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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铜镜DOC
两汉时期铜镜
（公元前206年～589年）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的繁荣时期。
这时期铜镜数量超过了春秋战国，并且使用更加普遍。
在制作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有了进—步的发展。
这时铜镜表现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镜背面开始持有铭文，而且铭文逐渐成为铜镜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魏镜和南方吴镜均首开向日本出口的先例。
甚至有的南方镜工远渡重洋，赴日本铸镜，从而把中国的铜镜艺术和铸造工艺传播到了日本。
日本公元4世纪的前期古坟中，近年来出土了大量“三角缘神兽镜”。
经王仲殊先生考证，这些“三角缘神兽镜”是东汉日本的吴国工匠，将画像镜与神兽镜结合起来制作的。
（《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
《考古》1981年4期）这—时期，铜镜的造型、钮制、纹饰方面的共同特点如下：
1.造型
镜多为圆形，并出现了长方形大镜。
形体比战国铜镜明显加大、加厚。
2．钮制
半圆形钮逐渐代替了弦纹钮，并均有钮座。
3．纹饰
突出主纹，地纹消失。
表现手法多为单线勾勒轮廓，而画像图案则采用浮雕技法，开创了后代铜镜高圆浮雕制作的先河。
4．铭文
这时期铜镜铭文中，省偏旁，少笔画及通假字普遍，减字减句盛行。
两汉铜镜
（公元前220年～206年）
一、两汉时期铜镜概况
两汉时期包括西汉、新莽、东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个方面都为汉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矗当时陶瓷业的进步和漆器的发展，虽然代替了青铜器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但制铜工艺并没有衰退，而是转向了制造铜镜等方面。
因此，两汉时期铜镜的铸制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两汉铜镜已发展成一般商品，这时期官方和私营铸镜业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
汉镜铭文中出现的许多“尚方”铭及纪氏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属少府。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少府下有“尚方”。
颜师古注：
“尚方主作禁器物。
”《后汉书?
百官志》：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
‘掌上手工作御刀创诺好器物，亟—人。
’”铜镜铭文中大量出现的“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作镜四夷服”等字句表明，制作铜镜也是尚方的任务之纪氏铭如：
“王氏作镜真太好”、“朱氏明镜快人意”、“田氏作镜四夷服”等，都明确记述了制作者的姓氏，并有很强的宣传广告作用，表明民间铸镜业已十分普及。
大约在东汉中期，随着铸镜业的发展，全国形成了几个铸镜中心。
这些中心都在离铜矿区较近、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区，如：
会稽郡的治所山阴（今浙江绍兴），江夏郡（今四川广汉北），蜀郡（今四川成都）等。
这些地区的铸造工艺精巧，许多精美的铜镜就是在这里铸造的，如神兽镜、画像镜。
两汉时期铜镜的合金比例是比较稳定的，铜的含量为66％～70％，锡23％～24％，铅4％～6％。
由于汉镜含锡量高，有利于镜表面的抛光。
铜镜中加人一定量的铅，是因为铅溶液环流状态良好，有利于热溶液的平均流注，有助于镜面干整，减少气泡，提高铸造文字和花纹的清晰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铜镜中，有一种奇特的铜镜——透光镜。
此镜发明于西汉时期，外形和普通镜一样，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镜面相对的墙上，会反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古人称之为“幻镜”。
隋唐之际的王度《古镜记》、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清代郑复光《镜镜詅痴》等都有记载和研究。
近代研究表明，铜镜透光是铜镜冷却和加工研磨镜面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所致。
两汉时期的铜镜图案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
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特色。
西汉高祖至文、景帝以前，社会处于经济恢复时期，铸镜工艺发展不大，仍沿用战国铜镜的风格，镜面小，镜壁单薄，弦纹小钮，纹饰多见变形蟠螭纹和蟠虺纹。
与战国铜镜不同的是汉镜钮座往往有铭文一周。
到“文景之治”以后，特别是武帝以后，经济有了大幅度发展，这时铜镜铸造才出现了高潮，产品质量提高，数量也增加了。
其镜面渐大，镜壁略厚，钮为半圆形，墩厚平滑。
花纹装饰受当时帛画、壁画、石刻等的直接影响，战国铜镜那种抽象的纹饰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新颖的草叶纹、星云纹等。
往往以绘画、双勾阳线的表现技法出现于镜背，并且围绕镜钮组成同心圆的多层连续图案，并用四分法把纹样分成四等份，构成既对称又连续的圆形装饰图案。
从题材上看，已趋于写实，内容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羽化升仙、祥瑞辟邪说法相吻合。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条带式的铭文，都是祝福式的吉祥韵语。
王莽建立新朝后，铜镜风貌与西汉一脉相承，但仍有发展。
纹饰内容愈益丰富，表现手法比以前细腻工整，构图格局采用乳钉间隔成等份和以同心圆形式环绕多层次纹带，颇富立体层次和节奏感。
锐边装饰也复杂化了。
此时流行一种华美的规矩纹镜，规矩纹间，往往穿插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鸟兽图案。
构图巧妙，以圆与方的对比，形成旋转奔驰、活泼生动的优美的图案结构。
铜镜铭文，这时出现了十二地支和较长的七言韵语。
东汉时期，铜镜工艺表现出一种不断革新和提高的势头。
显然受当时画像石、砖的影响，装饰图案上的人物和动物已普遍流行。
在技法上，多采用减地平即和高浮雕来表现物像，其效果依稀剪影一般。
神兽纹和画像纹的出现，更届前所未有。
这些画像不事细节与修饰，以粗线条和大轮廓以及高度的形体夸张，表现出古拙奔放的艺术风格。
这时铜镜铭文的演变规律，接近书写文字，字体多为小篆间杂汉隶。
二、两汉铜镜的形制特点
两汉时期铜镜的形制较战国铜镜要厚重，但绝没有钝重笨拙的感觉。
镜表面或漆黑明亮（即所谓的黑漆古），或呈银灰色。
形状，一般均为圆形；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南古墓5号陪葬坑出土了一面长方形夔龙纹多钮大铜镜。
这是西汉武帝前后的遗物，极为罕见。
镜钮，除西汉初期少数铜镜仍沿用战国时期的弦纹钮外，多数为半圆钮。
这种钮制后来成为铜镜钮的基本形式。
东汉时期，铜镜的圆钮变得又大又高，十分突出。
另外，还有一些特例：
星云纹镜的镜钮，均为博山形钮。
四川出土的草叶纹镜上常铸一种伏螭钮。
钮座，此时趋于多样化。
除圆、方座外，还用连珠纹、连弧纹、四瓣柿蒂纹等纹饰作钮座，镜缘，除西汉初期仍有卷边镜缘外，均为宽厚的外缘，并逐渐呈斜坡状。
三、两汉铜镜的纹饰特点
两汉时期铜镜的纹饰较之战国铜镜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风格。
丰要特点是：
图案多采用四分法布局；地纹远渐消失，主纹成为单一的图案；纹饰结构趋于简单，改变了战国镜纹饰那种严谨细密的风格。
近年来，汉墓考古发掘众多，铜镜资料丰富，为花纹的类别划分提供了依据。
现将两汉铜镜的纹饰，归纳为13大类：
1．蟠螭纹
保留了战国铜镜流行的蟠螭纹的许多特征，同时又采用了双线或三线式的新的主纹表现手法。
可分IV式：
I式：
双兽纹钮座外围以铭文带一周。
主纹为四组蟠螭纹，中间以四方配置的火焰形图案相隔，螭头居中而甚小，体躯作复杂的蟠旋虯结状。
无地纹，使它有别于战国时期的蟠螭纹镜。
II式；云雷纹地，主纹是相互缠绕的蟠螭纹，蟠螭纹图案的中部，被一圈宽带纹所截断，带纹圈上有对称的四乳纹或四瓣花纹。
III式：
云雷纹地，钮座外多为铭文带，主纹为分列于四方的火焰形图案和以此形成的四组蟠螭，其外又围以铭文带一圈。
IV式：
云雷纹地，钮座外围以双线方格，方格内配置铭文，方座每边连接T形纹，和T形纹对府的是L形纹，方座四角相对的有V形纹。
此图案现在应定名为“博局纹”。
以V形纹为中心，配置有主纹蟠螭纹，蠕体躯多呈弧圈形线条。
2．蟠虺纹
可分为III式：
I式：
云雷纹地，钮座外方格内置铭文，方格外四角或四边中部各饰一乳钉纹。
主纹蟠螭纹四方配置，虺身作凹形。
II式：
线条纹地，钮外为弦纹圈，主纹蟠虺呈～形，两虺间用乳钉间隔。
主纹外围以连弧纹圈。
III式：
钮座外围素带和斜线纹各一周，主纹为流畅的细双线条组成的四虺，虺纹的上下以禽鸟填充其间。
3．草叶纹
可分为III式，
I式；钮座外方格内多数配置铭文。
方格四角均向外伸出一株双叶花枝，方格四边外中部，分别饰有乳钉一，每乳钉左右各有一草叶形纹。
II式：
图案格式与I式同，但细部略有差异。
方格四角外伸花枝的花蕾较I式复杂。
另外，每个乳钉外环绕四个叶瓣，乳钉则成为花蕊。
III式：
方格四边中部向外伸出一T形纹，与其相对的是L形纹，方格四角对向为V形纹。
规矩纹空间填置草叶纹。
4．星云纹
多为连峰钮，钮座外为内向十六连弧纹，主题纹饰为数目不等的小乳钉，用曲线相连，其形状很像天文星象图，故习称星云纹。
星云纹图案分为四组，其间有乳钉四枚，乳钉外均围以连珠纹。
边缘亦作内向十六连弧纹，与钮座外的连弧纹相对应。
5．乳钉禽兽纹
可分为IV式：
I式：
用带座四乳钉将主题纹饰分隔在四个区域内，乳钉间四方配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汉代称之为四神。
四神本是指示方向的星辰，《论衡·物势篇》：
“东方木也、其星仓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
”汉人以四神为吉样的守护神。
因此，汉壁画、帛画、画像石、铜镜上都多见四神图像。
II式；四乳钉四方配置，将主纹分为四组，每组有双钩云纹线条贯穿其间，四方环饰育龙、白虎、朱雀或怪兽等禽兽图像。
纹饰采用双钩或平雕手法。
双线锯齿纹缘或流云纹缘。
III式：
构图与II式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四乳钉间饰八鸟，鸟两两相对。
IV式：
钮座外分置五至九乳钉不等，乳钉间饰以禽兽纹。
其中以七乳禽兽纹为最多，古人称之为“七子镜”，南朝梁简文帝在《望月》一诗中写道：
“流辉入四堂，初照上梅梁。
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
”可见七子镜在当时也是很著名的。
七子镜的七区图纹为朱鸟、鼓瑟吹芋、豢龙、龟游莲叶、天禄、白虎白鹿、蟾蜍等汉代盛行的祥瑞之物。
“鼓瑟吹芋”图纹清晰地再现了当时百戏表演的一个场景，与《盐铁论?
散不足》所载“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
中者鸣芋调瑟，郑舞赵讴”完全一致。
纹饰中的龙，可能是被汉朝人视为四龙之长的黄龙。
两汉书中关于黄龙的记述特别多，辑录汉至南朝初年祥瑞传说的《宋书·符瑞志》更说：
“黄龙者，四龙之长也。
不漉池而渔，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
能高能下，能细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长，乍存乍亡。
”将如此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黄龙图像入镜，以为攘灾除祸的护身符瑞，是很自然的。
“龟游莲叶”中的龟是祥瑞动物灵龟。
汉朝人认为灵龟是长寿的神物。
《史记·龟策列传》说：
“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
”《宋书·符瑞志》：
“灵龟者，神龟也。
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五色鲜明，三百岁游于蕖叶之上，三千岁常游于卷耳之上。
知存亡，明于凶吉。
”作为镜纹，它有祝福长寿之意。
至十其他四种样瑞动物图案，也无不生态盎然，喻意吉祥。
主纹外至边缘上又有多层圈带，配置短线纹、三角锯齿纹、流云纹、龙虎兽纹及双线波折纹。
6．博局纹
博局纹是汉代铜镜较多见的一种纹饰，过去国内和日本学者称之为“规矩纹”，欧美学者则习称“TLV纹”。
近年来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定，此镜纹来源于六博棋局上的纹饰。
第一，铜镜上的十二个曲道（即所谓规矩纹）的排列组合是固定的有规律的，与博局的曲道相同，如果把铜镜图案叠放在博局图案之上，则两种图案完全吻合。
第二，从博局纹铜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来看．又是和博戏的存在、发展以及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博局纹铜镜约产生于秦汉之际，全盛于西汉，消失于两晋南北朝之间。
也就是说，它诞生于博戏盛行之时，消失于博戏衰落之日（《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1期》。
第三，中国历史博物馆发现的“四神规矩纹镜”拓本铭文中出现了“刻具博局去不羊”的词句（《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12期），则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了。
“六博”这种棋艺，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至汉代博戏盛行，老幼皆知。
《西京杂记》卷下《陆博术》：
“许博昌，安陵人也、善陆博，窦婴好之，常与居处。
其术曰：
‘方畔揭道张，张畔捐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三辅儿童皆诵之。
”善博者在社会上受人尊敬，西汉王朝还专门设有博待诏官。
博具这时还常被用作嫁妆和随葬品，甚至人们在举行祭祀时，也张设博局。
《汉书·五行志》：
哀帝建平四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
可见“六博”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将“博局”纹饰用在铜镜上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博局纹大致可分为V式，即博局狩猎纹、博局四神纹、博局鸟兽纹、博局几何纹、简化博局纹。
I式：
目前仅见一面，《岩窟藏镜》二中曾著录过，现藏故官博物院。
镜钮座外围以双线凹面带形方框，方框的每边连接T字纹，四个T字纹之间，方框四角处等距离置凹面乳钉。
方框四角对府处，设V字纹，而在T字纹的对应处，设L字纹。
乳钉与乳钉之间有四组不同的画面。
第一组狩猎图，表现一猎者弯弓搭箭，前方猛虎额头已中矢作挣扎状。
第二组放鸟图，表现一人作游水状，以绳系并飞三鸟。
鸟可能是鸬鹚，郭璞注《尔雅》鹚鷧条说：
“即鸬鹚也，嘴咀曲如钩，食鱼。
”第三组捕鱼图，为一人以绳牵制三鱼，形态与上图相似，上下配四鸟一犬。
笔者认为，这是传说中的张弘捕鱼的图像。
《山海经?
大荒南经》云：
“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
”此镜纹—人四鸟捕鱼，与张弘用鸟捕鱼的传说正相符合。
第四组月宫图，表现有奔跃的蟾蜍，蹲坐持杵捣药的玉兔，枝叶繁茂的桂树，飘然若舞的嫦娥。
这是最早出现于镜纹的月宫图像。
II式，在博局纹截成的界格内、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各据一方，并配有禽鸟、走兽、羽人等。
纹饰外有的环绕一周铭文带。
边缘纹饰复杂，以三角锯齿纹、流云纹为主。
III式：
纹饰与I式大致相同。
但内容不是四神配列四方，而是形态各异的禽、兽、羽人。
有的包括四神中的二三种神兽。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面这种式样的错金银镜，十分珍贵。
IV式：
纹饰中禽兽图案换成了简略的线条纹和云气纹，—般没有铭文带。
V式：
博局纹的T、L、V三种纹，不同时出现，有的甚至简化为只有四个T形纹。
7．连弧纹
可分为V式：
I式：
钮座外为内向八连弧纹，连弧每一曲有一直线与钮座垂直相连。
纹饰外围以铭文带。
II式：
连弧纹与钮座间填饰有线条、涡纹。
连弧纹外围以铭文带，铭文带两侧又饰有短线直纹。
III式：
钮座四叶问有四字铭文。
钮座外为内向八连弧纹，并围有云雷纹一周。
云雷纹一般为八个小圆圈，加数日不等的斜线组成。
IV式：
比III式省略了云雷纹带。
四叶钮座的叶间多书长脚花式篆“长宜子孙”，八连弧间也常有铭文与之对应。
V式；比IV式更为简略，钮座外为内向连弧纹，无铭文和云雷纹。
8．变形四叶纹
可分为III式：
I式：
钮座外减地平雕变形四叶纹，叶间各配置“兽首，兽首须毛卷曲，圆目、阔口，当为狮虎一类的猛兽。
很可能是依据当时的门神画创作的，刘昭在注《后汉书·礼仪志》时说，汉朝人常在门上画虎，是因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
能击鸷牲食魑魅者也”。
“画虎于门，当食鬼也”。
此镜纹的主体是一威武的虎头，显然有避邪的寓意。
外围以铭文带和内向连弧纹圈，铭文中不少还带有纪年。
II式：
钮座外有变形四叶纹，四叶内顶配有铭文，四叶外环绕一连身三头鸟纹。
《山海经·西山经》：
冀望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鸟，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逾期？
），服之使人不厌，又可以御凶”。
再外为内向十六连弧纹。
III式：
变形四叶内顶配有铭文。
叶间各置两两相对的凤鸟，图案颇有剪画风格，是典型的祥瑞图。
汉朝人以群鸟聚集为祥瑞、《汉书·宣帝》；汉宣帝年间，百鸟集于长乐宫，因改元神爵。
外围为内向连弧纹缘。
9．双兽纹
可分为II式：
I式；镜钮上下有直行排列的铭文，主纹置于钮的两侧，为相同的双首连身兽，兽体呈S形，两首有别，应为比肩兽。
这种比肩兽在《尔雅》小有记载。
《尔雅·释地》：
“西方有比肩兽焉，与邛邛岠虚比，为邛邛岠虚噬甘草。
即有难，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
”据此，两兽中的一个当是邛邛岠虚，与它身体相连的是名为蟨的比肩兽。
汉武梁祠画像石祥瑞图刻铭说：
“比肩兽，王者德及鳏寡则至。
”主纹外围有内向连弧纹圈。
II式：
钮上下亦有直行铭文，但字比I式要少。
主纹夹钮而置，兽身呈S形，与I式相反，兽头不明显。
主纹外围有短线直纹。
10．神兽纹
有V式：
I式：
纹饰采用浮雕手法，中心为神像，由上而下排列，学者们称其为“轴对称式”、“阶段式”、“重列式”。
神像周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神像居中自上而下分成五段，第一段是南极老人；第二段是伯才弹琴，其旁为钟子期；第三段钮两侧分别为东王公和西王母；第四段是黄帝和司长寿的人首鸟身的句芒；第五段是表示北极星的天皇大帝。
纹饰外围以铭文带。
II式；主纹分为三段，以双线平面为界，第一段中间是一柱子，柱顶有帐，以龟为柱基座，旁两神一在舞蹈，一侧面坐。
柱左神人端坐，头戴如意高冠，两旁有三个侍者。
柱右四神人侧面伫立，头上都有高冠。
钮的两侧为第二层，有天禄、辟邪。
第三层纹饰倒置，两龙在两侧，相绕呈8字形，两侧各有神人侧坐，并各有一侍者。
纹饰外有半圆和方枚相间环绕成圈，方枚上有铭文，并可连续。
镜缘上是菱形连续图案，每一菱形纹内又有四瓣花纹。
III式：
四神兽分守四角，兽首作龙形或虎形，兽身置环状乳。
神像分为四组，作放射形排列。
下为东王公、上为西王母，两旁均为神鸟神兽相守；左面一组为皇帝，戴冕旒（音：
留），右侧有一柱状冠鸟，并有一侍者。
相对的右面一组是伯牙奏琴，琴横于膝上，旁有两人，一人侧首倾听似陶醉状者，当为钟子期，表现为伯牙善奏琴，钟子期善听。
神兽外有凸起的半圆和方枚相间排列，每一方枚上有铭文，几个方枚的铭文可连读成句。
边缘上的纹饰也较繁缛，共分两圈，内圈又有两组，—组是六龙驾云车，车上有神人和羽人，车前有两神人御龙；另一组是两羽人分骑两龙，后有两羽人各驾一青鸟，最后是两羽人各乘一龟。
两组纹饰相隔处有一神人捧日，相对的另一面有一神人捧月。
外围是云气纹。
IV式：
主纹对置式排列，二神像头对头挟钮配置，神像两侧各有一兽，这两组纹饰中间又置二神像和二兽各一组。
外围以半圆，方枚带和铭文带。
V式：
其主要特征是神兽相间配置，多四神四兽。
神兽纹外有半圆、方枚带。
11．画像纹
有V式：
I式：
钮外有双线方格，方格四角各有一带座乳钉，四乳钉将主纹分为四组，第一组是青龙，作回顾式，张开大口。
第二组为猴面人。
汉代假面舞很盛行，张衡《西京赋》云“奇幻倏忽，易貌分形”，描绘的就是这种舞蹈表演情景。
当时称戴假面的舞者为“象人”，《汉书·礼乐志》盂康注：
“象人，若今戏虾鱼、狮子者也。
”韦昭曰：
“著假面者也。
”第三组白虎，亦作回顾状。
第四组为一人纵马奔驰，是较典型的戏马纹，在汉代马戏非常普及。
主纹外围以短线纹圈，流云纹缘。
II式：
主纹作高浮雕，并以四乳钉分为四组。
下组为东王公，旁有方案和两羽人，左侧有·侍女。
上一组为西王母，左有二羽人，右有侍女。
据《山海经》说，西王母住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的昆仑之丘。
“蓬发戴胜”，“豹尾虎齿而善啸”，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神仙。
当时，周穆王游行四海，“宾于曲王母”，和西王母赋诗交欢的故事流传很广，后来又进而出现了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的神话。
晋张华《博物志》说：
“汉武帝好仙道，祭把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
时曲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张九华殿以待之。
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戴七种，青气郁郁如云。
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
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
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
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
‘取此核将何为?
’帝曰：
‘此桃甘美，欲种之。
’母笑曰：
‘此桃三千年一生实。
’”这个故事虽然荒诞，但却反映出关于西王母的传说在汉晋时期非常流行。
这也是汉代铜镜中有关西王母故事的题材很多的原因。
钮的左面一组为青龙；相对的一组为白虎，均作奔驰状。
主纹围短线纹圈，镜缘饰禽兽鱼纹。
III式：
带座四乳钉将主纹分成四组，下为东王公，左旁有两羽人，右旁有三羽人。
上是西王母，左旁有两羽人，右旁为一侍者。
钮左右两侧均为四马驾车，四马向前奔驰，车舆甚高。
主纹外围以铭文带，三角锯齿纹缘。
IV式：
主要特征是表现历史人物、历史故事。
图案亦采用四乳钉分区环绕布置，根据故事发展脉络，分四组表现出来。
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博物馆藏伍子胥画像镜。
V式：
钮座外四方设有带座乳钉，图案亦采用分区环绕布置。
第一组是西王母，右旁一侍女，左旁二人应是西王母将派出的使臣，并有一白鹿。
《博物志》说：
“……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
”第二组为汉武帝端坐正中，右旁一人吹管；一人坐地，抛戏一球，类似汉画像石中常见的“飞丸”。
汉李尤《平乐观赋》“飞丸跳剑，沸渭回扰”，说的就是这种游戏。
左旁一人双手弹的乐器当是琴。
上部二人作歌舞状。
表现的是汉武帝在张九华殿招待西王母的场景。
第三组为舞乐图，一人长袖舒展，载歌载舞，形象十分生动。
这种婀娜的舞姿，正如张衡《观舞赋》所述：
“抗修袖以翳面，展清音而长歌。
”又傅毅《舞赋》赞曰：
“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绰约闲靡，机迅体轻。
”另一人吹的乐器明显是笙，笙是汉代重要的乐器之一，当时不但用笙演奏，还用以调音。
潘安仁《笙赋》就提到笙。
12．龙虎纹
此纹饰采用圆雕手法，且多附有“青盖作镜”的铭文。
故又有“青盖镜”、“青盖兽镜”之称。
可分III式：
I式：
一龙一虎夹钮张口对峙，有的龙虎首间和尾部配有钱纹及鸟、兽、羽人。
主纹外围铭文圈。
II式：
一龙张口曲身盘绕，龙身高低不一，龙身空间配置有鸟纹等。
III式：
主纹为双龙，龙身婉蜒起伏，尾端相接。
外围有内向八连弧纹，每两连弧间有一带铭的方枚。
镜缘较宽，其中一半作减地、平雕纹饰，共分两组：
一组为三龙驾云车，车上坐神人和羽人，车前两神人分驾双龙；另一组两神人各驾一青鸟，一神人乘兽，—神人跨龟，再前两神人作舞蹈状。
四、两汉铜镜的铭文特点
1．概况
两汉时期铜镜铭文占据重要的位置，它字体多样，文辞内容丰富，是鉴定汉镜的重要依据。
西汉初期，镜铭多出现在钮座外，句法往往加“兮”字，比较接近楚辞的文风。
西汉中期以后，铭文占据了重要位置，有的甚至取代了纹饰。
这时铭文的字体笔书，除尚方镜中能保持整齐划一的姿态外，一般铜镜则—反汉初谨严不苟的作风，出现了代用字、简笔字及句中缺字等现象。
这种状况之所以能被社会习俗接受，是因为简字、代字在当时大众中已广为流传，故凡遇到笔画较繁或文字较生涩的字，多以简字来代替，如最习见的“古”代“贾”，“守”代“兽”，“次”代“饮”，“周”代“雕”等。
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镜铭字体近汉隶寓有小篆笔意，虽还有简画省笔，但比西汉文体更接近书写文体。
东汉中期以后，铭文在表现各种意义之外，往往加上铸镜的纪年，为后代判断古镜的确切时代提供了依据。
除纪年镜外，还有纪氏铭文或纪名铭文。
纪氏铭常见的商：
肖氏、阴氏、程氏、耿氏、叶氏、潘氏、樊氏、严氏、吕氏、许氏、史氏、秦氏、李氏、石氏、龙氏、驺氏、朱氏、袁氏等。
纪名铭文又分人名、爵名、铸镜机构名，如：
周仲、会稽师鲍、师郑豫、公孙家、张兴、吴郡赵忠、吴将军、尚方、右尚方、上方、青羊、青盖、青胜、三羊。
2．西汉初期是铜镜铭文的萌芽时代，文辞简略，依其内容可分为三类：
（1）男女或朋友间的纪念赠答铭文，措辞委婉曲折，如怨如慕，意味深长，有纪念相思勿忘而兼含颂祷之意。
（2）庆祝颂祷铭文，种类少，但数量多，证明当时十分盛行，如“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等。
（3）具有修养的意义而用作规箴的铭文，铭文较长，分铸于内外铭带。
3．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铜镜铭文种类繁多，照文意性质，可分为二类：
（1）赠答铭文，有属于男女或朋友关系的纪念辞，又有意义深长、耐人玩味、脍炙人口的妇女赠送其远行丈夫的语句。
（2）用于庆祷的吉祥铭文，或歌功颂德、宣示威武的铭文。
（3）宗教神话内容的铭文，如《穆天子传》传下来的东王公、西王母故事，镜铭中也有表现。
《汉书?
天文志》中有五宫之说，于是行车方位有了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配置，渗透到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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