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docx

1、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参考资料史传文学，又称历史文学，即史乘而有文学价值者，换言之，就是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 属性的历史记载。它在文化史上属于所谓“边缘”学科。研究史传文学，不但能够了解它本 身的规律，拓宽文学史的领域，并且对于弄淸文、史间的密切关系及英相互影响的过程，也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为了探讨相关史传文学的诸多方而，又必须首先对古人的文史观点， 即他们如何看待文与史的关系（其间的合与分，联系与区别），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否则就 难以理解，历代史传（包括正史和野史）缘何都具有某种水准的文学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特设了史传一篇。这是首次对史传散文加以专门论述。“史 传”里的“传”，并不是

2、今天所说的人物传记。篇中谈到，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 因为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与之同时的左丘明得其微言大义。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刘氏接着对这种传体”作了明确的解释：“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人之 羽翻，记籍之冠冕也。”“传”作为一种解说经义的文字，它在古籍中常常与经”字连文。 史记太史公自序：“儒者以六艺（按，即六经）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 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英礼。”“史传” 一名似即仿经传”而创。汉书艺文志 著录了春秋古经及英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林传亦述及汉初北平 侯张苍等人“皆修春秋左氏传” 春秋本来是与晋之乘、楚之t d O （D机” 一样的史书，

3、后被列为六艺（六经）之一。很明显，春秋左氏传一类著作，既可称 为经传，又可视为史传。这样，汉儒事实上已把“史”与“传”结合在一起了。但“史”、“传”二字连文，成为一专门术语，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史传” 一语被广 泛采用，无疑是在刘勰以苦篇论列之后。比刘氏稍后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说：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饶来，勿先构聚。”此后魏收颂扬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 说他史传百家，无不该涉”（魏书卷七）。再后，隋文帝开皇九年牛弘奏云：“中国旧 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 （通鉴卷一一七）唐孔颖达、刘知几以后，“史传”更成了学术文

4、字里的习用词语。“史传” 一划起于何时，已难确考。然不自刘勰著文心雕龙时始，则亳无疑义。与 刘勰为同时代人而年辈似稍长的沈约，在宋书二凶传里叙及刘劭“好读史传，尤好弓 马”。宋书撰成于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比文心雕龙成书时间（据范文澜文 心雕龙注，约在齐中兴元年即公元501年前后）要早。而且约书多取徐爰旧本，惟永光（宋 前废帝刘子业年号，公元465年）以后纪传为约所补（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刘劭 弑文帝自立，在永光前十余年。其传亦当为徐爰所作。不过，徐爰、沈约也不是“史传”连 文的创始者。比他们早约一百年，东晋历史家袁宏就已用过此词。他写道：“夫史传之兴， 所以通古今而笃爼教也。”（后

5、汉纪序）与之同时的后秦方士王嘉也用过：汉初发此 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拾遗纪卷五，今人齐治平校注本）而在王嘉、 袁宏之前，据个人翻阅所及，几乎不曾有过用此词的例证。人们在相关的场合里，往往用史 书”、史籍” 一类词语。如东、四晋之际的王yi自谓“少好文学，志在史籍”（晋 书本传）：西晋初年，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里称古代史乘为史书之旧章”（文选 卷四十五），陈寿在三国志卷十一胡昭传里也称传主善史书”；三国时曹植在英 求自试表（三国志卷十九）里，则既把历史记载叫做“史籍”（“每览史籍，未尝不 拊心而叹息”），又叫做“史笔”（“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唯一的例外，见于后汉书 卷十二隗划传

6、。该传载嚣讨王莽檄云：“（莽）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此傲虽不 为袁宏后汉纪所载，但其真实性当无问题。看来，“史传”之连文成词很有可能始于西 汉末叶。论文学而及史传，说明在刘勰心目中，文与史关系密切，两者是相通或相包容的。在史 传篇里，著者不但论列了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古史及史记、汉书、 三国志等史家杰作，而且对于陆贾的楚汉春秋，袁山松、张莹、薛莹，谢沈、司马 彪、华娇的“后汉纪传”、鱼豢、孙盛、虞溥、张勃的“魏代三雄纪传”，陆机、王韶之、 干宝、邓粲的“晋代之书”等，都有所评述。当时的一切史籍，无疑都已被他纳入“文心” 之内加以思考。为深入了解史传与文学的关系，我们首先从六艺皆史”的命题

7、谈起。六经皆史”的完整命题是章学诚提出来的。它是文史通义开篇的第一句话。章氏 这样安排，决非偶然。近人刘咸说：“通义以三教篇为纲，三篇又以此首三句为纲。”（文史通义识语）所谓“三教篇”，指易教、书教、诗教诸篇：首三句”则指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等句。以文史”为书名，而开卷却谈 “六经”，似乎文不对题。英实“三教篇”并不真在谈经。章氏五十九岁时在上朱中堂世 叔g ul书里说：“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转引自叶瑛文史 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所呈数篇即三教诸篇。论文史而以经破题，确乎别 有深意存焉。他认为，六经言义理都是切于人事的，连孔子也“

8、不以空言制胜”，所谓经术 不过是“三代之史”，并断言“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浙东学术）。这就是说，论 文史如果不把言经术包括进去，便算不上完全的、真正的文史论。书、诗、礼、乐等经中有先王政教典章，说它们是史，尚可以理解。易 讲阴阳”之道（庄子天下），却说它与史同科，是什么原因呢？章氏指出，易里的 “道”可以包罗政典，它的内容本身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它在反映历史发展方而，与其他 各经并无不同。讲“阴阳”的卜筮之书既然是史，他经更不待言了。龚自珍推阐章氏之义云: 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 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

9、雅、颂也者, 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官府，而时以诏王者也。乐虽 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世dn续集卷二古 史钩沉论，同治七年刻本）六经皆史”的内容大略如此。悟及六经具有史的性质，并不始于章学诚。约两千年前，庄子天运就说过：“六 经，先王之陈迹也。”先王之陈迹，即先王的历史。随后，司马迁闻之先人曰：伏毅至纯 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 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徳，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史记太史公自序）六经相续 为史，可以心知其意。司马氏父子已隐然以六经为史了。史迁之后数百年，鲜有继其响者。 至隋代

10、，才有人对他的六经相续为史的微旨有所领会。如王通对其弟子薛收说过这样的话: “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 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岀于史而 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中说王道，二十二子本）文中子认左作为文学作品的 行寺，与书、春秋同出于史”，具有史的显兴衰的职能。明人潘南山始倡“五经 皆史”之论：五经皆史也。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婉，礼之史详，春 秋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载明儒学案卷四六）稍后王守仁又把五经推演为六经。 他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

11、习录，载王文成全书，明刻本）章氏六经皆史”之论，确乎渊源有自。“六经皆史”这一判断，不仅有其学术渊源，而且有其理论依据。如果说文史通义 是以“六经皆史”的论断为纲的话，实斋另一要著校讎通义的主旨则是官师合一”之 说。此说正是“六经皆史”立论的主要根据。章氏云：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校讎 通义原道）掌六艺（六经）的太卜、外史、宗伯、司乐、太师、国史等官吏，在先秦都 称作史”。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引申其说云：“凡官 府簿书谓之中。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持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周 礼疑义举要）昊大c h6n g（则以中

12、为简册，持中即象手执简形”（斋集古录）。 王国维又以中为盛s udn 之器（观堂集林卷六释史。s udn与简策同，手 持盛s udn之器无异于手执简策。近人金毓嶽还说，中盖对贰而言，贰者副本，中者 秘藏之正本也（中国史学史第一章）。而近人刘节更有新说：“是象原始氏族社会的中 旗，这是中字的最原始语义。=就是旗游最初是中旗之中，后来引申作史册之中。”（中 国史学史稿第11页，中州书画社，1982）释“中”之义，虽所说各殊，然皆明史”为记 事之官则一也。史”字本与“吏”字相通。古之官名，多由史岀。王国维说：史之本义, 为持书之人，即为掌书之官，引申为大官庶官之称。故吏、事二字，皆从史取义。而史、吏

13、、 事三字，古可互通。”（释史）秦人以吏为师，章氏以为合乎“三代之旧法”。六经皆由 官吏所掌，欲学者必以其为师，这就是官师合一。而官吏适为政教典章的记录者“史”。记 事者“史”所记录的文字亦称“史”，又可称“经”。既然六经皆由官（史）所掌，欲学者 以吏为师，便没有什么私人著述了。此即文史通义第二句话“古人不著书”之谓。以上 就学术源流而言，“六经皆史”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前而谈到，文史通义首三句为全书纲领。其第三句是：“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经解中亦云：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章氏以为，六经皆 “切合当时人事”（浙东学术），并非徒托空言。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

14、 事之深切著明也。”（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实斋把这句爼言视为六经的本质。记事 的史，与结合人事、政典谈理的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就经、史本质而言，“六 经皆史”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四实斋不独视六经为史，而且认为古时一切文字记载皆不岀史的范用。他说：“盈天地间 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英源皆出于史。” （刘刻章氏遗书卷九报孙渊如书）章氏此说同样言之有据。史既是记录者、文书掌 管若，又是天道、人事种种现象的解释者。左传等书里有许多史司天道、司鬼神、司灾 祥、司卜筮、司梦的例子。则史“可以视为学术的远源”（周谷城：史学与美学，上海人 民出版社，1

15、980年版，第72页）。在古代，史作为文化学术的掌握者，非常普遍地存在着。 近人柳诒征说：一切的学问，在古时候都是史官所管。”（柳诒征史学论文集，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史的活动，简直涵盖了整个古代文化。诚如龚自珍所说：“周 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 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同治七年刻本）则史与社会文化共存亡。 没有史，就没有古代文化可言，古代社会也难以成立。史所记录的文字（亦称史）夕卜，不存 在别的所谓载籍。五文心雕龙宗经称五经为“群言之祖”。但既然六经皆史，则群言之祖归根到底应 当是古代史官的记录，既最早的载籍一一史。文字肇兴之际，既无所谓经，也无所谓文（文 学），史的记载就是一切。文史通义传记云：“古人文无泄体，经、史亦无分科。”其 实，何止经、史无分科，在一切文字记载皆为史所牢笼的情况下，文与史同样无以科分。刘知几说：音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