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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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21世纪资本论
托马斯·皮克迪（ThomasPiketty）
内容简介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和争论。
作者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峻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接着恶化下去。
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财富。
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该书用大量历史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
该书中文版马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国务院进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担纲翻译。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如此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迪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差不多要素：
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
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
皮克迪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
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接着扩大，建议征收全球性财富税。
皮克迪在书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差不多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峻。
在能够观看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
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
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
尽管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然而贫富差距变得特别大。
促进增长并不是皮克迪所关注的，他没把它视为经济事件，也不认为它能解决更广阔的分配公平问题。
他认为经济是静态的零和游戏；假如一个群体的收入增加，另一个群体就会不可幸免地变穷。
他把结果的平等性视为最终目的和唯一缘故。
而以下备选却很少提及—例如，最大化社会总体财富，或是增强经济自由，亦或是查找最有可能的机会平等，又或按约翰·罗尔斯〔JohnRawls〕的观点，保证最贫困人群的福利得到最大化。
在书里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建议：
征收15%的资本税〔财富总额〕，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
但皮克迪也指出，他觉得这些措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操纵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可能宁可看到那个系统崩溃，也可不能情愿让步。
作者简介
1971年出生的皮凯蒂18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2岁就获得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确实是以财富分配为题。
此后皮凯蒂一直研究财富不平等现象，著有多部研究法国和世界关于财富分配的著作，2002年他获得法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2005年，时任法国总理德维尔潘托付只有34岁的皮凯蒂创建巴黎经济学院，以求能与伦敦经济学院媲美，2006年皮凯蒂作为创始人出任首任巴黎经济学院院长，两年后卸任行政工作，用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2018年皮凯蒂荣获两年一届的伊尔约·约翰逊经济学奖。
社会评价
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Milanovic）称它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连发三篇评论，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那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书”；另一位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评论也直截了当给出标题“托马斯·皮克迪是对的！
”而同时，美国保守派那么大惊失色，拼命反驳和批判。
基金经理丹尼尔沙克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愤慨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
《经济学人》杂志前副主编克里夫克鲁克也对书中预测的以后经济不平等的“可怕”程度表示怀疑。
《经济学人》网站刊文指出，这本书大受欢迎之处在于，它指出持续增长的财富集中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同时呼吁向全球富人收税，以此作为改善现状的方案。
同样，这本书在中国从政治界到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大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说：
“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因此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折。
风起于青萍之末。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正处于守势。
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越来越深入。
不平等将是21世纪经济学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
”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作者基于自己的两大发明，即，【一】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过去30多年来在大幅上升；【二】财富的集中度也在大幅上升，得出了一个推论：
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直截了当对高财富群体和资本高额征税这一极端措施。
该研究提出的课题意义重大，但其除了经济学理论分析的不足外，还存在两大局限性。
其一是眼光仅限于20多个发达国家，未能把全球作为一体来研究。
而必须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才能厘清该书发明的经济现象背后的缘故，而整个结论将会逆转。
其二，皮克提没有厘清消费性财富和生产性资本的区别，而简单地将两者相加，这带来了相当的误导，其政策建议更显简单粗暴。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一本主题严肃的图书差不多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书名是为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DasKapital）相呼应。
该书意在回归马克思和亚当·斯密（AdamSmith）等前辈写过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范畴。
它尽力去理解西方社会以及支撑它的经济规律。
在那个过程中，皮克提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进展”的观点，向民主政府解决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发起了挑战——教皇弗朗西斯（PopeFrancis）和奥巴马总统最近也都对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发出警告。
当前，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位列全球前列。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那么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61，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财经专栏作家叶檀认为，随着经济的放缓，收入差距的加大，中国的中产阶层很有可能面临财富缩水，重回贫困阶层。
同时，收入分配改革现在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因为制度公平是人民的幸福之源，也是社会稳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全然。
《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重要参考。
原文赏析
收入不平等成焦点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
然而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
私有资本的不断积存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
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进展？
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
当下，我们从中又能够汲取怎么样的经验呢？
[8]
从马尔萨斯到李嘉图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
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往常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
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妨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
人口过剩是妨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
他建议要马上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操纵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那么那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
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要紧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
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著作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
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特别精通的。
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妨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进展。
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
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关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
依照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
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
李嘉图认为，不管是从逻辑上依旧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
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幸免地下降了。
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方法预测以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进展。
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
他提出的“稀缺性原那么”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特别高的水平。
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
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
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表达道德观念。
在21世纪，关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那么”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峻的错误。
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能够用世界要紧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
在这两种情况下，假如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7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7～2050年或2017～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幸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能够确信的是，原那么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能够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
需求和供给的机制。
假如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
换句话说，假如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或两种都做〕。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
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那么的要紧含义。
马克思的光辉超越时空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确实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那么发表半个世纪后，经济和社会现实差不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进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
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
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特别低。
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
《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依照法律限制仅大于8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10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说明，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
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10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特别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
据我们的观看，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了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
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特别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
很难说假如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冲击，那个轨迹将会向何处进展。
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不管如何，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繁荣进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
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展起来了。
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
假如通过半个世纪的工业进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依旧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确实是禁止工厂雇佣8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进展的好处在哪里？
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
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大概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人们想明白其后的长期演变：
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确实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闻名的革命预测结尾：
“随着大工业的进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
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幸免的。
”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那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
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
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那么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那么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
事实上，他的要紧结论能够被称为“无限积存原那么”，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存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
这确实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
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如此将遏制资本积存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
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依旧卓有成效的。
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
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
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存原那么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关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妨碍。
不平等问题应重回核心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10年。
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
能够确信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进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进展情况类似。
然而这一进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那么更甚。
此外，随着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看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关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定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
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治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依旧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
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儿寻求庇护。
假如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像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
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同时很难明白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
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
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中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全然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
我们从很早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世纪就差不多出现的类似问题。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
假如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
只有通过耐心地积存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盼望识别动身生作用的机制并对以后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8]
“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美国当下要紧的特征是：
创纪录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和与传统社会或1900～1910年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水平。
它们可能在以后的那个世界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
假如是这种情况，以后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平等世界，比往常的任何社会都更极端。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描写得再清晰只是了。
拉斯蒂涅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年轻贵族，从外省来巴黎学习法律。
阴暗角色伏脱冷打算引诱拉斯蒂涅杀人，好去染指一大笔遗产。
在此之前，伏脱冷给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极其可怕的课，详细讲述当时法国社会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各种不同命运。
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伏脱冷为这位年轻朋友详细描绘了他面前的各种事业前景。
结论特别清晰：
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历经许多委曲求全，很快进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旧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没有盼望真正成为大富大贵。
对比之下，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建议的成功策略的确更加有效。
年轻的维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里，眼里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
娶了她，马上就能够染指100万法郎的遗产。
他能够在20岁时就拿到每年5万法郎的收入，马上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检察官薪水的10倍，而要当上检察官，还得10年以后。
这笔收入也相当于当时巴黎最富有律师50岁时的收入，可当律师还得靠几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阴谋诡计。
成功靠工作依旧吃遗产？
19世纪法国的收入和财富结构确实是如此，法国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
有如此的条件，什么原因还去工作？
做事什么原因必须遵守道德？
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么什么原因不能变得彻头彻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猎取资本呢？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而获得的舒适水平，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这种情况尽人皆知。
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也特别
诚然，劳动收入也不总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那个社会正义问题简化成是劳动收入重要依旧遗产收入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
尽管如此，民主现代性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们盼望向那个方向进展。
事实上，伏脱冷的教导在20世纪的欧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时间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同时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
今天，多数人依旧相信，自伏脱冷教导拉斯蒂涅以来，世界差不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学习、工作和职业成功，不仅更加道德，也更有钱可赚。
伏脱冷的教导让我们关怀两个问题，第一，从伏脱冷那个年代以来，我们是否能够确信，劳动收入与遗产收入的相对关系差不多完全转变？
假如是，程度有多大？
其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假如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那么它到底什么原因会发生，还会被逆转吗？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先介绍几个差不多概念，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差不多形态。
收入一直能够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
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基本上这两部分的总和：
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
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方面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
从技术上讲，那个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相关性越大，总的不平等程度越大。
实际上，有的社会里，资本不平等严峻，资本所有者全然没有必要工作，那么那个相关性经常很低，甚至为负数。
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今后是如何呢？
现实劳动收入差距严峻
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柔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
的确，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
然而，忽视它们也是相当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2/3到3/4，其次是因为国家之间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公共政策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重大妨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约20%，最底层50%拿到约35%。
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最上层人群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阶层人群约占30%。
相似。
工作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继承依旧靠婚姻。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个地方几乎基本上如此，而一战成就了过往世袭社会的自我毁灭。
在多数最不平等的国家，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
换言之，这两个群组的均衡状态几乎被完全逆转了。
在最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在总收入上接近最上层10%的两倍，然而在最不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比最上层10%还少拿1/3。
假如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劳动收入日益集中还要接着下去，那么到2030年，最底层50%拿到的总报酬只是最上层10%的一半。
这种演变显然不一定真的持续下去，但这一点说明，发生的收入分配变化决不是毫无痛苦的。
具体地讲，假如月平均工资是2000欧元，平等分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结果是最上层10%每月拿到4000欧元（最上层1%为10000欧元），中间40%每月拿到22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1400欧元。
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美国），那么形成明显陡峭的层级：
最上层10%每月7000欧元（最上层1%每月24000欧元），中间的40%为2000欧元，最底层50%只有1000欧元。
对受惠最少的半数人口而言，这两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无关紧要。
即便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假如一个人每月收入1400欧元而不是1000欧元（额外增加40%的收入），那么对生活方式、住房、度假、项目投资、子女花费等的妨碍也是相当大的。
这两种分配方式的差别对高收入人群的妨碍也很大。
一个一辈子每月挣7000欧元而不是4000欧元的人，可不能花钱买同样的东西，不仅会对所买的东西而且对他人也会产生更大妨碍：
例如，那个人能够雇用收入不高的人来服务于他或她的需要。
假如美国的那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会每月赚9000欧元，中间的40%每月挣17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只有800欧元。
收入最高的10%因此能够用一小部分收入雇用许多最底层50%的人充当家庭佣人。
显然，这一同样微薄的工资和上述两种特别不同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是不矛盾的，但却会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迥异的社会现实。
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冲突。
因此，了解决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特别重要。
资本收入拉大贫富差距
尽管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视为温柔不平等，不再会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的结果，而后者在每个地方基本上极端不平等的。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依旧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50%。
当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
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
如同工资不平等的情况，重要的是要很好把握这些财富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设想有一个每位成人平均净财富为20万欧元的社会，当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大体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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