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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历史文化

平度历史文化与近代发展

平度,夏朝为莱夷地,地处古青州。

商朝为莱国地,地处古营州。

西周为莱国之棠邑,地处古幽州。

春秋,初为莱国。

周灵王五年(公元前567年),齐国灭莱,属齐国。

战国为齐国即墨邑。

田齐时,即墨城(今古岘大朱毛村一带)为齐国东部之政治中心。

秦始设郡,以今胶东半岛地为胶东郡,即墨城为郡治。

西汉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正月,楚项羽分原齐国为三,以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六月,胶东国复并入齐。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灭齐,齐地尽归于汉,以胶东为郡,治即墨,并置即墨、郁秩、卢乡、平度、下密等县。

郁秩县治在今平度城,卢乡县治在今灰埠镇城子村,平度县治在今新河、灰埠以北。

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以胶东郡为胶东国,都即墨。

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废胶东国,复改为郡。

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始正式重建胶东国,仍都即墨,食八邑,传至王莽代汉始绝。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封贾复为胶东侯,侯国都郁秩,食六邑。

章帝建初元年(76年),原胶东侯国废,新胶东侯国只食郁秩一县,郁秩之名废,即为胶东侯国。

魏为胶东、即墨、卢乡三县及下密县之东部和长广县(故城在今莱西市境)之西部。

晋置长广郡,郡治在不其县城(今即墨市境)。

自刘裕代晋(420年)到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为胶东、即墨、卢乡县。

北魏,献文帝皇兴四年(470年),将原长广郡西界扩大到胶水,移郡治于胶东城(今平度城)。

长广、即墨属长广郡。

北齐文宣帝天宝七年(556年),将长广郡治移至中郎城(今龙口市境),即墨、卢乡、长广三县合并为长广县,长广县治移原胶东城(今平度城)。

隋初为长广县。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复置卢乡县。

仁寿元年(601年),改长广县为胶水县。

唐代中后期至明初为胶水县,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改为平度州,领昌邑、潍县。

清为平度州,约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为散州,不再领县。

1913年平度改州为县。

抗日战争期间,平度城及其周围地区成为沦陷区,自1938年初,成立伪平度县公署,至1945年9月结束。

民国平度县政府,自1937年底始,先后驻祝沟、丈岭和台头,至1945年春结束。

1940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泽山区,成立了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

1941年9月,抗日民主政权分平度县为平北(习惯上仍称平度)、平西、平南三县。

1945年,由平南县析置平东县。

同年,将属于昌邑县的“三泊”地带划归平南县,属于莱西南县的河里套区划归平东县。

解放战争期间,为平北(平度)、平西、平南、平东四县。

1949年10月1日建国时,平度县人民政府驻平度城,平西县人民政府驻张舍,后迁城子、昌里,平南县人民政府驻蓼兰,平东县人民政府驻南村,后迁古岘。

1952年6月,平南县改为蓼兰县。

1953年9月,平西、蓼兰合并,称蓼兰县,县人民政府驻蓼兰;平度、平东合并,称平度县,县人民政府驻平度城。

1956年6月,平度、蓼兰合并,称平度县,县人民委员会驻平度城。

1957年3月,周戈庄区及万家、兰底、崔家集区的部分村庄分别划归高密、胶县、昌邑。

1983年10月,平度县划归青岛市。

1989年7月,平度撤县设市。

“打开康王坟,山东不受贫”,说的就是位于平度的六曲山古墓群,这些古墓都是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与战争的洗礼留下来的,它们是平度历史的见证者。

“康王坟,康王坟,离离落落到京门”,这些古谣,诉说着平度昔日的辉煌。

平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有着灿烂的古老文明。

在可证的五、六千年的历史中,先人留给平度人民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度的天柱山摩崖石刻是当时青岛市辖区内唯一的“国字号”;2001年6月25日,平度的即墨故城及六曲山墓群又被公布为全国第五批国保单位,其时,青岛市有4处,平度占二分之一;今年全国首个“文化遗产日”(6月10日),又公布了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市的“东岳石文化遗产”榜上有名,至此,我市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青岛市共9处,平度占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域内尚有省、青岛市、平度三级文物保护单位32处,在青岛市12区市中独领风骚。

平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

平度是青岛市地方戏柳腔的发源地,是土生土长的家乡戏,1900年(左右)由王启培、王华民等人以戏剧形式第一次在古岘管村戏楼搬上舞台;流行于山东的莲花落(山东落子),其“东口”(分三口,另有“南口”、“北口”)的创始人及代表人物“飞咣咣”季宝奎就是蓼兰邱西村人,至今,“季宝奎说书——交待得明白”一语仍为胶东人熟知;在流行于胶东地区的民间舞蹈中,同和的“张村扛阁”、大田的“跑灯”、田庄的“烛竹马”都独具特色,均为平度所仅有;平度民歌曾在全国、全省产生过较大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挖掘整理的《傅二姐赶庙》、《钉盖垫》、《黒妮做媳妇》、《四季小调》、《过时的皇历怎能用》等平度民歌,多次在省会演中获奖,灌制唱片、出版发表,其中《黑妮做媳妇》、《过时的皇历怎能用》一度在全国流行;宗家庄木版年画在全国民间年画中排位第四,其“线板”的雕刻技艺之高超为诸种年画之最;其他如草编、剪纸、石雕等手工技艺,以及大泽山区的“山神会”等民俗活动,都有其鲜活的艺术生命和鲜明的平度特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对其进行科学地开发和挖掘,将会极大地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如潍县年画(现称潍坊年画)始于清代康熙年间,盛于乾隆至光绪年间,光绪初年传入平度宗家庄,并有所改进、发展,使宗家庄木版年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潍县年画的衰落时期,老一辈的画家逐渐去世,后继又无人,新的创作显著减少。

这时相继出现的年画体裁有从平度年画中移植过来的带有故事情节的‘窗旁’。

在原有的‘横批’年画上也出现了一批带有花边和锦地图案的富有装饰性的年画样式。

”(引自《山东民间年画》),使潍县年画得以再生,演绎了“徒弟”救活“师傅”的一幕。

1984年,潍坊立足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打造文化品牌,巧妙地将潍县年画与中国各地司空见惯的风筝相嫁接,借风筝放飞潍县年画,举办潍坊国际风筝节(第一届为风筝会),1988年4月1日正式定名潍坊为“国际风筝都”。

潍县年画的经验是一种很好的借鉴和启迪。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一座名城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文化。

目前,平度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历史文化资源大普查,这是实现建设“胶东特色文化名城”重要目标的基础性工程。

通过普查,摸清平度历史文化资源的家底,对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用,科学规划和适度开发,打造平度文化的亮点和品牌,促进平度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平度作为华夏夷族的一员,也承载了诸多历史的辉煌与低谷,沿着那“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的历史发展规律,曲折前行,负重奋进,出演了一幕幕辉煌与跌落的历史话剧。

一、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平度先民曾经创造过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古代人类文明

在平度境内,近年来陆续发现了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韩村遗址、三埠李家遗址、冯家遗址和属于“龙山文化”的戴家庄遗址、沙梁遗址、五甲遗址、逄家庄遗址,这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平度就有先民在生息繁衍。

以平度东岳石遗址命名的“岳石文化”的出土,进一步揭示了距今四五千年前,在今天平度境内就有不少地区尤其是大泽山西麓的岳石河沿岸,平度的先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东夷文化,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变革开放的齐文化铸就了先秦、西汉时期平度的灿烂与辉煌

众所周知,齐国从姜太公封齐始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等社会变革措施及政策,大搞开放型经济。

到了管仲相齐时,这种开放型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和更大发展。

他不但积极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优势,通过向梁、赵、宋、魏等国出售食盐以赚取丰厚利润,还“因人山海假之”,大做转口贸易,从中牟利。

甚至为“聚天下之财”,管仲竟创造性地构建起了颇具现代经济雏形的“吸引外资”模式,积极推行“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四民分业”、“几而不征”等政策,助齐桓公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纷纷到齐国来做生意。

威王时一改旧法,重赏严罚,开门纳谏,结果使齐国大治,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可以说,正是齐人这种强烈的变革开放意识,才使齐国成为泱泱大国,雄距东方。

公元前567年,齐将晏弱破莱之棠邑(今平度境内),虏莱共公,莱国并于齐,始建即墨城(在今平度大朱毛村一带),后发展为胶东半岛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国名城,而与齐国首都临淄比肩,被称为“齐有临淄、即墨之饶”。

要知道,临淄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曾有“联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之誉、“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之说。

能与临淄比肩,足见即墨城之繁华。

从政治上看,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先封其子刘彻为胶东王,后封另一子刘寄于胶东。

刘彻就是以后的汉武帝,刘寄就是以后的康王,现今平度古岘境内的康王坟即是刘寄死后的墓葬。

刘彻和刘寄都是汉景帝的爱子,他们都先后被封在胶东,就可证明当时胶东国不仅政治地位重要,而且也是经济富庶之地。

从经济上看,据《后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当时共设铁官49处,其中,“郁秩,有铁官”。

郁秩就是今天的平度城。

近年来在平度铁岭庄发掘出土了大型汉代冶铁遗址,可以断定就是当年的“郁秩铁官”之所在。

要知道,盐和铁在古代的经济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齐桓公时,管仲就曾制定“官山海”大计,对山海盐铁实行“官办民营”。

汉武帝时,为了战胜匈奴和把汉朝的武功推向顶峰,也曾将盐铁收归国营。

“郁秩铁官”这件事,说明了当时平度在全国已经具有了较高的经济地位。

从文化人物上看,平度历史上,齐桓公时出了名大夫宁戚;西汉时出了天文学家徐万且和古文经学大师庸谭以及名孝廉公沙穆,公沙穆有五子,皆名于世,有“公沙五龙,举世无双”之美称。

1982年平度灰埠镇侯家村“九冢桃花山”一个汉墓区发现的《王舍人碑》,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碑上的书法,被誉为隶书瑰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平度境内书法艺术水平之高。

从人口上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胶东国有8县32万人,平均每县4万人;东莱郡有17县50万人,平均每县3万人。

今天平度辖境约为当时4县之大,推算起来人口也有十三四万,属于当时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

三、政区演变频繁,由国而郡而县,政治中心地位转移下降,注定了平度衰落的命运

在今天的平度境内,先秦有名城即墨,秦和秦楚之际有胶东郡、胶东国,均辖胶东半岛全境,郡和国的行政中心都是即墨城。

西汉前期半岛北部析置东莱郡,东莱郡辖属17县,其中的卢乡县全部和平度、当利两县南部在今天平度境内。

今天的平度包括西汉末年的即墨、郁秩、卢乡3县和平度、当利、下密、壮武4县的各一部分。

具体说,今天的平度约2/3当时属于胶东国,约1/3属于东莱郡。

公元9年,王莽代汉,对西汉的行政区划做了很大改变,“王国”改为郡,侯国改为县。

胶东国改为郁秩郡,郡治郁秩城(今平度城)。

胶东的政治、经济中心由沽河之滨向西移到了今天的平度城。

从此,即墨丧失了作为郡国一级政治中心的地位,演变成为县级政权。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封功臣贾复为胶东侯,食郁秩等6县(即原胶东国领地)。

公元76年,封贾宗为即墨侯,贾邯为胶东侯,郁秩县改称胶东侯国,今平度城始称胶东城,胶东和即墨均成为北海国所属18城中的两个县级政权。

北魏献文帝皇兴四年(公元470年),胶东半岛地区新设光州,辖东莱、长广、东牟郡,今平度城成为长广郡治,胶东城之名废。

北齐天宝七年(公元556年),调整政区,历史悠久的即墨、下密、卢乡、不其诸县皆废,原长广郡治(今平度城)改为长广县治。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在原不其县境新设即墨县,治今即墨城,从此,即墨这个名称便和平度的历史沿革脱离了关系。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长广县更名胶水县。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调整政区,胶水县成为莱州府4县之一,辖境基本定型,大体与今平度一致,相沿至今将近1400年。

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胶水县升为平度州,领昌邑、潍县,胶水之名废,但平度州的辖境与西汉平度县大不相同。

此后,山东省莱州府平度州,历明清两代近600年不变。

1913年,平度改州为县。

大家都知道,“首都”(首府)是一“国”一地的政府驻地,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散地,也是经济财富的转运地、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

郡国、侯国驻地选在哪里,哪里就人脉旺盛,发达繁荣。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这是社会发展规律。

平度政区一而再,再而三地变化,政治中心地位的转移下降,导致了经济、文化的逐渐凋敝。

四、天灾人祸绵延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平度发展元气大伤

无论从生产力构成因素,还是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来看,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体。

长期遭受战乱、灾害之苦的平度百姓顾命尚且不能,又怎能有精力去发展生产呢。

大抵先前最富庶的地方,也是战争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黄巾军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基,接踵而来的是各州郡的太守、刺史们演出的军阀混战。

胶东地区出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残破景象。

据《晋书·地形志》记载,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人口有1600万,还不到东汉盛时的30%,约略计之,平度境内仅有五六万人。

后来经过“十六国”140年的长期杀伐,到刘裕灭南燕时,苟延残喘在平度大地上的人口不过两三万,荒凉悲惨之状,可想而知。

在南北朝分裂动荡的300多年里,广大民众所受的灾难更是深重旷久。

据《魏书·地形志》所载东魏武定年间的人口,长广郡6县只有5.1万人,以此估计,平度境内也不过2.5万人。

元朝没有留下人口统计资料。

从平度来看,许多村庄是明初才由外来移民发展形成的,很多族姓的族谱是从明初才记载其“始祖”的。

这说明,元末的长期战乱,曾经给胶水县造成了“生民百遗一”的惨象。

明清易代之际,胶东半岛所受战乱之祸与金末、元末相比要轻、时间要短。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定,登莱两府的经济、文化也较快地恢复发展起来。

可是平度州却因明末连遭登州叛军孔有德和清兵的两次屠戮,所受涂炭比相邻州县要重。

一个地处偏僻的州县,大伤元气之后,其恢复发展的速度,无法和政治中心(如掖县)、军事重镇(如胶州)、交通要冲(如潍县)相比。

落后之势一旦形成,若无特殊的优越条件之助,在那闭关锁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的时代,要想赶上,则几无可能。

于是在号称“康乾盛世”的一个半世纪里,平度成了莱州府“七属”中经济文化发展最慢的一个州县,科举功名跌落到前所未有的低谷。

除了人祸外,天灾也是阻碍平度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依照当时的科技条件,人们对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薄弱,而一旦天灾降临,对平度社会各方面的打击是巨大的。

实际上,倘论平度的自然条件,自从隋唐的胶水县基本划定了以后的县级辖境,就算不上是优越的了。

因为除了垦殖历史已久的胶东、即墨、卢乡故城周围等局部地区较为肥沃,大部分土地瘠薄,山地易旱、洼地易涝。

尤其是占耕地半数的平度西南部,大雨大涝,小雨小涝,无雨则旱,产量很低。

当时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

“平度州,十年九不收,下场饱犁雨,吃顿蛤蟆肉”。

再加上经过“康乾盛世”的休养生息,人口爆炸性地增长,到道光初年,平度州人口达到了七八十万。

在当时封闭守旧的社会制度下,以近于原始的粗放耕作技术,靠300万亩薄地养活全州七八十万人口,已接近极限。

据道光《平度州志》记载,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平度出现“大饥荒,人相食”;明神宗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大水平地三尺,田地淹没,房屋倒塌”;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旱,蝗灾”;道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连续4年“大水”、“大旱”,许多田亩绝产,不得不缓征赋税,“收养弃儿三百四十名养于城北龙王庙”;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地震,大疫流行”。

频频降临的自然大灾,使平度大地上出现了“饿殍遍野”、“村无炊烟”、土地庙“报庙”排队挨号的悲惨景象。

而一俟有点安定局面,赶快发展生产,还未等恢复元气,新一轮战乱、灾害又发生了,平度社会又跌落进天灾人祸的深渊,谈何发展?

五、愚昧无知的闭关锁国政策,迟滞了平度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清朝建立以后,平度境内长达200年“无兵事”,被称为“桴鼓不惊,民生安业”。

但平度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灿烂既是在“康乾盛世”里也未重现,而是相对地沉寂了。

究其原因,是愚昧无知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平度居于这“天朝上国”一隅,“舟车商贾之所不至,冠盖仆马之所弗经”,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发展极其缓慢之中。

在愚民政策统治下,芸芸众生们爱唱一首“交上公粮不怕官,孝敬父母不怕天”的喜歌,幻想的是一种回到“羲皇上人”时代的远古生活。

直到历史进入了近代,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大门,这种幻梦才被惊醒,而平度的振兴,却还需要几代先觉先行者付出极大的努力始能完成。

六、唐宋明时期发展微露曙光,齐国之风重新抬头,然未能持久,平度再落沟壑

唐宋逢盛世、平度亦繁兴。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兵戈停息,社会经济发展。

仁寿末年,“仓廪实,二十年天下无事”,俨然一派“物阜民康”的景象。

到了唐朝贞观至开元这100多年里,国力强盛,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这时的胶水县虽已不是半岛上的重镇,但人口也有?

?

二三万,跟汉朝相比差不多。

平度的科举文化也有一定发展,出了一门俊杰,两代忠烈的进士蒋钦绪、蒋清等父子三人,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都写了他们的事迹。

宋朝的繁荣程度已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证明。

在这个朝代里,胶水县没有发生社会动乱,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胶水为“望”县,即上等县,人口最盛时达到十五六万。

胶水县成了胶东半岛人文荟萃的名地。

宋真宗时出了个状元蔡齐,位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状元受“七驺传呼”之荣,即自蔡齐始。

蔡齐死后,欧阳修为其立传,范仲淹为其写了墓志铭。

其侄蔡延庆才兼文武,《宋史》有“蔡延庆传”,曾任成都府兼兵马都衿辖,成为镇守西南边区首任兼管文武的最高长官。

金元时,登莱多出武将,文化重又滑落。

如胶水崔氏有“将军世家”之称,而以崔澍尤为有名,其曾组织领导了击杀元朝奸相阿合马的斗争。

现今平度店子镇尚有“元昭武将军崔世荣神道碑”,记述了崔澍的事迹。

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胶水侯庸以国子生身份应试,考中进士第二十二名,宣告了莱州地区自金元以来文化衰落的终结。

此后,莱州府开始了科举功名蒸蒸日上、文化名人辈出的新时期。

官廉、官贤兄弟均中进士,傅汉臣进士中第,曾任御使、巡按,是明朝中央最早主张推行“一条鞭法”的代表人物之一。

然而,不管是盛唐、强宋,还是大明,平度的振兴都未能持久,而是随着朝代的更替,政策的改变,天灾人祸的发生,周而复始地又落后了。

李家沽村作为沧海一栗,历史上很难留下详细地记载。

或许当地的族谱里有,但外面的人很难知道。

经过历史的洗礼,新世纪的平度也有了崭新面貌。

平度位于山东半岛中心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级市和全省30个经济强市之一。

总面积3166平方公里,人口134万。

是“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全国成人教育先进县”和“全国文化先进县”。

由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继而成为山东省文物重点市,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3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青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

天柱山北魏摩崖石刻、岳石文化遗址、即墨故城遗址及六曲山汉墓群,先后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文物单位数量几乎占了青岛市的三分之一。

一个县级市同时拥有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青岛市唯一,就是在全省也不多见。

它既说明了平度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也证明了近年来平度市委、市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在文物保护管理、考古发掘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物工作新路子。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具体的文化瑰宝。

  天柱山摩崖刻石:

中国书法艺术之瑰宝

  天柱山作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皆缘于山上遍布东汉、北魏、北齐以及金、元等历代石刻,而这些众多的石刻中尤以北魏郑道昭所书《郑文公上碑》(也称“魏碑”)最为著名。

这一珍贵的石刻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精髓,备受国内外书法界的推崇。

1988年,该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柱山位于大泽山主峰西南,距平度城约50里。

其孤峰独秀,拔地而起,《郑文公上碑》就坐落在山之阳的半山腰上,向来被认为是魏碑中的神品,被誉为“中国书法艺术之瑰宝”。

该碑碑文刻于一块天然碑状巨石上,碑高3.5米,宽1.5米,每行约50字,共19行881字。

内容系为郑氏歌功颂德,特别是记载了郑道昭之父郑羲的生平事迹和著述。

此碑结字宽正,笔力雄健,不仅系魏碑之冠,在中国书法史上也独树一帜,为古今中外书法家所称道。

清代包世臣评此碑为“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祝嘉把郑道昭称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齐名。

现代刘海粟大师考察了《郑文公上碑》后,奋笔疾书了八个大字:

“瑰玮博大,绝壁生辉。

  天柱山“魏碑”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不仅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在日本更是赢得了广泛赞誉。

一位70多岁的日本知名女书法家,来到天柱山后,紧抱《郑文公碑》热泪纵横,泣不成声。

据说,就连日本中小学生的课本习字篇,也以郑道昭刻石为书法范本。

  近年来,前来天柱山观光旅游者络绎不绝,特别是一年一度的青岛大泽山葡萄节期间,更是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平度市先后投入390余万元,修建了盘山台阶,建立了文管所,并仿照北朝建筑样式修建了魏碑亭。

特别是去年以来,为了更好地整合大泽山的旅游资源,该市将原先分别隶属于不同部门管理的大泽山地区各旅游资源统一整合,成立了大泽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对天柱山的旅游资源进行了精心包装,建立了书法名人苑,旨在把天柱山打造成集书法、美文于一体的中国书法名山,进一步丰富了天柱山旅游的内涵。

  东岳石遗址:

将青岛的历史追溯到三四千年前

  东岳石遗址位于大泽山西麓的东岳石村村东,淄阳水库东北隅。

1959年秋冬,整修淄阳水库时最先发现。

1960年4月至5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

随后,在山东各地陆续发现并发掘了和东岳石遗址属于同一类型的多处遗址,考古界便以首次发现遗址的东岳石村命名为“岳石文化”。

  岳石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考古的重要发现,不仅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多元化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有力证据,而且为深入研究东夷文化和夷夏关系揭开了新篇章,也为研究海岱地区尤其是胶东半岛一带的古代历史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成为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

  据考证,岳石文化的历史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

这说明,距今4000-3500年前就有平度先民在东岳石遗址生存繁衍。

  岳石文化,让我们见证了平度乃至青岛三四千年前的那段光辉灿烂的历史,成为平度人民乃至青岛人民的骄傲。

保护、宣传、利用好东岳石文化遗址,已列入省、青岛、平度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

近年来,平度市委、市政府不仅积极争取申报了国家大遗址保护,而且还准备在东岳石文化遗址上筹建岳石文化博览馆。

馆内将主要陈列东岳石遗址出土的各种陶器、石器等文物,模拟制作古人类狩猎、耕种、采集、制陶、祭祀等内容,再现古人类生产、生活场景。

目前,该馆的主体设计已完成,正在积极联系招商。

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平度先民们创造的古代灿烂文化,必将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即墨故城及六曲山墓群:

诉说着1400余年前的故事

  即墨故城及六曲山墓群位于平度市东南的古岘镇,遗址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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