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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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一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

（一）

摘要]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

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

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关键词]经济思想；中日比较；实学；石门心学；颜李学派；经济伦理

倡导、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在海内外尚处于新探索阶段。

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基本都还是以西方为主，大抵很少涉及东亚的内容。

这不仅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腾飞”现状不相称，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和现代化理论等的完备，还可能割裂现今与传统时代的种种关联，形成“无源之水”等缺失。

无论21世纪是否亚洲的世纪，至少“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近几十年来已屡受质疑，即使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促生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遭遇“儒家伦理”或“商人精神”等等的挑战，尽管挑战者多是依据韦伯的命题来探讨“东亚经济奇迹的文化渊源”，以反驳韦伯的“结论”。

当“文化热”渐趋寥寂加之“亚洲金融风暴”突发的阴影，回归经济自身的研究再度成为科研主流。

然而，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给出充分的诠释，结合经济与文化直至从两者的“一体性”学理出发的探索逐步提上日程。

当我们从文化、哲学或宗教伦理的解读深入到经济思想、学说或经济伦理的辨析，更容易凸显“问题意识”，也更便于认识和理解若干相关问题，这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性分不开。

近十余年来，笔者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爬梳、摸索和实践，有些研究已在国内外发表。

①

本文即是这些研究的继续和深入。

前此的研究主要探究开展研究的意义价值、理论依据与基本方法，并从中日两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入手，重点考察江户时代与宋代相关经济思想之异同；本文则进而以“实存时间”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对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日两国“近世”社会重要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以颇具代表意义的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的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观为中心，作为再一个案，开展中日商品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理分析

众所周知，东亚国家多具有儒家文化的共同历史背景,然而，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步入近代化历程，中国历“戊戌变法”却未能跻身近代世界强国。

自甲午海战“学生打败先生”震惊大清朝野，一代代国人就不断地深思、学习、探求，寻觅中日两国方方面面的同异原由，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界域进行的系统性比较研究还很薄弱。

无庸讳言，影响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无疑是基础性要因；而经济思想即源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又直接引导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活动的开展，其作用远非其他文化、宗教因素可比。

故而，比较研究两国的经济思想具有特别意义。

诚然，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如前所述更为广博，其不仅关涉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完备，①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理论或经济学说史、思想史的丰富、完善。

研究近代化本身是重要的，但研究近代化赖以植基的条件与基础或许更为重要，从传统时代向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是科研工作不容忽视的重点。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史上均属“近世”（pre-modern）晚期，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江户时代（1603—1867，也称德川时代）是日本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传统经济形态向近代市场经济过渡，这时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定型期和高峰期。

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的“石门心学”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与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后经其高足手岛堵庵（1718—1786）等人的拓扬光大，对日本社会产生较深的影响。

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②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石门心学与中国儒学有关，其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与赢利的合理性等，并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研究者视为类似于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对日本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及其发展历程产生影响。

与此大抵同时代的清初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同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学”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

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如稍早些的南方三大启蒙思想家，即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5—1682）和王夫之（1619—1692），北方的“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是颜元（1635—1704）、李塨（1659—1735）、王源（1648—1710）。

清初实学的共性即力倡求实黜虚之实学，主张经世济民“崇实”“致用”。

学人周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高度评价清初实学，认为顾、黄、王、颜诸学皆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赞扬其“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

实际上，国际学界早有中国“文艺复兴”宋代说，李约瑟（J.Needham）说过，“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日本及西方汉学家称宋代为一次“复兴”和一次“商业革命”，或称中国的“文化高峰”，还出现了影响很大的“宋代近世说”。

我国学者也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语）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确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划时代变迁，而明清时代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那时。

笔者基于20多年来的学习探索并先后向明清研究者讨教交流，认为中国历史上11世纪与17世纪无疑都是重要的转型时期，但就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而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与拓扬。

当然，17世纪的中国已有较大的时代变化，特别是西学传入对于中国学术体系的影响非此前可比，但总的说来若干重大的变迁肇端于宋代，研究明清当上溯唐宋方能较为全面客观。

例如，一般认为“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方研究。

笔者曾论证中国较有系统的“实学”并非起自明清而是宋代，至明清而光大；宋代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而经济思想应是“实学”的重要内容。

①

清初实学发展了宋明以来的经济思想，在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主张，并对此后的思想家特别是维新士人产生影响，值得认真研究。

此外，石门心学与清初实学都不主张坐而论道，都很重视普及民间教育，以求践履“学以致用”，在两国的学术史、教育史上都具有鲜明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三宅石庵等开设的怀德堂和石田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开设的明伦舍等，开展专门性的町人及其思想家的培养。

私塾在日本教育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就是私塾的发展，例如大名鼎鼎的庆应义墅。

在接受“兰学”等并经历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和精神气质伴随社会经济的变迁而整合凝聚。

文化的町人化、庶民化特征明显，而且兰学、国学、古学、朱子学、阳明学并存，经济思想也呈现一定的学理谱系，迄今的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一般都是从江户时代开始。

然而，由于中日社会结构、制度基础、思想文化、民族特性诸方面的差异，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这不仅影响了两国后来的发展道路，而且积淀而为直至今天两国国民不同的思维习惯与经济观念。

本研究是在前述科研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基本史料及前人相关研究进行尽可能地搜集梳理，对思想家提出的概念范畴，进行语义解释和学理分析，重点考察直接作用于社会转型的商品经济与职业伦理思想，研究经济思想与普及性教育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深入到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学术渊源背景，以求对两国重要学派的商品经济思想作出较为全面的阐释，并揭示中日两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思想基础之异同及其深远影响。

近代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历史过程，包括整个社会的若干层面，但基础是经济，即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

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辐射若干学科领域，题目或称谓也多种多样，如“某某现代化”、“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不过，以“传统时代”同“现代社会”的空间对峙为基点的现代化理论与研究，还是可以推敲的。

笔者以为还是以经济形态的演进，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认识近代化的基础较为贴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Hicks）的《经济史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起源及其在经济发展史上的意义，成为专业经典，也启发后人的科研思维。

本文以商品经济思想作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关键来进行比较研究，除受前人启迪之外，也基于笔者长期的学术思考——商品经济思想不仅按到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主脉，而且抓住了历史更迭转型进程的枢机。

主要依据是——

第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流、联系、与交换活动的增强，打破分散、隔绝的传统经济形态，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必要基础。

第二，商业利润的获取，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商人或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业的专门化和商业组织以及专业商人的出现，动摇传统体制的社会基础。

第三，随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指令或习俗经济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瓦解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四，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入，促进了财产权利、法制观念的变迁，终至政治制度的创新，以鼎革专制体制的统治基础。

第五、市场促进分工，而分工拓展市场，商业活动的频繁，促进了人身依附或固着地域关系的松解；从业者身份地位的改变，不仅有利于自由劳动力的产生，而且改变着人们的职业伦理观念。

行业的规范与职业的伦理以及从业者的自律，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六，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类型，其“看不见的手”需要健全的法制制约和普适的伦理约束，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相辅相成，故而在经济思想中往往表现为两者的密不可分。

或许还可以列举出一些内容，但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及其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行业及其从业者，这些在传统时代与步入近代是有很大差异的，成为经济思想尤其是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经济观念的重要标识。

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之密不可分，不仅表现为转型时期前后不同的商品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凝积于经济学的学理根基及其发展轨迹之中，换言之，两者在经济学的“母体”中就是相互关联的，这也是本文的选题与立论的学理佐证。

笔者曾就中西方经济学术的发展以及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

①一般认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年3月9日出版《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其实，斯密1751至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先后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含伦理学）教授，在伦理学讲义的基础上，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颇得好评，临终前还出了第六版。

博学的斯密一生中出版的主要专着即此两书，而两书的关系历来亦为研究者所注重，包括名家埃里克·罗尔（EricRoll）、约翰·雷（JohnRae）和熊彼特（J.A.Schumpeter）等。

熊彼特在名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介绍当时的道德哲学主要由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及政策学（分为经济学和财政学）构成，而斯密的两部书“都是从一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

”难怪马克·布劳格（MarkBlaug）等主编的较权威的专业工具书《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将斯密首先界定为伦理学家。

经济学说史上的“斯密问题”实质也是针对斯密上述两书看似矛盾的论点的，无论结论如何，斯密的经济学有其伦理学根源是可以肯定的。

或许现今人们可以将“经济学”解析成数理模型与公式系数，这大概与“边际革命”分不开。

笔者特别注意到边际主义代表人物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S.Jevons），他是数理经济学派的早期代表，或许大家不太注意他同时也是重要的逻辑学家，而且他的经济学与逻辑学著作很早都有中译本。

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由艾约瑟（J.Edkins）所译杰文斯（当时也译耶方斯、哲分斯等）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ofPoliticalEconomy），即著名为《富国养民策》。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的数理化并非完全割断其伦理关联，直至近年，“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还不断受到质疑。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Sen）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

”1]（P1）

作为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经济思想史，应重视伦理观念的研究，这里的伦理即经济伦理。

具体到转型时期的商品经济思想，其注重工商业者的职业伦理，实质即所谓“商人精神”，这在东亚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有“三大教条”之说——“重本抑末”、“重义轻利”与“黜奢从俭”；而日本传统社会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本末”、“义利”、“奢俭”等同样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本文的“问题意识”正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因为商品经济思想涵括了上述核心问题。

诚然，赋予传统“实学”以经济思想内涵，使之成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尽管有其学理基础，但毕竟还是一种新的科研尝试。

这不仅可以丰富思想史、哲学史研究，而且能够充实经济思想史的内容。

深入考察中日实学思潮中颇具代表性的主要学派是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对于研究总结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和丰富发展理论经济学基础与内容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