

表现为：

1.军费开支节节攀升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军事上“搭便车”（实际为“廉价乘车”），在经济上却“大发横财”。

［9］强大经济实力的膨胀，使其有资本进行军事扩充。

1980年，大平任期提交的报告曾建议将1981年度的防卫费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增加20%，即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9%提高到1.1%。

［3］中曾根上台后，多次调整防卫政策，不断标榜“战后政治总决算”“改革无禁区”，在其执政的五年期间（1982-1987年），防卫费增幅年均达6%。

1987年度的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04%，打破了防卫费不超过GNP1%的限制。

表面看1.004%经费似乎很少，但按照北约国家的统计方法，加上军人抚恤费和海上保安厅经费等，日本1987年度防卫费为324亿美元，分别超过西德和法国，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大军费大国。

［3］

2.加快修宪步伐，向军事大国迈进

二战后初期制定的日本宪法是以和平为主旨的，但当东京把发展目标定位在政治大国时，它在一些“政治家”眼中就成了障碍。

［10］自二战后至80年代末，日本政府掀起了两次修宪高潮，主要是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中关于“放弃以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内容。

20世纪50年代鸠山一郎和岸信介执政期间即掀起第一次修宪高潮。

80年代，随着日本大国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修宪问题再次成为日本朝野争论的焦点。

自民党强烈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关于限制其发展军备、向海外派兵的制约。

此为第二次修宪高潮。

事实上，日本修宪的努力致使国际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对其产生了重大的信任危机，这从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其“政治大国”实现的进程。

3.扩充自卫队

二战后，自卫队是在宪法第九条和日本政治需要的夹缝中建立起来的。

二战后最初，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的原则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基于自卫权发动的战争以及交战权，但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开始“重新武装日本”，而日本自身也一直致力于建设一定的武装力量。

从“非军队”的警察预备队（1950年），再到“非武装力量”的保安队（1952年），最后诞生的就是“自卫队”（1954年）。

创建之初，自卫队就拥有超过18万人（陆15万余人、海1.5万余人、航空6000余人），并拥有（包括美国提供的）大量坦克、枪炮、舰船、航空器材。

［11］随着国内不断掀起的修宪高潮和防卫政策的调整，日本开始行使集体自卫权，并逐步建立起自主防卫的国防体系，其规模不断扩大，装备越来越先进。

（四）外交方面

受战败和冷战的影响，二战后的日本龟缩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放弃了独立自主的传统。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外交政策也随之改变：

由战后初期追随美国的“一边倒外交”转为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外交”，到七八十年代又转为“多边外交”。

［2］其中，70年代后期，日本外交表现出其实证主义的一面，包含有更多的政治、军事因素。

1.以日美同盟为核心

在日本，没有人怀疑维持与美国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12］70年代末，美苏间的新冷战爆发后，美国对日待遇从二战时的敌对国转变为同盟国，日美安保体系进一步加强。

中曾根上台后，立即访美，与美国总统里根举行会谈，双方重新确认“同盟关系”以推进两国的合作，明确表示日美为“命运共同体”，并对美国报界说：

“整个日本列岛或日本本土要像不沉航空母舰一样，形成对抗反转式轰炸机入侵的巨大防卫要塞。

”日美关系迎来了“罗纳德—康弘时代”。

80年代后期，日美同盟关系更是渗入至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

于日而言，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力量的主要依托;于美而言，日本是美国太平洋战略利益及整个东亚——西太平洋区域安全的主要维系者。

2.以周边国家外交为基础

在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80年代日本开始重视发展与周边各国的关系。

日苏关系的发展，除东京希望在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中得到苏联支持外，还威慑于后者强大的军事力量。

长期以来，日苏虽在经济方面有所互动，但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一直停滞不前。

与韩国的外交，源于战后美国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反共同盟。

这一时期，在美国撮合之下，日韩虽名为建交，但直到中曾根康弘上台首访韩国并给予40亿美元的贷款，两国的最高行政首脑才开始正式互访。

日韩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确立了日美韩三国军事同盟的战略格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美间实现了“跨越雷区的握手”，日本也开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中曾根上台伊始，曾出访中国，并和胡耀邦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提供4700亿日元贷款给中国。

但自1985年中曾根第一次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及防卫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限制后，日中关系又出现了裂痕。

［9］总之，80年代形成中国关于日本看法的最重要问题是：

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复活的担忧，日本与美国紧密的防务合作及日本不能清算过去，双边关系中日益显示的不平衡，日本对台湾地区地位的含糊其辞，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端。

［13］

3.以发展全方位外交为目标

为服务于发展经济和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日本开展了与东南亚各国、欧盟、拉美甚至非洲的多边外交关系。

其中，基于东南亚重要战略地位的考虑，东南亚外交被看成是日本“亚洲外交”的重点之一。

继“福田主义三原则”之后，日本政府与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关系，并把加强与东盟的军事合作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新手段。

对欧关系方面，80年代初，大平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私交甚密，中曾根也曾在威廉斯堡峰会上采取“和平是不可分的”立场，强调东亚和欧洲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

此时期，鉴于拉美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其丰富的资源，日本还积极对拉美进行资本输出和援助，其外交重点是巴西、秘鲁、智利和玻利维亚四国。

石油危机后，日本开始重视对非外交，以开拓新的能源市场，其中，南非是重中之重。

对非外交不仅有利于其国经济发展而且对其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非洲有50多个国家，占联合国成员国的1/4左右）起助推之力。

三、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手段评析

（一）日本实施“大国战略”的效果

1.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日美同盟

日本在80年代积极谋求强化日美同盟的努力并非徒劳，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要求日本提供援助时附带政治性条件，并向印度支那和中东的“战略上具有重要性的国家”增加援助，1989年后也把菲律宾包括在内。

［13］同时，日本在80年代末期分担的驻日美军经费由1980年的10亿美元增至1987年的23亿美元。

可以说，“新冷战”形势下日美同盟的合作，分散和消耗了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行对峙的苏联的国力。

在东亚，日美同盟对苏也发挥了抑制作用，甚至在冷战后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9］此外，随着日本防卫力量的增强，日本自卫队还频繁与美军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和军事训练，而且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

［3］

2.促使日本全面外交趋向成功

首先，以日美关系为机轴的80年代日本外交，通过努力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日美关系由铃木“同盟关系”说到中曾根将日本建成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抵御苏联威胁的重要伙伴关系，迎来了“罗纳德—康弘关系”时期。

两国的合作范围扩充至中东地区，合作领域渗入到军事技术和武器购买方面的合作。

其次，日本与东南亚、欧盟、拉美和非洲开展的多方位外交不仅促进了自身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实现了借助欧盟力量增加其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影响力的目的，为其摆脱美国的羁绊，塑造独立自主的外交新形象及为实现“政治大国”奠定国际认可的基础。

［2］可以说，80年代的日本外交使其国内对实现政治大国和改变“普通国家”成为“国际国家”的目标更具信心。

1989年初，由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出版，一年内重印了10次，表现了日本急于向世界发出东京的声音和走向世界的心理。

3.促使日本与亚洲各国实现一定的经济互动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是80年代日本实施“政治大国”的一大成果。

在80年代的东亚经济圈中，日本一直比较活跃，大平首相曾提出建立“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最终发展为1989年11月成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日本的官方发展促进了亚太地区的经济腾飞。

由于亚洲产品的大量流入，日本出现了空前的“亚洲热”。

此外，由竹下内阁提出的接收留学生的计划，也促进了日本与东亚各国在留学生方面的交流。

（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局限

1.历史因素的限制

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在日本的外交目标上，发展与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但历史问题是其发展与邻国关系的重大包袱。

日本在东亚地区被证明为不受欢迎的国家，日本的亚洲外交被讥讽为“谢罪外交”［9］。

战后日本与朝鲜的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参拜靖国神社又严重恶化了与韩国的关系。

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它不能以中国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至今一直影响着双边安全关系。

［13］中国领导人认为中日之间打交道的最基本条件是日本必须铭记、懂得及深刻反省历史教训。

总之，日本对历史的认识受到了亚洲邻国及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靠谎言塑造的“光明的日本”，如同美丽的肥皂泡在阳关下将破裂一样，既无法支撑其大国梦想，更给亚洲邻国民众留下日本不诚实、不负责的印象。

［5］日本要培育大国国民意识首先必须建立在敢于正视历史现实的基础之上，方能让其后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2.美国因素的限制

日本80年代的日益崛起也使美国颇感担忧，特别是80年代末，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日美之间长久以来的各种矛盾逐渐浮出，贸易、结构摩擦及日本民间对美国的不满正在使日美关系变得疏远。

而外交上，日本实行的自主灵活的多边外交越来越具有“离心”美国的趋势。

特别是石原慎太郎《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出版后，日本主宰世界的野心也随之暴露出来。

美国感到如若再放任日本这样发展下去，后者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变得无法操控。

通过对日美同盟再定义，美国对日开始加以约束和限制。

美国或许明白，随着日本的强大及世界地位的提高，日美将不会再成为同盟。

甚至于，日本如若一直致力于追求“大国化”将迟早与美国划清界限，否则就永远也走不进独立的政治大国行列。

在这个变局中，美国的“退”是必然趋势，美国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明智地“退而求其次”。

3.国内因素的阻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由于与西方产生贸易摩擦而调整经济结构，这也是其后经济下滑，产生经济泡沫的隐性因素。

同时，80年代，“日本名列第一”的论调喧嚣一时，日本放松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革，导致90年代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在诸多方面已不再发挥其应有功能。

［9］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扩充，一定程度上因其国内宪法属于“刚性宪法”，扩张势头得到遏制。

日本要修改宪法以实现扩充军备和突破和平宪法某些限制的目的不能达到——宪法第96条规定，修改宪法需国会两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倡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而这种承认又必须是国民投票“半数以上的赞成”［10］。

日本的一部分国民也反对日本走“大国”道路，认为日本没有必要成为大国，应该认识到日本是小而精的特征，不应该以什么大国标准来标榜自己，也不应说一些只想做一个普通国家之类的毫无抱负的话，而是应该最大限度地去发挥小国的特色。

［11］

4.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悬而未决

日本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主要表现在钓鱼岛、北方四岛和竹岛问题上。

随着各国日趋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应用，日本对相关岛屿的主权要求越来越迫切，态度也愈加强硬。

这曾使日中、日俄、日韩关系几度陷入僵局，而目前领土争端问题仍未解决。

北方四岛问题是横亘在日俄两国间几乎不可逾越的陡崖，日俄两国自二战后至今仍未签订和平条约，这在当今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北方四岛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再加上两国历史上互相征战的恩怨，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2］日本在80年代也曾多次调整对俄外交政策和原则，目的即是致力于收回北方四岛，但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另外，日韩在竹岛（韩称独岛）主权之争上纠纷不断。

至今，就此问题两国一直未能达成一致见解。

双方都宣称自己在历史上拥有竹岛，并拿出各自的历史依据，韩国一直对日本将独岛宣称为其国领土的说法表示强烈抗议。

竹岛之争成为两国之间的定时炸弹，使得双边关系变化也一波三折。

而关于中日钓鱼岛之争，日本以首先登岛并在岛上进行相关建设等无赖姿态为由，对与中国的钓鱼岛之争表现得最为强硬。

但中国以《开罗宣言》及雅尔塔会议上的相关归还钓鱼岛的历史依据及中国历史上对钓鱼岛的管辖等确证与日本相持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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