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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各新独立国家和西方国家关系中的若干问题

前苏联各新独立国家和西方国家关系中的若干问题

邢广程

2012-1-817:

21:

57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1期

  苏联解体后,15个新独立的国家都把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

这些国家独立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它们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将成为影响前苏联各新独立国家同西方发展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前苏联新独立国家对西方实行的双重外交战略

  前苏联各独立国家对西方实行的双重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谋求独立的外交战略,简称“独立外交”战略;二是谋求经济援助的外交战略,简称“经济外交”战略。

  “独立外交”战略是各新独立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

那些新独立的小国和强国更把“独立外交”突出出来。

在这些国家看来,西方国家对其独立的承认和支持至关重要,所以,这些国家宣布独立后纷纷谋求西方国家的承认,主动调整国内政策,消除西方国家对其某方面存有的疑虑,以符合西方国家的“承认”标准。

前苏联各新独立国家的种种努力取得了相应的结果,它们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加入了联合国。

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式成员国。

总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从法律上确立了其独立地位,成为国际法主体。

  这些新独立国家在实行“独立外交”时,除谋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外,还有一个目脉即在从形式上的独立向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过渡进程中希望得到西方国家多方面的和持久的援助和支持。

除俄罗斯等大国外,其他国家若实现其彻底独立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渡期。

不少国家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以完成这种过渡。

尤其是,前苏联各国尚处于“分离”阶段,相互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威胁感和不信任感,这就迫使一些新独立的小国和弱国谋求西方国家的支持,要求西方大国公开对其安全给予承诺,以维持其独立地位。

  “经济外交”战略是所有前苏联新独立国家外交政策中时主要内容。

苏联解体不仅没有使原有的经济危机随之消失,而且由于原有经济联系的中断更加重了各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危机。

为克服经济危机,振兴国家,这些国家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取外援。

西方富国当然是这些国家推行“经济外交”战略的重要自标,为换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惜在许多重大间题上作出让步。

俄罗斯的一种观点认为:

“通向世界经济之门的钥匙不在的黎波里,也不在北京手中,而在华盛顿、波恩、伦敦、东京手中。

而且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自弓在经济和工艺上也都要依靠西方。

”[1]由此可见,谋求经济援助是一些新独立国家靠向西方的重要动机之一。

为实现双重外交战略,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现政权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五项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贝克1991年9月4日提出的,主要内容是,1.苏联人民以和平方式在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原则基础上自行决定苏联的命运,2.尊重现有边界,3.支持民主与法治,支持有秩序的民主进程和和平变革,4.保护人权,尤其要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权利,5.尊重国际法,履行国际义务),并向西方国家许下四个重要承诺,第一、在本国推行“民主体制”,实行政治多元化;第二,实行市场经济,推行私有化,实现经济多元化;第三、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抵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第四、各国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

二、西方对前苏联各新独立国家推行的双重外交战略

  西方国家对前苏联各新独立国家也存在着双重外交战略。

其双重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二是“控制”外交战略;二是参与“改造”和“援助”外交战略。

  苏联解体后,该地区形势变得十分复杂。

西方国家既为苏联的和平解体感到兴奋,又为该地区捉摸不定的形势而担心,用贝克的话来说,该地区“潜在的危险与机会几乎同样大”。

为此,西方国家多管齐下,对该地区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进行控制和预防,参与该地区各国的模式转轨进程,对该地区所进行的“改革”和“改造”给予指导和扶植,并承诺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

所谓“控制”外交战略,就是遏制该地区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和潜在的危险因素的激化,将该地区的局势纳入西方国家可操纵的程序上,以免该地区形势失控。

  西方的“控制”外交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敦促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对前苏联的核武器实施统一控制。

向后三个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将所有的战术核武器运至俄罗斯销毁,并在规定期限内销毁其境内的战略核武器。

西方国家只准备同俄罗斯一个核伙伴打交道,不希望在该地区再出现新的核国家。

尽管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很不情愿交出核武器,失去核国家地位,但在西方国象,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不能不这样做。

  2.防止前苏联核科学家和专家外流和核技术扩散到前苏联境外,严禁该地区向其他国家出售核武器。

为有效地控制这一点,美国和德国倡议在莫斯科成立“国际科技中心”,以安置前苏联核专家、防止核技术扩散。

该中心还将负责开发、选择、资助和督促前苏各国军转民项目和裁军进程。

这个倡议得到欧共体成员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的支持。

看来,西方想通过该中心来控制和监督前苏的核军事力量。

  3.进一步削弱俄的核力量。

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武库中,美国在海基潜艇运载的中远程导弹方面占有优势,而前苏联则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方面优先于美国。

在长期的核裁军谈判中双方都竭力削弱对方的优势,保持自己的强项,即使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双方仍大致保持着战略上的均衡。

但苏联刚刚解体,布什就于1992年l月底提出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新倡议,建议美俄双方全部销毁陆基洲际多弹头弹道导弹,美国再削减其1/3的潜艇运载中的远程导弹。

1992年6月叶利钦总统访美时向美国作出重大让步,抛弃“对等原则”,基本上按照美国的方案一同美签订了《美俄关于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谅解协议》。

根据该协议,俄在2000年前全部销毁陆基洲际多弹头弹道导弹,从而使俄的核力量处于劣势。

  4.西方国家准备建立预防和制止民族冲突的机制,以防止东欧中亚出现大规模的民族冲突。

为遏制前苏联各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西方国家将所有15个新独立的国家都拉入欧洲各机构中去,力图在欧安会、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西欧联盟框架内制约前苏联国家,构筑安全防护网。

1992年6月叶利钦总统访美时同布什总统签署了《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该宪章中规定,美俄必须“尊重欧安会参加国(包括新独立的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现存边界,并认为,边界的变动只能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和欧安会的原则,通过和平的和协商一致的途径来实现。

”西方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保存“现有边界”,实际上是对俄罗斯可能出现的改变边界意图的一种警示。

同时,西方国家督促前苏联国家尽快实施《欧洲常规军备条约》,以防各新独立共和国之间展开军备竞赛。

  所谓参与“改造”和“援助”外交战略实际上是指西方国家介入和参与前苏联各新独立国家转型进程的外交战略。

在西方国家看来,仅仅实行“控制”外交战略远远是不够的,也是被动的。

与其治标,不如治本。

所以,西方国家准备抓住苏联解体的历史机会,“重塑历史进程”,通过各方面的参与,将这些国家彻底“改造”成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布什曾扬言,要使前苏联国家“实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从指令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从独裁到自由的飞跃”,西方国家的任务是排除“向着自由的历史跃进发生逆转的危险”。

[2]《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中也强调,“通向俄罗斯的长期繁荣及其同全球经济的融合的最可靠的道路是继续走目前的自由市场改革的道路”,美国“认识到这些进程对全世界的经济和对民主的成功的重大意义,赞同俄罗斯政府选择的勇敢的改革道路,决心继续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支持俄罗斯政府选择的改革路线。

  西方国家的参与“改造”和“援助”外交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前苏联一些国家的转轨进程施加影响,如北约和美国分别专门成立工业转产小组,直接参与俄罗斯等国的军转民进程,并制订详细的“指导方案”。

在西方国家看来,俄罗斯等国庞大的国防工业部门是一种体制上的潜在威胁,必须加以“改造”。

二是给予直接的经济“援助”,实行“输血”政策。

到l分92年初为止,西方向前苏联承诺的援助己经超过815亿美元(其中,食物和医药赠款稍稍超出30亿美元,国际收支援助已超过80亿美元,出口和其他信贷及担保接近490亿美元)。

[3]1992年3月,白宫发表有关美国同俄罗斯及前苏联其他新独立国家扩大贸易的声明,表示美国“正在着手取消曾在冷战时期阻碍正常贸易的限制措施”,抓住“同这些国家扩大贸易的难得机会”,表明美国“希望同这些新国家建立正常贸易的明确信号。

”1992年4月西方宣布给予俄罗斯等国24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60亿美元帮助支撑和稳定卢布;180亿美元帮助前苏联各独立国家调整经济结构。

1992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向俄罗斯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对俄罗斯改革进行“鼓励”。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批准了6亿美元的“复兴”贷款,以使俄罗斯采购食需的进口产品,其中2.5亿美元用于俄商业化私营部门的进口,3.5亿美元用于卫生、农业、运输以及能源部门的优先进口项目。

[4]在1992年底援助独联体国家的东京会议上西方又一次提出援助新建议。

三、俄罗斯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得与失

  在前苏联地区,俄罗斯是最积极谋求改善和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国家。

1992年叶利钦访问了许多西方国家,寻求支持和援助厂,向西方国家发起了猛烈的外交攻势。

面向西方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

叶利钦政权的上述外交政策有得有失,这种政策的基本效果到现在已显示出来。

  叶利钦政权上述政策的“得”主要表现在:

  1.同西方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俄同西方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同西方建立“伙伴关系”,加入西方阵营是俄罗斯外交上追求的目标,俄外长科济列夫明确表示,“俄罗斯联邦必须加入最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的俱乐部”,俄罗斯同美国、日本、西欧“役有任何无法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完全可能同它们建立友好的关系,将来还会建立盟友关系。

”[5]为实现这一外交目的,俄主动向西方靠扰。

俄的“伙伴关系”呼唤,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响应。

1092年明,;叶利钦和布什在戴维营会晤,联合发表《关于两国新关系的戴维营声明》,宣布两国“不把彼此视为潜在的敌人”,两国的关系应该是“友谊和伙伴关系”。

6月发表戒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表示美俄“努力为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提供一个坚实和持久的基础”,“一个民主的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康乐、繁荣和安全的增进是生死饮关地相互关联”。

7月“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也确认了西方同俄建立“新的重要的伙伴关系”。

这样,俄罗斯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念”基础上向西方阵营跨进了一步。

  2.俄罗斯应有的国际地位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俄还成为西方在东欧中亚地区扶植的样板。

苏联解体后,其他国家都宣布独立,唯有俄罗斯宣布其成为前苏联的合法继承国,继承前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地位。

在西方的支持下俄如愿以偿。

不仅如此,西方把俄罗斯看成是独联体中最为重要的国家,看成是带动整个东欧中亚走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道路的火车头。

布热津斯基认为“带动复苏的火车头可能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6]

  3.俄罗斯得到了西方国家重点进行经济援助的承诺,24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大多敬是针对俄罗斯的。

在盖达尔政府陷入危机的几个关键时刻,西方国家都伸出手来给予搭救。

  叶利钦政权上述政策的“失”主要表现在:

  1.叶利钦政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定的改革方案实行“休克疗法”后,并没有从实标上得到西方国家所承诺的大规模经济援助。

这就等于俄罗斯按照西方的治疗方案进行大的外科手术时却没有得到西方的大量输血,因而俄罗斯转型时的社会阵痛尤其剧烈。

  2.俄日关系恶化。

这是俄西方政策极不成功的方面。

叶利钦总统推迟访日标志着俄同西方的“伙伴关系”受到某种挑战。

  3.由于俄实行“亲西方外交”,从而忽视了同其他地区开展外交关系。

叶利钦后来承认俄外交政策中有“许多错误和失误”,如没有积极而主动地同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发展关系,“同共产党后国家的关系萎缩了”,无视东欧国家已整整一年;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减弱了,同新兴工业国家的关系进展缓慢等。

[7]

  4.俄的外交政策缩小了俄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在同一些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或反西方的国家发展关系时形成某些障碍。

不仅如此,它也束缚了俄外交政策的手脚,在许多问题上紧跟西方,被迫作出了不符合俄国家利益的决策,遏制了俄罗斯外交政策上的创造性。

  5.最主要的是,由于俄罗斯现政权同西方关系过于密切,从而妨碍了俄罗斯选择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复兴道路,这种代价现在已显示出来,过多地照搬西方的模式而忽视俄国独特的国情会使俄罗斯走上歧路。

  从俄罗斯上述夕咬政策的结果上看,“失”多“得”少,西方给予俄罗斯的虚多实少,而且所“得”的是以俄罗斯的一些利益代价换来的。

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对西方的外交政策并不成功,同时也表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还处于初级阶段,其总体战略构想还在形成之中。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俄罗斯能否完全依赖西方国家的援助渡过危机。

俄罗斯对西方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西方大规模经济援助。

俄罗斯的这个想法未免过于简单。

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危机,而是空前的危机。

这种危机的探度和广度都是历史上少有的。

在“多重危机”进发之时,俄罗斯存在着诸种不确定因素和潜在的危险因素。

这种危机不是西方仅仅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就能解决的。

一些危机所形成的社会“黑洞”会把任何经滩助都无情地吞噬掉,这里且不谈西方有无能力提供如此巨大的经济援助和是杏会真诚地提供这种援助。

解决俄罗斯问题的钥匙在俄国内,而不在西方手中。

西方的援助只能起外在缓解作用,不会起到整体上的“复兴”作用。

俄罗斯政权指望通过西方大规模经济援助采取“休克疗法”在短时期内使俄罗斯走出危机的构想,不仅是一种短射化行为和冒险行动,而且也反映出俄罗斯未意识到自身所拥有的克服社会危机的物质和精神潜力。

  第二个问题,俄同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

俄罗斯现政权认为俄同西方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两个支点上的。

第一个支点是“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念,,第二个支点是“共同的利益取向。

”前者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后者属于国家利益范畴。

如果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趋近或相同,当然是俄同西方结成“伙伴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持相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未必都能结成“伙伴关系”。

第二个支点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的向题是,俄罗斯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是否也意味着俄国同西方的利益取向也自然一致了。

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地缘政治利益上看未必如此。

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迟早要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已有人阐述这种观点。

阿·普什科夫认为俄同西方的国家利益“远非一致”,“在许多方面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8]安·米格拉尼扬教授批评俄罗斯现行的外交政策,“过去说,我们的利益到处都与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现在反过来说,双方的利益到处都是一致的。

俄罗斯外交部在郑重地放弃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在文明的对外政策的口号下搞着积极的意识形态政策”,“只有疯子才会想回到与西方全面对抗和‘冷战’的时代去。

但是不能不看到,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会总是与西方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相一致。

”这位学者进一步指出:

“我们还没有富裕和强大到与西方平等地推行对外政策的地步,不过我们也没有贫穷和衰弱到要追随西方政策的地步。

自己的地缘政治情况本身及在这个过渡阶段所具有的军事和经济潜力使我们必然要在国际社会中寻找自己‘特殊的,面貌。

”[9]应该看到,“伙伴关系”是俄和西方国家关系中的“理想”模式,而不是现实模式。

说得更明确一些,同西方结成“伙伴关系”是俄的一厢情愿,西方从内心中未必把俄看成是自己的忠诚“伙伴”,也许会把俄看成是向自己讨乞的不够资格的“小伙伴”。

叶利钦的顾间斯坦克维奇在谈到俄与西方的关系时说:

“在今后许多年里,我们充其量只能扮演小伙伴的角色。

”[10]事实上,日本坚持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后方给予大规模经济援助,这里看不到“伙伴关系”的色彩,另一方面,现实的俄罗斯很难起到西方的“伙伴”作用,到目前为止,俄依然徘徊在西方7国会议、欧共体、北约等机构大门之外,俄还没有能力起到西方概念中的“伙伴”作用。

  第三个问题,俄罗斯政权如何对待国内那些对现行西方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势力的压力。

事实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是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还是两者很合,争论各方各执一词。

不过,俄外交部一开始就选定了“亲西方”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从开赞客施就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

西方大规模经济援助没有兑现,这种压力更大,价就连叶利钦身边的人也流露出反美情绪,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叶利钦采取了马个行动,如调整外交政策,指出俄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关系,同时,叶利钦也修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改革方案,推迟放开能源价格,对西方未给予大规模经济援助表示“失望”。

  第四个问题,西方为什么没有从实际上给俄以大规模经济援助。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狠多,从俄方面来看,有两个因素限制西方的资金投入,一是旧债太多,难以吸引新的西方贷款,二是俄政局不稳,缺乏投资环境,西方私人资金难以进入。

就西方而言,主要由主客观两方两因素造成的。

从西方现实的经济走势上看,正处于经济衰退时期,西德应付代个东德已够费力气,美国经济“出了问题”,而日本又因领土问题不肯解囊相助。

西方确实没有如此巨大的财力来扶植俄罗斯这个“伙伴”。

同时,西方对俄罗斯的戒心仍未完全消除。

在西方看来,未来的俄罗斯是以民族国家还是以帝国面貌复兴全这是个未知数。

俄罗斯经西方“输血”_后一旦以“帝国”面目出现,近收复“失地”,远向美国利益挑战,西方岂不是台立敌手,自讨苦吃?

更何况俄政治斗争空前激烈,“公民联盟”和“民族爱国力量”等政治势力咄咄逼人,令西方捉摸不定。

俄目前的状况越来越成为西方的一个沉重包袱,克林顿上台后对俄援助不会出现奇迹。

四、前苏联其他新独立国家同西方国家关系的新特点和新问题

  如上所述,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也在推行“独立外交”和“经济外交”,其目的就是要维护本国刚刚获得的独立地位和实现本国的经济复兴。

为实现这个目的,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也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强调要“向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11]同时,乌克兰的未来在于同欧洲和欧洲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没有乌克兰就不会有充分价值的欧洲”,:

他还说:

“地理本身、大自然本身、历史本身决定了乌克兰和德国可以成为伙伴和友好国家”。

[12]哈萨克斯坦也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准备在。

不损害独联体内的军事合作扮的前提下同北约建立关系,试图加入欧洲安全体系以维保本国的安全利益,纳扎尔巴耶夫还表示城同美国建立实际上的联盟,他说:

“我希望拥有经济和技术实力的美国在哈萨克斯坦有它的存在。

我们准备建立长远的、互利的关系,这不仅是为了销毁导弹,也是为了建立经济、政治以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关系。

”[13]格鲁吉亚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也明确表示,格将逐步实行亲西方政策,这是政治战略方向。

[14]至于波罗的海3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也在实行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

不过,与俄罗斯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在强调搞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更重视发展周边关系。

  这些新独立国家同西方国家关系中也存在着许多新间题,其中有几个问题特别值摇注意。

  第一个问题,关干放弃核地位问题。

乌克兰等国家独立后最大的担心是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能否得到保证。

苏联解体进程中俄罗斯所表现出来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使其他国家戒心百倍。

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掌握核武器,自然加重了自己国家的战略地位,所以,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宣布自己为无核国后又马上改变态度,试图保留其核地位。

纳扎尔巴耶夫说,除非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同样拆除它们的战略核武库,否则哈将保留核地位。

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同意放弃核国家地位,但条件是希望得到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

1992年哈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指出:

“哈萨克斯坦已从美国方面得到保证,一旦哈萨克斯坦受到侵略或威胁,美国将立即采取援助行动”,“这就为哈克斯坦以非核国家的身份(同时保留对临时部署在它领土上的核武器的不被使用和逐渐减少的监督权)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创造了必要条件。

  然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对消除战略核武器间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态度似有新的变化。

乌克兰新任总理库奇马表示:

“(放弃核武器)能给乌克兰带来什么好处呢?

正是这个问题困扰着乌克兰人民和议会。

”现在乌克兰又在放弃“核地位”间题上附加新的条件,乌克兰参加裁军谈判的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鲍里斯·塔拉休克认为:

“如果我们得到世界所有核国家关于乌克兰将不会成为核袭击和非核袭击的受害者的保证的话,那将会促使我们的议会接受里斯本协议和裁减战略武器条件。

”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还表示:

“如果俄罗斯接管战略指挥机构,那留给我们的将只有两种选择:

我们可能再度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或者将被迫成为一个核国家。

”[15]目前,乌、哈、白俄罗斯3国的战术核武器已全部运至俄罗斯,但战略核武器的销毁要花费很长时间。

从这些国家的情况发展上看,乌、哈两国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正在采取缓兵之计。

宣布放弃核地位,一方面可以稳住西方,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另一方面,还可以此为条件要求西方提供经济援助。

这里还取决于俄国乌、哈关系的发展取向,一旦俄乌、俄哈关系紧张,而西方又无法遏制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不排除乌、哈重新宣布拥有“核地位”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又会对乌、哈采取什么态度呢?

  第二个问题,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

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都把眼光集中到俄罗斯身上,对其他国家援助很少。

从现实上看,这些国家刚刚独宾,更需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而且一些小国得到适当的援助就有可能很快复兴。

然而,这些国家普遍有一种“失望”情绪,已不对西方国家的大规模经济援助抱有奢望,而是寻求国际社会其他势力援助和支持,如中亚诸国正在谋求得到土耳其、伊朗等中东国家的支持。

这势必会在该地区形成复杂的国际性的利益关系和某种潜在的危险因素(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渗透),这符合西方国家利益吗?

  第三个问题,前苏联各新独立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矛盾很深,西方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苏联解体过程中,各国在经济、军事、边界、民族等重大间题上产生巨大摩擦,孕育着许多危险因素。

该地区一旦出现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不仅对该地区的人民是一场劫难,而且对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也是一场灾难。

从一年来的外交实践中可以看出,西方对调解前苏联各国的紧张关系缺乏有效方式,对缓和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如纳卡地区的冲突)尚缺良策,这表明西方国家对维护该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能力还是有限的。

这将会对西方所谓的“国际新秩序”提出挑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正在借用西方的人权概念以俄罗斯族人的人权在其他一些国家受到“损害”为由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例如俄罗斯以维护当地俄语居民的人权为由推迟从波罗的海撤军。

这种情况还使俄摩、俄格之间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摩尔多瓦几乎向俄军宣战。

西方国家如何应付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中亚地区的外交格局会对西方产生什么影响。

苏联解体后,中亚成为新的国际战略空间。

中亚地区从地理位置到战略资源对西方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最不希望呼哑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地区。

一旦中亚倒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怀抱,则中东、北非、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就会连成一体。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就会拥有;核武器、核技术和核战略资源(塔吉克斯坦储藏着铀矿资源),这将会对西方形成最强有力的挑战。

所以,西方一方面向中亚现政权施加压力,要求这些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民主体制”,另一方面支持土耳其和俄罗斯抵制“南方势力”对中亚地区的渗透。

  从西方的角度上看,中亚国家选择“土耳其模式”最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

上耳其政治上实行政教分离的议会民主制度,而又不失伊斯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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