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经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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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经验
傅璇琮先生
年少才俊，负笈京华苦追寻
曾广开：
傅先生，您好！
我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
据我所知，您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继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您在青少年时期，是否就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志向呢？
傅璇琮：
说起来话长，从我1951年离开家乡宁波来北京求学，转眼已经57年了。
我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宁波因为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与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是旧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
我父亲年轻时曾在当地教会学校接受过一些基础教育，为养家糊口，后来到南京一家营造公司做小职员。
依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母亲带着我和三个妹妹，勉强可以度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宁波中学才得以从浙江东阳迁回宁波。
由于刚经过战争，校舍破烂不堪，经费严重不足。
学校于1946年春季开始恢复招生，我恰好前一年小学毕业，就报考了宁波中学。
当时宁波中学是浙江省立中学，具有非常好的教育传统，加上公立学校费用较低，吸引了宁波与周边几县的考生，竞争相当激烈。
我有幸考进宁波中学，对我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的国文老师吕漠野很有才华，会写新诗，课也教得好；还有校长钱念文先生，讲授近代历史课，他思想开明，视野广阔，学生深受启发。
特别是吕漠野先生常常根据夏丐尊、叶圣陶等主编的《开明少年》杂志的征文活动来安排作文训练，使我的作文提高很快，好几次参加征文投稿，都被采用，发表在《开明少年》上。
那时刊物稀少，作为一个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自然非常兴奋，愈来愈增强了对文学的兴趣。
曾广开：
您少年时期才思敏捷，天分极高。
我读过您在中学阶段写的文章，觉得比现在很多高考文科状元要好得多。
如果你从事文学创作，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作家，可您后来却专注于学术研究。
您早年在宁波中学的学习经历，对这一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傅璇琮：
我那时性格内向，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国文，受当时风气影响，喜欢读翻译小说，特别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自己有时也学着写些小说。
当时的开明书店有个规定，就是学生的稿件采用后，不用现金付稿酬，而是寄赠开明书店的购书券。
我当时攒了些购书券，去书店购书。
看到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立即买下这本400多页的书，一口气读了一遍。
尽管我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这部书的内容，但书中优美的叙述、精彩的对话，特别是张居正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的形象，使我深深感动，从此我又对史传文学产生了兴趣，一发现朱东润先生所做的人物传记，就千方百计找来阅读。
这对日后从事学术研究也许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我上大学时选择报考中文专业有着直接的影响。
曾广开：
我现在重读您二十多岁时所做的文章，仍深为您深厚的学术功底所折服。
您在清华、北大读书期间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传统国学研究的学术训练，这对您后来的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帮助。
您的经历和体会，对我们这些后学应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傅璇琮：
我是195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
众所周知，民国以来，清华研究院相继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执教，开创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新风气。
当时的清华，是每一个学子向往的地方。
我在清华中文系读了一年，由诗人陈梦家先生教语言文字概论，李广田先生教文艺学引论，王瑶先生教国文，几位先生的风采至今还时常在脑海中浮现。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变成单一的工科大学，北大为文理科综合大学。
这样一来，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又转到北大学习。
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汇集了国内众多一流的学者，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
如从清华来的吴组缃、浦江清、王瑶、冯钟芸、郭良夫等先生，从燕京大学来的高名凯、林庚、林焘等先生，从中山大学来的王力、岑麒祥、袁家骅等先生，加上原来北大的杨晦、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等先生，一时间名家荟萃，几乎每一门基础课都由国内顶尖的学者执教。
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由游国恩先生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浦江清先生讲授宋金元明清文学，王瑶先生讲授“五四”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
与现在的本科教学相比，那时的课程比较少，但“中国文学史”分量很重，每周六节课，整整上四年。
那时的高年级学生，常常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事一些学术课题的研究，尤其是参加一些有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耳濡目染地受到大师们学术的沾溉，开始进行科研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
曾广开：
傅先生，您后来在北大留校做助教，主要是协助浦江清先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辅导工作，虽说您跟随浦先生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您对古典文学的认识，以及您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您后来对文学史的看法，似乎都受到浦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的影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傅璇琮：
清华、北大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有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家。
而且大多没有门户之见，希望学生能够兼收并蓄，取众家之所长。
但由于每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性情、趣味、志向不同，会对某一位大师情有独钟，在学术研究中更多地接受其影响。
比较而言，我在治学上偏重文史互证的路子，一直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进行研究，从远祧陈寅恪、闻一多的学术传统的角度来看，我更多地接受了浦先生影响。
但由于浦先生性格洒脱，颇有魏晋之际的名士风范，我却比较内向，沉默寡语，与浦先生的不拘小节、任性自然有所不同，很难亦步亦趋地规模浦先生行事的风格。
记得我刚留校时，去请教浦先生：
“当年您在清华给陈寅恪先生当助教时是如何向他学习的？
”不料浦先生说：
“陈先生学问太高，我们不敢学，那时还是我们一些年轻助教一起谈学问，其实也就是谈谈最近读了什么书，这部书写得怎么样，看过了就互相议论，没有看过就回头赶快找来补上。
”这番话我当时印象深刻，觉得应该完全照着做，于是就和教研室的几个年轻助教、研究生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
如今回想起来，自己没有完全理解浦先生的话中深意，如果自己勤奋努力，向老师请教真正的学术问题，老师怎么会吝于赐教呢？
当然，我那时也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特点，除了努力向浦先生学习外，尽量吸收几位授业师长的长处。
游先生是楚辞研究的权威，他二十几岁时做的《楚辞概论》，就被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列入参考书目中。
无论是他的楚辞研究，还是他对汉魏六朝乐府、白居易和清代戏曲家洪昇的研究，都具有实证的严谨之风。
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所体现的对研究资料的广搜博采，以及通过探幽发微的考证彰显出透辟的见解，这一直是我努力达到的一种学术境界。
林庚先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是名著一时的诗人，他的学术研究既有颇见功力的文史考辩，又有充满诗人气质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尤其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一代诗风。
林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提出的最著名的论点是“盛唐气象”。
他的楚辞研究也颇有心得。
我一直主张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文学，强调从整体出发进行“群体”研究，特别是我认为学术论文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平静的描述，而是要体现作者内在的情感与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提倡的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我自觉地接受了林庚先生的影响。
浦江清先生是吴宓先生的弟子，毕业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同时精通国学与哲学，曾在清华研究院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教。
他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
如《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等，多有创见。
其后又受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影响，主张精读原著，结合前人的成就，融会贯通。
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古典文学领域也是成绩卓著。
从他的《中古文学史论集》、《陶渊明集》和有关魏晋文学的论述中，不仅可以看到他深厚的文献功底，而且可以感受到他视野的广阔，注重历史文化与文学互动联系，这也是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有意倡导的新的研究思想的体现。
从1951年秋季进入清华学习，到1958年春季离开北大，这七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
如果没有前辈学者的教导，很难想象我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采铜于山，千辛万苦唯自知
曾广开：
傅先生，您从大学读书期间，就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1958年初，您被迫离开北京大学，来到商务印书馆，随即转入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
请问您是如何转型的？
傅璇琮：
1955年上半年，文艺界开始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据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一个重要据点。
因为我有本译著《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想在那里出，曾与上海新夏艺出版社联系过，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
北大党委立刻派人找我进行严肃的谈话，并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
大概最后发现我仅仅是个普通学生，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没有任何往来，就不了了之。
1957年，在所谓“反右”运动开始前，北大的几个青年教师筹划创办一个《当代英雄》的刊物，主持人是乐黛云，她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由于她是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又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的儿媳，著名学者汤一介的夫人，所以颇有号召力。
加上参加者多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如裴斐、褚斌杰、金开诚、沈玉成、施于力和谭令仰等，大家平时在一起谈论学问，关系融洽，我自然乐于参加。
哪里知道，“反右”运动一开始，许多平时喜欢提意见的人就在劫难逃。
我平时不爱讲话，是典型的书呆子，从没有得罪过人，按当时的政策，顶多也就是“白专”典型，有点“右倾”。
可能是学校要完成上面定的“右派”指标，就四处搜寻可以定为“右派”的目标。
所以，尽管我们的刊物还没有出版，由于筹办“同人刊物”犯了大忌，一个现成的“反革命小集团”很快浮出水面，于是在1958年元月，8个人同时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曾广开：
这次运动，波及面很大，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国家因此伤了元气。
当时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被关押或遣返原籍监督劳动改造，象您这样仅仅是被逐出北大，还安排工作，大概就是为了体现“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吧。
傅璇琮：
我属于那种外表温和、骨子里倔强的人，由于平时言语不多，不喜欢随便议论时政，批评他人，因而才得以从轻发落，被安排到商务印书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8年2月，我离开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吴泽炎先生当时是编辑室主任，让我根据云龙旧编重新编辑清代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我当时年仅26岁，被带上“右派”帽子，政治上再没有任何前途，因而情绪失落、忧郁是难免的。
吴泽炎先生让我整理《越缦堂日记》，本意是让我收收心，不要一直沉陷在痛苦失望之中。
我开始也是借古籍的阅读整理排遣忧愁，渐渐地沉迷其中，忘却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我记得当时住在集体宿舍，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满院的牡丹花、月季花，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李慈铭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览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关键处夹入字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
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曾广开：
政治上的不幸，让您较早成熟起来，把献身学术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您此时遭受的磨难，以及后来在“十年动乱”中遭受重重打击，都没有把您压垮，反而更坚定了您献身学术的志向。
不由让人想起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感叹：
“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
”
傅璇琮：
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半年，随即调入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部工作，一边从事历史文献的校勘整理，一边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
曾广开：
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后，您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
从您早期的学术实践来看，偏重于文献整理和文史考据，这是您为避开现实政治的影响有意为之，还是因编辑工作影响所致？
傅璇琮：
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我在北大读书、工作时，学习过一些新的文艺理论，我还翻译过前苏联的《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也关注一些学者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古代文学的现状。
但由于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文艺界历来是运动的重点，“民无所措手足”，只能离得远一些。
我一直仰慕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这些对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师，自然不会跟着潮流走，简单地去给一些古代的作家、作品贴上现实主义的或反现实主义的标签，而是比较自觉地选择走实证的路子来做学问。
另外，我在中华书局主要是编辑古代文史类的典籍，在古籍的校勘、整理方面，传统的考据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仍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尽管我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浙东学派实学的方法必须有所突破，但浙派实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应该继承发扬。
曾广开：
1964年，您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出版，同时还完成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您能谈谈当时的构想和选题的原委吗？
傅璇琮：
1959年，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相继接到两部书稿，一是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一是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陆游评述资料汇编》，当时的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让我负责这两部书的编辑。
我因此受到启发，觉得应该编一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丛书，每一种书，凡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文字、典故的诠释，包括各种不同甚至互有争议的意见，都尽可能加以辑集。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系统的材料。
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
我的想法得到了编辑部的肯定，于是按照我的设想，将陈友琴先生的著作编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著作为《陆游卷》。
编辑部又编著《李白卷》、《杜甫卷》，同时约请人编《陶渊明卷》、《柳宗元卷》；我自己一直对宋诗感兴趣，就编了《杨万里范成大卷》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
曾广开：
这是您对《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典籍体例的继承与创新，针对某个作家或某个课题，采用一网打尽的方式汇集所有的文献资料，的确达到了一编在手，纵览无余的效果。
我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套丛书的影响，以后别集的整理，开始尽可能附录有关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等内容。
古籍整理的整体水平也随即得到了提高。
我们这些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从中受益匪浅。
如同门学长莫励锋教授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依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杨万里范成大卷》、《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提供的线索，不仅节约了时间，从中也得到许多启示，深化了研究。
傅璇琮：
建国以后，受前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以论代史，很多人不注意材料的收集整。
实际上，从事一个专题研究，必须从收集材料开始，而对材料的种种考辩，就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
这种“采铜于山”的原创性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用手工的方式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去收集，十分辛苦。
如今，随着计算机的普遍使用，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已经方便了许多，但由于受现实社会中经济利益考量的影响，许多人急功近利，不愿意做艰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所以今天类似这样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也还是不多。
曾广开：
您的看法，对消除经济大潮冲击造成的浮躁学风的确是一剂良药。
“精审密察”，踵武前贤成果硕
曾广开：
“十年动乱”期间，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受到冲击。
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被逐出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放逐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您当时也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是什么信念支撑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呢？
傅璇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我虽已免除“右派”的帽子，但仍受到冲击。
后来我被安置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种种非人折磨，至今忆及仍心有余悸。
但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身体的折磨、生活的困顿，而是剥夺了你读书的权利，让你对人生甚至对生命失去信心，精神上遭受更大的折磨。
好不容易等到1974年，我才离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当时负责《宋史》点校本的编辑。
七年多的时间，就在动乱中被耗掉了。
说实在话，当时的局势，普通百姓一时难以看明白。
但人们一直保持着一个信念：
那就是相信共产党。
所以，我也坚信，共产党不会割断历史，思想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总要有人来做古籍整理的工作。
所以，尽管环境是如此的险恶，我还是找机会读读书，将自己的思路理清楚，等待时局的好转。
作为《宋史》的责任编辑，我细致地通读了《宋史》。
这对我日后主编《全宋诗》，应该说有很大帮助。
特别是阅读历史文献，使我加深了对传统的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的理解，认为文学研究也应该是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或文化史的批评。
曾广开：
1978年底，您完成了《唐代诗人丛考》，这是您的第一部专著，它体现了您对唐代文学什么样的认识？
傅璇琮：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为王仲闻先生点校的《全唐诗》写过一个《点校说明》，这是我涉足唐诗研究领域的开始。
通过阅读《全唐诗》，参照文学史的有关论述，我发现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著作缺乏史的叙述，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
受西方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我觉得应该从文学的整体出发来研究唐代诗歌，要研究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不同流派的作家群。
具体地说，应该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
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
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
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文学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
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
我当时设想通过编年体的形式来研究和叙述文学史，但要实现这种构想，必须从积累材料着手，先编唐代文学的编年资料，同时为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撰写比较信实可靠的传记。
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开始积极准备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在阅读《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文献记载时，不断地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缺漏和错误。
这些错误，却一直为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唐诗选本所沿袭。
这种情况，使我对作家事迹考辨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并由此搜集了有关的资料，重点考证了肃宗、代宗时期作家的事迹，间或论其创作。
我认为，过去对大历时期的研究是不够的，简单地给大历诗风贴上形式主义的标签更是武断的。
大体上说，大历诗人可以从地域上划为南北两个风格不同的群体，许多诗人都存有反映现实的诗歌作品，其创作直接开启元和时期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和众多的元和诗人。
1974年回到北京后，我就集中精力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
1978年底完成这部著作，等到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时，已经是1980年元月了。
曾广开：
近来许多评论者从文化学的角度给予这部书极高的评价。
我认为，尽管您自己也主张“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这部书也体现了您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思考，您提出要注意研究中小作家、注意从地域和群体的角度来理清唐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均为创见。
但这些都不必与文化学攀扯关系。
这部书应该说是一部比较纯粹的文献学专著，书中资料丰富，不仅有许多细密的考订，还详细论述了这批中小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正如钱鍾书先生称赞的那样：
“其精审密察，功力更胜于《江西诗派》之仅以渊博出人头地者。
”也就是说，您对考据方法的运用已经达到浙派“通贯”的境界，能够用通识的眼光统摄考据。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的目的，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或者揭示历史演进的成因。
文献学研究重在还原历史真实，其本身就具有历史文化的品格。
不知道您是否认可我这种理解。
另外，从学术演进的历程看，我认为这部书具有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其示范作用远远超过了论著本身的研究价值。
诚如同门学长蒋寅教授所说，您应该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学者，“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第一代学者早已凋零大半，残存者也是劫后余生，心衰力竭，尚未恢复学术元气。
第二代学者大多刚刚起步。
这部专著的问世，犹如空谷足音，不仅预示着一个新的学术局面的到来，更以其上乘的学术品位成为第三、第四代学者效法的典范。
傅璇琮：
我非常钦佩闻一多先生对唐代诗歌所做的艺术分析，希望在继承乾嘉学派考据传统的同时，能够具有陈寅恪、闻一多先生等的通识，把考证与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对传统的治学方法不仅要继承，还要有所突破，才能适应新时期学术研究的需要。
曾广开：
1984年，您出版了《李德裕年谱》，后来又出版了《李德裕文集校笺》，这两部著作，都是文献学的典范之作。
您有意识地通过文献的梳理，逐步解决唐诗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选择研究李德裕，表达了您对中晚唐文学的基本观念。
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傅璇琮：
我在研究中唐诗人的同时，认识到唐朝中后期对时局影响产生重大影响的“牛李党争”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方法则是研究党争的核心人物李德裕。
唐代的“牛李党争”发生在九世纪的前半叶，也就是唐朝的中后期。
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
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三人都曾任过宰相。
两党的一些重要成员，也有的作过宰相，有的担任过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职。
因此，他们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怎样来区分牛党和李党？
用什么标准来评判这两党的功过是非？
过去，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过一种说法，说牛党重进士科，李党反对进士科而重门第；李党代表两晋、北朝以来的山东士族，牛党代表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的新兴阶级（《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这一说法过去在史学界很有影响。
但这种仅仅以对进士科举的态度来作为划分两种不同政治集团的标志，在理论上是难以说通的，在实际上也不符合客观材料。
进士科唐初就开始实行，到这时已经经历了200年，为什么到这时偏偏发生了牛李两党的争论呢？
李德裕固然不是进士出身，但李党的其他重要成员很多是进士出身的。
牛僧孺是隋朝贵族大官僚宰相牛弘之后，李宗闵是唐朝的宗室，论门第都要比李德裕显赫。
所谓牛党重进士，李党重门第，这种传统说法看来是不能成立的，现在有些历史学家已不主张此说。
牛李党争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它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政见的原则分歧。
唐代中后期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藩镇割据。
藩镇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主要矛盾。
李德裕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
会昌年间他当政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拥兵擅命、盘据泽潞的刘稹进行军事讨伐，就是明显的例子。
与此相对立，大和五年（831年）牛僧孺为相时，卢龙节度使李载义被部将杨志诚所驱逐，杨志诚拥兵自立，牛僧孺却是姑息偷安，承认这一既成事实。
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又一表现。
宦官主持了好几个皇帝的废立，操纵朝政，并且直接与一些朝臣勾结。
李德裕是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的，他在抗击回纥、平定刘稹的战争中，不许宦官干预军政，加强了将帅的权力，使得指挥统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他在会昌时的一些举措，都可看出是主张抑制和削夺宦官干政的。
而李宗闵等人，就是由于依靠宦官的帮助，才得以排挤掉李德裕而做上宰相的。
唐朝中后期，西北和西南边防相当紧张，经常受到回纥、吐蕃和南诏的侵扰。
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整顿巴蜀的兵力，成绩斐然，并使得沦陷已久的西川入吐蕃的门户维州归附唐朝；而这时牛僧孺为相，却执意放弃维州，结果是平白丢掉重要的边防重地，并使得降人受到吐蕃奴隶主贵族残酷的报复性杀戮。
在对回纥的战争中，李德裕主张积极巩固国防，保护边疆地区的正常生产，在此基础上与一些有关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和好关系；而牛僧孺则一味主张退让，所执行的完全是一种民族投降政策。
佛教在唐中期以后大为发展，使得“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刑政日紊”（《通鉴》卷223）。
李德裕明确指出，释氏之教“殚竭财力，蠹耗生灵”（《祈祭西岳文》）。
他赞助武宗禁佛。
当时还俗僧尼四十一万多人，充作国家的两税户，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有的分给“寺家奴婢丁壮”耕种，有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
但宣宗即位，牛党白敏中等人执政，马上宣布兴佛，恢复佛教势力。
由此可见，李德裕的一些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主张和行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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