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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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反思
朝鲜战争反思
韩高润/宋中岳
【原文出处】《战略与管理》（京）1994年03期第86～99页
【作者简介】韩高润：
国防大学；宋中岳：
军事科学院
在人类战争史上，朝鲜战争无论从地域范围、参战兵力，还是持续时间上而言，都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
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是其他现代战争无法比拟的。
首先，它是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反过来又促进了冷战格局的发展，导致了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其次，它是进入热核时代后的一场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国际战争，标志着在新条件一个有限战争时代的开始，在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朝战是美国战后介入的第一场战争，它在美国军、政、朝、野之间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冲突，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东亚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历史的必然——朝鲜战争爆发的内因与外因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从战争爆发到战后几十年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参战各方对此历来看法不一。
一些历史学家则多侧重于辨明哪一方首先采取了进攻行动，以此分清挑起战争的责任。
但朝战的起因并非如此简单，它的发生与发展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各方面的因素。
（一）内因
朝鲜战争的爆发，内部因素是基本的。
朝鲜的历史是一部被压迫、被奴役的殖民史。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义败降时，遭受40余年军国主义统治的朝鲜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愿望完全正当，也理应得到满足。
但是，在随着大战结束而到来的冷战阴影的影响下，朝鲜问题已被置于势力争夺的范畴。
在强权政治的作用下，朝鲜被分割为两部分。
这一结局是朝鲜人民（无论是南方或北方）所无法接受的。
朝鲜虽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但仍保留着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生活，同时它具有强烈而独立的民族固有的特征，即使在残酷的压迫下，仍能顽强地反对外来势力的统治和争取民族的生存和独立。
因此，当苏军和美军分别占领北方和南方时，他们不受欢迎是势所必然。
美国国务院派驻南朝鲜的政治顾问本宁霍夫在描述美军登陆后的局势时说，朝鲜人对赶走日本人后不能获得独立非常失望，那里活像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美国占领军司令霍季将军也承认，在美军占领区，“人们将分裂的局面归罪于美国”，而且“越来越憎恨一切美国人”①。
当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协定消息传到朝鲜时，南朝鲜人对协定提出异议，纷纷成立了诸如“迅速实现独立委员会”、“反托管委员会”等组织，宣布反对托管，主张尽早独立。
李承晚于10月由美回国后，许诺他将努力奋斗，使朝鲜“不被征服，不被分裂”。
同年11月从中国重庆回国的金九“临时政府”曾致电各盟国，要求完全独立和废除北纬38度的分界线。
由美国一手成立的在南朝鲜方面的临时议院通过决议，指责军政府霍奇将军“无视朝鲜人民对托管的强烈反对”，“歪曲民意把托管强加于朝鲜人民”，这使美国军政府在南朝鲜的处境十分难堪。
在北部的苏军占领区，由于共产党人群众基础较好，再加上实行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得人心的措施，情况比南方为好。
但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人民的心中，反对分治、托管和要求独立统一的愿望是共同的。
在反对托管、分治的同时，南方的政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
早在1944年，金九的“流亡政府”就从重庆致电各国。
要求承认他的“政府”为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
此后，在南方成立各种参政机构的过程中，都伴随着骚乱和暴力。
在苏、美谈判破裂，南北方分别成立了各自的“一边到”的政府之后，这场斗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敌对政府之间的绝对势不两立，其实质是争夺在这片被分割的国土上，谁是全朝鲜合法的、正统的政府。
因此，两个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推翻对方，统一朝鲜，确立己方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为其崇高无尚的使命。
南北之间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有引向一场内战的强烈倾向。
斗争双方在巩固各自的政府地位的同时，一方面不断展开外交的、政治的攻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建立自己的武装，为武力统一做准备。
与此同时，相互展开了从政治颠覆到派遣武装游击队的活动，使形势日趋激化。
历史学家们公正的指出，在这方面，南北双方的态度几乎是同样的激烈。
李承晚认为，“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并声言他可以在三天内占领平壤。
他尖锐地批评美国绥靖，为了争取更多的美国军援以便从事他的统一事业，经常同美国争吵不休。
他还同蒋介石暗中密谋，鼓动成立太平洋反共联盟。
企图在远东掀起一场混战，把美国拖下水，从中渔利。
据赫鲁晓夫回忆录未经证实的说法，北朝鲜认为，解放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自己的内部事务，并相信不需要外界支援，北朝鲜就可以统一朝鲜。
美国和苏联深感他们在朝鲜的伙伴有可能使他们面临一场战争抉择，不得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这种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加以约束和限制，但这些限制和约束并不能长期抑制南北方实现统一的决心。
因此，当美国和苏联分别从朝鲜撤军时，他们想从那里脱身的预定计划正适应了朝鲜双方的摆脱外来干涉、让自己来干的思想。
李承晚趁机向美国大要武器，他在1949年4月10日给他的驻美特使的一封信中说：
“以美国撤军换取美国给南朝鲜所需要的武器，是实现他进攻北方统一朝鲜的基本前提”②。
1949年夏天，他的部队对北朝鲜发动了无数次攻击，美国驻汉城使馆深怕南朝鲜会发动大的军事攻势，因此它所允许提供的弹药数量一次只够几天作战之用③。
朝鲜北方也针对李承晚政局动荡的弱点，对南方采取了一些骚扰活动。
朝鲜战争从酝酿到爆发，说明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朝鲜人民及朝鲜、各种政治党派反对分治、要求民族统一和独立的一场内战。
它的酝酿和爆发，国内因素是基本的，它不完全是由大国唆使与纵恿而形成的，也不属于后来出现的所谓代理人性质的战争，而是朝鲜人民对分治的一种抗拒的必然趋向。
这场战争一方面固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留下的恶果，但另一方面，它却是小国把大国拖入一场性质纯属内战的战争的典型事例，这一点，对尔后卷入的各国来说，是理应作为经验教训加以吸取的。
（二）外因
朝鲜的形势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场热战？
战后第一场热战为什么发生在亚洲，而不是发生在两强争夺的重点欧洲？
美国和苏联对战争的爆发负有哪些历史责任？
这些是在研究这场战争起因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朝战的爆发内因固然是基础，但它的发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第二次大战甫告结束，在战争中形成的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就开始了他们争夺势力范围的角逐。
这场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手段和决心所进行的斗争发展迅猛，使战后的短暂和平重新蒙上阴影，宣告了冷战时代的到来。
冷战首先由欧洲开始。
从欧洲的波兰、德国、捷克、希腊到中近东的伊朗和土耳其等国的问题上，美苏双方都进行了激烈的竞争。
在某些事件上（如1948年6月开始的柏林封锁），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
但是，在欧洲的斗争有惊无险，实质上只不过是一场意志的较量。
因为他们深知那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也是双方的重兵集结地，谁也不想或不敢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因此，在几度较量之后，双方互有得失，势力范围大致敲定，使该地区以一种特有的“武装对峙下的和平状态”稳定下来。
在欧洲激烈的争夺的同时，两种意识形态的敌对宣传也同步增长。
对战后的冷战宣传，史学家一般把下述事件列为突出事件：
一是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选民讲话时，重谈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将导致战争和资本主义存在战争不可避免等观点；二是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三是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利用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机会发表了被称之谓“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将世界划分为两种生活方式、两大对立社会体系。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凯南的电报，和他在1947年7月以“X先生”化名发表的文章，他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和“遏制理论”，不仅被美国政府采纳作为对苏关系的理论依据，而且把它变成了对苏军事上进行战略部署的指导方针。
以上这些演说和文章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冷战不仅有了实践的方面，而且各自形成了理论体系。
亚洲的冷战较欧洲为晚，但美国遇到的真正麻烦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
战后，东亚的局势和世界局势一样，处于一种新旧体制交替的动荡状态中。
由于老殖民主义的衰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败降，东亚各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在这一大潮中，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站在斗争的前列，使各国内部的斗争与国际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互相交叉，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局面。
“杜鲁门总统喜欢简单的答案，但麻烦在于问题却是错综复杂的”④。
东亚战后局势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内战、朝鲜分治、对日和约和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动。
美国和苏联在东亚主要是围绕着雅尔塔体系的执行进行交涉和斗争。
苏联控制着从千岛群岛、朝鲜北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美国则独自占领着日本、朝鲜南部，控制着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
双方初期在东亚的交锋并不激烈，原因之一是美苏战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夺的重点欧洲，给予亚洲的注意力少得多。
随着美国在欧洲地区承担的义务代价过高，也限制了冷战在东亚的实际推行；之二，在东亚的诸问题中，对日和约尚未提上日程，朝鲜问题的交涉还限于谈判桌上，中国内战前景不够明朗，斗争还没有形成焦点；之三，苏联在东亚边缘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外影响有限，谈不上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同时，不包括在雅尔塔体系之内的印支地区对双方还是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区”，美国在东亚的对苏遏制线一时难以构成。
由于以上原因，亚洲的冷战在战后初期不像欧洲那样剑拔弩张，但随着欧洲冷战的加剧，东亚的局势也日趋紧张，美国的东亚政策也遇到了更多的挑战。
美国在东亚遇到的最为严重的挑战来自中国。
美国把中国视为战后遏制苏联在东亚大陆扩张的主要支柱，希望中国既避免内战，又避免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就着手调解国共争端。
美国的调解表面上是打着不干涉内政的旗子，对两党似乎不偏不倚。
实际上，它从日本投降后大规模空运国民党军到东北、华北时起，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内战。
美国的根本立场是从意识形态斗争出发，对中国的革命持敌对的态度，调解的目的只是推动蒋介石在实行一定改组的基础上，让中国共产党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中，从而巩固蒋介石政权，同时也实现遏制苏联影响扩展的目的。
但蒋对美国的深刻用意并不领情，一心想建立其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他之所以敢于一再破坏和谈，就是相信美国总统总是要支持他的。
当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进退两难境地：
既不愿看到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又无力承担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全面卷入的重负。
同时，美国也深知，他所支持的蒋政权的腐败和丧失民心的状况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有限援助——即有限卷入的政策，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静观政策，为尔后对华政策留下机动的余地。
美国在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杜鲁门政府的强烈的反共意识和政策。
由此出发，它对战后亚洲出现的民族革命运动一律斥之为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
正如专栏记者李普曼所说，美国为了建立对苏联“攻不破的藩篱”，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寄托在我们不可能有多少了解的卫星国、傀儡、雇员和代理人身上”⑤。
支持蒋介石到底的政策使美国最终陷入了外交和内政上无休止的难题和困境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美国在远东的遏制政策遇到了极大的挫败，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鲁门政府遭到共和党右翼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双重围攻。
与此同时，欧洲联盟的内部在德国问题上出现分岐，苏联的原子弹试爆成功，种种情况都不利于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推行，但杜鲁门总统摆脱困境的对策却是冷战升级、军备升级。
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下令研制氢弹；4月批转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68号文件，该文件是杜鲁门主义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全面阐述，是美国战后重整军备的重要决策性文件。
但是，为执行68号文件所需要的资金很难再像希腊事件时那样从国会榨出。
因此，朝鲜战争的发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正如艾奇逊后来所同意的，‘朝鲜把我们救出来了’”⑥。
朝鲜战争的祸根是雅尔塔会议的强权政治铸成的。
三八线的划定最初只是为了美苏进军朝鲜受降时便于分工管理，该时，美苏虽已萌发分歧，仍不失为盟友。
但当战后根据有关协议着手解决朝鲜独立和统一问题时，欧洲的冷战正向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东亚的朝鲜辐射，美苏之间的关系也正由同盟逐步走向对峙。
随着冷战的升级，美苏在东亚、在朝鲜的政策也都纳入了扩大各自势力的范畴。
由此出发，双方在解决朝鲜问题时既缺乏共同立场，又无解决问题的愿望，各项建议与反建议大多是旨在加强本国的势力和影响，同时削弱对方的阵地。
于是，托管变成了分治，联合政府无望组成，索性各自成立于己有利的政府，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
从此，三八线改变了原来的意义，成了美苏之间区分势力范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
任何想移开三八线的企图，不管来自国际的或国内的，都将意味着对对方利益的严重挑战。
由上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内因是基本的，它本质上是一场内战；而外因又是主要的：
美苏在全球推行冷战必然要导致碰撞。
不幸的是朝鲜恰恰成了第一次碰撞的事发地区。
二.必然中的偶然——一场战略上的遭遇战
朝鲜战争是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发生的，它既有必然性的一面，又有偶然性的一面。
这场战争的爆发有一定的突然性，战争进程与攻防转换呈现快速性，对作战对象的判断存在相当的主观性，这些特点使战争有很多捉摸不定的方面，出现了许多偶然因素。
从战略角度来看，它发生在一个非战略重点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参战者是打了一场仓促上阵的遭遇战。
在美国建国后200余年的历史上，对外战争的记录都是胜利与骄傲，朝鲜则是第一个例外。
“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⑦。
美国人把它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
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说它是“一场苦涩的战争”⑧。
“美国共和党人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妄动蠢举，并以此为杀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的十六年统治”⑨。
这场战争之所以“苦涩”、“不得人心”，以及战争中出现的诸多偶然情况，主要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在战前和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策造成的。
在战前的几年中，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
对美国来说，南朝鲜既缺乏它所需要的资源，也不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正如中国谚语中所说的吃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美国内部对它在南朝鲜的存在一直有争论。
1947年4月，美国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在列举对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程序上，南朝鲜排在14个国家之后，名列倒数第二。
特别是在欧洲的负担日益沉重的情况下，南朝鲜就更被视为一个包袱。
因此，美国从1947年就酝酿从南朝鲜撤军，但出于所谓信誉和影响，又不能简单地放弃南朝鲜。
为了逐步撤出南朝鲜，美国采取的第一步计划是将它交给联合国——“一个并不是弱不禁风的靠山”。
但美国此举既不能解决朝鲜的和平与统一问题，也难以使美国达到它完全从那里脱身的目的。
当美国按预定计划从南朝鲜撤军时，它对李承晚政府的状况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对策。
由于李承晚日益倾向于独裁，南朝鲜的政局不断出现动荡，通货膨胀，民怨很大。
在南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样一方政府的存在必然潜伏着危机，内部的混乱结果必将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美国对这一情况显然没给予足够重视。
同时，美国对南朝鲜的军队状况的估计也与实际不符。
不少美国官员认为，南朝鲜军队有良好的训练和装备，在“入侵”发生时，他们将独立地挫败它。
有的甚至说南朝鲜的军队是比中国国民党军队等都好的一支。
这些漫不经心的判断都是为美军早日从南朝鲜撤出的目的服务的。
在撤军之后，美国虽然和南朝鲜签订了军事条约，但又多次在公开的政策讲话中不把南朝鲜包括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内。
这些讲话并不是疏漏，“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罢了”，美国“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⑩。
但美国早已在朝鲜深深陷入，这些讲话实际形成了自我矛盾的状况，在朝鲜当时的状态下更增加了混乱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就在美国国务院和军方都希望朝鲜局势保持稳定以利于美国解决对日和约和中国政策问题的时候，新上任的国务院特别顾问杜勒斯跑到三八线用望远镜窥视北方，并发表支持李承晚的讲话，这对朝鲜两方肯定都产生了影响。
这种政出多门、自相矛盾的情况必然使朝鲜局势更加危急。
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指出，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爆发几乎没有预先警报，这种情况确实令人费解。
一种解释是美国认为下一场战争将是同苏联之间的一场全球战争，对双方来说，朝鲜都不是展开这场大战的重要地区，因此对那里的局势不予重视。
有的作家则认为，对朝战爆发的疏忽，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样，“不是情报太少，而是情报太多”（11）。
在浩瀚的情报海洋中，朝鲜的几点火星是容易被忽视的。
战前，美军顾问团的情报经常矛盾，部分原因是南朝鲜方面造成的。
从美军撤出之日起，南朝鲜就天天喊“狼来了”，美使馆认为其目的是为了要武器，这种真假难分的情况使美国的判断无所适从。
笔者认为，美国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朝鲜战争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内战的性质缺乏认识所造成，对美苏在那里建立的两个势不两立的政府必有一搏缺乏预见。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判断和处置上，如同战前一样，也是错误百出，而且明显地反映了杜鲁门总统的风格——反应迅速、果断而鲁莽。
在情况判断上，美国从两极对峙的冷战观念和68号文件的准备大战的战略出发，断定“进攻是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
非武力不能加以制止”。
并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总战略中的第一个突破口。
杜鲁门总统的反应更为直接，“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回合”（12）。
美国做出的第一步决定（海、空特别是地面部队的参战）就显示出，它所设想的作战对象不仅是北朝鲜，而主要是苏联。
随后，杜鲁门总统还宣布成立战时内阁，指示除非离开现职会影响工作外，任何人都不得避免服役。
他甚至还考虑征募德国人进美国陆军或加入在朝鲜作战的英、法军队中参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紧锣密鼓准备迎击苏联可能进行对等的干涉之时，苏联则是小心地不把自己的威信押在朝鲜这场仗上。
苏联在情况判断上和美国一样也是忽左忽右，一厢情愿地认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内战，美国可能和对中国的内战一样不一定进行武力干涉。
由于只强调了内战的方面，因而没有看到朝鲜战争的爆发背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内战，这场战争爆发必然牵动雅尔塔体系的改动，苏联即使没有出兵也逃脱不了干系。
但斯大林终究比杜鲁门老练，他下定决心不在朝鲜同美国直接对抗，不直接出兵，只打笔墨官司。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苏联在东亚的企图估计过分，它所采取的决策多数属于不适当或过了头，从而带来了严重后果。
美国那位颇有见地的外交家查尔斯·波伦评论说：
“我相信，NSC/68号文件关于苏联目标的错误判断，曾把艾奇逊等人在看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引入歧途”（13）。
美国为了替它的干涉提供所谓道义的立足点，再次动用联合国，并联合部分盟友和小伙伴共同出兵，以壮声势。
事实证明，美国赋予这个先天、后天都不足的国际组织以力不胜任的重负是不适宜的。
众所周知，当时的联合国实际是在美国把持多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些符合美国意图的决议，有的决议是在美国先采取了行动之后才提交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只是对既成事实的事后批准。
但美国利用联合国并没有使它增强许多力量，相反受到日益增多的掣肘，这是它始料未及的。
联合国卷入朝战几乎造成它的分裂，对此，李普曼先生早有告诫：
“企图利用联合国作为它们的工具，它是没有前途的，它不是被抛弃，就是变成一个反苏集团，无论那一种结果，联合国都会遭到毁灭（14）”。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最大错误莫过于造成和中国的直接对抗，以及对中国出兵判断的失误。
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直接的军事卷入。
朝战爆发后，它也不想和中国在那里发生直接武力对抗。
但是这种对抗恰恰发生，而且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段最不友好时期的开端。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中两国没有在中国大陆直接武力相见，而在朝鲜半岛相撞，这一情况既属必然，又属偶然，对两国而言，都有相当的遭遇战的成份。
所谓遭遇是指这种对抗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源渊，又有现实政策的失误成份，以及缺乏沟通所致。
美国出兵朝鲜是美苏冷战政策的必然结果，对此双方都有责任。
但是，美国在出兵同时所做出的许多扩张措施，其后果则远远超出了朝鲜这场局部战争的范畴，其中特别是第7舰队北上封锁台湾海峡，直接干涉了中国的主权和内政。
1950年初以来，尽管美国国内对中国有各种敌对情绪和谋划，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曾有过一定缓和的趋向。
1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声明：
“美国并无将福摩萨（按指中国台湾省）或其他中国领土据为己有的计划。
美国不想在福摩萨取得特殊权利或优待以建立军事基地，也无任何使用其武装部队干涉现有局势的意图。
美国政府将不走会导致参与中国内战的道路。
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
（15）”但不到半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一改过去打算放弃台湾的想法，转变到要把它抓在手里的政策。
美国这一政策转变标志着，从朝战爆发开始，美国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冷战政策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它把亚洲的共产党统统打入苏联的“附庸”、美国的“敌人”之列，对中国的政策从设法鼓励中苏分裂以争取中国，回到了把苏中都视为大敌的老路上去。
关于美国为什么做出这一决定，不少学者认为是军事角度的考虑大于政策的因素，对苏作战需要的成份大于对华的成份。
但是，美国这一错误决定的出笼并非偶然，它与美对华政策长期倾向是一致的。
美国虽然不得不从中国大陆撤出去，但一直对中国持敌视态度；虽然估计到中国和苏联之间总有一天会出现分岐，但在当时又难以扭转国内敌视新中国的潮流；虽然在“白皮书”中承认蒋政权腐败无望，但又不愿承认新中国为合法政权。
美国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企图始终没有放弃，并秘密策划台湾从大陆分离出去。
因此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美国总是要以各种藉口阻挠中国解放台湾。
在杜鲁门总统开战后的声明中。
虽然一方面表白第7舰队的行动是“中立化”行动，既不容许中国军队解放台湾，也不容许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但同时又宣称台湾地位要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平的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16）。
这些声明表明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立场不是什么中立，而是要把台湾问题变成一个国际争议的问题，从中国分离出去。
这种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已使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与这一行动相呼应，美国还宣布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队，不仅迈出了与老殖民主义者合流的第一步，也是在中国的南部边境再增加一处威胁中国安全的布点。
所幸的是，当蒋介石自告奋勇愿意出兵入朝参战时，美国政府从利弊得失考虑予以婉拒，使事态没有急剧恶化。
对中国出兵判断的错误是造成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挫的重大战略失误。
美国在朝鲜作战的主要顾虑是怕和苏联对抗。
为此，美国动用了一切手段以查明苏联的意图和动向。
华盛顿当局命令各军事情报部门除了严密注视苏联参加朝战的任何迹象外，对苏联“在南斯拉夫一带，尤其是保加利亚一带以及在北欧一带所进行的活动，应该特别加以警惕”（17）。
至8月底，美国已摸清苏联的底牌，即苏不愿冒全面战争风险，而且在北方战况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即使撒手不管也不会干预（18）。
苏联的态度使美国松了一大口气，但也对美国判断中国的反应产生了错觉。
美国对中国判断失误来源于它强权政治的傲慢和对中国的无知。
自美国出兵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开始，至美国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时为止，中国政府以各种形式提出了多次抗议和警告，但美国政府对此始终没有严肃认真看待。
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抗议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出兵台湾海峡并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
实际上美国趁朝战之机以中立之名行强占台湾之实是早有预谋，此举也是为满足军方和共和党要求的战略和政略的重要步骤，只不过方式上比较隐晦而已。
美国政府对中国所提出的警告认为只是虚张声势。
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情况很糟，特别是军队装备落后，没有可能出兵。
1950年8月17日，美国通过印度对中国进行威胁，声言朝战的发展要看中国态度而定。
如果中国扩大战事甘心为他人火中取栗，中国的运输系统和为数有限的工业设施将会遭到毁灭。
艾奇逊9月10日宣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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