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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研究报告

大连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研究报告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杨锦华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一)理论意义: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与冲突引起的生态危机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如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土地沙漠化、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进而导致地面沉降、酸雨、山体崩塌、泥石流、海啸、飓风、沙尘暴、洪涝等生态灾难,这是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利用和分配方式的错误不当所导致的,也是国际、区际、代际、代内分配不公或不当所造成的。

今天我们必须从关注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新视角来寻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

今年是中国的改革的第28个年头,也是实施“十一五”的头一年,中国经济在历经2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单纯GDP数值的高增长已不再获得经济学家和大众的青睐,大家更加关注高速的经济增长能否带来整个社会效益的全面提升,经济的增长是否反映了更多的人文和社会关怀。

如社会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等等,避免因经济增长不合理带来的贫富差距、环境恶化等新的社会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里自然灾害比较频繁,整个世界好象突然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仅在我国各类自然灾害造成2475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2042.1亿元,国内也发生了多次重大环境污染实践,这些都给我们以警醒。

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必须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道路。

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达到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生态文明阶段。

今天,大连进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将会对今后的生态环境带来的更加严峻的挑战。

为了实现把大连建成国际航运中心,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龙头的发展目标,大连将面临着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控制环境污染、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等严峻的问题。

因此,用科学的发展观引领大连的创新型城市建设,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用生态文明观指导大连的建设。

在“十一五”和今后的长远总体规划及实现方式上,必须让市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有一个明确的思路,那就是大连的发展中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必须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努力推进大连生态文明程度的提高,努力把大连建设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型城市。

(二)实践意义:

究竟如何在保持大连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下,突破大连的淡水、土地、能源等资源要素制约?

需要我们努力探求能够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长远战略。

应该看到,在过去的发展中,大连市政府、环保部门及社会各界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大连的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力地遏制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推动了大连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实施“蓝天碧海绿地”工程,坚持优化城市布局和产业结构,全面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业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共赢。

但是,在大连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选择上还缺乏从宏观层面上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无论在其科学性与实践性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需要一个明确、统一的建设目标。

而且对于解决因区域人口和资源矛盾与冲突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仅仅靠环境治理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当积极探索和寻找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与冲突的根本原因,以及我们如何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协调与平衡,更需要探析能够使大连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激励因素、制度与机制设计等问题。

使区域生态系统运行中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得以化解,使政府、企业、公众以及各个利益集团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化无序竞争为有理合作,让各界都能自觉地行动起来,为了当代也为了后代,坚决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才是大连文明发展的正确选择。

本课题通过对创建“和谐大连”中所涉及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情况进行思考、分析和研究:

1.为大连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哲学认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2.进一步提高人们对生态文明观的理解与认同;3.也为政府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本课题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

本课题主要运用系统论(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协调发展等哲学观点来研究和阐述大连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自觉运用生态学、环境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原理与方法来分析、评价大连生态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

提出建立大连生态环境建设的评价与调控系统的具体方法。

并提出实现大连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对策建议。

本课题总体上侧重于理论性研究,但理论又不脱离实际,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

因此本课题从实际问题展开,辅以个案分析,由现象到本质,再用普遍的原理和方法论来指导对具体问题的分析。

试图将对大连的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价、生态系统协调性衡量、预警与调控有机地联系起来。

研究中运用了调查法、文献法、归纳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等。

通过搜集材料、专门咨询,捕捉生态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最新成果,并加以借鉴。

通过个别研究和集中讨论,边学习、边交流、边调整思路,逐步展开,最后进行总结、归纳和整理,力争做到与时俱进。

三、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认真地思考和分析,我们理清了思路,取得的初步研究结果(包括理论分析与实际现状分析)。

具体如下:

(一)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分析,深刻理解生态文明是人类正确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一种新颖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唯一正确选择。

1、文明与生态文明

谈到文明,指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方面的所有进步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

如果从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这一视角来观察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是从原始文明开始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而生态文明则可以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和升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的文明形态。

它反映着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达到的一种新颖的状态。

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和谐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全部成果的总和。

其内涵既包括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

2、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

是人类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进行理性反思中提出的新的文明观。

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能源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全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困扰着人们。

出现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甚至SARS、禽流感等新的瘟疫的蔓延,由此而引发了新的贫困、难民、社会治安混乱、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对有限资源的掠夺、甚至矛盾冲突、战争……在短短的200年内人与自然的矛盾达到无可调和的地步,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制约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人类不正确地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的。

国内曾有人就河南“某些人”的一些不良行为和习惯而专门撰写文章,说这竟与河南在历史上的多次生态灾难有关。

如黄河的多次决堤,曾无数次地淹没过开封这个古城,今天挖掘其地下的每一层都是历次灾难后留下的尸骨,生态灾难导致了历史上河南人多次背井离乡,而在异乡恶劣环境下的生存危机又是引发某些人的劣习的原因之一。

这并非是科学的说法,但也不无道理。

人类究竟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自然?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提出“零增长”理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希望能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世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由少数人消耗大部分资源,却剥夺了大部分人和后代人公平利用资源和发展的机会,这种模式将会使人类在很短的时间内耗尽一切不可再生资源,迅速走向灭亡,同时使污染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需要一条能够支持全球人类长远发展的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在2002《全球环境展望》中指出:

全球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是人类无节制地开发和破坏自然资源。

今天人类终于开始对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认真地反思,开始考虑全球的生态文明与安全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了更多的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的行动,这是人类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新的文明的标志。

3、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辨证分析是确立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

今天人们意识到:

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不能仅仅依赖经济、科技手段,还必须诉诸伦理信念、法律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发展与变革。

因此环境哲学正在日益成为哲学界的热点和全新的研究方向。

而对环境保护运动的哲学根据的探究使学术界出现了“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观点的争论。

前者主张只有“人”具有内在价值,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是为人而存在,自然物只有工具价值,保护环境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后者则认为“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的评价价值,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至自然事物。

否则,“当我们把自然及其事物作为‘客体’来对待时,我们所注重的只是一种强制性、榨取性的意义(海德格尔)。

”“我们强迫自然提供知识和能量,却没有耐心倾听自然的声音…..我们命令、剥削、肢解自然,也就决定了‘客体’会反对我们,惩罚我们。

我们背弃了自然,也就失去了家园,这正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对这两种观点我们不能笼统赞同或拒绝,而应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要防止片面的“人类绝对中心论”观点,防止无条件地将人类凌驾与自然之上,无限制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要克服那种放弃人对自然界的主体性,取消以人为中心的“自然中心论”。

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人类中心观。

要正确地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应当从以下几点来把握:

(1)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人和自然是一个互为对象,互相依存的有机的整体,各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

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本身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自然存在物。

所以,我们对待自然“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另一方面,自从出现了人之后,自然界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而是作为人的感性的、认识的、改造的对象存在着。

在对这种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界的“属人本质”的辨证统一关系理解的基础上,我们要树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整体观念,使人的行为体现目的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

(2)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在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辨证统一中体现的。

一方面,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无论是“人化自然”还是“人工自然”都表明人不仅使自己的存在使自然界发生变化,而且还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认识自然,综合地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

这种实践活动是人区别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必然要受到客体的制约。

即人的改造活动必须遵循自然的外在尺度,不能违背自然界的属性和规律。

人不能凭主观愿望滥加发挥能动性,人的能动性会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

人能通过实践活动改变自然,使自然适应自己的生存,但是被改变了的自然也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制约和限制人的生存和发展。

所以人对自然界的征服是有极限的,只能在符合客观规律(即生态系统能够容纳)的范围和程度内来规范自己的活动。

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辨证统一正是人类实践的本质特征。

无论是单方面采取“敬畏”还是“征服”自然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将能动性与受动性辨证统一起来,采取协调自然发展的“和谐”态度才是科学的。

全球性社会问题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恰恰意味着人类没有正确地发挥好主观能动性。

(3)矛盾引导思维前进,推动社会进步,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从历史演变的过程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先后经历了从①“膜拜”、“敬畏”自然阶段到②“征服”“统治”自然阶段,再到③“协调”自然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恰恰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过程。

作为③“协调”自然阶段既是对消极地①“敬畏自然”的否定,也是对盲目地②“征服自然”的否定。

但这种否定不是形而上学的简单抛弃,这里既有对前面两种态度的消极因素(“被动性”和“盲目性”)的克服,有又对其合理性(“尊重”自然与“改造”自然)因素的保留,是辩证的否定,是一种“扬弃”。

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达到“尊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协调统一。

人类应当能够处理好“尊重”和“改造”自然的辩证关系,应当具有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利用的双重性,应当能够担负起对合理调控和协同自然进化的责任。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历史。

在大连的发展中,我们既不能因担心影响生态平衡而停下脚步,坐以待毙;又不能不顾生态系统的协调性,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

我们应当认真地思考,探究到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现实途径,学会将发展与调控更好地结合起来,重建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努力建设起一个更加美丽、文明的大连。

(二)要自觉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来指导大连的生态文明建设

1、用“人、社会和环境统一”的视角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广义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广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应包括政治建构、经济模式、消费模式、教育状况、环境状况的改善等等。

生态文明建设其实就是要建设一种和谐的社会,这里既包括构建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也包括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才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前提。

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还要靠人的自觉行为、靠全社会的力量。

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达成共识,这边在治理环境,而那边却继续污染和破坏环境,这些人在保护动物,而那些人却在肆无忌惮地宰杀动物,那是永远都搞不好的。

同样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如果只顾保护本地、本国的资源环境,却掠夺其它或别国的资源,破坏其环境,最终还是无济于事。

因为终究都是地球上的资源、环境,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当前“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靠污染环境致富”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种局部的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做法,最终损害的还是自己。

所以生态文明建设是每一个地球人的责任,必须从全球大系统的角度来认识。

当代社会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影响的范围和深度已经扩展到整个地球,影响到地球的物质运动、化学元素乃至生物圈的变化,其不良后果已经威胁到全人类的利益;不仅影响当代人,而且影响子孙后代,乃至人类的未来。

即使我们把范围缩小到大连这一个区域,也同样可以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谋求一个科学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2、大连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必须在区域动态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中得以实现

系统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要素(或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而且这个系统又是它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

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共生性等特征。

系统有大有小,大系统之内可分成子系统,子系统可再分成小子系统(或要素),如此等等。

大连正是地球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如果我们把大连这个区域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运行系统的话,这个系统便是由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子系统(或要素)组成,各要素之间在物质、信息、能量的流通与交换过程中,通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组成了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特点的复合系统。

大连作为一个区域不仅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而且系统内部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人、经济、社会之间也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它们在进化与发展中能够相互激励、相互促进来克服相互矛盾、制约与冲突,维护合作与联合,实现系统的整体性协调发展。

作为一个系统,它既有自然系统的自组织现象,又发挥着人工系统的组织作用。

它的发展必然受参与人的价值观念和决策手段的影响。

今天我们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观,不仅要提高人口素质、培植理性人的生态观念,还要重视人在资源-环境-人-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的组织与调控作用,必须学会应用最新的技术手段、方法,在接受不完全和不确定信息条件下,在系统的不断变化中,能够从实际出发,全面地分析、解决问题,并不断创新,获取较为满意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在选择大连生态文明建设的最佳路径时,我们应当运用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及其方法论来指导分析问题:

(1)根据热力学中的“熵增原则”,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其自发的演化过程中,系统的熵只能增加不会减少。

因此,在生态化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区域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特点,从外界和环境输入负熵流(即输入物质、能量和信息),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益,重视资源再生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以减少系统内的熵增。

(2)遵循共生系统的共进化与共演化客观规律,按照共生的原则,依据区域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发挥优势,补偿不足,共同激发、共同促进和共同发展,使整个区域生态系统成为充满互惠共生的共进化联合系统。

按照共生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就是一个对称性互惠共生的特殊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是协同的、激励相容的,从而实现了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

然而对于一个有人参与的共生系统,由于人的理性行为的利益动机影响,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又常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产生一种非协调现象。

而要化解这种矛盾与冲突,在系统内就必须要有激励、相容、协同和共进化的激励因素与创新机制。

这就要求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认识人的理性行为的有利因素与制约因素,研究能够协调双方利益的博弈均衡,建立激发区域生态系统向对称性互惠共生系统转化的激励机制,以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

(3)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指导解决系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寻找到最满意的决策路径。

首先决策部门应依据前期发展战略实施、运行状况及其评价结果进行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和评价。

会同专家(包括环境、生态学专家、经济、管理学专家、环境经济学专家等)一起来论证。

再通过他们已掌握的科学理论、专业技术方法、经验知识和实践经历共同研究。

最后并提出当前和今后解决问题的思路、目标与途径。

应先以定性判断为主,把问题纳入系统决策框架中,再进行系统建模,通过数量关系进行仿真分析(即通过数量与逻辑模型的结合与运用来模仿真实的系统运行及其状态变化与发展趋势),通过对仿真系统进行调整、修改和维护,最终实现系统优化。

这种研究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协助决策部门不断优选今后(下一期)发展所需要的最优或较满意的制度设计、政策安排和策略选择。

如何对区域生态系统发展状况进行科学评价?

我们不妨可以借鉴一下国内外在这方面研究的具体成果。

3、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发展状况进行科学评价的较为实际的方法是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各国际组织、国家、地区从不同角度、国情特点出发,相继开展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与设计,提出了各种类型的指标体系与框架。

较早有成果的是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压力-状态”体系,在此基础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又发展成为“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模型。

PSR概念模型中使用了“原因-效应-响应”这一思维逻辑来构造指标,力求建立压力指标与状态指标的因果关系,以便作出有效影响的响应。

即人类活动对环境施加压力,使环境状态发生变化,社会对环境变化作出响应,以恢复环境质量或防止环境退化。

这种概念框架本身是一种创新的思维逻辑,随后不少国际组织对其进行扩充并提出相应的概念框架模型。

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英国、美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世界银行的真实储蓄率指标、绿色核算(GNNP)等一些有影响的指标体系。

在借鉴国外研究基础上,中国进几年来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

如北京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于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等。

今天对任何一个区域复合系统要保持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构建区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1

 

当然,对于解决生态危机,仅仅衡量与评价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状况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积极探寻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与冲突的根本原因,懂得如何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协调的博弈均衡、并探析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激励因素、制度与机制设计等问题。

 

(三)运用博弈论指导对区域内公共资源与环境的公平性利用进行博弈分析

1.1.    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矛盾与冲突的根本原因:

区域内理性行为个体在个人或集团利益动机的驱动下,对公共资源与环境产生过度需求的倾向,不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会导致公共资源环境和利用的矛盾与冲突,使人民的生产与发展权利受到威胁。

即使大多数人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但也不能排除部分个人的自利行为作怪,少数的行为个体在承担公共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公共责任上喜欢“搭便车”,无约束地滥用公共资源的现象是普遍地存在的。

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这种现象。

假定两个理性行为个体i、j共同享有某一公共资源R。

其公平与否将对各自的利益产生影响。

从战略选择上,他们都可以选择公平利用或非公平利用R,从而有四个战略组合。

①若两者均选择公平利用,则各自得益为b元;②若i方选择公平利用,j方选择非公平利用,(“搭便车者”获超额得以a,而前者则遭受不应有的伤害获极低的得益d;③反之亦然;④若两者都采用非公平利用,两者支付均获得得益c(由于公平利用对两者均有好处,其得益b应大于c)。

因此,两者战略式博弈的支付矩阵。

见表2所示:

公共资源与环境公平利用博弈

参与人j

参与人i

公平利用

非公平利用

公平利用

①b,b

②d,a

非公平利用

③a,d

④c,c

因为,a>b,c>d,所以在选择公平利用或非公平利用战略行动时,两者均会选择非公平利用的战略行动,②③分别是参与人j和i的最优战略,因此这个博弈只有唯一的纳什均衡,其均衡战略为④(非公平利用,非公平利用),结果最后的均衡得益组合为(c,c)。

这个例子说明,尽管区域内行为个人I或j都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但却因为理性行为人的自利行为,在竞争市场的分散决策的环境中他们却追求个人理性的优化行为,选择非可持续发展德行为方式,最终导致了区域内整体最优的帕累托均衡无法实现。

2.区域内公共资源与环境公平利用的制度安排与激励

以上分析表明,现实中的参与人都将偏好寻求个人理性的纳什均衡——双方均取非公平利用,而不偏好双方均取公平利用(帕累托均衡)。

当然,区域内每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期望公平利用的帕累托均衡的出现,但这就需要参与人放弃自己的理性选择——非公平利用公共资源与环境,并自觉地共同承担公共责任,真的会采取帕累托最优均衡战略的价值取向吗?

这就需要外部的激励因素以激发参与人的共同合作,这种因素将来自于政府的正确制度安排。

(1)区域政府应加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通过广泛宣传、教育和必要的投资,以提高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强调并建立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制度,通过制度激励提高行为个体公平配置和利用资源的社会价值,即提高博弈问题b值;

(2)建立和健全区域公共资源与环境合理配置可持续利用的相关立法,加强和提高公共资源与环境合理配置的监管力度,提倡谁污染,谁治理的行为准则,增加非公平利用公共资源与环境的行为个体的私人成本,即降低博弈问题的a与c值,等等。

若政府制度安排产生的激励效应为e,那么,当e≥{a-b,c-d}时,参与人将有积极性选择帕累托均衡战略,这时博弈问题在制度激励下将转化为下述的博弈问题。

见表3所示:

区域政府制度激励下的公共资源与环境公平利用博弈

参与人j

参与人i

公平利用

非公平利用

公平利用

①b,b

②d,a-e

非公平利用

③a-e,d

④c-e,c-e

注:

e≥{a-b,c-d}

由于e≥a-b,且e≥c-d,从而得出:

b≥a-e,d≥c-e,所以在新的激励制度下,参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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