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讲义部分.docx
《中国当代文学讲义部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当代文学讲义部分.docx（5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当代文学讲义部分
第六讲1949——1976年文学绪论
第一章本期文学的性质与体制
一、教学目的：
使学生理解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成为1949——1976年这一时期唯一公开存在的文学之文学发展事实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关系。
二、教学重点：
1、对社会主义文学性质的理解；2、一体化的文学发展格局与新中国文艺体制的关系。
三、教学时数：
2学时。
四、教学内容及过程：
1、50——70年代的性质：
1949——1976年的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
其特殊性从文学的基本性质上而言，可以概括为：
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成为这一时期唯一公开存在的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王庆生主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论述：
现代文学……其基本内容……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
（p1-2）
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大约是在中国内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6年）之后，周扬在1957年9月的一次关于反胡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性发言中正式提出并给予论述的：
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
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
历来的文学作品很少把工人、农民的劳动和斗争作作品的主题。
真正的劳动者，那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在过去的作品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地主、贵族、商人，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表人物占据了过去作品的绝大篇幅。
这是不公平的，社会主义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不合理的现象。
为劳动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方针。
它以无比的热情肯定和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
它描写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新的道德和风习，描写了那些逐步摆脱了旧社会影响的新人物、新性格以及他们对旧事物旧思想的斗争。
从来没有一种文学能够像社会主义文学那样有力地肯定生活、肯定现实，那样坚定地相信人类，相信未来，相信人民的无穷的创造力。
从来没有一种文学在思想上和情感上能够像今天的文学这样彻底地解放，有这样乐观的精神，雄伟的气魄，远大的理想。
我们的文学作为一种积极的精神教育的武器，受到了人民的最广泛的支持和热爱。
（周扬：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8日。
）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文学”内涵的这样一种论述，现在看来无疑是过于理想化了。
但我们也看到，作为那一代人所想象的这样一种性质的文学，在建国十周年的前后，已经颇有实绩可陈。
如《红旗谱》（1957）、《青春之歌》（1958）、《苦菜花》（1958）、《在和平的日子里》（1958）、《红日》（1959）、《创业史》（1959）、《槐树庄》（1959）、《红旗歌谣》（1959）、《王老九诗选》（1959）、《李双双小传》（1960）以及《红岩》（1961）、《放歌集》（1961）等小说、诗歌、戏剧。
因此，以“社会主义文学”这一提法来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一发展阶段的性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不过，若以它来反映新时期以来，尤其是85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够周延了。
85年以来的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是很难说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比如寻根文学的许多代表作品、先锋文学的那些代表作品，以及王朔的一些作品，一直到90年代末卫慧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
因此，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性质的更为过得去的说法，应该是以社会主义文学为主旋律的多样化的文学。
然而在当时，中国当代文学之社会主义性质，并不只是作为描述文学事实的概念，而更主要的是作为规范文学发展的理念而提出的，因此，为了确保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了坚守其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地位，当局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建立了一套相应的文学组织与管理体系，实现了作家的体制化管理。
2、文学的管理与组织体系：
文学管理体系
文学组织
3、作家的体制化：
新中国的文学团体组织在组建后的日臻健全完善和日渐处于中心地位，使团体组织本身走向专业化和行政化，也把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日益纳入了公有化和体制化的管理。
首先，各地作家协会在50—60年代以驻会作家的方式被供养为名副其实的专业作家。
由作家协会代表政府发给他们的工资及各种福利待遇。
他们也要以完成作家协会制定或认定的创作计划为任务，并定期参加作协组织的政治学习、深入生活、挂职锻炼等活动。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
这些专业作家们一改过去单靠稿费生活的状况，他们写出了作品，一方面稿费不少拿，另方面还与从事其它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享受着同样的工资待遇。
在新时期以前，像这样正正当当有第二渠道收入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这无疑大大地激发了作家们热爱社会主义、歌颂社会主义的激情。
比如诗人田间，从1950—1965间年出版了许多诗集，常常是一年中出版几部诗集，例如，1957年出版了《马头琴歌集》和《芒市见闻》两部诗集，而1959年居然出版了《东风歌》、《英雄歌》、《1958歌》和《天安门赞歌》四部诗集。
这还不包括他于1959年和1961年分别出版的分为7部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
在这些诗集中田间把新中国歌颂成了人类理想的最终实现，尤其是在《赶车传》中，他把1958年以后的中国描绘成了比伊甸园更美的人间仙境，在这里人物个个“变成了神仙”。
另一方面，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作品中，我们几乎读不到那种仅仅歌吟自己个人情感，个人悲欢的作品，像现代文学中的作家那样，恋爱了，写几首情诗，失恋了，发几声悲吟的情况，几近绝迹。
你拿着国家的工资，怎好做自己的私活呢？
其次，各地作家协会以全国会员和地方会员的方式，联系了一大批在报刊杂志、艺术团体、高等学校和群众文艺部门工作的文学评论、文学编辑和文学教育工作者，并以辅助他们的创作、评论和教研工作为名，定期不定期地组织他们展开理论学习、作品座谈、下乡采风等活动，组织他们从事与作家协会的规划相关的文学任务，以确保他们的文学活动与专业作家一样接受国家的控制，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第三，全国和地方作家协会还以文学讲习所等机构为中心基地，经常举办文学新人创作进修班、培训班，在下属刊物开办函授和新作专号，召开改稿会、座谈会等，对有一定潜力但尚未入会的文学青年进行重点扶植与培养，从而把有志于创作和评论的文学青年团结在自己周围，在作协会员之外形成社会主义文学的后备梯队。
4、文学出版物的国家化
自有文学出版物以来，文学出版一直主要的是一种民间行为。
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出版物实现了全面国有化。
无论是文联作协的刊物，还是各类出版社，一律由国家出钱来办，从而也就严格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了。
这样，凡是被认为不符合国家意志的文学作品，在那时便没有发表出来的可能。
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非社会主义文学的面世。
5、文艺批判运动
虽然有了上述系统的文艺管理体制所得到的种种保证，但正如鲁迅在一篇题为《文学与政治的歧路》所说的那样，文学家不可能与政治家始终保持一致，而且最终会走向对立。
这种对立，一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二是基于政治家要求统一意志，而文学家崇尚自由意志的矛盾。
为此，建国以来，为了牢牢地控制住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文艺领域发动了一系列的文艺批判运动。
从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再到957年的反右斗争，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批判运动愈演愈烈。
甚至发展到与文艺的全面对立。
就确保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言，文艺批判运动乃是一种极端的且十分有力的方式。
****
总之，由文学管理与组织的体系所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运作的体制化，使中国当代文学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呈现为一种计划性、统一性的创作模式。
其文学活动的计划性，首先表现为通过政治学习、领导号召、理论引导等方式，力图达到文学思想的相对统一和文学观念的相对净化，形成一种主流化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文学要求和创作取向，以此主导整个文学的创作；其次，以具体的创作规划、刊物的用稿取向、文学批评与文学批判运动的规范与引导机制，使包括专业与非专业在内的主流作家，按照党的要求和国家的权力意志的需要进行创作，并以此带动和引导其它作家的文学创作。
从而使毛泽东文艺思想式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得以充分的体现。
但进入新时期以后迎来了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对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的清算，建国以来的文艺上的批判运动也被作为极左思潮的表现形式之一，给予了批判。
这便使作家崇尚自由的意志和好以理想来批判现实的天性伸张与活跃起来。
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转型，旧有的文学体制的一统化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作家在生存方式上，出现了体制化与民间化并存的局面。
而文学出版物的市场化、商品化，比如文学期刊的以刊养刊，出版社的讲究经济效益，以及大量的流行报刊和“二渠道”出版方式等等商业运作对于文学活动的强力介入，也一方面使个人化的创作具有了相应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还促进了大量的商业化写作。
由此，促成了新时期以来以体制化的社会主义文学为主旋律的多样化的文学格局。
五、参考阅读书目：
1、洪子诚：
《文体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第五讲“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
2、杨匡汉、孟繁华主编：
《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章“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
第二章当代文学的历史再分期（2学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当代部分几种较有影响的历史分期；2、认识文学史分期的依据。
二、教学重点：
理解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标准。
三、教学时数：
2学时。
四、教学内容及过程：
1、几种分期简介：
①四分法：
1949—1956年；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年——。
这种分法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80年代出版的华中师大王庆生编《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
②三分法：
1949—1966年（文革前十七年文学）；1966—1976年（文革十年文学）；1976—（新时期文学）。
这种分法以80年代北大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为代表。
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前最通行的一种分法。
另一种三分法：
1949—1976年；1976—1989；1990年以来。
这种分法以1989年武大出版的于可训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和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代表。
③二分法：
建国初期至文革结束的文学（1949——1976）；新时期文学（1976——）。
这种分法以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1999出版的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代表。
2、文学史观念与文学时期的划分
一般来说，不同的文学史的分期，体现着不同的文学史的观念，或者说，一定的文学史的分期总是以一定的文学史的观念为依据的。
只有以真正反映了“文学”发展规律的文学史观念为依据的文学时期划分，才能够更清楚、真实地勾画出文学发展的实际面貌。
在我看来，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提出的文学史观念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文学史观念；
“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
”（p306）
①文学规范例释：
文学规范就是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不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当这些“应该”与“不应该”成为一个时期不证自明的真理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学规范。
比如，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在当时被认为必须承担这样三项社会政治功能，即合法性论证、全民动员、形象设计。
a、所谓合法性论证，我们可以通过当年大量文学批评对作品的义正词严的指责来体会：
《青春之歌》在当年之所以受到批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党的‘八一宣言’以后，党的政策是更正确了，北平的党的领导也日益加强了，而在‘一二·九’运动到来之前,作者就缺少了这一方面的强调和叙写”（巴人：
《谈小说〈青春之歌〉》，《文艺月报》,1958年第4期）；
《三家巷》与《苦斗》“在描写革命历史事件的时候，主要由于没有能正确地表现出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由于作者的兴趣和笔力过分集中在爱情纠葛和生活琐事上，‘不惜将革命历史事件作为抽象的陪衬物’，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出这些革命历史事件的精神实质。
”（佐平：
《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讨论综述》，《文艺月报》1964年第10期）
《红豆》中则“看不到萧素（党的化身——引者注）在政治上是怎样帮助江玫的”（《〈红豆〉的问题在哪里?
——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战斗的青春》的“第一大缺点”也“就是对党的领导表现不充分”（储松年：
《〈战斗的青春〉的成就和缺点》，《文艺月报》1959年第7期）；
《洼地上的“战役”》的罪名则是突出了“爱情对于一个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的“重大”作用，而“人民的教育、党的教育对他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荒草:
《评路翎的两篇小说》，《文艺月报》1954年第9期），“作者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政治工作者在他的笔下变成了软弱无能的人”（常琳：
《对〈洼地上的“战役”〉的几点意见》，《文艺报》1955年1期）；
《红日》也被指责对政治工作人员刻画不力，因此有人建议删节其中的爱情描写，增加写政治工作人员的篇幅（冯牧：
《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略论〈红日〉的成就及其弱点》，《文艺报》1958年第21期）。
b、所谓全民动员，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来体会。
比如，1948年5月15日的《文艺生活》（海外版）载有冯乃超题为《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纪念文艺节》的文章说：
“在一个比整个欧洲的面积还要大些的领土上，建立起繁荣的新中国,是需要极其浩大的劳动人民的精力。
我们要反映人民的这种英雄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同时也要给人民以伟大精神力量的鼓励”。
因此，“我们的文学艺术，为了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的形成和巩固，帮助新制度来根除旧基础和旧阶级，应当描写各个战线上的伟大建设的成就，和各种先进的人物，而其中最主要的，应当是反映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互助运动……”（《文学艺术创作应积极为国家总路线服务》，《文艺月报》1954年1期），
于是，《布谷鸟又叫了》的罪名就是:
“当时正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剧烈斗争的农村，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大闹生产运动的农村。
……但是，在剧本中作者没有表现出这一特定环境的时代气氛。
整个剧本中就是什么‘挑选自己的幸福’呀，夫妻之间的纠纷呀，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呀等等，并借此把党团组织大骂了一顿”（刘学勤、马季华、田克勤、朱家欣：
《〈布谷鸟又叫了〉是个什么样的戏》《文艺报》1958年第2期）；
《归家》也被指责“私人相处中的感情问题显得相当突出，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线索退居到陪衬地位了”（许孝伯、陈奉德：
《〈归家〉的矛盾冲突及人物形象》，《文艺报》1963年7、8期），“除了这条爱情纠葛的‘主线’和某些农村生活场景的描写之外，看不到公社化后的农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热潮，看不到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也看不到农村中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更看不到新型农民的精神面貌”（田彩：
《对小说〈归家〉的几点意见》，《文艺报》1963年第6期）。
C、形象设计。
无论是在过去的革命中，还是在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工农兵都是绝对的主力军。
欲求之必先予之，只有先给他们以地位、价值的承认和颂扬，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热情，以更大的积极性为新生的政权服务。
为此，文学必须通过形象塑造来给“人民”以荣誉感的满足，并通过理想化的形象的设计让人们去效仿。
《创业史》中有梁生宝对刘淑良像男人一样的“大手”感到别扭而对改霞“白嫩的脸盘”、“会说话的大眼睛”、“俊秀的小手”的恋恋不舍的心理的描写，这也被认为“与梁生宝这种朴实的青年农民不大协调”（严家炎：
《梁生宝的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洼地上的“战役”》被异口同声地指为“歪曲了战士和人民英雄的形象”，因为“刚从祖国出来的抗美援朝的青年战士、‘身经百战’的侦察班长……怎么能有欧洲的中古骑士那样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呢？
那些久经锻炼的指挥员怎么能像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那样对‘爱情’（或者一点点爱情的影子）那么感到兴趣，而且为它花费那么多的心思呢?
”（巴金：
《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样的班长,问题在于,一个这样的班长,是否连他那一点个人温情主义的疮疤也应该作为正面的东西,来加以歌颂呢?
”（刘金：
《感情问题及其它——与一个朋友的谈话》，《文艺月报》1954年第9期）
②文学标准例释：
a、关于《金光大道》（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与《围城》的评价；
b、80年代文学界对金庸武侠小说的不屑与90年代末王朔批评金庸引起的风波以及几度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行榜茅盾名落孙山而金庸不仅赫然在目而且排名挺前；
c、90年代随着文学的市场化兴起的对于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评价。
每当一个时期热衷于对过去的文学进行重新评价的时候，即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学时期。
③文学惯例释：
a、17年文学在人物描写方面的一个惯例是凡某一女性被描写得比较性感，那么这女性不是特务，也必是坏人；凡比较容易发生性冲动的男性也必是地主、富农、暗藏的阶级敌人之类；
b、以忆苦思甜、今昔对比的方式表现历史，是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深度模式。
一个时期的文学惯例常常显现为形形色色的文学模式。
比如五、六十年代的爱情描写常常呈现为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劳动决定爱情模式。
二是爱情与工作互不相容模式。
三是革命历史题材，爱情的取舍取决于当事人对革命的态度的模式。
c、新时期以前的小说对故事化、通俗化的追求与新时期以来，尤其是85年以来的小说羞于讲完整与通俗的故事。
以这一文学史观念来看，自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解放区文学到1976年的新时期以前，当是一个文学时期，可以称为“毛泽东文艺时期”。
毛泽东与卡里玛斯：
第七讲50——70年代文学的基本特点
一、教学目的：
使学生对这一阶段文学形成一个基本的特征性的认识，为即将进行的具体作品学习进一步给出一个更具体一点的整体性的背景知识。
二、教学难点：
从史诗与小说的区别的角度理解这一时期史诗化追求的独特性。
三、教学时数：
4学时。
四、教学内容及过程：
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的概括，采用不同的观察点，将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植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特点之中的。
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于革命战争的实践，故它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要求文学与一个时期特殊的战争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并严格服从战争时期为革命全局服务的写作动机，这就要求写作者尽可能克服个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观情绪，把战争的主体力量（人民大众）作为描写对象、歌颂对象和宣传教育对象；
二、由于战争是以争取胜利为目的，各种文学宣传材料必然要以歌颂性、乐观性和前瞻性为主要基调，以起鼓舞士气的作用，这就排斥了悲剧色彩或任何悲观颓废倾向的文艺；
三、由于战争的主体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农民，文学的表现手法应该多多吸取来自民间的文艺因素和文艺样式，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来达到文学的宣传功能，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要求就这样提出来了；
四、要求从战争实践中培养工农出生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干部，使作家队伍的结构发生有利于工农兵文艺创作的转变。
由于1949年以后，毛泽东文艺思想上升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些特征，也就成为新中国文艺领导者所追求的目标。
从而促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些鲜明特点。
这一时期文学的最根本的特点，是把文学作为服务政治的工具，围绕这一根本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为归纳出如下一些基本特色：
一、在表现对象上，注目社会政治运动，追求重大的社会题材。
那时凡现实的重大的政治运动都有整部作品加以表现。
二、在艺术构思上，追求史诗效果。
“史诗”本是一个特指概念，指《伊利亚特》和《奥德塞》。
这两部史诗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所反映的是民族重大历史事件；二是主人公均为英雄；三是鸿篇巨制。
“史诗”这一概念后经泛化而成为一个文艺美学范畴，泛指具有上述特征的叙事文学。
本期文学在艺术构思上一是十分突出地追求是对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重大历史过程的再现（这一点与上述第一个特征相关，不累），
再是对英雄人物壮美性格的崇尚。
“无产阶级明确提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我们的文艺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界限。
”[初澜（前文化部写作组笔名）：
《京剧革命十年》，《红旗》杂志974年第4期。
]
1956年文艺报12月号评论员文章曾宣传这样一首顺口溜：
“看不到英雄怎幺办？
看不到，多向毛主席著作去请教，按照毛主席著作选苗苗；看不到，问群众，问领导，群众眼睛亮，领导站得高；看不到，勤把自己思想来改造，要和英雄人物走一道。
看到了，要用毛主席著作来对照，看他做到那一条，依靠那一条，体现那一条。
”
小说作为一种个人传记，是个人主义意义主宰社会的产物；
史诗——民族的集体命运的体现者——英雄与恶魔的冲突，是集体意识作为强有力的现实的产物。
在革命产生了政权的社会里，革命重新使集体意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直接的现实，从而导致现代小说向史诗的复归。
这一时期，在艺术构思上追求规模的宏大也是空前绝后的。
中国一向少有长篇叙事诗，但在50—60年代却涌现出了大量的长篇叙事诗，比如李季的《杨高转》（三部）、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闻捷的《复仇的火焰》（计划写三部）、田间的《赶车传》（七部），都是此前中国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鸿篇巨制。
在小说方面，那些过去从未有过文学创作经验的人，甚至刚刚认识了不多的几个汉字，一旦动了文学创作的念头，拿起笔来写的都是长篇。
比如，高玉宝之创作《高玉宝》，曲波之创作《林海雪原》。
而具有一定创作经验的人，则纷纷投入到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如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包括《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五部；梁斌的《红旗谱》也计划写五部，实际写成三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四部200余万字，柳青的《创业史》计划写四部，也不下于200万字，浩然的《金光大道》写成四部200万字；而姚雪银的《李自成》竟写了约400万字。
导致这种多卷本大部头的现象，一是作家生活积累的丰厚，二是胜利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概，三是俄苏文学的影响。
三、艺术风格上，以肯定生活、歌颂革命与斗争的豪迈乐观为主导风尚。
1、关于社会主义文学能不能写悲剧的讨论；
——老舍1957年春受到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鼓舞，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被据传工作受到限制的问题。
他说，“我不是提倡悲剧，我从现实出发。
在一个青年监狱里关的百分之四十是干部子弟，我很难过。
我爱这个社会，爱这些第二代！
我要写出这些人的父母是用尽心思教育他们，有的孩子改好了，有的一错再错直到被处死。
可是写悲剧就要受指责。
”
——茹志娟《百合花》仅仅因调子低沉就被《人民文学》等多家刊物退稿。
四、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强化阶级属性。
本期大量的作品，直接把社会阶级分析的理论结论、把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作人物描写的现成规范，阶级规定性成为人物行动的依据。
在表现人物关系上基本上不超出按照阶级地位的分类去写各种人物的思想和行动。
忽视了社会的、文化的、现实的、历史的、物质的、精神的多种因素反映在人身上的复杂性，忽视了精神现象远远超出阶级范围的更广泛的联系，逐渐地走向了类型化。
五、在作品形式上，以民族化与大众化为艺术追求。
六、在创作方法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不可违逆的法门。
七、在创作队伍上，以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为骨干。
第八讲50—70年代小说创作
第一章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概述（2学时）
一、教学目的：
了解革命历史小说潮流兴起和消退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