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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济水在华夏文明早期的地位和作用
古济水在华夏文明早期的地位和作用
发布:
2011-10-2008:
17 | 作者:
李德哲 |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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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济源因济水发源而得名，济水文化是济源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当前，市委、市政府正在着力打造济源水文化，提出了“引水围城、引水入城、引水造湖、引水上山”的发展思路，以提升济源城市品位。
这一水文化建设思路，是为了打造济源的城市特色，同时也是对济水文化的追思与呼唤。
济源人对济水情有独钟，大多数人对济水的历史也能略说一二，但济水留给人们的诸多疑问仍是值得探讨的：
为什么历史文献中对济水多有记载？
古人为什么把济水奉为神灵并给予高规格的封祀？
济水穿越黄河的记载为什么与古代四渎独流入海的定义不相符合？
等等。
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文史研究会会长李德哲同志，从研究历史文献入手，并利用新的考古发现和海洋地质科研成果，回答了这些问题。
济水是一条古老的自然水系，曾经与长江、黄河、淮河齐名，并称“四渎”。
历经千万年沧桑变化，它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惟有济水源头的济源和山东的济宁、济南、济阳等地名，作为历史的记忆，还能让今人大致辨出古济水的走向。
正是由于济水是一条不复存在的河流，现代研究者已经很少有人关注它的过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地理历史学家史念海①曾经对济水故道进行过考察，对秦汉以后济水的变迁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见《济源古代文化研究·济水变迁史考》，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据史氏考证，古济水上游（河南境内荥阳至开封地段）在秦汉之际已经断流，其下游的水流由于有众多支流的补给，唐宋以前仍有舟楫之利，直到宋金时期，由于黄河改道，占据了济水河道，济水才完全消失。
关于济水消失的原因，史氏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济水和长江、黄河、淮河相比，水源和流域面均较小；近两三千年来地球气象的变化，雨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黄河屡次改道对济水河道的侵占和泥沙的淤积。
史念海先生的论证回答了秦汉以后济水逐步消失的原因和过程。
但是，济水留给人们诸多疑问，仍然是值得探讨的：
古代经学家们为什么对济水多有记载？
济水穿越黄河的记载为什么与四渎独流入海之定义不相符合？
古人为什么把济水奉为神灵给予高规格的封祀？
等等。
济水穿越黄河之谜
济水在《禹贡》、《史记》、《尔雅》、《山海经》、《水经注》等重要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
《尔雅·释水》记为：
“江、河、淮、济为四渎。
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
”按此记载，济水应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
但是《禹贡》、《史记》、《水经注》中关于济水的走向，均记其发源于王屋山，东流至温县（或武陟）注入黄河，然后“溢”出于黄河南的荥泽，再东流入海。
按此记载，济水与黄河相交，又不符合四渎独流入海之定义。
因此，济水是否曾经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就成为后人研究济水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古济水是一条自然水系，自然水系的变化往往需要用千年甚至万年的大尺度来衡量。
古济水中下游地区用现代地理概念来称呼，属于黄河三角洲的范围。
因此，古济水的变迁与黄河改道、黄河三角洲的形成密切相关。
黄河的发育形成大约在150万年前②。
黄河三角洲是黄河下游（河南孟津以东为下游）数十万年形成的冲积平原。
广义的黄河三角洲包括西起河南省巩义市以东，东南至江苏北部的废黄河口，东北至天津这一大片扇形冲积区。
其形成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淤积——改道——再淤积——再改道的漫长历史过程。
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春秋时期的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改道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流入渤海。
自1128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摆动都在现黄河河道以南地区，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才改走现行河道，再入渤海。
在这2600多年间，黄河大的改道有5次，小的改道难计其数。
正如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骧在《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中所言：
“上古记载疏阔，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没有被传世的文献记载下来，何可胜计？
”
和黄河相比较，济水作为华北平原的本土水系，上游在太行山南侧，不属于黄河三角洲，河道变化较小；中游以下进入黄河三角洲，受黄河改道的影响，河道常常表现为动态。
这从《诗经》和《水经注》中都可以找到证据。
《诗经·匏有苦叶》描写的是济水岸边一位待嫁姑娘的风情故事，诗中的“济有深涉”指的就是济水，其诗收在《邶风》，其地在今安阳、汤阴一带，可证周代济水曾流经这一地区。
《水经注》记载原阳至巨野间的济水分为北济和南济，北济的走向是原阳南——封丘北——长垣南——菏泽南——定陶北——巨野，南济的走向是原阳南——封丘南——开封西——兰考北——济阳南——定陶南——巨野，两条水道形成一个菱形区域，现代黄河穿越其间，可见是后来黄河改道侵占了济水河道。
黄河与济水不同历史时期走向图
黄河和济水历史悠久，但是有关黄河和济水的历史记载只有两三千年，这可能是千百年来地理学家难解济水穿越黄河之谜的原因所在。
所幸的是，最近些年来海洋地质研究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探明了黄河三角洲形成的历史，同时也为我们解开济水穿越黄河之谜打开了一扇窗户。
据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海洋地质报告《晚更新世末至公元7世纪的黄河流向和黄河三角洲》（《海洋学报》2004年第1期，作者薛春汀）提供的资料，近1万年来，黄河有两个时期在苏北入海：
前一个时期是距今9600～8500年，后一个时期是公元1128～1855年。
其它时期黄河均在渤海入海。
关于黄河在苏北入海的具体年代，后一个时期历史记载明确，即1128年南宋政权为阻挡金兵南侵，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开黄河，致使黄河南流夺淮入海。
前一个时期史书虽无记载，但黄河三角洲的西顶点在河南巩义以东，这一基本地质状况，可证这里曾经是史前黄河的河道。
除此之外，古代文化遗址也是地理学家研究古代河流走向的重要依据。
华北平原龙山文化以前的古遗址，中原地区最为密集，黄河下游次之，淮海流域相对稀少，河北平原则是大片空白。
按照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中的观点，河北平原中部没有春秋以前的古文化遗址，是因为这个时期黄河在这一带频繁改道，这里不适宜古人居住。
同样道理，山东东部已发现的八九千年前的章丘西河遗址、广饶傅家遗址等大型古文化遗址，则可以证明这一地区早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是先民们的聚居地。
按照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人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水源供应，而那时的黄河在苏北入海，黄河流经的地域应该在华北平原南部，流经山东地区的主要河流只能是济水及其支流。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8500年前黄河与济水的关系：
黄河在郑州以西巩义以东向南流，越过华中平原，在苏北流入南黄海；济水从王屋山东流至温县，然后南流至荥泽（那时温县与荥泽间无黄河），再东流入海，与黄河并不相交。
下面再让我们从文献中查考济水曾经独流入海的可能性。
中国古代文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版本流转过程和成书年代并不十分清楚，有些内容真伪难辨，因此让后人常常纠缠在信史与传说的困惑之中。
就拿《禹贡》来说，尽管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但其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距大禹治水的年代已经过了1300多年，其间的山川变化，都可能造成记载的失实。
《水经注》是记载中国古代水系的专著，作者郦道元（470年～527年）在《水经注·济水一》中援引《皇览》曰：
“济水南流注于河……王莽之世，川渎枯竭，其后水流迳通，津渠势改，寻梁脉水，不与昔同。
”如何理解“不与昔同”一辞？
《说文解字注》中“泲”（“济”之古字）字的加注或可作解：
“所谓东流为济入于河者，已非禹迹之旧矣。
许云：
东入于海，此谓禹时故道。
独行达海，故谓之渎。
”《说文解字注》为清代段玉裁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而撰，二人相隔一千六七百年，段氏在注文中又特引许氏所言，可见二人的观点是趋同的。
这些文字，不仅是我们研究夏代以前济水走向的重要资料，也是对《禹贡》关于济水“入于河溢为荥”的否定。
综合黄河三角洲海洋地质报告提供的资料和《水经注》等文献中透露的相关信息，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
夏代以前的济水和长江、黄河、淮河一样，都是独流入海的水系，都对古人的生存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形成了“四渎”之说。
但到古代经学家成书时，黄河和济水已经表现为相交的情形，他们既要尊重前人已成定论的“四渎”之说，又要作客观记述，于是就为后人留下了济水穿越黄河这一千古之谜。
济水是古代划分“九州”的重要地理坐标和主要贡道
“九州”是中国上古时期的行政区划。
由于所载文献的成书年代不同，说法有异。
《禹贡》中的“九州”及顺序为：
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其它历史文献中的“九州”与《禹贡》略有差别：
《吕氏春秋》有幽州而无梁州；《周礼》有幽州、并州而无徐州、梁州；《尔雅》有幽州、营州而无青州、梁州。
这些文献中所记的九州虽有不同，但冀州、兖州、豫州等六个州是共有的。
史学界据此分析，不同文献所记的“九州”，实际上反映了历史的进程：
《禹贡》所记九州，把冀州、兖州列于前，不仅记述了大禹治水之序，也反映了夏王朝居于东部即黄河中游的史实。
如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郑州大学教授李民在《尚书与古史研究》中说：
“《禹贡》写的四至范围决非无稽之谈，它基本上反映出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与国和周围部落的相互关系。
”《周礼》中的九州与《禹贡》相比，《禹贡》中的徐州、梁州分别合并于青州、雍州，另外于冀州之北另辟幽州、并州，说明青州、徐州与梁州、雍州分别连成一片，北方的幽州、并州与冀州之北得到了开发。
关于九州的方位，《吕氏春秋》最为明确：
“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其它文献中标示九州方位的记载还有：
“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
”（《周礼》）“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
”（《尔雅》）这些记载，都让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黄河和济水都是古代帝王和经学家划分地域的重要地理坐标。
《禹贡》九州图
济水还是九州向冀州王都进献贡品的主要通道。
《禹贡》九州有8条贡道（冀州无贡道），其中4条与济水有关：
兖州的贡道“浮于济、漯，达于河”，是指兖州进贡的船只行于济水、漯水（山东徒骇河），到达黄河后运往冀州；青州的贡道“浮于汶，达于济”，是指青州进贡的船只行于汶水（济水支流）到达济水；徐州的贡道“浮于淮、泗，达于菏”，是指徐州进贡的船只行于淮河、泗水，达到菏泽；扬州的贡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是指从扬州进贡的船只沿着长江、黄海到达淮水、泗水。
这4个州中徐州、扬州的进贡船只虽然没有明写通往济水，但徐州、扬州运往冀州的贡品必须经淮水、泗水到达与济水相通的菏泽，才能最终到达冀州王都。
济水还是古人界定夏王朝统治区域的四至之一。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
战国时，魏武侯与军事家吴起讨论为政之道，吴起说，古代帝王江山社稷是否稳固，“在德不在险……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这里的河济指黄河、济水交汇处，即今郑州西荥阳一带；泰华指陕西华山；伊阙在洛阳南龙门；羊肠在太原晋阳北（一说在山西壶关）。
这段史料是史学界华夏族起源“豫西晋南说”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反映了济水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古济水流域的史前文明
济水发源于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中下游主要在今山东境内，按照《中国历史地图册》标定的济水，全长约900公里。
在济水流域内，古文化遗址比较密集，大约有近50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有近20处。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古济水流域的史前文明早在八九千年前已发育成熟。
在济水源头的济源境内，已发现有属于仰韶文化的栗树沟遗址和属于龙山文化的原城遗址、沁台遗址、苗店遗址等。
原城遗址位于济水源头，是夏代第七位王帝予（也作帝杼、帝宁）的都城，可证至晚4000年左右这里已进入农耕文明时期。
栗树沟遗址位于济水与黄河之间的高地上，面积约3万平方米。
2007年，省内外专家多次到栗树沟考察，在遗址四周的断面上，不但可以看到密集的仰韶时期陶片，还发现了面积达20多平方米类似水泥沙浆筑成的地坪和数枚玉珠。
地坪坚硬而光滑，具有良好的防潮性能；玉珠表面圆润光洁，但无穿线孔洞。
有关专家认为，这里发现的地坪与甘肃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地坪相类似，无孔玉珠则应该是一种原始的头饰，说明7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不但具有较好的生活环境，而且开始注重服饰。
在古济水流经的山东境内，济南以东的小清河中下游地区（现在的小清河大致就是古济水河道），已发现有大量史前文化遗存，如邹平孙家遗址、章丘西河遗址、广饶傅家遗址、阳信小韩遗址等。
章丘西河遗址距今年代约8000年，遗址面积10多万平方米，已发现有30多座房屋遗址，居住面上有成组的陶器和用于加工粮食的石器。
广饶傅家遗址位于小清河北，面积18万平方米，距今约5000年，属于大汶口文化。
这些文化遗址的发现，均可证古济水流域夏代以前不仅聚居着众多人口，而且具有较高的生产和生活水平。
济水流域的史前文明，在创世神话和传说历史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中国创世神话和传说历史是上古历史的演化，虽然与原本的历史有一定的距离，但具有历史的“内核”，这也是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在东方创世神话中，女娲神话最生动最有影响，但女娲创世神话产生于哪里，以前并无一致的说法。
2006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成专家组，到王屋山区进行女娲神话原型物考察，认为王屋山区是女娲神话的原产地，并命名邵原镇为“中国女娲神话之乡”。
在历史文献中，有关济水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明也多有记载。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
少昊氏“以鸟名官”，在少昊族任司寇之职的爽鸠氏一族，就聚居在齐地北部（山东古称齐）。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
”遄台，据《临淄文物志》，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北部。
蒲姑，《史记·齐太公世家》作“薄姑”。
《水经注·济水二》：
“济水又经薄姑城北。
《后汉·郡国志》曰：
博昌县有薄姑城。
《地理书》曰：
吕尚封于齐郡薄姑。
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
”可证古之爽鸠氏、季荝、逢伯陵、蒲姑氏所都，当在今博兴（古为博昌）一带，而这一带正是古济水流经的地区。
古人最早的祭祀对象是人祖和山水，人祖是古人的生命之本，山水则是古人的生存之本。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
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
成风为之言于公曰：
‘崇明礼，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
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任、宿、须句、颛臾都是诸侯小国，任在今山东济宁，须句、宿在东平湖东岸，颛臾在泗水附近，平邑县东北。
太皞即伏羲氏，风姓。
四国共同负责掌管太皞和济水神的祭祀，按五服③之数朝贡中原各国。
接下来的故事更为耐人寻味：
须句国被邾人所灭，国君须句子逃到鲁国避难，是因为两国有姻亲关系（成风是鲁僖公妾，须句国是成风的娘家），但是成风劝说鲁僖公保护须句子并给予封爵的理由，却不是因为亲情，而是为了尊崇周礼和太皞、济水，由此可见济水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与华夏始祖伏羲同等的。
济水流域的古代文明
济水流域的古代文明，与济水的滋养和古代华北地区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气象学家竺可桢的古代气象学研究表明，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华北地区的气象条件比现在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比现在高3～5℃。
温湿的气候条件、肥厚的土地和用之不竭的济水是古人生存发展的有利条件。
大禹治水，首先治理的是冀州和兖州。
冀州治理从壶口开始，其后是太行山以南。
“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就是治理济水上游的覃怀（济源、沁阳、武陟一带）和覃怀以北的漳水地区。
这些地方经过治理，自然条件得以改善，物产日渐丰富，“厥赋惟上上”（税赋是第一等），“厥田惟中中”（田地是第五等）。
《禹贡》中的兖州，经过治理，没有了洪水危害，人们已经从山上搬到平地生活；这里土地又黑又肥，人们开始植桑养蚕，剿丝织衣；这里生产的漆和丝绸，每年都要装船通过济水贡道运达中原王都。
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峰期，农耕文明发达，文字日臻成熟，王权统治能力增强。
济水流域的亳（曹县）、奄（曲阜）、庇（郓城）、相（内黄）都曾先后为商朝的王都。
济水上游从夏至周都是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和王畿之地，以宗法为主要形式的王朝统治在这里最为彰显。
《国语·晋语四》载，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赐晋文公阳樊、温、原、州、陉、絺、组、攒茅之田，阳樊人不服，守将仓葛呼曰：
“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
”嗣典者，后嗣及其遗法也，说明济水之畔的阳樊人不仅是夏商的后裔，还严格继承着夏商的宗法制度。
周代文明的最主要标志是文字的成熟和诗乐的发展，《诗经》的产生和存世是其最集中最完美的表现。
《诗经》305篇，其中《国风》160首，反映的是西周初期到东周春秋中期中原地区十五邦国的山水风物和社会生活，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记述了3000年前先民们生产、生活和农业发展的状况。
按照十五邦国的地理分布，王、郑、邶、卫、鄘、曹、齐都在济水流域，这些地方产生的诸多诗歌反映的社会生活，都与济水密切相关。
且不谈这些诗歌的艺术风格，仅就诗中透露的社会生活，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状况。
如《丘中有麻》描写的是男女爱情故事，诗中出现的麻田、麦田、李园，说明当时农作物栽培技术已经成熟，田园风光秀丽。
《君子阳阳》描写的是独守在家的新婚少妇的思夫之情，诗中的“翿”、“簧”、“由房”、“由敖”，都是乐器和舞蹈名称，说明那时的人们用来抒发感情的乐器和舞蹈都已成熟定型，并且走向民间。
《诗经》十五邦国地域分布
周代以后，济水中下游属于姜齐势力范围，至春秋时，发展成为最具地域文化特质的齐文化和鲁文化。
齐是春秋时的东方大国，建都济水北岸的营丘（今临淄），国土范围基本都在济水流域。
齐文化又称东夷文化，不仅是具有独立系统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齐文化的地域特质主要表现为：
经济上以获取物质财富、推动经济繁荣为目标，注重功利，农商并重；用人制度上举贤任能，特别重视人才获取物利的能力；政治上倡导追慕先贤、追求理想。
齐文化的代表人物最为知名的是春秋初期的管仲和晏婴。
管仲是齐桓公时卓有功绩的政治家，致力于政体和经济改革，设立分级管理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协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适当征用力役，发展盐铁业，管理货币，调剂物价，推动经济发展，使齐国很快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晏婴是齐国大夫，晚于管仲。
在治国上主张“诛不避贵，赏不遗贱”，特别注重发现和任用人才，《晏子春秋》记其“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提出“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是国家的“三不祥”。
在经济发展上，重视生产，提倡农桑，反对厚赋重刑。
总之，齐文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不仅对春秋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鲁文化与齐文化大不相同。
春秋时，诸侯国并起，周王室衰微，礼乐制度日渐崩溃，鲁国却固守其本，确立了自己的礼乐正统地位，保持着完备的周文化礼仪，并以此教化民众，协调社会秩序。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为恢复周文化传统，网罗天下旧闻，广问博访，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删定六经，祖述尧舜，倡仁义礼智，教文行忠信，塑造理想人格。
孔子儒学既是周文化的继承、总结和升华，也是鲁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
鲁文化以讲究道德、恪守礼义、讲求原则、垂训后人为主要特征，后经历代经学家的丰富规范和历代帝王的倡导提升，成为影响至今的儒学文化。
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济水流域的文明特质已不太明显，但仍然涌现出了诸多经世致用的经学家，如济南人伏胜、同郡人张生，千乘（今广饶）人欧阳等，形成了显赫的“欧阳学派”。
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战乱频发，适应人们乱世求精神寄托的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迅速发展，济水流域的宗教文化呈现出斑斓丰富的色彩。
如金末元初道士丘处机创立的全真道龙门派，曾在王屋山灵都观和济水之滨的长春观广收门徒，重整丛林制度，顺势劝人入教，道教史称“龙门中兴”；与此相对应，济水中游的曹州南华县（今山东东明）人义玄所创立的佛教临济宗，也日渐兴盛起来，明清时期济水流域的佛教寺院多达20余座。
至清中期，道教龙门派和佛教临济宗成为两大宗教中无与区敌的宗派，有“临济、龙门半天下”之说。
济水崇拜与封祀
祭祀水神是古人自然崇拜的主要形式之一。
记载济水早期祭祀活动的史料主要有《礼记》、《史记》等。
《礼记》是儒家经典，主要记载秦汉以前的各种礼仪。
《礼记·王制》载：
天子祭天地，祭天下名山大川，主要是祭祀五岳四渎，祭品用“大牢”（牛、羊、豕俱用）；诸侯在境内祭社稷，祭品用“少牢”（只用羊、豕）；庶民社祭则按春夏秋冬四季，分别用韭、麦、黍、稻祭祀。
《史记·封禅书》记载的周天子祭祀天地的礼仪是：
冬至祭天于城南郊，以迎接夏至日的到来；夏至祭地祗，“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者，江、河、淮、济是也”。
祭祀时除了祭品，还要用音乐和舞蹈，以示礼敬。
秦始皇称帝以后，在泰山大搞封禅活动，并重新颁布了天下名山大川的序次和祭祀的规格：
崤山（河南省西部）以东有名山五名川二，名山为太室（嵩山）、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名川为济水和淮水；华山以西有名山七名川四，名山为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名川为河水、沔水、湫渊、江水。
名山大川的大祭在每年春季举行，祭品用大牛、小牛各一头，另配有各种礼器及珪币等。
如遇冬暖河水不封冻、秋旱河床干涸或冬季冰雪塞途等天气异常，还要随时祭祀。
隋唐以后，济水逐渐衰微，尤其是济水下游，由于泥沙淤积，大多河段断流，但是济水的祭祀和加封规格却日渐提高。
这种似乎不合逻辑的现象，自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
隋唐时期是中国农耕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水是万物之源”的朴素意识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加强，水神崇拜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日渐盛行。
官方的水神崇拜主要体现在祭祀礼制的进一步提高并列入国典。
唐朝“四渎”仍为江、河、淮、济，又增加“四海”，即东海、南海、西海、北海。
唐天宝六年封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
天宝十年又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
“四渎”“四海”分别按春、夏、秋、冬四季祭祀：
立春在山东莱州祭东海神，在河南桐柏祭淮渎神；立夏在广州祭南海神，在成都祭江渎神；立秋在陕西大荔祭西海神和河渎神；立冬在河南济源祭济渎神和北海神。
祭祀时朝廷还要派两京官员亲临现场。
济源的济渎庙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济渎庙初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开皇四年扩建天庆宫和御香院。
开皇十六年以济水之源命名政区名，设立济源县。
唐代以后，济渎庙又有扩建，形成占地130亩的规模，一直保存至今，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水神庙。
在朝廷日益隆重的祭祀活动影响下，济水流经的荥阳、原阳、菏泽等地也相继建起了济渎庙。
济水封号从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开始，历代有加。
宋徽宗封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为“清源善济王”。
到了明代，朱元璋登基之后，为了显示皇权地位，悉数革去了历代帝王对天下岳渎镇海和忠臣烈士的封号（惟孔子封号未改），颁布《太祖改正岳渎神号诏》，重新对天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神号进行命名，四渎分别改名为：
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
此后，济水神号一直沿用下来，至今北京地坛的四渎神位仍为此名。
济渎庙在“四海”“四渎”水神祭祀中具有特殊地位，庙内的龙池和北海池是分别用来祭祀济水神和北海神的。
济渎庙为何“身兼二职”？
这是因为“四渎”均有庙宇，“四海”却是按方位加封的，当时为四海神建的庙宇只有东海庙和南海庙，分别在广东莱州和广州南海，而西海和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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