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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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摘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
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
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
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
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
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
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
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
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着发表。
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
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
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
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蓺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
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
”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
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
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
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
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
“宰我问于孔子曰：
‘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
请问黄帝者人耶？
何以至三百年？
’孔子曰：
‘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养材以任地。
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
“节事者以地。
”司马贞《索隐》：
“《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
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
”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了人与“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示应当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
这样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司马迁所记述范蠡语的原意。
班固《汉书》作为以汉代历史为主题的断代史，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传说，因而没有与《史记》“节用水火材物”，“养材以任地”，“取地之财而节用之”一类内容。
《汉书》屡见“节用”一语，但是已经大多并非取与“地”有关的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
当然，其中有些作为西汉人言辞，不能完全归结于班固的认识。
不过，我们看到，《汉书》其实也有间接涉及传说时代相关现象的内容。
如《律历志上》：
“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
”“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
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
”“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
”“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
”又如：
“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
‘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
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
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
’”也都说到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
《汉书》中“黄帝”凡134见，出现频率不可谓不高。
但是班固笔下的黄帝及其言行已经神化，对于黄帝事迹的解说也已经神学化，与司马迁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得自于民间所传诵，因而富于自然气息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汉书·郊祀志上》写道：
“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说，“夏得木德”，“草木鬯茂。
”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历史记载的片段遗存，但是这样的记载已经为浓重的五行学说的色彩所涂抹，历史的本色已经被掩盖了。
关于灾异史的记录：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二
对于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来说，自然灾异无疑形成对安定和发展的极大威胁。
《史记·六国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关灾异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有22例。
远较周王朝和其它六国密集。
确实可以证实有的学者曾经提出的《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的说法。
其中5例涉及与生态形式相关的灾异，即秦躁公元年“六月雨雪”；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河、渭绝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地动，坏城”；秦始皇帝四年“蝗蔽天下”。
对于最后一例，《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作：
“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天下疫。
”
此外，《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以及《十二诸侯年表》中又可见《六国年表》未记载的灾异。
如《秦本纪》记载：
秦穆公十四年“秦饥”；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
《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河鱼大上”；秦始皇帝九年“是月寒冻，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地动”；秦始皇帝十七年“地动，……民大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
所谓秦穆公十四年“秦饥”，《秦本纪》中有相应的记载：
“晋旱，来请粟。
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
缪公问公孙支，支曰：
‘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
’问百里傒，傒曰：
‘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
’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
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
晋君谋之群臣。
虢射曰：
‘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
’晋君从之。
十五年，兴兵将攻秦。
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
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
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驇。
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
晋击缪公，缪公伤。
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
……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
秦妻子圉以宗女。
是时秦地东至河。
”“秦饥”在着名的“泛舟之役”之后，因“晋旱”而“饥”推想，“秦饥”很可能也是因为旱灾所导致。
至于所谓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所记当为一事，年代之异，当有一误。
关于秦史的灾异记录，是《史记》包涵生态史记录因而具有特殊历史文献价值的证明。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灾异史的记录是相当重视的。
当然，班固对秦史中的灾异，记载不如司马迁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因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断代史专着《汉书》记述的对象。
此外，我们又应当注意到，班固《汉书》对于秦史灾异其实也并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对于司马迁《史记》记录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写道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
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
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
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
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
京房《易传》曰：
“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
所谓“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见于《史记》，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至于“渭水赤”的情状及原因，我们目前还不能明了。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则有关记录，是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此事也未见于《史记》。
《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
班固《汉书》的“志”，是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新创史书文体。
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记》“书”的影响。
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则皆为班固新创。
《汉书》的“志”，公认内容“博赡”、“该富”，有学者评论说，“超过了《史记》八书，可谓后来者居上。
”以往以为其“芜累”的指责，或许是将优异看作缺失了。
至于汉初史事记述的比较，“《汉》纪比《史》纪增补了一些史实，是应该肯定的。
”如“《汉》纪比《史》纪增写了一系列诏、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汉书》所立《惠帝纪》，其中有的史家所谓“记惠帝七年间四十三条大小不等的杂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现象与灾异”等。
有学者评论马班优劣，说到《史记》和《汉书》叙事的特点：
“马疏班密，向有定论，然亦论其行文耳，其叙事处互有疏密。
”就灾异史的记录比较《史》《汉》，确实可以说是“互有疏密”。
而以为《史》《汉》“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的意见，从记录灾异史的角度说，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评价。
关于灾异的理解：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三
司马迁对于历史遗存中的灾异现象，是取审慎的态度的。
《史记·天官书》说：
西周晚期以来，星气阴阳之说盛行，“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
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
至天道命，不传。
”《太史公自序》又写道：
“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
”《儒林列传》中记录了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斥董着《灾异之记》“下愚”，致使董仲舒大受惊吓，“不敢复言灾异”的故事，也表明了这种态度。
有的学者说，董仲舒的灾异学说恰与最高权力者汉武帝的政治需要相合，“为什么《史记》不录《天人三策》，除取裁侧重点与他书不同方面的原因外，司马迁对于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彼此结合，采取轻蔑的态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绝对地断定司马迁完全排斥灾异之说。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封禅书》之言祥瑞灾异之说，令人确信司马迁是相信天人对应关系的。
” 《汉书·五行志》中有比较集中的灾异记录。
我们看到，班固对于灾异的分析，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理解不同，大多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的色彩。
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
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
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
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
刘向以为近鱼孽也。
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
明年有嫪毐之诛。
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
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
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
京房《易传》曰：
“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
”
……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
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
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
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
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
京房《易传》曰：
“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
天象被看作对人事的警告。
《汉书·叙传下》说：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
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
告往知来，王事之表。
述《五行志》第七。
”可知班固着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务于“王事”，作为“告往知来”的历史鉴诫。
如刘知几所说，“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诫将来”，于是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徒有解释，无足观采”之处。
其论说，有的学者认为，是运用“阴阳五行说”“将自然灾异、儒家经传、社会政治搅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义的解释”。
于是断言：
“《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观的大暴露。
” 如果人们注意到汉代文化的时代风格，或许会同意这种批判的严厉性应予减缓。
应当看到，这种现象是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
具体的说，是西汉中期以来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起和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泛滥，在影响社会文化总体的同时，也消弱了史学的科学性。
当然，通过对《史》《汉》关于灾异解说之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学术个性的不同。
虽然《汉书·五行志》动辄标榜《春秋》之义，但是就史学理念而言，也许《史记》继承《春秋》的原则还要更多一些。
有学者分析说，“孔子对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态度”，“孔子修撰的《春秋》记有怪异现象，如‘六鹢退飞过宋都’之类，但没有加以神秘化。
后来的公羊家记灾记异，不绝于书，但也没有把灾异与治乱联系起来。
司马迁比孔子更有科学头脑，在史料的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多有学者专注于史事记录的详略和繁简，有人则指出：
“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
”强调更应当在史识的比较方面用心。
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灾异观，确可发现差距。
但是，尽管班固《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认识多有非科学的谬说，“然而他罗列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却是历史上的事实，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四
《禹贡》是中国早期地理学的名着。
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这部地理书，有值得珍视的对于各地生态状况的考察记录，例如有关各地土壤、植被、水资源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物产的记载多有重要价值，于是成为上古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史记·夏本纪》引录了《禹贡》。
《汉书·地理志》也引录了《禹贡》。
都体现出对生态状况考察的重视。
司马迁《史记》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在总结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学术推进。
在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司马迁史学新识的论着，是《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是最早的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
司马迁在综述各地物产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此其大较也。
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
其中说到的生态条件的地理分布，司马迁是以经济的眼光，作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财富”，作为“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予以考察和认识的。
“山西”的重心区域是关中。
我们可以以对关中生态的分析为例，尝试比较《史记》和《汉书》作者的生态意识。
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传统农业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
《史记·货殖列传》说：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
关中之富足，首先在于以“膏壤沃野千里”为条件的农耕事业的发展。
不仅由于农业先进，矿产及林业、渔业资源之丰盛也是重要原因。
有关论述，同样见于《汉书》。
《汉书·地理志下》有沿袭《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内容，而且占有更多的文字篇幅。
班固写道：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
”历经后稷、公刘、大王、文王、武王的经营，“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
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
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
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
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
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
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
司马迁笔下的“大关中”概念，“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
关于巴蜀地方，司马迁写道：
“南则巴蜀。
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南御滇僰，僰僮。
西近邛笮，笮马、旄牛。
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汉书·地理志下》也说：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
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
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
”
关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方，司马迁说：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
”《汉书·地理志下》：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
大致看来，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
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
其说从政治角度理解民俗，以为了解民俗的目的，是政治管理的方便。
对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生态条件作用的肯定，有学者分析说，“《货殖列传》对我国划分经济地区作了尝试。
地理因素可能不恰当地被夸大了，……。
” 但是，就对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具体的生态形势而言，班固其实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准备在盩厔和鄠县、杜陵一带扩建上林苑时，东方朔曾加以谏阻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
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
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
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功能鼃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
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班固在《两都赋》中，虽然“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但是对关中地区形胜和物产也大加赞誉，称美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有“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又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肯定关中“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
《史记》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视，史无前例。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货殖列传》“盖开《汉书》以下《食货志》之先河”。
又有人称赞《货殖列传》说，“若《食货志》，乃此《书》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
”而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形势相联系以分析历史，可能正是《货殖列传》特有的优长之处。
有的学者于是曾经发表“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的评价，并赞美其中对“各地的环境”的重视，从而感叹道：
“美哉《货殖传》！
美哉《货殖传》！
”
关于生态保护：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五
对于“大关中”的地理特征，班固在司马迁附论巴蜀地区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之外，还说到武都地区和“自武威以西”地区。
对于后者，《地理志下》写道：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
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屮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
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其中“是以其俗风雨时节”句，“其俗”之后似有缺文。
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
《淮南子·览冥》说到“风雨时节，五谷丰孰”。
《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地方地理人文条件“有和气之应”时，也使用了“风雨时节，谷籴常贱”的说法。
汉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孰”，“风雨时节五谷熟”的文句，或者又写作“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五谷孰，得天力”，“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等，都表达了对气候正常的祈祝。
袁宏《后汉纪》卷二二载汉桓帝延熹八年刘淑对策，以“仁义立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为主题，也体现了同样的社会愿望。
《史记·乐书》：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
”张守节《正义》：
“寒暑，天地之气也。
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
”“风雨，天事也。
风雨有声形，故为事也。
若飘洒凄厉，不有时节，则谷损民饥也。
”
在“风雨”是否“时节”的天运面前，当时的人只能完全被动地顺从，对于创造“风雨时节”的形势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司马迁曾经利用农耕社会久已普及的“风雨时节”的思想，阐发了对于维护生态条件的深刻认识。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所谓“天道”“四时”，不仅不能“弗顺”，而且应当“大顺”。
又《史记·龟策列传》禇少孙补述：
“春秋冬夏，或暑或寒。
寒暑不和，贼气相奸。
同岁异节，其时使然。
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或为仁义，或为暴强。
暴强有乡，仁义有时。
万物尽然，不可胜治。
”这样的文句，其实也是照应了司马迁的思想的。
但是，人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在一定限度内影响生态，改变生态。
这首先应当认识自然规律，理解自然规律。
《汉书·晁错传》记录晁错对策，其中有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
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
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着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
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祆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
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所谓“动静上配天，下顺地”，“四时节”，“风雨时”诸语，和上文引录的司马迁“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思想是一致的。
而所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中，则体现出生态保护的意识。
特别是将有关措施和“国家大体”、“治国大体”联系起来，应当说在生态保护史上，发表了一种开明的见解。
尽管这是在传统天人关系背景下形成的思想，还不能说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这是一段对于讨论生态思想史极有意义的文字，然而《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并未载录。
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上文引述《史记》“残阙盖多”之说的一条佐证。
据《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元年三月，“诏曰：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
为民父母将何如？
其议所以振贷之。
’”这是一种“顺四时”的举动，而司马迁《史记》也没有记载。
古来有以“四时”为原则的礼俗制度，以调整和确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秩序。
其规则通常称之为“月令”，《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等，都有相应的内容。
《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
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
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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