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美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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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美术
第四章秦汉时期的美术
ChapterFour ArtofthePeriodofQin -HanDynasty
（公元前221年-220年）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战国的孕育催发期，至秦始皇统一六国而正式确立。
可惜好景不长，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正式建秦至公元前206年秦子婴投降刘邦，秦政权只维持了十几年。
但开创封建制度之功，以及为封建文化奠基之功，永昭史册。
汉承秦制，两汉四百多年的统一局面，为社会的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新兴地主阶段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是朝气蓬勃的，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封建经济、文化以奴隶制无法比拟的速度飞速发展。
美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建筑、雕刻、工艺、绘画、书法等等，全面繁荣。
秦汉建筑实物虽多已不存，但通过文献记载及少量遗迹，可知其规模也是空前的。
西汉开国宰相萧何提出的“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思想，成为汉代以后二千多年来中国皇家建筑的最高的美学准则。
秦汉雕刻尤其是始皇陵兵马俑、汉霍去病墓前石刻群，成为秦汉大型纪念性雕刻的杰出代表。
这成千上万的大型雕刻，好像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令世人耳目一新。
因为在秦代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型雕刻作品。
它们为后世中国雕刻树立了写意与写实两种风格的典范。
秦汉工艺美术也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精神风貌，华贵、粗犷、质朴。
其中尤以漆器、织绣工艺最为突出。
秦汉绘画迈上了历史的新台阶。
流传下来的大量的画像砖、画像石，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真实性、广泛性是空前的。
汉墓帛画更显示出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巧。
秦篆、汉隶继商周金文之后，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第一节建筑
SectionOne Architecture,SculptureandCraftsofQin-HanDynasty
一、建筑
从史书记载看，秦汉城市建设规模巨大，后代相形见绌。
周代建筑已经奠定了中国木构建筑的基本特征。
这就是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主体建筑居中、前朝后寝、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等等。
秦每破一诸侯国，就令工匠原样仿造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即咸阳城的北高坡上）。
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万里长城，造骊山陵、盖大宫殿，至二世亡国，无时休息。
咸阳城的规划，仿像天宫。
城中建信宫（即咸阳宫），象征天上的紫微帝居；引水贯通都城，以像银河，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星）。
渭水南岸修阿房宫，象征二十八宿的“营室”。
咸阳城内建筑以阿房宫规模最大，“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
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
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像天阙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
秦咸阳宫复原图
西汉时期宫殿建筑，首推长乐、未央二宫。
长乐宫修建于楚汉相争之际。
未央宫修建于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由萧何主持。
未央宫以前殿为主体，殿内有处理政务的东西厢。
长乐宫是专供太后居住的，位于长安城的东北隅，北面与明光殿连属。
宫城周围约一万米，内有长信、长秋、永宁、永寿四组宫殿。
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在长安西南修建章宫，属于园囿性质的离宫。
其中有凤阁，脊饰铜瓦，又有井干楼和置仙人承露盘的神明台。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02年夏，在湘西龙山县里耶镇出土了秦代简牍二万余件，同时清理了秦古城，填补了湘西地区乃至全国秦代地方古城考古的空白。
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总体复原鸟瞰
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中心建筑复原
二、雕塑
1.对外文化交流与秦汉雕塑
秦汉雕塑规模之大、艺术之精前所未有。
始皇陵陪葬坑内出现成千上万与真人差不多大小的陶塑作品，制作精美，形象个性鲜明。
文献记载或考古发掘的实物，没有关于秦代以前进行大规模雕塑活动的材料。
我以为，这除了一千多年来青铜工艺提供的经验而外，秦代工匠吸收了古希腊雕刻技巧也是重要原因。
雕刻因是工匠的专职，故史书无闻。
但西方魔术杂技、鸵鸟蛋已明载史册。
2.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在陕西临潼县东5公里处，南依骊山。
北临渭水。
发掘的兵马俑坑距墓1.5公里，1974-1976年共发掘三处，最大的一号坑总面积有12600平方米。
按1、2、3号坑出土的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应有武士俑7000多个，驷马战车100余辆，战马100余匹。
兵马俑差不多与真人马等大，按始皇生前的实际阵容排列。
秦始皇陵外观
秦始皇陵兵马俑全景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
兵马俑用泥质灰陶制成，俑头和身躯四肢分开制作，然后套和，塑成后入窑烧制，最后进行彩绘。
彩绘的颜色有绿、粉绿、朱红、粉红、紫蓝、中黄等，艳丽而丰富。
雕塑手法采取捏、塑、堆、贴、刻等多种技巧。
形象塑造既注意整体概括，又注意细节刻画，可谓“至广大、尽精微”。
1980年在始皇陵西侧约20米处的陪葬坑内又发掘了两辆铜车马，铜车马个体相当于真车马的一半，完全仿真。
铜车马均加彩绘，以白色为基调，配以朱红、粉红、紫、蓝、绿、黑等色，与金银饰件相配。
1993年又新发掘了兵马俑坑，出土了几千件兵马俑和上万件铜兵器。
并发现了着彩兵俑。
铜车马俑局部
铜车马局部
始皇陵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兵马俑与希腊雕刻比较，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中国雕刻所特有的装饰性和绘画性，此特点是商周青铜工艺留下来的传统。
它代表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
3.汉代雕塑
汉代陵墓雕刻与秦代的相比，简括雄浑，整体感强。
原因是多方面的：
始皇陵兵马俑要求如实再现秦始皇统军征服六国的强大威势，写实手法最合适。
秦集六国能工巧匠于咸阳，人才济济。
陵修成后，大部分能工巧匠被坑杀，汉塑水平自然受到影响。
其二，秦汉文化传统不同，秦继承中原周文化的朴实。
汉为楚国之后，而楚文化充满了对宇宙的奇异幻想，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汉代大型陵墓雕刻也已发现，数量也很多，但个体比秦俑小得多，整体看来似乎也不如秦俑精致。
汉代大型纪念性雕刻，以汉武帝茂陵陪葬墓之一――霍去病墓前石刻为代表。
这些石刻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前140-前117年）建造。
雕刻家强调整体效果，对原石稍加修饰，省去细节，近看是兽，远观是石，感染力极强。
霍去病墓前尚存大型石刻十四件，题材有马踏匈奴（11）、跃马、卧马（12）、卧虎（13）、卧牛、卧猪、卧象、野人、野人搏熊（14）、怪兽食羊、石蛙、石蟾、石鱼（两件）。
均采用象征手法。
其中主题最为鲜明的《马踏匈奴》，高168厘米、宽190厘米。
表现一匹肃立的战马踏倒仰卧在地、手持弓箭作垂死挣扎的敌人，像征性地歌颂霍去病的战功和他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
霍去病墓前石刻之《马踏匈奴》
《跃马》是用整块大理石雕成的，只雕出马的大形，细部则用淡浮雕加阴线刻画，简练概括。
霍去病墓前石刻之《跃马》
《卧虎》，是用整块石头雕大形，虎的四肢及皮的斑纹，以深浅不同的阴线表现，让人感觉虎皮松软似可触摸。
霍去病墓前石刻之《卧虎》
《野人搏熊》着力表现力士的强健和勇敢，二者扭打在一起，力士双手紧紧搂住熊身，熊张口咬住力士的下唇不放，力士张嘴露齿以牙还牙，熊后腿直伸，使尽浑身力气。
然而力士虽显出忍耐痛苦的神情，但内含必胜的力量。
不失为杰作。
霍去病墓前石刻之《野人搏熊》
汉代陵墓陶塑也有大批发现，如推测为西汉文、景时期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墓的随葬陶俑群发现于陕西咸阳市杨家湾。
为一个以骑兵为骨干模拟送葬的军阵，排列于最前面的六个坑内的是583件骑兵俑。
其后四个俑坑内，有步兵俑1800多件。
各高44.5-48.5厘米。
这些俑均为模制，彩绘保存完好。
1984年于徐州狮子山西汉兵马俑坑，探明兵马俑总数达4000个以上，发现四处埋有骑兵等兵种陶俑的坑，初步揭示了军阵的基本布局。
从出土文物的规模来看，此墓应为王侯一级。
兵俑个体较小，高仅34-43厘米。
均为模制后烧成，然后着色。
两墓出土的兵马俑，其艺术性较始皇陵兵马俑要差。
1990年夏，陕西考古工作者在渭水北岸的阳陵（汉景帝陵），发现大规模陶俑群。
初步估计，阳陵埋藏陶俑在四万件左右，是迄今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西汉早期陶俑群。
陶俑面部刻画细致，面型圆润，有一定个性，一反汉代雕塑类型化的传统，为汉代雕塑史增加了光彩的一页。
2002年11月，在山东章丘市又发现了西汉早期彩绘兵马俑，马头呈枣红色。
牵马人呈灰色，其个体大小与徐州狮子山者近似。
汉代陶俑中值得特别加以介绍的还有下列几件：
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乐舞杂技俑”。
在一长方形陶盘上塑造了22个人物形象，计有杂技俑4人、舞俑2人、乐队8人（残缺1人）、指挥1人、观者7人、突出表现乐舞、杂技时的热闹气氛。
这组陶塑制作手法古拙，但缺少精彩的细节刻画。
在已出土的西汉小型彩陶俑中，这是首次出现的乐舞杂技俑群。
四川出土的两件说书俑，非常精彩。
一为站式、一为坐式。
坐者赤足裸上身，左腋夹手鼓，右手握鼓棒前伸，屈左腿，抬右腿。
方面大耳，满额皱纹，大鼻硕口，眉飞色舞。
站立者赤裸上身赤双足，缩颈扭腰，一手捏鼓，一手持棒似在敲击。
眯着双眼，咧嘴吐舌，神情滑稽。
两件说书俑均头大身短，比例夸张，神态活现。
四川出土是站式说书俑
四川出土的坐式说书俑
大量的汉代动物陶俑，也多能传达出各种动物的形神。
用于殉葬的木俑趋于类型化，无明显动态，面部亦无明确表情。
刀法简练，形体概括，色彩艳丽。
与战国木俑一脉相承。
汉代青铜俑出土数量不如陶俑多，但不乏精品。
位于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末年张君将军夫妇墓出土了一批青铜车马仪仗俑，包括铜马39匹，铜车14辆，铜武士俑17个，各种奴婢俑28个。
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铜奔马，它表现一匹飞奔的马，落地的后蹄踩住了一只展翼的飞鸟，马的动作轻盈，一点也没有伤着小鸟，倒像是飞鸟承托起奔马，一起翱翔在半空。
马的体型完美匀称，整个重心都落在踩飞鸟的那只足上，完全符合力学。
这件铜奔马个体不大，长45、高34.5厘米。
称得上是一件杰作。
“马踏飞燕”铜奔马
三、工艺
用来装饰生活的工艺美术，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大发展。
其中青铜、玉器、陶瓷、纺织、漆器、造纸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绩。
1.铜器 战国以后，随着铁器的推广，铜器的神圣地位被打破，不再扮演主要装点礼制的大角色，而是充当装饰人们生活的小角色。
正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制作得更加精致，如铜镜、灯、樽、炉、车、云南滇族的铜鼓、北方匈奴族的青铜工艺等。
秦汉铜镜总的发展趋势是精致化、世俗化。
背面的纹饰带三圈五圈不等，有的在纹饰带间穿插一圈或两圈文字（铭文），以表达人们的美好心愿。
秦代及西汉初期铜镜还沿用传统青铜纹饰，如蟠龙、蟠夔、蟠虺、蟠凤、云纹等，但这些纹饰都经过抽象化、图案化，写实成分基本已经没有了。
西汉中期以后，这些纹饰渐渐废弃不用，代之以草叶、云气、涡纹、乳钉、绳弦纹等。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社会享乐之风的漫延，铜镜花纹装饰也日渐富丽，花纹题材有四灵（龙凤龟麟）、禽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
镜形以圆形者为多数，也有方形的。
镜背面纹饰核心有圆形、方形两种。
纹饰核心为方形的圆形铜镜称之为规矩镜，如“规矩禽兽镜”、“规矩四神镜”、“规矩五灵镜”等，其中的精品多为少府所属尚方官手工场铸造。
制作纹饰的手法有刻画、镶嵌、浮雕等，东汉中期以前流行前两种，浮雕纹饰法产生并流行于东汉后期。
斗兽纹镜 秦 直径10.4厘米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此镜为罕见的秦镜珍品，它继承了战国时楚镜的风格，铸造精美。
昭明透光镜西汉直径16.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镜纹样简洁质朴，以铭文作为装饰主题，作于西汉中期。
此镜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能产生“透光”效应，故称透光镜。
镜正面微凸，打磨光亮，当光照射在上面时，其相对的墙上会映出镜背纹样的影像。
研究实验表明，这是由于铜镜在铸造冷却、研磨时，镜面产生与镜背花纹相对应的肉眼不易觉察的微小起伏造成的。
透光镜亦被称为幻镜、魔镜，发现甚少。
鸟兽规矩纹镜东汉直径15.8厘米，重566克
河南洛阳谷水八十七号墓出土 河南洛阳博物馆藏
规矩纹镜是汉镜中相当精美的一类，“规矩纹”与四神、禽兽的组合是新莽至东汉前期最流行的铜镜图案，而其变体又延续流行到东汉未年。
“规矩纹”的寓意如今已难确知，但相信同当时风靡的五行学说、神仙思想有联系。
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们分别象征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又各自代表了春、秋、夏、冬四个季节。
这种纹样也盛行于汉代，但它们不仅见于铜镜，还大量装饰在瓦当，石刻等上。
骑马龙虎画像镜东汉直径18.3厘米1975年浙江绍兴五星公社新建大队出土
主纹为四只乳钉分做四区，分别为青龙、白虎、异兽和骑马羽人，它们形体颇大而地纹稀疏，故显得格外舒展。
图示的铜镜出土在绍兴，这里汉属会稽，是东汉中期至魏晋时的铸镜中心。
东汉时的主要产品是各式神兽镜和画像镜。
神兽镜和画像镜以浮雕手法表现主题图案。
改变了以前以线条为主的方式，令图案更加醒目，这在艺术是有意义的。
汉代灯具大多比较讲究造型，把实用和欣赏巧妙结合起来。
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刘胜妻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西汉高48厘米重15.85千克
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陵山窦绾墓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长信宫灯”通体鎏金，作一宫女跪坐之姿，宫女身着宽袖、交领深衣，面部饱满，眉目清秀，神情端庄，体态优美，不失为人物雕塑艺术的精品。
宫女左臂下垂执灯座，右臂举起，衣袖与灯盖相通，点燃后烟尘通过衣袖而集中于人体之内；灯座可盛水，能将吸入体内的烟炱溶于水中，这就保持了室内空气的清洁，另外在其灯座上还有活动的环壁形灯罩，根据需要可以调整照射方向，控制灯光的强弱。
灯座、灯罩、头部还可以拆卸，便于擦拭清除烟尘，真可谓巧夺天工。
浮雕鸟兽纹樽 西汉 通高25，口径23厘米
1962年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出土 山西省博物馆藏
器表采用浮雕式装饰。
腹壁中间有凸起的宽带将纹饰分割为上下两层，饰各种走兽、禽鸟活跃于山峦间，有龙、凤、虎、鹿、牛、羊、兔、熊、豹、猿猴、狐狸、骆驼及神话中的异兽等达十多种。
画面布局饱满，所饰动物作上下交错排列，富于节奏感。
动物或跑，或立，或飞翔、或嬉戏，情态各异，皆间以峰峦，使之统一于一体，获得完美的装饰效果。
各种动物形象塑造颇为生动，有较强的体积感。
盖面亦饰两周浮雕式动物纹。
此器口沿和盖沿刻有隶书铭文，自名“铜温酒樽”，作于河平三年，即公元前二十六年。
这种形制的器物战国时已出现，汉代较流行，自宋以来称之为奁。
此器的出土使过去的误称得以纠正。
云南滇族的青铜工艺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中最富特色的是铜鼓，这是一种打击乐器，造型别致，鼓面和外边一圈图案也很精致，周边还有立体动物雕塑。
北方匈奴的青铜工艺，也有不少精彩的作品，尤其是马饰和带钩，其工艺之精远非中原所能比。
西汉铜鼓高11.3厘米，口径4.5厘米，
197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出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鼓为丰肩，束腰，底外撇。
鼓面中心有太阳纹，周围是鱼翔鹭。
鼓身上则装饰有锯齿纹、圆圈纹、羽人划船和羽人舞蹈纹等。
2.玉器
秦汉玉石工艺，在传统基础上继续提高完善，其中最富特色也是空前绝后的是作为殓具的玉衣。
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的皇帝和高级贵族所特有的殓具。
它是将玉片用金属丝缀合而成的。
按《续汉书.礼仪志》说，依身分不同，所用金属丝有金缕、银缕、铜缕三种。
完整的汉代玉衣最早见于河北满城1、2号西汉墓。
以1号汉墓出土者为例，其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多数为长方形，也有方形、梯形、三角形和多边形的，缀合后把尸体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其用意是希冀尸体不朽。
商周以来人们已开始用玉装殓，防止尸体腐烂，身上放玉壁、口中含玉、鼻孔塞玉、耳中填玉、两眼盖玉。
在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出土了西周“玉覆面”，汉代将“玉覆面”扩大为包裹全身的玉衣。
金缕玉衣长188厘米，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满城汉墓墓主是汉景帝之子、武帝之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所以丧仪按帝王规格。
玉衣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和1100克金丝缀合而成，玉片都经过仔细打磨抛光，素面而未加雕饰。
其妻窦绾的玉衣长1.72米，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约600克。
3.漆器
秦汉漆器工艺，是中国漆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制作之精远胜前朝。
秦汉墓出土的漆器以饮食器和妆奁器为主，造型比较轻巧，较多使用薄板卷木胎和夹纻胎，纹饰偏重平面彩绘云气、圆点纹、波折纹和几何形勾连纹。
秦代漆器品种据考古发掘可知有漆盒、盂、奁、壶、漆卮、漆樽、耳杯、漆勺、漆匕、漆木梳等器物，均为木质胎。
大多是里红外黑。
以湖北云梦睡虎地和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
汉代漆器出土最多。
仅长沙马王堆三座轪候家族墓献出土漆器700多件，为迄今为止集中出土的数量最大的一宗西汉前期的漆器。
主要器形有鼎、盒、壶、钫、卮、匕、耳杯、具杯盒、盘、匜、奁、案等。
其中以耳杯为大宗，几乎占随葬漆器的半数，盘也在200件左右。
此外还有漆棺、髹漆的兵器、乐器和杂用器。
绝大多数也是木胎（旋木胎、斫木胎、卷木胎），有少量的小卮、小奁作夹纻胎。
器表纹饰以各种变形云纹、龙凤纹（云龙、云风纹）和圆点、菱形、环形、方连变体等几何形图案花纹最多。
还有少量的花草纹和写生动物纹。
使用单线勾勒和平涂手法，笔势活泼，富于变化。
画面盛行三分式布局，有的作四分式，构图繁缛而不紊。
据分析，漆器花纹的绘制方法主要有三种，使用最多的是漆绘，其次是油彩和针刻。
此外还有"堆漆"技艺。
西汉后期的漆器，出土数量较前期少，但出土地点比前期多，尤其是古代漆器难以保存的黄河流域各省区，也有一些发现。
西汉后器漆器以江淮地区出土最多，保存最好。
扬州、徐州、连云港附近西汉中晚期墓葬出土漆器尤为集中。
山东临沂、文登、莱西也是出土西汉后期漆器的重要地点。
其中以莱西岱墅汉胶东国王室墓出土的银扣器和银平脱器最为名贵。
银平脱装饰在汉代漆器中较为罕见，是用薄银片切割成所需花纹形状，嵌贴于涂漆后的器胎上，再在银片上加涂与底色相同的漆，使漆地与银片平齐，干后磨去银片上的漆层，显露出银质花纹。
平脱漆器至唐代颇盛行。
湖北光代五座坟5号墓出土的银扣彩绘漆奁和银扣金平脱奁，可以作为西汉后期江汉地区漆器的代表作。
3号墓和6号墓出土的漆卮，在针刻线条内再填以金彩，被推定为我国古代漆器"戗金"工艺的最早标本。
关中地区发现汉代漆器较少，1975年咸阳马泉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的银扣平脱奁盒和漆罐，却是精彩绝伦的珍品。
漆奁上的平脱图案，表现出车马、人物、狩猎、杂技等多种形象，姿态生动。
标志着金银平脱技巧的成熟。
总观西汉后期的漆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夹纻胎漆器和扣漆比例显著增大，金银平脱器普遍出现；二是漆工艺的分工更加精细。
从贵州镇、平坝出土的蜀郡、广汉郡工官制品上，已依次标出素工、揉工、上工、铜扣（或作铜耳）、黄涂工、画工、月工、清工、造工等八个工种，可见漆器的制作至少要经过八道工序。
东汉时期的漆器，进一步减少，这大概是因为青瓷器的崛起改变了社会风气的缘故。
东汉漆器工艺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漆器附件除金扣、银扣外，还有绿松石、玛瑙、珍珠等，而且在附件上刻镂或镶嵌出流云、鸟兽、花卉等精美的纹饰。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漆器工艺向其他领域转变的迹象。
彩绘鱼鹭纹漆盂秦高8.8，口径29，底径16厘米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一一号秦墓出土 湖北省云梦县博物馆藏
盂的底部有“亭”字烙印和针刻文字、符号。
据专家研究得知，此器是咸阳市亭所属漆工场所造。
云纹漆鼎 西汉 通高28，口径23厘米
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500件，其中一号墓出土184件，三号墓出土316件。
这批漆器品种丰富、制作精美，是汉代漆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此墓鼎同出七件，形制相同，大小有别，表明汉代具工艺发达，除制作小件日用器皿外，还制作大件成套漆礼器。
此器底有标明其容量的朱书“二升”铭文。
云纹漆具杯盒 西汉通高12.2，口长19.6，宽16.5厘米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盒口沿处有黑漆书“轪侯家”三字，耳杯内心有红地黑色“君幸酒”三字。
此器根据墓中出土的竹简《遣册》（随葬物清单）所记“具杯盒”定名，为酒器，是轪侯（长沙国丞相利苍）家专门定做的。
平脱兽形银片漆奁 西汉 通高12.5，盖径20.7，底径19.8厘米
1974年江苏省盱眙县东阳故城遗址附近墓葬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此奁内还放置七件小漆盒，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及马蹄形。
小盒外涂赭色漆，朱绘柿蒂纹、云纹等。
纹样布局因形而异，主题突出，如七个小盒盖顶皆饰柿蒂纹，方、圆盒上为常见的四瓣花纹，椭圆、长方盒上四瓣花变形、拉长，而马蹄形盒上则为三瓣花纹，整体上和谐统一，亦与漆奁的纹样相协调。
彩绘三鱼纹漆耳杯 汉 高5.9，长21.3厘米
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出土 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藏
4.织绣、印染工艺
秦汉时代的织绣和印染工艺有很大的发展，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汉代纺织品，特别是西汉前期，有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和河北满城汉墓的发现，所出资料尤为丰富。
其中马王堆1号汉墓所出织物，保存得异常完好。
通过现代化科学手段测定，马王堆丝织品的原料是桑蚕（家蚕）丝纤维。
这些丝纤维的单纤很细，和近代缫出的最精细的纤度十分接近，说明当时的缫丝技术已相当进步。
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丝织品，品种相当齐全，平纹组织的绢、纱，单色起花的绮、罗，彩色起花的锦，以及刺绣、印绘的织物，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
另外还出有麻织品和毛织品。
当时纺织品的主要原料是丝和麻，麻纤维须捻合成线，才便于上机织布。
麻纤维较短，尤其是大麻纤维更短，芒麻纤维较长，但也不如丝，仍须捻合成线才便于用来织布。
丝与麻类不同，在自然界中，丝属超长纤维，其长度达1000米。
所以丝织品占多数。
汉代丝织品统称为帛或缯。
绢在汉代特指未经漂练的泛黄之帛。
织造平纹绢工艺较简便，在出土的汉代丝织品中数量最多。
织造单色提花丝织品其工艺要较平纹绢复杂。
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菱纹罗，一般为每平方厘米100×35根左右。
平纹的绢、纱和提花的罗、绮都是素织后再成匹地染成各种色泽，而彩色提花丝织品锦则是用事先染好的彩色丝缕制织，代表汉代织物的最高水平的马王堆两座汉墓都曾发现多种不同纹饰的锦。
其中有花鸟图案、植物图案和几何图案。
锦的织造难度大，故相当昂贵，所以东汉刘熙《释名.释采帛》说：
”锦，金也。
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从帛与金也。
"汉锦的主要产地陈留郡的襄邑（今豫东睢县一带）。
常见的汉锦为二色锦或三色锦。
二色锦用两种颜色的经线，三色锦用三色经线。
西汉前期与西汉晚期至东汉的锦皆以经线显花，织造技术亦大致相同，但这两个时期中锦的风格却不一样，这主要是由于图案设计与色彩搭配上的区别所造成的。
西汉中期以前的锦，其图案多以分散的小图形与点子、线条相组合，上下交替排列，满布在整个幅面上，有时甚至稍嫌琐碎。
在色彩方面，这时追求一种雍雅含蓄的效果，虽然花纹多用鲜明的朱红色，但分布在深沉的红棕、暗褐地子上，并不显得很突出。
至西汉晚期与东汉时，织锦工艺却面目一新。
首先是，这时锦的图案不再以散点的方式排列小块几何纹为主，它已经成功的把当时出现在漆器、釉陶和画像砖上的云气、禽兽纹搬到锦上来。
在这种图案中，云气流动，禽兽生动活泼。
随着社会享乐之风的盛行，出现了表达人们美好理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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