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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十三大热点范文

2014年申论考试热点范文必读必背

热点一:

创新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

热点二:

经济发展与环境安全

热点三:

规范公权力

热点四:

环保维权

热点五:

科学管理与城市建设

热点六:

农村留守人员权益保护

热点七: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热点八:

网络文化与社会心态

热点九:

稳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热点十:

延迟退休与社保双轨制之争

热点十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热点十二:

美丽中国

热点十三:

小人物的力量

 

热点一:

理念、制度、方式“三创新” 实现社会管理“新突破”

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改革开放新阶段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创新社会管理,不单是维稳行为、管控行为和部门行为,更重要的是执政行为、人本行为和社会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

  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还面临诸多问题,重管理轻服务、重指令轻倾听、重打压轻疏导等管理理念长期存在,管理体制格局与快速变动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的利益结构和人民的多元化需求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社会管理方式方法上还存在简单粗暴等情况,这些问题容易造成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外地人与本地居民之间、企业与工人之间等等的深度隔阂,甚至引发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格局,实现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科学化,要从理念、制度、方式上实现创新,突破社会管理的“瓶颈”。

  在观念转变上做文章,实现理念创新。

社会管理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管理理念的变化决定着矛盾化解的质量。

在一些社会管理领域,还存在着“被动式管理”、“单向约束”等管理理念。

创新社会管理,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传统的“整治命令”思维转变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心作为经常性工作,情况掌握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工作推动在基层、感情融洽在基层,使人民群众经济上有成就感、政治上有优越感、生活上有归属感、精神上有愉悦感、保障上有安全感。

  在体制机制上出实招,实现制度创新。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我国社会管理中政府采取“包打天下”、“单打独斗”的做法,在实际工作中长期存在“各管一段”互不衔接和“共管一段”责任不清等问题,越位、错位与缺位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创新社会管理,要深化对城乡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公共资源投入管理体制的改革,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明确各部门、各主体权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机制。

  在手段方法上下功夫,实现方式创新。

在社会管理中,有些领导干部还是习惯于运用高压的“硬”手段,不习惯用沟通协调、道德约束、自律互律的“软”手段,容易造成干部与群众之间矛盾的激化,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出现。

创新社会管理,要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从习惯于事后“灭火”转变到源头“防火”,从青睐硬性行政手段转变到重视运用经济、文化、行政、道德、科技等综合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创新社会管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也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要在观念转变上做文章,在体制机制上出实招,在手段方法上下功夫,大胆创新,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热点二:

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解决环境问题,其本质就是一个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

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矛盾运动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环境保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尽管中央把环境与资源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之一,但环境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竣,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城市生活污染和农村面临污染问题又接踵而来,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环保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

我国要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

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但是,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因此,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

 

把环境保护作为决策的重要环节,从源头落实环保基本国策。

环保从源头抓起,牢牢树立科学发展观念,转变把环境因素置于决策之外的决策模式,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要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改变以牺牲长远利益换来短期效益的政绩观。

把环境保护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动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

要从企业内部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艺,推行清洁生产;从企业之间的循环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业链园区;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把环境保护作为现代城市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坚决落实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

一是打破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环境管理综合决策机制。

二是强化各项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的落实,包括环境保护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等。

三是强化环境监督管理。

依法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的问题。

当今,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成为新世纪的标志,如何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是坚持实现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的关键。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用环保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热点三:

规范公权力,共识达成正当时

今年是中国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同时又逢换届之年,党风廉政建设成为各省党代会报告的重点内容。

在制度反腐方面,多地将侧重点放在规范公权力的运行。

  抓住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个关键,全力推动权力结构科学化配置、权力运行规范化监督和廉政风险信息化防控三个体系建设,形成以积极防范为核心、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科学防控机制。

  对于公权力的限制实际上反映了现实的需求。

限制公权力,有效行使公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社会各方面对公权力监督的需求。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一旦公共权力部门化、政府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一切有权力的群体都会滥用权力,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取福利。

于是,有了“三公消费”问题的难以解决,有了政府办公楼的越加豪华,有了“萝卜招聘”现象的纷纷涌现,有了“越发达,水月黑”这类环保悲剧……不得不说,权力运行的不规范,不仅使得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也是各类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对统治者的驯服,其实质便是规范公权力;而要想驯服权力,显然离不开刚性的制度和民众的监督。

  要规范公权力,首先要依靠体制机制。

一方面,要明确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要完善法律制度,促使公权力的法律范围内运行。

同时,也要健全程序规则,规范决策执法行为,避免权力滥用。

唯有让权力运行有法可依,让权力拥有者信仰法律,“规范公权力”才有实现的可能。

  要规范公权力,更离不开公众的参与。

学者孙立平曾说:

拒绝社会介入,反腐将走向死路。

传统的反腐败模式,不仅“腐败在向特权转化”,反腐败也一直在权力体制内流动。

问题是:

腐败并不只是政府单方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各方力量,协调一致共同反腐。

换句话说,要规范公权力,必须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批评权、选举权等各项权利。

没有公众参与,“规范公权力”只会使空中楼阁。

  “规范公权力”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需要实在体制机制变革,切切实实的公民参与。

譬如官员财产公示等举措,便是规范公权力不能绕过的一环。

现在,公权力需要规范,在党内已达成共识,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共识达成之后,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行动,这将考验党和政府“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伤的勇气”。

热点四:

教授下跪看政府环保执法困境

2011年11月1日,11月1日,长江大学数十名教授因校园墙外建起生产伪劣钢材的工厂污染环境,危害师生健康,曾多次上书。

无奈中,教授们齐刷刷地跪在区政府门口请愿。

目前,污染肇事企业已停止生产。

  不到山穷水尽,谁愿放下自尊,下跪于人,更何况是大学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

四年来,从国家到荆州区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长江大学的师生们已经走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合法途径来反映污染一事,但均不起作用。

于是,他们用最屈辱、最原始的方式,表达出自己最强烈的不满和诉求。

可以想象,如果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很好地履行了相应的职责,这些师生何至于以下跪方式上访。

这一事件凸显当前我国环保执法的“三重”困境:

  从民事赔偿角度看,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建立一个有效的环境污染赔偿制度,即由环境违法企业就其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予相应的环境受害人以经济赔偿。

由于这一制度的缺位,当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健康安全受到污染的威胁时,他们除了向有关部门反映外,恐怕也只剩下“集体下跪”这条路了。

环保维权手段和权利的缺失,使他们不能通过法律诉讼的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让他们在与违法企业的对抗中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从行政执法角度看,根据我国现行的环保法规,省一级的环保部门最高罚款权限只有10万元。

显然,这种过低的罚款上限,不足以对环境违法企业产生制裁、震慑和遏制作用。

所以,许多企业宁愿选择违法排污并缴纳罚款,也不愿购置治污设施。

对此,河南省环保局局长王国平曾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

“造纸厂购置治污设施,1吨纸的成本要多花150元左右;如果不购置治污设施,一个日产百吨的小型造纸厂日均降低成本1.5万元。

我们去处罚一次,最多罚款10万元,他们10天不到就挣回来了。

”可见,行政执法力度不大,严重损害了环境法制的应有威严,为我国的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

  从刑事法律角度看,目前虽然我国在刑法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门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并设立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罪名,但我们几时看到哪个企业、哪个人因污染环境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即使有,那也是极少数。

2005年11月13日,我国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国家环保总局也只能开出100万元的罚单,而相关责任人并没有受到刑事追究。

可见,作为最具震慑力的刑事处罚,并未在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要想让大学师生跪求污染企业撒离的悲剧不再重演,关键要完善我国的环保法律制度,从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法责任入手,加大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处罚力度,让一些不法企业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同时,还必须赋予群众、社会组织以环境诉权,让群众既可以直接起诉污染企业,也可以对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起诉,以此制约和监督环保执法权力,杜绝环保不作为。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污染都应该实行零容忍,这既是执政为民的要求,也是当前严峻环境形势的迫切需要。

希望长江大学教授们的集体下跪能够“跪醒”某些官员们,能够唤醒他们心中本应十分强烈的民生意识,从而能够认认真真地研究、解决这些民生问题。

期望今后不要再有“下跪”维权的现象发生。

热点五:

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构建良好城市形象

一部世界发展的历史几乎就是城市发展演变的历史,纵观世界历史,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在世界以及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城市规划对城市化进程的引导作用是极其显著的。

  城市规划好比是城市的大脑。

一个成功的规划,能够使古老的城市焕发青春的活力,反之,一个失误的规划,则可能导致城市错失发展良机。

正因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城市建设要给后人留下赞叹,不要留下遗憾”。

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搞好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是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

城市规划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城市总体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关系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能否协调发展。

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看,在设计、建设、管理方面受到普遍赞誉的城市,都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

那些布局混乱、环境恶化、不能发挥整体功能的城市,除了其他原因外,往往都与没有一个好的发展规划有关。

因此,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充分重视城市的规划。

  对于城市规划建设,首先必须明确城市的发展方向,比如定位为旅游型、经济型、文化型城市等等,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定准了城市的发展方向,然后才能进行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规划与方向相一致的城市布局和设施建设,建立具有独特个性或者特征的城市。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才可以开展招商引资或者观光旅游的活动,以此来更好地发展本城市的经济。

  要切实发挥城市规划的引领作用,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建设。

一是政府要充分认识城市建设规划的重要性。

搞好城乡规划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规划,带头学规划、懂规划、守规划,“没有规划不动土”,严格按照规划办事。

同时,又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及时依法依规依程序调整修订已经过时或不相适应的规划,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的形势,始终保持规划的前瞻性和引领作用;二要依法执行城市规划,要进一步加强规划法制建设。

要保证城乡建设合理有序进行,不仅要有好的规划,更重要的是严格实施规划。

科学的规划要尽快转化为法规制度,规划一旦批准就不能随意变动,防止规划被随意修改和破坏;三是城市建设规划部门要尽职尽责,以现代化、有特色的标准制订各级各类规划,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要加强城市规划信息和规划办事程序的公开,增强规划的科学性,真正取信于民;四是在全社会树立规划的权威。

一旦有了城市规划,必须保证规划执行的强制力。

要加强对城市规划的宣传,让全社会树立自觉执行规划、自觉维护规划的良好氛围。

  城市规划建设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城市规划时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综合多方面的考虑,从而实现城市的健康、良好的发展,在提高城市形象的同时,也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城市的综合全面发展。

热点六:

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

有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发人深省:

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一地空板凳……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面对的课题。

  这不是20年前“谁来养活中国”问题的升级版,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011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

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

“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

  应该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对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不无裨益。

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洗脚进城”也是用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可能倒逼出农业的转型升级。

以日本为例,1955年到1975年间,农业人口减少近一半,然而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率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进步。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农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空心化农村的照片隐藏着很大的挑战。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2.5%。

而据媒体报道,中西部一些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

更有院士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达95%。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是一种结构性失衡。

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

而这,不仅关乎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长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农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虽然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然而在调查中,2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高达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

而同时,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

没有人,农业发展不起来,进而造成劳动力和人才进一步流失,几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样需要双向着力。

一方面,需要遏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的趋势,提高农民收入、加强相关培训,同时更多引入社会化力量,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走出农村人才荒;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用政策杠杆、税收杠杆等,推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

  “三农”问题,我们一向视之为根本。

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九年锁定“三农”问题。

“三农”领域既需面对积累下的老问题,也需解决时代化的新矛盾,任重道远。

或许,农村劳动力问题正可成为一个支点,撬动“三农”问题解决,让田野更加充满生机。

热点七:

收入悬殊渐显形  催逼政府新调控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在改革之初打破了平均主义,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旧的收入分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导致收入悬殊渐显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因此,种种迹象表明,只有加强政府的调控作用才是解决收入分配悬殊的关键之策、点睛之笔。

  我国打破原来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初级分配阶段产生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必然的。

但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会造成很多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为我们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必须由政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我国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设计者、实践者、指挥者和推动者,在保证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中也应发挥重要作用。

  加快市场化改革,矫正和弥补市场的不足。

市场分配的功能主要是为满足效率目标提供动力机制,其缺陷是扩大收入差距,不利于公平,引发社会不稳定。

市场本身是不能够创立和维持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公平必须由政府强制地建立和维护。

通过变革财产关系、发展教育、加强卫生保健、扩大就业等措施,政府有力地克服或缩小生产条件上的差别,是对市场缺陷的有力弥补。

  健全宏观调节机制,创造公平的社会条件。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要加大对西部地区投入,缩小地区间差异。

同时,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对西部进行必要支持,对于收入过低的一部分群众,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

  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我国政府采取有效调节居民收入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方式,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

尤为突出的是社会上存在的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极易导致社会心态的严重失衡,因此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收入悬殊渐显形,这在一定程度上毁损了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崇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更是政府的天职和良心,因此,唯有加快市场化、健全宏观调控机制、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方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达到提振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

热点八:

切断网络谣言需“组合拳”

近年来,我国网络谣言不时出现,有些谣言侵犯他人权益,严重影响他人声誉;有些谣言扰乱社会生活,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有些谣言性质更恶劣,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

对此,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有明确惩处规定,但关键还是在落实。

  对危及公共及社会的“制毒者”,不能停留在应对澄清上,而要出动“网警”“出重拳”、“下猛药”,威慑鞭挞,让其不敢“越雷池”半步;对非法恶意的“贩毒者”要“两手抓”,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要及时甄别,主动发声,用真相挤压谣言,让谣言“见光死”。

二要加强监管,扎起厚实的网络“篱笆”,警醒不理性的网民“适可而止”;对“信谣盲从”的“中毒者”,要加强教育,对信息信任的链式传递“留个心眼”,多点理性质疑,提高信息素养,走出“阴影”。

  打击网络“毒瘤”的“组合拳”,还需配套制度、网民素养、网站自律、网络监管“齐给力”,从切断网络谣言的“传播链条”入手,让其链式传播“分崩离析”,让其“无处遁形”,还网络一片蔚蓝清新的天空。

  造谣和传谣是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任何一个生活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驱逐造谣、传谣者。

遏制网络谣言,首先要建立信息公开机制。

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及时,在受众心目中就极易被认为“有猫腻”。

实践证明,信息公开透明是对付网络谣言病毒式传播的最好杀毒剂。

因此,政府要建立信息发布公开机制,增强信息透明度,利用主要媒体及时客观公正地发布权威信息、公布真相、引导舆论;建立各类常态的舆情信息收集、预警、分析工作机制;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及时监管网络谣言传播渠道。

这样可以有效压缩网络谣言的生存空间,将有可能酿成的网络谣言化解在萌芽状态,彻底铲除网络谣言产生的土壤。

  其次,要增强技术管理能力。

只有对网络谣言运用技术措施进行监控和跟踪,及时查找出造谣源头,才能给予造谣者强大的威慑力。

一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内容进行筛选、过滤和防堵,控制网络谣言等负面信息的扩散传播;二是设立网络把关人,培养防止谣言肆意传播的意见领袖,发现有害的网络信息及时报告,立即删除;三是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的匿名性必然成为虚假消息的摇篮。

应考虑推行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网络、微博实名认证制。

  第三,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惩戒机制。

网络谣言容易扰乱破坏经济和社会秩序,甚至引起政治动荡。

一些网民将网络社会当成信息垃圾场,恣意妄为地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进行网络煽动;一些网站,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网络谣言视而不见,甚至随意转发。

因此,应加强网络立法,加强对网络谣言的监控和追踪,对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不法网站进行依法惩处。

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打破“沉默的螺旋”而声张社会正义。

  此外,还应该努力提升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包括对媒介信息的获取、甄别、管理、使用、制作、发布的能力,以及对媒体的了解程度,对信息传播特点的认识水平和传媒环境的评价能力等。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所有网民的媒介素养,是净化网络环境、遏制网络谣言的有效手段。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鞭策这个国家,同时我们每个人又是中国凝聚力的一个因子。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最清楚这个国家改革的必要,也最了解这个国家特有的艰难。

但毫无疑问,中国不应是“谣言共和国”。

热点九:

稳增长考验经济发展质量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不仅有助于为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创造有利环境,而且对于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外需大幅收缩,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趋缓,我国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明显,稳增长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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