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拒斥作用下敌对的角色认知在形成攻击性反应中所起的作用.docx
《在社会拒斥作用下敌对的角色认知在形成攻击性反应中所起的作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在社会拒斥作用下敌对的角色认知在形成攻击性反应中所起的作用.docx（2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在社会拒斥作用下敌对的角色认知在形成攻击性反应中所起的作用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2009美国心理学协会2009,Vol.96,No.1,45–590022-3514/09/$12.00DOI:
10.1037/a0013196
在社会拒斥作用下敌对的角色认知在形成攻击性反应中所起的作用
C.NathanDeWallJeanM.Twenge
UniversityofKentuckySanDiegoStateUniversity
SethA.GitterandRoyF.Baumeister
FloridaStateUniversity
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在社会拒斥和攻击性反应之间有一条非正式的联结途径,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社会拒斥会引起攻击性行为。
一系列的实验检验了关于“社会拒斥增加了把中性信息看作对产生攻击性反应有影响的敌意倾向”的假设。
与被社会接纳和控制组的被试相比,被社会拒绝的人更有可能将具有攻击性的和模棱两可的词当成是类似的（实验1a），用更具攻击性的词汇完成词语片段组合（实验1b）。
并且把其他人模棱两可的行为当成是有敌意的（实验2-4）。
这种在实验被试身上产生的敌意认知偏差，与对未让他们感受到排斥体验的人产生攻击性反应有关（实验2和3）和那些实验中被试先前没有接触过的人有关（实验4）。
这些研究发现提供了社会拒斥产生攻击性反应的第一个步骤。
关键词：
社会鄙弃，社会排斥，攻击性，敌意认知，归因（归属）
如果人类理想的社会生活是和平与和谐的生存,那么它们最大的两个敌人是社会排斥（阻碍了团结精神）和攻击性（阻止了人类的和平与和谐），这两个问题有时是有联系的。
有攻击性倾向的人通常是被社会所拒绝的，攻击性强的儿童是被大家所讨厌的，有暴力倾向的成年人要付出坐牢的代价（Gottfredson&Hirschi,1990;Juvonen&Gross,2005）。
社会排斥同样也会导致攻击性的产生，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小或模糊的社会排斥操作，也会有针对除了拒绝者以外的人群产生深远的，有时甚至是重大的攻击性行为的发生（Buckley,Winkel,&Leary,2004;Kirkpatrick,Waugh,Valencia,&Webster,2002;Twenge,Baumeister,Tice,&Stucke,2001;Twenge&Campbell,2003;Warburton,Williams,&Cairns,2006;seeLeary,Twenge,&Quinlivan,2006,forareview）。
社会排斥和暴力性之间的联系，已经在校园枪击这类暴力事件中被形象化。
几乎所有的行凶者在犯罪前都经历过长期严重的被社会同伴的冷落排斥（Leary,Kowalski,Smith,&Phillips,2003）。
因此团体或者个人一般会拒绝暴力的、攻击性强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使大家和谐相处显得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另外一方面，拒绝导致攻击性产生这一过程是令人费解的。
社会接纳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幸福是极为重要的，这由大众普遍和强有力的归属需要所决定。
（Baumeister&Leary,1995）。
被拒绝后产生攻击性的现象似乎与此理论相悖，简单来说，假使一个人被一个团体所鄙弃，如果他想要得到群体接纳，那么对团体人群产生的攻击性将会是愚蠢的、弄巧成拙的做法。
人们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做法呢？
本研究检验了“社会鄙弃或者社会排斥激活了一个促进攻击性产生的敌意认知偏差心态”的假设，具体来说，我们预测在社会排斥和攻击性之间敌意认知起了重要的联系作用。
这种关联在动机或情感方面难以解释,但认知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和能检验的解释。
现在开始展开我们的研究假设。
有关鄙弃和攻击性的说法
动机的基本原则显示如果剥夺生物体的一些需要，他们会更加渴求得到它（Geen,1995;Shah&Gardner,2007）。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社会排斥产生攻击性就显得与该理论相矛盾，人类的健康和幸福感，基本的生存和生殖动力，靠个体去实现是很困难的，因此人类就有强烈的维持社会关系的动力（Baumeister&Leary,1995）。
排斥阻碍了归属感，因此被鄙弃和被排斥的人群应该加倍努力去获得社会认可。
然而研究不断显示，被拒绝者产生攻击性不仅仅针对那些拒绝他们的人，有时还包括一些无辜者，并没有在任何方面冒犯或者挑衅他们的中立人群（Buckleyetal.,2004;Kirkpatricketal.,2002;Twengeetal.,2001;Warburtonetal.,2006）。
一个似合理的但是现在不足信的解释涉及到情绪。
在先验的基础上，社会排斥将导致精神痛苦（e.g.,Baumeister&Tice,1990），这种痛苦将促进非理性的、目光短浅的甚至是自我挫败的行为产生（e.g.,Grilo,Shiffman,&Wing,1989;Keinan,1987）事实上，多种研究力图表明精神痛苦（使用自我报告方式测量）是社会排斥造成的直接后果，并会促成病理行为反应。
然而这些研究未能显示出拒绝和攻击性之间情感反应的介导作用。
在许多研究中，精神痛苦并没有发现是在实验室控制下的排斥体验所引起的直接反应（Baumeister,Twenge,&Nuss,2002;Gardner,Pickett,&Brewer,2000;Twengeetal.,2001;Twenge&Campbell,2003;Twenge,Catanese,&Baumeister,2002;Zadro,Williams,&Richardson,2004）。
如果有什么的话，最近的研究显示拒绝导致缺乏痛苦和情感体验（DeWall&Baumeister,2006;MacDonald&Leary,2005）Blackhart,Knowles,andBieda（2007）的一项元分析得出结论，一般的排斥在精神痛苦上作用很小（平均作用大小=0.26）这并不能解释现实中排斥产生作用很强的攻击性的现象。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即使研究已经发现排斥操作会产生情绪变化反应，但并没有发现这些情绪能够调停攻击性反应（e.g.,Buckleyetal.,2004;Twengeetal.,2001）。
另一种可能是社会排斥引起了无意识的精神痛苦，这反过来会增加攻击行为。
拒绝阻碍了人类最基本的追求积极和永恒关系的动力，并且如果在对意识情绪的测量中找不到痛苦的话，那么很可能在对无意识情绪的测量中找到。
无意识的反应常常是先于意识反应的（Wegner&Bargh,1998）因此，社会排斥产生的情绪反应可能是先在无意识层面产生痛苦反应，然后进入意识层面产生悲痛情感。
情绪的无意识测量的方法也不同于那些常常用情绪的意识测量方法得出的解释，即就是，实验被试在实验环境下会报告让他们感受到好（或者不报告他们感受到不好）的情绪状态。
然而，最近的研究证据否认了关于社会排斥造成了无意识精神痛苦的这种解释，Twengeetal.（2008）的一系列研究使用多种手段测量了无意识在操纵（包括在当前研究中使用相同的操作手段）排斥反应的影响（回忆儿童期的记忆，在词汇相似性判断中给予重视，情绪测量的可及性），目前还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作用的迹象。
与此同时，所有的测量结果都显示在无意识中，积极情感有显著的提升。
这表明，这种诱发无意识情感的程序是有效的。
因此，在排斥作用下产生的无意识情感反应，似乎是一种通过促进积极情绪发生的复制方法。
平行研究发现了其他的一些挑战，包括高显著死亡率（DeWall&Baumeister,2007），性别认同的威胁和内隐的种族主义（Rudman,Dohn,&Fairchild,2007）。
尽管这些研究调查并不包括攻击性的测量，他们确实提供了一致的证据：
社会排斥不增加无意识的负面影响。
因此，社会排斥和攻击性之间的因果联系并不能仅仅从动机或者有意识（无意识）的情绪来解释，因此我们转向用认知来进行解释。
敌对的认知偏差
尽管对攻击性理论的研究强调动机（由于攻击性的本能）和情绪（由于挫败感）的作用，但是最近几十年，研究者开始在产生攻击性反应的认知过程上产生兴趣。
攻击行为的一般模式由Anderson和Bushman（2002）提出，主要观点为：
攻击性情境的作用由激活的认知结构所操纵，并且对攻击性更敏感（通过状态或者特质）的人更容易做出攻击性的反应，甚至是中性的或是模棱两可的事件。
这种敌对的认知偏差以各种形式，包括被拒绝着对他人模棱两可的行为，更倾向于解释为针对自己的攻击性和敌意行为（Tremblay&Belchevski,2004）,，并认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攻击性是普遍的，预料到很多社会交往将以敌意和攻击性行为为特征（Bushman&Anderson,2002;Dodge,1980;Dodge&Coie,1987;Dodge&Frame,1982）。
一个最近的元分析的结论是：
在敌对的归因和攻击性行为之间存在强相关，这类感受到更强敌意的人群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OrobiodeCastro,Veerman,Koops,Bosch,&Monshouwer,2002）Anderson,Benjamin,andBartholow（1998）,例如,在记忆中只凭一支枪的存在就可以增加敌意认知的可及性，之后的研究证实了这些发现，并且进一步显示上了子弹的枪增强了攻击性反应（Bartholow,Anderson,Carnagey,&Benjamin,2005）敌对的认知影响攻击性行为，然而条件是现存的知识结构。
明确地说，参与者如果是猎人，那么他会将猎枪与积极的效果联系起来（推测起来，因为这种类型的枪会与在记忆中对狩猎正面的评价相联系起来），因此，猎人们不太会去将猎枪与攻击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猎人产生的攻击性反应也就没有非猎人强，推测起来是因为猎人看到枪支并没有激起与非猎人同样多的敌对性认知，这些研究显示在记忆层次上激活敌对性概念激起了攻击性的反应。
同样地，用攻击性或者竞争性的心态去期待一个交流伙伴，会导致他们自己行为上表现得更具攻击性，从而助长了敌对性冲突的恶性循环（Snyder&Swann,1978），简单来说，敌对的认知偏差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攻击性的升高。
现在研究的目标是证明社会排斥会促进这种认知偏差。
为什么社会拒绝会助长敌对的认知偏差呢？
当自己的提议或者从属建议遭到拒绝的时候，那么对对方充满敌意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的确，一个合理的演化基础可以被用来引证,只有人类依靠团体合作，才能生存下去，如果遭到了团体的排斥，就可能会导致死亡。
许多早期文明，比如说古希腊，将流放和死刑视作相同的刑罚，无疑，今天的排斥很少或几乎没有过去那么强的影响，但如果这种演变发展的自然趋势是去将社会排斥看作是个人幸福的最大威胁，那么被鄙弃者将更倾向于带有敌意地看待别人。
一些先前的实验研究发现提供了一种更合理的假说：
社会拒绝激起了与敌意相关的认知结构。
相关证据显示孤独感与敌对的认知偏差紧密相关（Jones,Freemon,andGoswick）（1981）,比如说，在孤独感与敌对的认知之间发现有中强度的关系。
孤独感同样也伴随在与室友、家庭成员、教授、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之间感知到的消极行为动机相联系（Hanley-Dunn,Maxwell,&Santos,1985;Wittenberg&Reis,1986），尽管这些实验的相关设计并没有要求有因果推论，这些研究发现至少可以让人认为社会鄙弃促进敌对的认知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实验研究提供了一些关于“社会排斥激起敌对的认知”间接的证据，（Williams,Case,andGovan）（2003）比如，这些研究显示被排斥的人群对内隐的种族偏见有比一般人更高水平的感知，在这样的感知下，社会排斥增加了对别人更负面的认知态度，此外，“囚徒的困境”游戏的研究中，置身其中的人们选择在竞争与合作之间选择平衡点，发现遭到排斥的参与者在处理与他人关系上将采取一个更具竞争性和防卫性/剥夺性的行动（Twenge,Baumeister,DeWall,Ciarocco,&Bartels,2007）。
这些研究发现都显示排斥促进了普遍的认知倾向：
用敌意的态度来看待大多数合作互动伙伴。
然而这些先前的研究没有进行研究的是，在社会排斥下产生的敌对认知偏差促进了攻击性反应，目前的研究就是这样。
研究现状
现在的研究被设计去检验这项假设：
社会排斥或社会鄙弃在社会环境下产生感知敌意的倾向，这种倾向转而激起了攻击性反应。
这项研究力图去展示在社会排斥的操纵下，敌对的认知过程被激活。
实验2-4也测量了攻击性，去检验预测的敌对认知倾向是否将促进攻击性反应的发生。
为了提升实验结论的置信度，我们采用了聚合的实验方法。
社会排斥将被采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操作处理（通过让合作伙伴拒绝与参与者进行互动和使用两种不同类型的假反馈操作）。
测量激活的敌对认知结构采用三种不同的手段（在攻击性和模棱两可的词汇之间进行相似性评估，用带有攻击性的词汇完成词语片段组合，敌意的认知归因以模棱两可的片段为根据），攻击性采用两种不同的手段（在比赛后通过令人厌恶的噪音让对手感到难受，给一个名义上的应聘者非常负面的评价）。
一些附加的过程被包括在可能的备择假设中，我们测量了情绪和情感去判定，不论在预测预计的认知过程中，他们是否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产生，我们采用了投射的职业测验，在操纵成败的预期孤独感与归属感来确定其影响是否是具体的社会排斥，还是有可能推广到其他形式的负面效果。
我们力图去对比接纳、鄙弃、和中性的控制物的作用，最终判定该关键的影响来自于鄙弃而不是接纳。
因此，现在的研究结果力图解决遭到社会拒绝的人群有攻击性表现的说法。
首要目标是去检验“社会拒绝导致与敌意相关的认知过程的激发”的假设，其次是去表明社会排斥下产生的敌对认知偏向对攻击性有影响。
实验1a和1b
实验1a和1b检验了社会鄙弃产生敌对的认知偏向的假设。
这两个实验都采用了主试操纵社会排斥，让被试亲自或者与个人无关地感受到社会排斥的方法，我们通过改编Vorauer,Cameron,Holmes,andPearce（2003）创制的实验过程进行研究。
具体过程是，参与者等待与同搭档伴进行交流，并且被事先告知他们和他们的搭档要首先通过视频信息来回进行交流。
通过随机分组，一半的参与者被告知，他们的搭档不愿意与他（她）进行会见（拒绝控制组），另一半被试被告知，他们的搭档将不能与他（她）进行会见，因为他（她）的搭档不得不提前离开实验（控制条件组）。
因此，一半被试接收到了他们被别人拒绝的回馈，而另一半被试则接收到了相对中性的回馈，因为他们的搭档将不能再与他们进行合作。
这项研究的控制条件组同样表现出了排斥的性质，因为他们的搭档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对排斥影响作用的测定。
例如，控制条件包括社会认可（接受），在这样的处理下，差异就在于：
一组是明显地遭到拒绝，另一组是由于一些意外因素，导致被试遭到了拒绝。
在实验1a，通过让被试评定一对词汇的相似性来测量激活的敌对认知水平（Anderson,Carnagey,&Eubanks,2003;Bushman,1996）。
词汇组合包括一个带有明显攻击性的词和一个模棱两可的词，研究的基本假设是：
一个有着敌意心态的人会比有着中立或者乐观心态的人将攻击性词汇与模棱两可的词汇看作是相近的。
实验1b通过让被试完成词语片段组合来测量激活的敌对认知水平，被试既可以用带有攻击性的词填空，也可以用不带有攻击性的词填空。
以往的研究显示，参与者如果接触到暴力（与非暴力相对）的歌词，那么他们会将带有攻击性与模棱两可的词看作是相似的，并更可能用攻击性强的词去完成填空（Andersonetal.,2003）这些带有攻击性的刺激物使人们将相对中性的刺激感知为带有敌意的刺激。
通过参与者将攻击性词汇与模棱两可的词评定为极其相似以及用更多攻击性的词来完成填空这些事实，我们预测，个体感受到排斥将促进产生敌对的认知偏差。
方法
被试组成：
在实验1a和1b中，被试分别由33名本科生（26名女性）和45名本科生（33名女性）组成，参与换取部分课程学分。
实验材料和程序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将参加一项在与别人会见的过程中进行的学术研究调查。
经过了被试的同意之后，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将会与同性别的搭档进行交流并且在真正见到搭档之前，他们之间首先要通过视频信息来回进行交流。
实验者（主试）解释说，这是为了让实验者研究该如何限制第一次影响交流的会见情况。
参与者被告知，他们的搭档已经提前来到这儿，现在正与另一实验者进行视频交流。
接着实验者离开参与者的房间，谎称去检查被试搭档的身份是否属实。
大约5分钟之后，实验者拿着一盘据称是另一名被试的录像带返回被试的房间，实验者要参与者观察他们搭档已经录制好的录像带。
该视频的内容通过将Voraueretal.（2003）设计的程序模式化得到。
视频的长度大约是3分钟，描述了一位同性伙伴在采访中回答一些列与他个人及事业发展目标相关的问题（比如：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个人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你又是如何看待你自己的呢?
）这名伙伴在录像中表现得出温暖和友善的行为。
实验者在被试观看录像内容时离开房间。
当被试看完这段录像之后，实验者返回并且向被试说明他们要向他（她）的搭档送一盘关于你的回复的录像带，被试被要求正对摄像机，好像他们正在与人进行正面交流一样，并被告知他们可以对自己搭档录像中的一些信息进行回应。
实验者解释说，由于大多数人不习惯被人录像，因此让被试先进行一遍”练习录像”，这样可以使他们能用自己感觉舒适的方式进行录像。
在”练习录像”中，实验者向被试询问他们的家乡在哪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入的学，为了加强所涉及故事的可靠性，实验者向被试展现了整个”练习录像”的过程，让被试相信实验者正在记录他的话语。
实验者接着记录被试对与他搭档问到同样问题的回答，当被试完成了他的回答之后，实验者说是要将他的录像拿去给他的搭档看，实验者解释说，他（她）的搭档看这段录像大概需要几分钟，在被试等待的时间里，他们需要完成一份人口调查问卷。
在大约5分钟之后，主试返回被试的房间并对他们进行排斥性的操作,（参照Bushman,Bonacci,VanDijk,&Baumeister,（2003）的操作程序）。
对于被分派到排斥操作组的被试来说，主试告诉他们下列语句：
我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你的搭档不想与你见面。
。
。
额，你们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吗？
[主试等待被试去说”不”，被试都这样做了]好吧，嗯，我想我们不能在你们会见的地方继续进行实验了，因为我不能强求一位参与者去做他（她）不愿去做的事情。
嗯，好，我认为你不得不独自完成接下来的的任务，好，我们继续实验。
相反，对于控制操作组的被试，主试告诉他们下面的话：
我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你的搭档不能与你见面了。
。
。
我猜他（她）可能是忘记了一些事情，因此不得不提前离开实验。
。
。
好吧，嗯，我认为你们不能再见面了。
嗯，好，我认为你将独自完成接下来的的任务，好，我们继续实验。
被试接下来要完成「短式心情内表」（BMIS;Mayer&Gaschke,1988），它由16项通过自我报告方式测量情绪效价（积极-消极）与唤醒水平（平静-唤醒）这两个分量组成。
接下来要对被试进行敌对性认知的测量。
在实验1a中，被试评定了许多对模棱两可的和具有攻击性的词的近似程度。
Bushman（1996）确认了10个具有明显攻击性含义的词（血、屠夫、掐、打架、枪、斧头、伤害、杀死、匕首、伤口）和10个模棱两可的词（巷、动物、瓶子、药品、电影、夜晚、警察、红、岩石、棍子）通过给被试呈现这20个词的所有可能组合形式，让被试评定每一组词”相似、有联系、相关”的程度，所有的评定结果数值范围从1（一点都不相似、有联系、相关）到7（极其相似、有联系、相关），我们计算了所有”攻击性的-模棱两可的”组合相似性分数的平均数（均值），分数范围从1到7，得分越高，表明敌对的认知激活程度越高，在实验1b中，被试要完成一项由22个”词语片段”构成的组词任务，一半”词语片段”可以被用来组成带有攻击性的或者不具有攻击性的词（e.g.,“r_pe”canbecome”rape”强奸or”ripe”成熟）另一半”词语片段”只能被用来组成不具有攻击性的词（e.g.,“ex_e__”canbecome“exceed”超过or”extend”延长）被试被要求填补所缺的字母构成单词。
通过计算被试完成攻击性词汇的数量来测量敌对的认知偏差的大小。
当完成敌对认知测验，被试进行详细报告之后，被试可以离开实验。
结果和讨论
敌对的认知偏差为了评定排斥是否会产生敌对的认知偏差，通过比较’词汇相似性评定分数”（实验1a中为”攻击性的-模棱两可的”组合相似性分数的平均数（均值），实验1b中为被试完成攻击性词汇的数目），发现排斥组的被试（M=5.15,SD=1.44）判定”攻击性的-模棱两可的”词与控制组的被试（M=4.09,SD=0.90）相比有着更高的相似分数，F（1,31）=6.45,p<0.02.排斥组的被试（M=5.83,SD=1.15）完成更多含有攻击性的词汇，F（1,43）=17.16,p<0.001.因此，排斥组的被试比控制组的被试展现出更高的将中性或模棱两可的刺激物看做带有敌意的认知倾向。
情绪和情感排斥组的被试在他们报告的情绪效价或者情绪激活两个分量上与控制组相比，并没有显现出明显差异（所有的Fs<1,ns）因此在排斥组被试中产生观察到的敌对认知偏差不取决于两组被试情绪上的差异。
实验1a和实验1b的结果初步显示社会排斥导致认知上敌对认知偏差的形成。
该研究中控制组的被试感受到随机（未经事先考虑）的排斥，来自于他们没有完成期望中与搭档的见面，但他们与排斥组被试相比，表现出较少的敌对的认知激活。
因此，独立变量不是排斥本身，而是个体对随机的排斥，排斥组的被试不得不独自完成敌对的认知测量，表面看来是因为一些与他（她）自己相关的负面因素所造成的，而控制组的被试不得不独自完成敌对的认知测量，是因为一些与他（她）无关的因素所造成的。
因此，实验1a和1b的结果显示，拒绝组的被试身上增强的敌对认知激活，是因为自己身上的一些过失引起的。
实验2
实验1a和实验1b的结果证实了社会排斥造成了敌对的认知偏差。
实验2用来检验排斥作用下，增强的敌对认知是否会导致攻击性的产生。
实验2中第一个程序性的变化体现在操纵社会排斥上，实验2中的被试需要完成一份人格测验，并根据他们的人格类型，给予他们关于未来归属感状态的虚假反馈。
关键组（未来孤独状态）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具有未来孤独感的人格类型，他们可能会孤独地度过一生。
剩下的两个控制组中，（未来归属感状态）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具有未来归属感的人格类型，他们会在生活中建立很多永恒的、有意义的社会关系。
（无反馈）的被试，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们人格类型的反馈信息。
我们认为这种对社会排斥的操作将提供一个特别传统的检验假设的方法，因为未来孤独状态的被试，事实上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其他人的排斥，他们仅仅接收到一个表面上他们将在未来独处的回馈。
第二个变化体现在对敌对认知偏差的测量上，当前研究的理论主张是：
被排斥的人群行为上表现出攻击性，是因为他们将中性的或模棱两可的信息感知成具有敌意的。
先前的实验并没有测量被试如何看待他们周围环境中有关其他人的信息，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