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贰章赋体之渊源及其形式之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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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贰章赋体之渊源及其形式之发展

賦之義訓、賦體淵源、類別與俗賦之性質

賦是以口誦表現的多功能文體。

賦與詩都是注重聲音節奏的文學，詩歌以章曲樂律以抒情，辭賦以聲調抑揚作鋪敘。

早期文學的形成都是從口頭的傳誦開始的，賦正是形態多樣的口誦文學。

俗賦不但具有淺近、詼諧的賦體風格，其多樣化的形式，見證了早期賦體的民俗性、大眾性與實用性。

本章從賦字的義訓、賦體的淵源諸說與俗賦的性質作探討，用以掌握賦體文學的口誦本質與鋪寫、寓託等特色。

第一節賦之義訓

「賦」之同音借字繁多，如尃、敷、鋪、布、播、附皆是，其義多相通，亦多與賦體之特色相關聯。

《廣雅．釋詁》：

「鋪……播、莫、班、賦，布也」，王念孫疏云：

「賦、布、敷、鋪並聲近而義同。

」諸字皆有散布、鋪排等義。

經史中「賦」字又與「誦」互用，故云「瞍賦矇誦」（《國語．周語上》），即「不歌而誦」之謂，已涉及賦體之義。

乃有別於歌辭之「詩」，故「與詩畫境」（《文心雕龍．詮賦》語），賦義與其文體相涉之義可得而言者有四：

一、賦有散布、傳播之義

〈毛公鼎〉銘文：

「雩之庶出人事于外，尃命尃政，……自今出入尃命于外……」楊樹達謂：

「尃命」即《詩．大雅．烝民》之「明命使賦」、「出納王命」。

是「賦」即「尃」之借字。

又云：

「尃政」即〈烝民〉之「賦政於外」。

《說文》：

「尃，布也」，則賦可釋為尃、布，於此為散布、頒布之意。

則尃命（賦命）、尃政（賦政）即布命（令）、布政，皆言頒布政令之意。

尃為敷、布者，《尚書．堯典》：

「敬敷五教」，屈萬里釋敷為「布」，云「傳布之意」；〈皋陶謨〉：

「敷納以言」，屈氏釋為「普遍採納」，則亦以敷為布。

播，《說文》：

「穜也，一曰布也。

」播穀於土為穜，即種。

《書．堯典》：

「播時百穀」，《傳》：

「佈種」，孔《疏》：

「播是分散之意。

」王肅云：

「播，敷也」可見播、布（佈）、敷皆有分散之意。

賦雖不直接釋為播，但其本字為尃，尃既釋為布，則賦即可釋為布，為播。

散布其音謂之播，《周禮》之〈大司樂〉、〈大師〉皆云：

「播之以八音」，鄭《注》一釋「被也」，一釋「揚也」。

〈瞽矇〉云：

「掌播柷梧、簫管、弦歌」，鄭《注》：

「播謂發揚其聲。

」告語亦稱播，《書．盤庚》：

「王播告之」，屈萬里云：

「……《說文》作譒，云：

『敷也』，按：

敷亦布也。

王播告之，言以政令告諸臣（使其傳布於民）也。

」則播有傳布之意。

二、賦有鋪張、鋪排之義

《文心雕龍．詮賦》云：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舒張、舒展曰摛，摛文蓋與鋪采同意。

賦是以形象化的鋪張誇示、排比類聚，並藉以寓託己志。

賦之本字為尃，郭店楚簡甲本《老子》：

「聖人能尃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丙本「尃」作「

」，王弼本作「輔」。

丁原植釋簡本尃字云：

簡文的尃，似當作敷的本字，而解為敷。

將尃解為散布、擴延----聖人的作為，僅在順衍萬物既存的自然事實。

尃、敷、鋪皆為擴延、伸衍之意。

《詩》之六義謂讀《詩》篇的六種功效，而賦即是指鋪張、鋪排。

鄭注《周禮．太師》「六詩」云：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案：

六詩與《詩．序》之六義的項目、次序皆相同。

指讀《詩》之六種功用，賦即賦詩。

賦詩又有二解：

一為誦《詩》，即《國語．周語上》的「瞍賦矇誦」，賦與誦為同義之互文。

一為鋪陳《詩》，即鄭注之以《詩》鋪陳政教。

賦借為鋪，為敷，凡文章有所鋪陳、延伸、排比等，皆屬賦體之特色。

至《左傳》之賦某詩，兼含此二義，既謂諷誦《詩》章，又鋪延此《詩》句之義，以施於當時之場合。

尹灣漢簡有〈神烏傅〉，裘錫圭認為傅或賦都是假借字。

「賦比興」的賦，或「詩賦」的賦，本字都是尃，所取的都是陳述、鋪陳一類的意義。

譚學純等認為賦的敷布是有條理的，而漢賦則重空間的表示，也認為賦體的賦、傅皆為假借字，本字為訓布的尃字。

案：

古「傅」字發音同布，亦可旁證傅、尃之訓為布，有音義上之關聯。

三、賦有附加之義

賦又借為附，〈毛公鼎〉銘：

「小大楚賦」，楊樹達謂：

楚賦即《尚書大傳》之「胥賦」，《詩．大雅．緜》之「疏附」。

案：

《尚書大傳．西伯勘黎》：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

」又云：

「孔子曰：

吾有四友焉。

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與？

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與？

……」胥附即親附之意，則賦可借為附。

《詩．大雅：

皇矣》：

「是致是附」，《傳》：

「依倚之義」。

賦亦作傅，尹灣漢墓竹簡的〈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墓主師饒字君兄，此指「繒方緹」中的物品目錄）中有〈列女傅〉、〈烏傅〉（應即〈神烏傅〉）之篇名，皆以傅為賦，賦字蓋音近而借用。

傅，《說文》：

「相也」，相有輔助之意，與附加之意類同。

寓言、託諷皆謂附寓其事，屬賦體之所長。

《文心雕龍．詮賦》謂賦可以「體物寫志」，賦的鋪排正是為了顯其志。

鍾嶸《詩品．序》說：

「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清．劉熙載引《詩品》所論，也說：

「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

」可見賦以鋪陳、寓物為手段，而終以顯言外之旨。

此皆合於此「附加」之義。

四、賦有諷誦之義

「諷誦」一詞見於《周禮‧大司樂》：

「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諷誦，言語。

」此三大項或六小項之語詞都與言辭有關。

鄭《注》云：

興者以善物喻善事。

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

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興就是比興之興，道謂道古鑑今。

諷是背誦，以口腔控制聲調之高低急緩謂之誦。

言、語指發言、對話。

賈《疏》釋「諷誦」云：

云「倍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云「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背文。

但諷是宜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

諷、誦都是背文，諷是「直言」（《十三經注疏》賈疏「宜言之」，孫詒讓《周禮正義》引作「直言之」），誦則為「吟詠」之背誦，即《注》所云「以聲節之」，此為其區別。

徐養原《周官故書考》：

「諷如小兒背書，無回曲；誦則有抑揚頓挫之致。

」也說誦是吟誦，要抑揚頓挫，不只背讀而已。

「諷誦」二字雖有異訓，習見其合詞通稱，有吟誦、美讀之意。

《荀子‧大略》：

「少不諷，壯不議論，雖可，未成也。

」楊倞《注》：

「諷謂就學諷《詩》《書》也。

」王念孫《讀書雜志》引《大戴記．曾子立事》說：

「『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議論對文。

」「諷誦」也見於《周禮‧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鄭《注》：

「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謂諷、誦的闇讀是「不依詠」，謂不歌（長言為詠，《尚書．堯典》：

「詩言志，歌永言」）。

誦〈世繫〉時，是以琴瑟美其聲，並不是依之而有章曲。

「播其音美之」，言諷誦時以琴瑟伴奏，但實況也難免「以聲節之」，是一種美讀朗誦。

另外近日陳韻竹謂賦應作「獻納」、「徵斂」解（說詳下文「賦體之淵源」），但與賦之文體似無相關，故不列入。

第二節賦體之淵源

賦作為文體，《文心雕龍．詮賦》嘗以荀、宋之作與詩「畫境」。

學者論賦體文學之原始，或以《詩》六義之賦義為追究目標；或以《左傳》君臣因事「賦詩」，隨機口誦詩句作為前例；或以《漢志》「不歌而誦」為賦體之表徵。

除了前節梳理的文字義訓外，有關賦體的起源與流行，大約可以概括學者諸說如下。

本節先辨析各家說法，再作綜述。

一、賦體淵源諸說

（一）出於登高能賦說

《詩．定之方中》毛《傳》云：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

」升高能賦，章太炎〈六詩說〉引《韓詩外傳》云：

「孔子遊景山之上，曰：

『君子登高必賦』，子路、子貢、顏淵各為諧語，其句讀參差不齊，……」是謂登高之賦為句讀參差不齊之諧語之賦體。

錢志熙引乃謂：

「賦字在先秦的場合，除了賦詩一義外，還有賦文一體；賦文一體所謂賦也。

」此係假定荀子〈賦篇〉之前已有賦之文體的名稱，升高能賦之「賦」與文中的銘、誓、說、誄一樣都是名詞。

又謂《國語》的「瞍賦」也不是賦詩，而是作賦、誦賦。

此說甚新穎，與舊注不同，而頗與章太炎氏相呼應。

唯所舉證的《韓詩外傳》孔子登景山命子路等賦參差之諧語一事，似為《詩．定之方中》篇中的「升彼虛矣」、「景山與京」文意的延伸，乃臆造之故事耳。

毛《傳》所謂「升高能賦」也許是《論語》：

「揖讓而升」之意，即堂上之賦，非登山而賦。

章太炎〈辨詩〉云：

「登高孰謂？

謂壇堂之上揖讓之時。

」毛《傳》「建邦能命龜，……升高能賦」者，並未說明其時代，若比照《國語》「瞍賦」亦為作賦、誦賦之說，則賦體文學必已發生於春秋之時。

然則歷戰國數百年，此體之名並未重現。

然則是說最多只能提供賦體名稱提早發生之可能，無法確認賦體文學真實之面貌。

蓋賦體即鋪張的口誦之韻文體，其存在形式多樣，並非一脈相承。

登山而賦之賦體，未必即「瞍賦」之賦體。

以賦之淵源而言，此說尚無法提供賦的肇始文體之真實面貌。

（二）出於諸子議對、行人辭令說

清．章學誠認為諸子的文章是賦體發展的重要動力：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

戰國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弘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

又說：

「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客難〉、〈解嘲〉屈原〈漁父〉、〈卜居〉，莊周惠施之問難也。

……」章氏所舉的賦體之特徵：

戰國問對、恢弘聲勢等，可簡化為：

問對、鋪張、排比、諧隱、類聚等賦的要素。

章氏認為此諸要素都可在戰國諸子的文章中找到例證。

說明戰國時百家爭鳴的創作態度，頗能突出自我，「恢弘聲勢」，造成賦體的蓬勃發展。

章太炎則指明「賦之本」是縱橫家或行人之官：

縱橫家者賦之本……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衝于尊俎間，其說恢張譎宇，紬繹無窮。

……縱橫既黜，然後退為賦家。

縱橫家靠口才利辯行遍天下，常假設多種情況，以備權衡。

與散體賦的設辭問對的結構與好為誇張之辭最為相近。

趙逵夫舉《戰國策．楚策一》莫敖子華的「對楚威王」，認為是「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龍．詮賦》）的結構方式。

而〈楚人以弋說襄王〉（《史記．楚世家》）、〈說劍〉（《莊子．雜篇》）、〈莊辛謂楚襄王〉（《戰國策．楚策四》）皆與宋玉諸賦之結構與語言風格相接近。

此皆縱橫家、行人之辭，可說是早期賦的形式。

（三）出於瞍矇賦誦說

《國語．周語上》云：

「瞍賦矇誦」，瞽者將史實、箴訓向君王諷誦，以提醒執政者不可怠忽。

趙逵夫認為研究賦的起源問題，應參照賦的實際形式而作探討，認為以對話為主的文賦，即出於瞍矇對行人辭令和議對的改編：

……文賦則主要來自行人辭令和議對。

行人辭令用於國與國之間，議對則是國內的，包括臣子向君主的諷諫和遊士向投奔國的陳說，其中既有事先準備好的書面的陳辭，也有陳辭後追記的文字，也有上書、書信。

……就文賦而言，由行人辭令和議對到賦，必有一個轉變的過程。

……。

矇瞍以其有很強的記憶力和很好的聽覺能力……古代留下的文獻，讓他們卻講得有聲有色，活靈活現，悅耳動聽。

應該說，他們講誦的辭令或議對，其內容和基本框架是有所依據的，但語句變得那樣整飭而有很好的節奏感，是經過了適當的調整、加工和潤飾的。

趙氏並舉《師曠》一書為例，謂是師曠以後的瞍矇收集有關的材料編輯而成，以證成其說。

又說《國語》中很多的精彩鋪陳是左丘明及以後的瞽史及瞍矇，為了講誦而收集加工而傳下來。

案：

雖然無法直接知道瞍矇講誦的內容是否即是辭令或對問，但《國語》說「瞍賦矇誦」的同時，也說「史獻書」、「百工諫」，都是對執政者規戒的分工情況，其中可能即含有議對、辭令等資料的誦辭。

趙氏從各種先秦文本實例，去追蹤推論，頗能梳理出政治上的辭令與議對成為文賦的可能過程。

這些辭令與議對雖然沒有用韻，但其設辭、鋪排的手法幾乎與文賦無異，認為它是賦的上游之一，應屬可能。

若然，瞽瞍無法自行下筆書寫，此種整飭之體應透過「史」的修潤而成為國史的一部分。

這也應是《左傳》、《國語》等史書編纂的過程。

（四）出於俳優辭說

曹明綱依據《史記．屈賈列傳》所說的：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正是賦名、賦體得以行世之時，論賦之起源應以此先秦賦為準。

荀子、宋玉、唐勒的賦作即具備主客問答、韻散配合的賦體特徵（即別於詩，又別於文）。

而俳優之辭正好合乎此二特徵。

曹氏舉出《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諫葬馬、淳于髡以隱語齊威王和諫長夜之飲為例，說「可以看出問對和韻散配合是始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淳于髡之諫）觀其整篇結構和體式，與〈漁父〉、〈卜居〉和宋玉的〈風賦〉完全相同。

」

曹氏認為俳優之詞具有民俗性，因為優人地位低下，但他們常有「抑止昏暴」的正義感，以一種隱而不晦，戲而不諛，亦韻亦散，亦莊亦諧的口誦形式與帝王等周旋。

因此詼諧的俳詞具有民間文學的娛樂性與通俗性。

案：

史書上優孟、淳于髡的諧言韻語，都已是整飭的文字，似非當時發生的實錄。

作者有可能即是當事人，而《史記．滑稽列傳》即援引其文入傳。

猶《史記．屈賈傳》之引用屈子〈漁父〉本文當作屈原之生平行事；《漢書．東方朔傳》：

「客難東方朔曰：

……。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即引朔的〈答客難〉為其傳文，且篇中人物皆不避自稱（稱：

屈原或東方先生），與宋玉的諸「對問」自稱其名相同。

淳于髡的諫長夜之飲，全文近三百七十字，若含前文淳于髡講述「道傍禳田」的寓言，將近七百字，已是一篇詼諧諫諍的問對故事賦。

漢初枚皋等人以文學得寵，〈賈鄒枚路傳〉云：

「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

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媟黷貴幸。

」可見地位似俳優的文學侍從，仍然以嫚戲的「賦頌」爭求顧寵。

〈東方朔傳〉中的隱語、射覆辭、對武帝問以古人為諸臣的「封官榜」等，推測也應是東方朔自己的傑作。

趙逵夫提到淳于髡撰述《晏子春秋》及其為通俗之體裁：

《晏子春秋》的篇章或為對話體，或以問對的形式引起議論，……而其中不少篇章又句子齊整，多排比，尤多四言，語言口語化，……雖然不押韻，也不是完全整齊的四言句，但從結構、風格來看，已具俗賦的多種特徵。

如《諫上》的〈景公不恤天災〉、〈景公從畋〉……等。

有的實際上是同一故事的不同傳本，……可見關於晏子故事，講述人很多，因而形成多種傳本，是淳于髡將其收集起來，未作剔除整理，並為一書。

可見俳優對諷諫賦體的蒐集有所用心，這種俗賦對賦體的成長演化有很大的助力。

（五）不同賦體各有淵源說

馬積高認為賦的形成有三種途徑：

（一）由楚歌演變而為騷賦，

（二）由諸子問答體和遊士的說辭演變為文賦，（三）由《詩三百篇》演變而為詩體賦。

又區別辭賦為：

騷賦、詩體賦、文賦、古賦、俗賦等類。

趙逵夫謂各賦體皆源於戰國之前，〈離騷〉、〈九章〉、〈遠遊〉、〈惜誓〉、〈九辯〉皆為騷賦；文賦（散體賦）主要來自行人辭令和議對，（參前文引）〈橘頌〉、〈賦篇〉、〈遺春申君書〉皆詩體賦。

案：

此說不拘單一來源，頗為近實。

馬說以《詩三百》為詩體賦之祖，但《詩》以樂章為結構，雖屬齊言，似與誦體的賦有其差別。

而所區分的文賦與古賦中，俱含漢文賦、駢賦，可見其分體仍有過於形式化之失。

蓋歷代賦體固有所承受，亦不斷受其它文體之影響，如駢文、雜文之類，甚至民間尚存有多樣而活潑的應用體製，皆非少數形式或來源可以規範者。

（六）源於賦詩說

班固云：

「賦者，古詩之流也」，陳韻竹謂賦應作「獻納」、「徵斂」解，賦不是「朗誦」、「創作」或「鋪陳」之義，認為班固之說信而有徵：

論文澄清「賦」不是「朗誦」、「創作」或「鋪陳」之義，「賦」應當作「獻納」與「徵斂」解。

「賦詩」是古代聖王的典制，始初作為周代禮樂制度中的一環，是古代聖王以「知得失，自考正」為目的，「徵斂」諷諫勸正的言語。

「賦《詩》」其所蘊含的政治精神與意義，乃往後「賦」體發展上重要的關鍵，《荀子‧賦篇》所以取「賦」字以命篇，當有追緬王政理想典制的義涵，「古詩」與「賦」在諷諫怨刺的政治功能與意義上，在始初對王政理想追求之宗旨上，是一脈相承的，「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諸人的賦體「詩」源說，是信而有徵的。

陳文說明了「賦詩」的政治制度，卻說賦不是朗誦、創作或鋪陳之義，即否定了文體在演變過程中所釋放的模式概念。

案：

朗誦、鋪陳俱是賦體文有別於其它文體的重要特徵，後人之創作也在此模式上琢磨。

詩與賦都有諷諫作用，在政治上有其貢獻，但民間的應用賦體也各佔領域，在文藝舞台上發揚光大，並非「賦詩」所能解釋。

朗誦（諷誦）與鋪陳正是敘述此一文體特色的交集之處。

二、賦體淵源綜論

上引諸說，除俳優之辭外，大部分都是就文人雅賦而言的。

實則論賦之起源，可就其產生的人類語言原理來探究，即是指口誦的表達方式。

歌、誦都是聲音的美化：

重複歌辭以便謳詠則為「詩」，故有所謂「章曲」；抑揚語言，「以聲節之」，用以諷誦，其體則為「賦」。

詩常全篇用韻，故以齊言為主；賦除韻句外，有散體與駢儷，常為雜言。

探究賦之淵源也可依賦的各種體製，分別上溯。

此涉及民間體裁與文人撰述的交流問題，及演化中俗體的存少佚多的問題。

雅俗之辦，如瞽史的賦誦體，雖屬宮廷中的雅體，但也可能是仿自民俗之體，雅、俗之間並不如後世所見的偌大差異。

當時瞽史諷誦的作品，迄今雖無所見，但師曠（瞽）與周太子對話的《逸周書．太子晉》即可視早期的對問賦或故事賦，可視為雅體，也可視為俗體。

文獻的不足也影響對賦體淵源的判斷。

由於西漢故事賦〈神烏傅〉的出土，得以印證禽鳥賦的來源可以更早，否則曹植的〈鷂雀賦〉或被視為故事賦之祖。

既以「誦」為賦的基本定義，可以認為賦體是多源頭、多型態的。

而同一種形態的賦體，可以雅、俗俱見，如「成相」雜賦（見《漢志》名目）可上溯到《荀子．賦篇》、〈為吏之道〉或淮南王之作；而民間「招魂」之體也可以上溯到屈子。

可見雅、俗文體總是互相影響，共生共榮。

第三節賦體之類別

賦體來源頗雜，故形式非一。

《漢志．詩賦略》區別賦之作品為四類，以作者名領銜者有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共三種，其它作家各連類附之於後，另有無主名的雜賦一種。

其區分條件學者各有推敲，如章太炎云：

「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蓋縱橫之變也。

又認為淳于髡之諫酒，東方朔之隱，管輅郭璞有韻的占辭都是雜賦。

《文選》則以賦之題材作為分卷的依據，另設有七、對問、設論等類。

祝堯《古賦辯體》分辭賦演進為五個階段：

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又論辭賦有四體：

古賦、俳賦、律賦、文賦。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云：

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為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尚可則，……荀況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若今人之揣謎，於《詩》六義不啻天壤，君子蓋無取焉。

兩漢以下，作者繼起，………故雖詞人之賦而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為古賦之流也。

三國兩晋，以及六朝再變而為俳，唐人又再變而為律，宋人又再變而為文，夫俳賦尚文而失於情，……。

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文賦尚理而失於辭，……至於律賦，其變愈下，……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

《文體明辨》之分體今學者多所採認繼承，但其評比之辭亦有可議者。

一為過於崇古，凡屬古賦即謂合乎詩之六義，言俳賦則云重辭而失於情，云文賦指其尚理而失於辭，至律賦則謂情與辭俱失，此恐陷於主觀及過於籠統。

二為尚雅輕俗，謂〈賦篇〉不合六義，君子無取。

案之《漢志》，〈隱語〉十八篇即屬「雜賦」，何以兩漢之作是「古賦之流」，「比興之義未泯」，而《荀子》隱語則不可取？

就比興而論，〈賦篇〉屬客主對話，禮、知、雲、蠶、箴五篇各有深遠之喻旨。

豈以其體於後世未有繼承，又視隱語為文字遊戲，遂忽略其比興風喻？

《荀子》又有〈成相〉，係韻誦體的聯章，為說唱體，〈漢志〉歸在「雜賦」之列。

似不宜視之為民謠。

凡此皆重雅輕俗之弊，亦忽略賦體本為概括多種形態之綜合體裁。

今學者對歷代賦之分類多據格式句法而論，如云有騷體、詩體、散體、律體之類。

此類依形式之區分法，固有簡括、整齊之效，然頗無法突顯賦體特徵。

如騷體與詩體同屬齊言，差別只在語氣詞之有無；散體中兼有對問、俳諧，並無法顯現類名之義涵。

至於其增設俗賦一體，極能概括敦煌俗賦發現以來之各種白話賦、實用賦之體。

然此俗賦係依屬性而命名，與其前依時代、依體式而名者又有不同。

故對賦體之區分標準，似乎頗難「一以貫之」。

其實賦之分類應兼顧形式與內涵，能夠突顯其「屬性」，始為較適當之分類法。

故若兼採形式與內涵特色，作為分類標準，應可將賦體區分為六類，略述如下：

一、自述表志的騷體

屈原的〈離騷〉是抒情述志的吟誦詞，其中多充滿誇張、想像的描寫。

於句中或句尾加以「兮」、「些」、「只」之語助詞。

屈子又有〈大招〉、〈招魂〉、〈九歌〉、〈九章〉等篇，宋玉等及漢以後之作者繼之發揚光大。

《文選》立「騷」體以名之，以別於「賦」體；《文章緣起》亦分立「賦」與「離騷」。

學者對於凡模擬〈離騷〉之體裁語氣者，稱之為騷體賦，以與漢代設辭的散文賦等相區別。

趙逵夫說到宋玉、唐勒、景瑳對屈原〈離騷〉以後騷體的演進：

宋玉、唐勒、景瑳……發展了騷賦鋪排的特徵，而宋玉的騷賦在心理描寫和借助自然現象以抒發感情方面，大大發展、豐富了屈原的抒情手段，使騷賦在心理描寫方面達到很高的水平。

唐勒將屈原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同當時齊、楚一帶流行的神仙家思想結合起來，在原始神話之外引進不少新的意象，使得展示作者思想意識的材料、部件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在遊仙詩、遊仙賦的方面，給後代以很大影響。

景瑳之作比較質直，……接受屈原法制思想，在張揚屈原精神方面有其他任何篇都不能替代的作用。

宋玉、景差、唐勒等雖「祖屈原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但創造了婉約諷諫的賦體新面貌，成為設問鋪寫大賦的先聲。

漢代的騷體名著有賈誼〈鵩鳥〉、〈弔屈原〉，司馬相如〈長門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等。

三國時禰衡有詠物的〈鸚鵡賦〉，曹植有〈蝙蝠賦〉。

至唐、宋的詼諧短賦仍或採用此體。

似乎「些」、「兮」、「只」之尾音遺響，頗透露出作者對政治的歎息。

雖《史記》將「辭」與「賦」混同看待，但騷體賦與設問賦在形式與內涵上的差異，使二者終於分道揚鑣。

以文學史的進程而論，楚辭體的句法固定，內涵上多用於個人遭遇的咨嗟感慨；賦體則隨著時代建立其特色，不斷創造新的內涵，在口誦文學的基本定義上，作更開闊的發揮。

騷體賦也被文人用來作為雜文，稱為賦體雜文。

它們雖不用淺近的文字，但以騷體寫訴訟之文，充滿著刺謔語氣。

如韓愈〈訟風伯〉、柳宗元〈愬螭〉，都是代表人民對旱災、水怪的控訴，主旨則是「作者希望以王法綱紀來管制權臣的政治訴求」，及針對迷信的破除。

二、設辭說理的問答體

設辭說理賦以問答形式突顯自喻、諷諫之主旨，多為散文、韻文之合構，或純為散文。

對問體實為賦之嚆矢，屈子有〈卜居〉、〈漁父〉，宋玉〈對楚王問〉、〈高唐〉、〈好色〉、〈大言〉、〈小言〉等，漢代的鋪寫大賦，〈漢志〉「雜賦」中的〈客主賦〉，晉．阮籍〈大人先生傳〉等賦體雜文（參本節「諷刺現實的賦體雜文」）皆屬此體。

簡宗梧認為先秦、西漢與東漢以後的「客主」問對體，歷經三次演變：

賦體設辭問對可分三個階段：

先秦宮廷暇豫之賦，大多是朝廷口才便捷的優者暇豫時戲謔逗趣，或迂回諷喻的對話記錄，是真有其人的言語侍從與帝王的對話。

其賦作即使經過整理修飾，仍保留對問體的形式，並以其為大宗。

到了西漢，由于宮廷待詔的賦家眾多，不太有機會與帝王即席對話，其賦都是「受詔」而作，賦家是以先寫劇本式的書面創作方式進行，所以更需要虛擬人物展開對話。

從東漢到六朝，賦不再是日誦耳受的聲音藝術，欣賞者閱讀書面文宇，但賦家仍有采「為主客之分而為對問之體，以曼衍其辭」者，乃借古人代言。

此係從政治生態的改變，說明從俳優的詼諧賦，到待詔賦家的虛擬人物，到完全假託歷史人物的對問賦體的進程。

俳優之賦，見諸《史記．滑稽列傳》優孟、優施之記事。

其對話採滑稽的韻誦體，並表現俳優犯言敢諫的正義態度。

這種韻誦的問答體，也見於民間的故事、論辯賦體。

如《逸周書．大子晉》的機智對話即是用韻，學者多以為是俗賦之體，是民間設問賦的形態。

三、詠物託喻的齊言或雜言體

西漢除了設論的大賦之外，短篇的體詠物賦，多以四言而參以五言、六言。

或稱為「詩體賦」。

四言的屈原〈橘頌〉、荀子〈賦篇〉都有詠物表現及諷諫功能，被視為四言詠物的先聲。

但〈橘頌〉含有「兮」的助詞，可歸入騷體。

〈賦篇〉較接近齊言的詠物鋪寫形式，以君臣對話體的隱語表現，也與西漢詠物賦相似。

西漢四言詠物賦多為應詔即席作賦，文中常見祝賀頌贊或謙卑自稱之語。

如枚乘〈柳賦〉於文末說：

「君王淵穆其度……小臣瞽聵陳詞，……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鄒陽〈酒賦〉說：

「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