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礼记》的环境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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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礼记》的环境观
浅谈《礼记》的环境观
《礼记》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影响力非常深远，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了浅谈《礼记》的环境观，有需要的小伙伴一起来参考一下吧，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摘要：
《礼记》的环境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天地与人。
《礼记》中“天地”指自然界，基于它与人具有内在的联系，它又成为人的环境与资源。
天地育人，人以天地为本，以天道为最高的教师，但人又为天地之心，与天地并列为三。
二、生态与人。
《礼记》反对滥捕动物，肆意砍伐森林，它认为人与动植物的利益具有共同性，主张人与动植物都繁荣。
三、时令与人。
人要尊重时令，根据不同的时令安排生产、生活。
四、家园意识。
《礼记》认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虽然语言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但都是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加强沟通、联系，和谐共处。
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是以礼制治国。
社会人员均要有爱心，相互帮助，视国为家。
先秦儒家典籍有“三礼”之说，“三礼”为《仪礼》《周礼》《礼记》。
《仪礼》记载的是周朝的冠、婚、丧、祭、钦、射、燕聘、觐等礼的仪式；《周礼》记载的是周王朝的行政系统；《礼记》则是对周朝礼制的评论，严格说来，它不是一部专著，只是一部论文汇编。
然而，由于它思想的深刻性，以及对于《仪礼》《周礼》某些内容的重要补充，它的地位竟在《仪礼》《周礼》之上，在儒家的著作体系中，《礼记》仅次于《论语》。
《礼记》所收的文章大多产生于战国，也有部分产生于西汉，具体时间已经难以考定。
但不管它产生于哪个时间，它所写的事，所论的理均出于周朝。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将它归入先秦思想体系。
《礼记》成书于西汉，此后，不断有人再编，到东汉，多数选本被淘汰，只留下两个选本，一个选文85篇，一个选文49篇。
前者为《大戴礼记》，后者为《小戴礼记》。
小戴为戴圣，《礼记》最初编选者；大戴为戴德，《礼记》另一位编定者。
称大称小，是因为他们的编本收文多少不同。
值得指出的是，最后定型的两个选本虽名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其实与他们最初编定的本子都不相同。
东汉经学家郑玄为收有49篇文章的《小戴礼记》做了出色的注释，为此书跃升为儒家重要经典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后为人抽出，与《论语》《孟子》组合在一起，形成“四书”。
《礼记》中有一些论述涉及环境问题，环境与资源是统一的，从中可以提炼某些环境美学思想。
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考察周人对环境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天地与人
“天地”在中国古代含义丰富，具体含义视语义为定，它可以代表宇宙，可以代表与人相对的自然，也可以代表与人相关的自然环境。
《礼记》中的“天地”具有多种含义，其中环境的含义是显明的。
关于人与天地的关系，《礼记》有四种表述。
1.“人者天地之心也”
《礼运篇》云：
收稿日期：
20XX-05-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13&ZD072）。
作者简介：
陈望衡，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武汉430072）。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故天秉，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
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
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①
这段文字中心是说人是天地的产物，具体来说，它有三个观点。
第一，人是阴与阳这两种力量相反相成的产物。
第二，人集聚了天地之精华，即所谓“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而且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
第三，强调人是“天地之心”，心，智慧也。
说人是天地之心，不仅是想说人是万物之灵，还想说，人的智慧来自天地的智慧。
这个世界上，唯有人是有智慧的，而这智慧为天地之智慧。
人与天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心，主宰也。
说人是天地之心，不是说人居于天地之中心部位，而是说人是天地之宰，从这个意义上讲，似是说在处理人与天地关系的问题上，人并非是被动的。
人与天地有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意义。
这种理解，类似于当今意义上的人与环境的关系：
一方面，环境决定人；另一方面，人也决定环境。
这段文字谈到天地运行规律，说了四句“还相”：
“还相为本”“还相为宫”“还相为质”“还相为质”。
“还”，应理解为还原。
“还相为本”，是说天阳地阴，五行之动，四时之行，十二月之换，最后要归结为天地之本。
“还相为宫”，是说五声、六律、十二官这天地声音之变最后要还原于声音之初――宫；两个“还相为质”，是说天地的味道、颜色，不管如何变，均要归结到它的原初的质。
这种说法，初步显示出此文作者的宇宙观：
天地是变化的，又是一元的。
一而变，变而一。
2.“以天地为本”
在肯定人与天地有这样一种血缘性的关系后，《礼记》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
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
②
这段话实质是说尊重自然、顺从自然，这里用到的概念是“本”“端”“柄”“纪”“量”“徒”“质”，强调自然对于人为的决定性作用，包括承基、指导、规范、力量、启示、榜样、激励等。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也谈到礼义、人情。
如果说，天地、阴阳、日星、月、五行侧重于自然环境，那么，礼义、人情则侧重于说社会环境。
说“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将礼义的功能归之于“器”，器为工具，虽地位不及天地，但对人的行为具有更为直接的指导作用，有礼义在前，就有榜样可依。
说“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强调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办事的重要性，也是切合实际的。
至于说“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那是说人工对于自然的作用了，“四灵”指四种家畜，有了人工蓄养的动物，饮食就不成问题了。
这句话虽然平易，但道出了人与自然的另一种关系，人其实是可以有限地改造自然，让自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
3.“天道至教”
《礼记》“礼器”篇有一段重要的话：
天道至教，圣人至德。
庙堂之上，尊在阼，牺尊在西。
庙堂之下，县鼓在西，应鼓在东。
君在阼，夫人在房。
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
君西酌牺象，夫人东酌尊。
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
③
“天道”指自然之道。
将天道对于人的意义定位为“至教”，是耐人寻味的。
“至教”，诚然是想说明天道是人行为的最高指导，但不说“导”而说“教”，强调天道于人的亲和性，天道不远，它就像老师，近在身旁，可敬可亲！
它下面说的天道指导实例④，虽似是教条，但如不拘泥，当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
4.“与天地参”
虽然，人人都需要以天地为师，从天道中获得教诲，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
人是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礼记》强调天子与天地的关系。
这种关系，它名为“与天地参”。
《礼记?
经解》云：
天子者，与天地参。
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
⑤
“与天地参”，其“参”有两解，一解为三，意思是天子可以与天地并列；二解为参加，意思是天子可以与天地共同参与社会事务。
“与天地参”的提出，一方面说明在《礼记》作者的心目中，天子的地位是至高的，可以与天地相并列；另一方面，也给天子提出了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
所谓“德配天地”，其“德”，既是指道德，又是指能量。
这与其说是给天子定的最高目标，不如说是给人类定的最高目标。
“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是最高目标的具体化，其中的“兼利万物”，这万物不仅有人还有物。
“兼利”强调公正、平等、均赢，其胸怀不仅是社会天下，还有生态天下，非常可贵！
二、生态与人
生B是当代概念，但不等于说，生态问题仅只在当代存在。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至少在周朝，它就受到统治者的关注。
这一点，在《礼记》中得到突出的显现。
《礼记》没有生态概念，但有着可贵的生态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田不以礼，曰暴天物”
《曲礼》篇云：
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
⑥
这段话是说，君主春天田猎不将泽地（此指猎场）四面包围起来；大夫打猎不将猎物一网打尽；士打猎，不捕幼小的麋鹿，也不掏取鸟卵。
在《王制》篇重申这些规定：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
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
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
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
佐车止，则百姓田猎。
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
豺祭兽，然后田猎。
鸠化为鹰，然后设W罗。
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
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不卵，不杀胎，不|夭，不覆巢。
⑦
文章说，天子、诸侯在没有大事的情况下，一年可以打猎三次，打猎的目的很明确：
制作祭祀用的干肉、宴客、自己食用。
因为有这样的需要，猎是要打的，“无事而不田曰不敬”；但打猎没有节制、没有规矩，则不合礼，“田不以礼，曰暴天物”。
怎样才能做到合礼呢？
第一，行猎有规模上的节制，“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要为物种的生存发展留下必要的基础与条件。
第二，行猎有等级上的区别：
天子、诸侯、大夫、百姓的猎杀各有一定的规定。
第三，行猎有时令上的限制，比如，水獭捕鱼陈列水边的那个时候，掌管山林的虞人才能进入水域河梁捕鱼；鸠化为鹰也就是鸟长大之后，才能下罗网捕鸟。
昆虫尚未蛰居，不能放火捕猎。
第四，行猎有捕获对象上的限制。
这就是“不，不卵，不杀胎，不|夭，不覆巢”。
所有这些，均具有保护生态安全、维护生态平衡、坚持可持续性发展的意义。
2.“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
《礼记?
祭义》云：
曾子曰：
“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
夫子曰：
‘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孝有三：
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
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
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
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
”⑧
这段文章同样将破坏生态的行为提到违背礼的高度。
与《曲礼》《王制》谈保护生态不同，这里，它着重谈从自然获取资源的适时性。
曾子说，树木要根据一定的时节伐取，禽兽要根据一定的时节捕杀。
这里最重要的是曾子引孔子的一句话：
“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将破坏生态的行为提升到“非孝”的高度。
众所周知，孔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孝的最高义是传承血脉。
断树、杀兽，如不“以时”，它的危害是树不能生存了，兽不能繁殖了，就是说，它不仅摧残了一个具体的生命，还断绝了它的族裔。
这族裔之不存，不就与人之无后一样吗？
孔子的这一看法逼近当今的生态理念，是极为可贵的。
珍惜良好的生态，珍惜物种的保护，目的还是为了人类，因为人类与其他生物命运相共。
曾子“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与当今的“可持续性发展”完全一致！
3.“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礼记》的“中庸”篇，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⑨
“诚”是先秦儒家非常看重的一个概念。
诚，即为真实的存在，说“诚”为“天之道”，是说天是真实的存在。
说“人之道”是“诚之者”，是说人应效法天真实地生存。
下面，则谈到性，性为物之本性，物之本性是真实的存在，它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文章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何谓“尽人之性”？
就是将人的本质充分发挥出来。
何谓“尽物之性”？
就是将物的本性充分发挥起来。
《中庸》认为两者是相互为前提的。
人要想得到最好的发展，必须让物也得到最好的发展；同样，物要想得到最好的发展，也必须让人得到最好的发展。
这不就是双赢吗？
双赢是一种哲学理念，这个赢，着眼于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既不是个体或相对狭小的团体的输赢，也不是一时一地一事的小得小失。
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其最佳境界就是双赢。
三、时令与人事
《礼记》中有《月令》一章，论述一年之内不同的时令变化，人应怎样适应这种变化，让生产、生活都取得理想的效果。
《月令》篇充分体现出周人对于天地自然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按照周人理解的自然规律办事。
《月令》篇基本全面地反映出周人的天人合一思想。
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均实际地体现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与生产之中。
详细考察，它有四个突出的重要特点。
1.以农事为核心
比如，《月令》篇提及孟春之月：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
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
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
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⑩
这个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和同，草木发芽，国君颁布农事命令，让主管农事的官员田住在东郊，修整耕地封界，审查端正田沟和农道，好好观察丘陵、斜坡、平原等土地，考虑它们适宜种什么，教导农民如何种五谷，而且要躬身亲为。
种田的事安排好了，标准、界限都定好了，农民也就不迷惑了。
显然，在这孟春之月，农事方才开始，主要还是田官在做指导。
下面，就是仲春、季春。
春天过后就是夏秋冬，每月的天气不同，农事也不同。
2.每月均有防止生态破坏的禁令
《月令》篇中在不同的季节和月份，都详细载明了各种禁令。
比如春季：
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
禁止伐木。
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
毋，毋卵”。
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季春之月，“田猎D罘、罗网、毕翳、]兽之药，毋出九门”。
夏季：
孟夏之月，“毋大田C”。
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
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
止声色，毋或进。
薄滋味，毋致和。
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鹿角解，蝉始鸣。
半夏生，木堇荣。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季夏之月，“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
秋季，也有防止生态破坏的禁令，不多。
冬季就又多了，特别是仲冬之月，“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
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
3.均有配合养身的内容
在谈及农事与生态保护的同时，《月令》篇还配合有相关季节的养身内容。
比如，《月令》篇谈到仲冬时节，“是月也，日短至。
阴阳争，诸生荡。
君子齐戒，处必掩身。
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
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4.天子均有相应的政治活动
如孟春，“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
仲春，“天子居青阳大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季春，“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
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
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月令》相当清晰地展示了周人一年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活动的内容与方式是由这一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环境对于生活的影响与决定作用，周人不是以空间为维度予以展开，而是以时间为维度予以展示，说明决定时间变化的天象在周人的心目中占据的地位远胜于空间展开的地象。
周人的环境观，骨子里是时间的而不是空间的。
四、家园意识
《礼记》所表达出的环境观，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家园意识。
1.多元共处，相互交通
《王制》篇云：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达其志，通其欲：
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L，北方曰译。
这段话中说的“中国”，是指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与四周的夷、蛮、戎、狄合成“五方”。
五方就是中华民族，其活动的区域就是周朝的版图，当时的中国。
夷、蛮、戎、狄的生活方式不同，饮食上：
有的不火食，有的不粒食；衣着上：
有的被发文身，有的被发衣皮。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就是说，他们都有自己安适的居处、和美的食物、适宜的衣着、便利的生活、完备的器具。
五方的人民，虽然“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但都有“达志”即表达自己心愿的要求，都想“通其欲”即沟通大家的欲求。
2.以礼治国，天下大顺
这样多不同的民族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怎样治理的？
用礼。
礼是治国的利器。
礼是什么？
《礼运》篇说：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礼运》篇说，礼之本在于义，而义之获得是需要学习的。
学，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合仁。
合仁，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安乐”，安乐体现在行为中，则是“顺”。
“大顺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也就是说懂得了“大顺”之理，人生就顺利了。
那么，它能为国家、为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
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是谓大顺。
很清楚，家庭和美了，社会和谐了，国家强大了，百姓富足了。
3.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
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文字清晰地描绘出中华民族关于社会的理想。
这个理想的基本点是“天下为公”。
具体来说，就国家层面来说，要选贤任能，v公平；就社会层面来说，要讲信修睦，重诚信；就个人层面来说，要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怀仁爱。
公平、诚信、仁爱三者具，社会就安定和谐了。
这个和谐社会，孔子称之为“大同”。
百姓在这样的社会生活是幸福的，他将这样的世界称之为“小康”。
孔子认为，这种社会在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时代出现过，现在没有了。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失去了礼。
在孔子看来，礼是治国的唯一法宝。
在接着上面那段文字之后，孔子感叹地说：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诗云：
“相鼠以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是故夫礼必本于天，ビ诘兀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
是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礼为国家制度、行为法则大全，相当于今天的法律的全部，再加上行政规则、道德规则等。
由于礼需体现为一定的程序、仪式，它具有一定的形式。
合适的形式与真善美的内容相统一，显现一种大全的美。
因此，孔子所说的以礼治国，包含有真善美三个方面的内容，为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美治国的综合。
孔子的大同社会没有提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并不等于说，不需要这种和谐，事实上，社会的和谐，不仅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以礼相与，也依赖于人与自然的以礼相与。
《礼记》认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礼制存在。
《礼记》中的理想社会综合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诸多和谐关系，而展现出来的是美：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
中华民族心目中的社会美，就是如此辉煌、雄壮、美妙，不仅激起人们无限的向往，也激发人们为之奋斗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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