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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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

参考资料

史传文学，又称历史文学，即史乘而有文学价值者，换言之，就是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属性的历史记载。

它在文化史上属于所谓“边缘”学科。

研究史传文学，不但能够了解它本身的规律，拓宽文学史的领域，并且对于弄淸文、史间的密切关系及英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而为了探讨相关史传文学的诸多方而，又必须首先对古人的文史观点，即他们如何看待文与史的关系（其间的合与分，联系与区别），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否则就难以理解，历代史传（包括正史和野史）缘何都具有某种水准的文学性。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特设了《史传》一篇。

这是首次对史传散文加以专门论述。

“史传”里的“传”，并不是今天所说的人物传记。

篇中谈到，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因为'‘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与之同时的左丘明得其微言大义。

'‘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刘氏接着对这种''传体”作了明确的解释：

“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人之羽翻，记籍之冠冕也。

”“传”作为一种解说经义的文字，它在古籍中常常与"经”字连文。

《史记・太史公自序》：

“儒者以《六艺》（按，即《六经》）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英礼。

”“史传”一名似即仿"经传”而创。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春秋古经》及英《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林传》亦述及汉初北平侯张苍等人“皆修《春秋左氏传》”°《春秋》本来是与"晋之《乘》、楚之《tdO@（D机》”一样的史书，后被列为《六艺》（《六经》）之一。

很明显，《春秋左氏传》一类著作，既可称为经传，又可视为史传。

这样，汉儒事实上已把“史”与“传”结合在一起了。

但“史”、“传”二字连文，成为一专门术语，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史传”一语被广泛采用，无疑是在刘勰以苦篇论列之后。

比刘氏稍后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说：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饶来，勿先构聚。

”此后魏收颂扬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说他''史传百家，无不该涉”（《魏书》卷七）。

再后，隋文帝开皇九年牛弘奏云：

“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

”（《通鉴》卷一一七）唐孔颖达、刘知几以后，“史传”更成了学术文字里的习用词语。

“史传”一划起于何时，已难确考。

然不自刘勰著《文心雕龙》时始，则亳无疑义。

与刘勰为同时代人而年辈似稍长的沈约，在《宋书•二凶传》里叙及刘劭“好读史传，尤好弓马”。

《宋书》撰成于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比《文心雕龙》成书时间（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约在齐中兴元年即公元501年前后）要早。

而且约书多取徐爰旧本，惟永光（宋前废帝刘子业年号，公元465年）以后纪传为约所补（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

刘劭弑文帝自立，在永光前十余年。

其传亦当为徐爰所作。

不过，徐爰、沈约也不是“史传”连文的创始者。

比他们早约一百年，东晋历史家袁宏就已用过此词。

他写道：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爼教也。

”（《后汉纪•序》）与之同时的后秦方士王嘉也用过：

'‘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

”（《拾遗纪》卷五，今人齐治平校注本）而在王嘉、袁宏之前，据个人翻阅所及，几乎不曾有过用此词的例证。

人们在相关的场合里，往往用'‘史书”、"史籍”一类词语。

如东、四晋之际的王yi@②自谓“少好文学，志在史籍”（《晋书》本传）：

西晋初年，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里称古代史乘为史书之旧章”（《文选》卷四十五），陈寿在《三国志》卷十一《胡昭传》里也称传主'‘善史书”；三国时曹植在英《求自试表》（《三国志》卷十九）里，则既把历史记载叫做“史籍”（“每览史籍，未尝不拊心而叹息”），又叫做“史笔”（“名挂史笔，事列朝策”）。

唯一的例外，见于《后汉书》卷十二《隗划传》。

该传载嚣《讨王莽檄》云：

“（莽）诡乱天术，援引史传。

”此傲虽不为袁宏《后汉纪》所载，但其真实性当无问题。

看来，“史传”之连文成词很有可能始于西汉末叶。

论文学而及史传，说明在刘勰心目中，文与史关系密切，两者是相通或相包容的。

在《史传篇》里，著者不但论列了《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古史及《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家杰作，而且对于陆贾的《楚汉春秋》，袁山松、张莹、薛莹，谢沈、司马彪、华娇的“后汉纪传”、鱼豢、孙盛、虞溥、张勃的“魏代三雄纪传”，陆机、王韶之、干宝、邓粲的“晋代之书”等，都有所评述。

当时的一切史籍，无疑都已被他纳入“文心”之内加以思考。

为深入了解史传与文学的关系，我们首先从"六艺皆史”的命题谈起。

"六经皆史”的完整命题是章学诚提出来的。

它是《文史通义》开篇的第一句话。

章氏这样安排，决非偶然。

近人刘咸©③说：

“《通义》以三教篇为纲，三篇又以此首三句为纲。

”

（《文史通义识语》）所谓“三教篇”，指《易教》、《书教》、《诗教》诸篇：

'‘首三句”则指“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等句。

以"文史”为书名，而开卷却谈“六经”，似乎文不对题。

英实“三教篇”并不真在谈经。

章氏五十九岁时在《上朱中堂世叔gul@④书》里说：

“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

”（转引自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所呈数篇即三教诸篇。

论文史而以经破题，确乎别有深意存焉。

他认为，六经言义理都是切于人事的，连孔子也“不以空言制胜”，所谓经术不过是“三代之史”，并断言“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浙东学术》）。

这就是说，论文史如果不把言经术包括进去，便算不上完全的、真正的文史论。

《书》、《诗》、《礼》、《乐》等经中有先王政教典章，说它们是史，尚可以理解。

《易》讲"阴阳”之道（《庄子•天下》），却说它与史同科，是什么原因呢？

章氏指出，《易》里的“道”可以包罗政典，它的内容本身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它在反映历史发展方而，与其他各经并无不同。

讲“阴阳”的卜筮之书既然是史，他经更不待言了。

龚自珍推阐章氏之义云:

"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

《易》也者，卜筮之史也。

《书》也者，记言之史也。

《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

《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

《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

《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官府，而时以诏王者也。

……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

”（《世dn@⑤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同治七年刻本）"六经皆史”的内容大略如此。

悟及六经具有史的性质，并不始于章学诚。

约两千年前，《庄子•天运》就说过：

“六经，先王之陈迹也。

”先王之陈迹，即先王的历史。

随后，司马迁闻之先人曰：

'‘伏毅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

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徳，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

”（《史记•太史公自序》）六经相续为史，可以心知其意。

司马氏父子已隐然以六经为史了。

史迁之后数百年，鲜有继其响者。

至隋代，才有人对他的六经相续为史的微旨有所领会。

如王通对其弟子薛收说过这样的话:

“昔圣人述史三焉：

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

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

此三者，同岀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

”（《中说•王道》，《二十二子》本）文中子认左作为文学作品的行寺》，与《书》、《春秋》"同出于史”，具有史的显兴衰的职能。

明人潘南山始倡“五经皆史”之论：

"五经皆史也。

《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婉，《礼》之史详，《春秋》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

”（载《明儒学案》卷四六）稍后王守仁又把五经推演为六经。

他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传习录》，载《王文成全书》，明刻本）章氏''六经皆史”之论，确乎渊源有自。

“六经皆史”这一判断，不仅有其学术渊源，而且有其理论依据。

如果说《文史通义》是以“六经皆史”的论断为纲的话，实斋另一要著《校讎通义》的主旨则是"官师合一”之说。

此说正是“六经皆史”立论的主要根据。

章氏云：

'‘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

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校讎通义•原道》）掌六艺（六经）的太卜、外史、宗伯、司乐、太师、国史等官吏，在先秦都称作"史”。

《说文》：

“史，记事者也。

从又持中。

中，正也。

”江永引申其说云：

“凡官府簿书谓之中……。

故掌文书者谓之史。

其字从又持中。

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

”（《周礼疑义举要》）昊大ch6ng@（©则以中为简册，持中即"象手执简形”（《@⑦斋集古录》）。

王国维又以中为盛sudn@⑧之器（《观堂集林》卷六《释史》。

sudn@⑧与简策同，手持盛sudn@⑧之器无异于手执简策。

近人金毓嶽还说，中盖对贰而言，贰者副本，中者秘藏之正本也（《中国史学史》第一章）。

而近人刘节更有新说：

“是象原始氏族社会的中旗，这是中字的最原始语义。

=就是旗游……最初是中旗之中，后来引申作史册之中。

”（《中国史学史稿》第11页，中州书画社，1982）释“中”之义，虽所说各殊，然皆明"史”为记事之官则一也。

"史”字本与“吏”字相通。

古之官名，多由史岀。

王国维说：

''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即为掌书之官，引申为大官庶官之称。

故吏、事二字，皆从史取义。

而史、吏、事三字，古可互通。

”（《释史》）秦人以吏为师，章氏以为合乎“三代之旧法”。

六经皆由官吏所掌，欲学者必以其为师，这就是官师合一。

而官吏适为政教典章的记录者“史”。

记事者“史”所记录的文字亦称“史”，又可称“经”。

既然六经皆由官（史）所掌，欲学者以吏为师，便没有什么私人著述了。

此即《文史通义》第二句话“古人不著书”之谓。

以上就学术源流而言，“六经皆史”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

前而谈到，《文史通义》首三句为全书纲领。

其第三句是：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

《经解中》亦云：

'‘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

”章氏以为，六经皆“切合当时人事”（《浙东学术》），并非徒托空言。

孔子曰：

“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实斋把这句爼言视为六经的本质。

记事的史，与结合人事、政典谈理的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就经、史本质而言，“六经皆史”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四

实斋不独视六经为史，而且认为古时一切文字记载皆不岀史的范用。

他说：

“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子集诸家，英源皆出于史。

”（刘刻《章氏遗书》卷九《报孙渊如书》）章氏此说同样言之有据。

史既是记录者、文书掌管若，又是天道、人事种种现象的解释者。

《左传》等书里有许多史司天道、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司梦的例子。

则史“可以视为学术的远源”（周谷城：

《史学与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在古代，史作为文化学术的掌握者，非常普遍地存在着。

近人柳诒征说：

"一切的学问，在古时候都是史官所管。

”（《柳诒征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493页）史的活动，简直涵盖了整个古代文化。

诚如龚自珍所说：

“周之世官，大者史。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

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

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

”（《古史钩沉论二》，同治七年刻本）则史与社会文化共存亡。

没有史，就没有古代文化可言，古代社会也难以成立。

史所记录的文字（亦称史）夕卜，不存在别的所谓载籍。

五

《文心雕龙•宗经》称五经为“群言之祖”。

但既然六经皆史，则群言之祖归根到底应当是古代史官的记录，既最早的载籍一一史。

文字肇兴之际，既无所谓经，也无所谓文（文学），史的记载就是一切。

《文史通义•传记》云：

“古人文无泄体，经、史亦无分科。

”其实，何止经、史无分科，在一切文字记载皆为史所牢笼的情况下，文与史同样无以科分。

刘知几说：

"音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