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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

  在本调研报告中,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这一社会问题,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以社会调查、文献调查所取得的实证材料为依据,根据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与治国理念,进行剖析、论证与诠释,以探索解决我国、我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政策对策与社会对策。

  第一部分,分析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第二部分,报告调研观察到的留守儿童问题的若干表现;第三部分,论证留守儿童问题的特点;第四部分,提出课题组对缓解留守儿童问题的一组建议。

  本课题组在团省委的组织下进行了这一项调研工作,实地调查可以代表湖南省的情况,文献调查佐证了这一社会调查。

由于留守儿童问题的全局性,在提出建议时,则采取了全国性的视野。

  第一部分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

  “留守儿童”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其中XX%左右是农民工)在户籍地以外谋生时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在户籍地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体是指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分离并“留守”在农村的少年儿童。

  据国家统计局估计,目前全国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人数约有1XXX万人左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数字也大有逐年增加之势。

(《经济参考报》,1月8日)另外网上多个材料中的数据估计万之多。

如果以农民工的规模概算,恐怕这两个数字均属于较保守的数字。

  留守儿童的生存与教育状况,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这一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学者、舆论界与社会的高度关注。

如何解决或缓解这一问题,首先应该了解产生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

  留守儿童是农民工的未成年子女。

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

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环节存在缺陷所导致的。

  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根源:

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他们为什么让子女留守?

为什么当留守儿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别无良策?

根本原因是他们本身面临种种生存的压力。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必先关注农民工问题。

  

(一)农民工的概念

  李培林是这样界定“农民工”的:

“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

”(陆学艺主编: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生活文献出版社北京版,第307-308页)李培林以这个定义,概算出中国共有2亿农民工,其中占第二产业工人XX.X%,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XX%,是中国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309页)这个概念较宽,它包括了离农不离土,即在本地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

  我国政府是这样定义的: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时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二)农民工的出现

  19XX年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以户籍制为核心的人口政策在50年代中期成型,政府强制性地控制着人口流动。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方面产生的所有制多元性、区域发展的差异性、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性、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原有劳动力的过剩性、城市化的加速性等一系列发展态势,引起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19XX年第一次出现了“民工潮”。

  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原有劳动力的过剩性是一个前提性的因素。

目前,我国耕地面积仅存18亿多亩,按农村现有劳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进行推算,仅需1.5亿劳动力,而现在农村约有劳动力4.98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近3.5亿。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1.2亿,其中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约为8XXX万人。

据农业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估计,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为9XXX万。

党的“十*大”报告指出,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来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就意味着在近期内还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进入城市。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截止底,农村人口为4320.XXX万,占总人口的XX.X%。

湖南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始于70年代后期。

据省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调查统计,,全省农民工为XXX万人,其中,省内城市务工的为XX%,省外务工的为XX%;为XXX万人,到达到829.1万人,三年内增长XX.X%,年均增长XX.X%,我省成为全国劳务输出大省之一。

全省农民外出务工人数829.1万人,创年收入XX.X亿元,占农民总收入的XX.X%。

因此,农民工对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三)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分析农民工的经济、社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可以认为:

农民工是不得不与其子女分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1、农民工经济现状

  在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外国资本是朝着“廉价劳动力”而来投资的,外资追求利润,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水平,加之中国劳动力过剩量大,就业竞争起到了压低工资水平的作用。

而私营的中资企业、乡镇企业,则采用“低工资”模式操作。

这样,各类企业农民工工资普遍较低。

改革开放之初的“打工妹”的工资水平,20余年后其女儿到同地同类企业打工,工资还是差不多。

  在省内流动,甚至在本地区内流动,农民工收入同样受到过剩劳动力背景的挤压,工资水平不高。

一般年收入水平在4XXX元~10XXX元之间。

上海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XXX元。

(郑桂珍:

《流入城市儿童状况初探》,《南方人口》第1期)北京市有子女在农民工子弟学

    校就读的农民工月收入为XXX元左右。

(北京市教委政策法制处:

《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制定规范》,《北京教育》第6期)上海、北京是收入较高的城市,其他城市一般要低于这个水平。

  陆学艺等说:

农民工状况虽说比农业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10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和雇工的工资一直处于400~XXX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

(陆学艺主编: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版,第181页)

  据山西省总工会调查,农民工的收入更低,“农民工主要从事矿山采掘、建筑建材等比较危险、艰苦的工种,但工资水平却较低,约有XX.X%的人月平均工资在XXX元以下,约XX.X%的人月平均工资在XXX元至XXX元之间,均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冬成为新闻热点的“欠薪”问题,也是农民工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的原因之一。

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调查,全国欠薪总额高达1XXX亿元人民币,即平均每个农民工被欠薪1XXX元以上。

  据网上文章,农民工仅获得其创造的新价值的1/3。

1亿农民工的总收入有估计为5XXX亿元,占农村人口总收入的1/3左右。

  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决定了一部分农民工无经济能力把未成年子女带到身边,而是留置在家乡,以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

因为带到城镇,必定会增加租房费用、生活费用与教育费用,至少这三项费用是超过半数的农民工经济上难以负担的。

  2、农民工社会现状

  农民工的社会现状的最大特点是其流动性。

以流动的空间性分析:

其流向主流是从农村向城镇;其区域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动向东南倾斜,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

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京津连流动人口圈、沪宁杭流动人口圈、广深厦流动人口圈。

这种空间远距离的流动,且就业在城市、行业、单位间的不稳定性即流动性,使部分农民工难以把小孩带在身边共同生活。

  农民工的职业行为的基本特点是非农化,但主流职业行为多与城镇主流职业相分离,基本上是城镇原有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的一种补充,甚至是流入地当地劳动力所不愿意干的粗活、重活、脏活。

具体职业类型主要是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业、建筑业,以及层次较低的服务业、家庭雇佣等。

农民工的职业具有低层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处于城市社会下层,或谓“边缘化”状态。

这类职业有的是雇佣方提供的临时的、简陋的住处,如农民工较大的一个群体是建筑工,一般在工棚或在建建筑物内息宿,带小孩就不能不自己租房他住。

  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数量不断扩大,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

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存在阻碍了农民工将自己的子女带在身边。

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二元的城乡户籍制度,形成了一种“现实中的农民进了城,制度中的农民没有进城”的尴尬局面。

作为国家的行政管理重要手段的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渐发展成为隔绝城乡,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最重要制度。

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的不公平的结合。

虽然现在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农业户口的人在城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例如,有的地方限制农民工子女上学,有些地方虽然允许农民工子女上学,但额外要加收一定费用,且费用很高。

即使入了学,也必须回原籍地参加中考或高考,而各地教材的选用又大不相同,这就使得农民工子女面临转学后两地教育内容不能衔接的困境。

另外,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留守在原籍地农村。

由此,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作为农民工的一个副产品凸现出来。

  这种城市二元的户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体现了它的合理性,一是缓解了农民工流入地城市的市政建设的压力;二是避免了曾经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过的“贫民窟”这一社会问题;三是有效地降低了民政救助规模与社会保障压力。

但是,这是以牺牲农民工的权益,牺牲社会公平而实现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以及农民工把子女留置农村,均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3、农民工的生存问题

  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居住、工作条件恶劣,闲暇时间少,精神生活匮乏

  他们平时劳动时间长。

并且很少享受法定休息时间。

山西省总工会的一个调查,说明约有XX%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法定休息时间,约XX%的人没有休息日,连续超负荷劳动。

  劳动作业环境设施简陋,存在安全隐患。

在一些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地、宿舍昏暗拥挤,卫生条件差,生产生活设施普遍比较简陋,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部分个体老板和不法矿主只顾赚钱,不进行安全投入,不配备劳动安全防护用品。

  

(2)处于城市边缘状态,没有融入城市居民之中

  来自于生存和生活的压力以及离乡背井的孤独,给许多农民工的心理蒙上了阴影。

昌邑市检察院曾会同当地医疗卫生部门对名年龄在岁至岁的农民工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感到寂寞孤独”的占%,“提心吊胆,担心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占%,“为感情问题整天感到困惑”的占%。

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采取消极的生活方式,有的将自己封闭起来,有的则借酒消愁甚至寻衅滋事。

  (3)处于非福利状态

  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本上把他们排除在外。

  参加社会保险难度大。

如山西省有XX%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

用工单位普遍认为参保会增加用工成本,农民工则因为不能立即受益也不愿投保,他们宁愿省下钱带回家。

  广东商学院社会学系谢泽宪主持的“珠江三角洲工伤研究项目小组”在佛山、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个城市,对家医院、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在遭遇工伤这种特殊困难关头,%的工伤者表示得到过一些关心,%表示很少有人关心或者没有人关心。

对于“如果您得到了关心,他们是谁?

”的提问,工伤者的回答是:

朋友、老乡78.4%,家人、亲戚73.7%,同事58.1%;老板23.9%,好心人20.6%,医生护士16.2%;社保局2.1%,劳动局2.4%,

    社区0.5%。

  (4)处于收入高风险状态

  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

山西省总工会调查的农民工中,有XX%的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动合同。

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不规范的超过三分之一。

  按月领工资难。

山西省目前仍有部分用人单位没有按《劳动法》规定的“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约XX%的农民工不能按月领取工资。

此外,XX.X%的农民工每3个月领一次工资,XX.X%的农民工半年或半年以上领一次工资。

  农民工自身在上述生存条件下,从经济开销、人身安全、生活稳定度等角度考虑,比较留在家乡与带在身边两者的差异,选择把子女留置在家乡,托孩子的祖父母、伯叔父母或其他亲友代养代管,是在理性的考虑下做出的合理的决定。

  可以预测,在一定的时期,农民工收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城乡二元制户籍壁垒(实质是社会保障资格如住房、低保、失业保险等的藩篱)只能逐步拆除,一部分农民工带子女进城需要居住、生活、管带、上学等条件难以一一满足;因此,留守儿童的存在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现实。

  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

三大因素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少年儿童社会化的三大机制。

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正是这三大机制的缺失所致。

  

(一)家庭教育的缺陷

  农村留守儿童主要是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经商而留守在农村原籍地,由单亲或祖父母或其他亲友代为抚养以及自我监护的小学生和初中生。

严格说来主要是留守的未成年人(包括学龄阶段的失学、辍学少年儿童)。

他们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其身心发展处于一个需要倍加呵护和关爱的关键时期。

  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是个体出生后接受社会化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是一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家庭成员进行面对面直接的互动,自我在其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父母是这个群体中最重要的个体,孩子通过模仿和认同父母而试图成为父母所期望的人。

家庭功能理论认为,家庭教育具有先主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家庭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某种先入为主的作用。

家庭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父母,影响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是亲子关系状况。

心理学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儿童的顺利社会化和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抚慰感;正向的亲子沟通使孩子易于接受父母的意见,内化父母的规则与期望,避免孩子产生不良行为。

但是,在父母双方都外出或其中一人外出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少年儿童从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事实上的“孤儿”或“单亲”孩子。

父母外出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机能单一化,致使留守少年儿童的社会化资源严重不足。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岳阳华容县万庾镇月形村有一位老人曾在一段时间内带过7个留守儿童,大的读高中,小的三、四岁,如此情况,监护从何谈起,监护怎能到位。

由于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远离父母的他们既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又无法感受父母在情感上的关爱和呵护,更难找到称职的可以替代父母的监护人,这使得他们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社会现象很容易产生认识和价值上的偏离。

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些农村留守儿童精神空虚、行为失范。

  

(二)学校教育管理方式的缺陷

  留守儿童是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父母和教师是他们社会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社会化他人”,依恋性情感还是他们基本的需要之一。

如上所述,由于留守儿童缺乏来自于家庭的关爱和亲情,因此,他们尤需从学校生活中得到弥补。

学校教师的关注是儿童形成学习动机的重要外部动因。

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完整,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上存在更多的困惑与问题,他们需要学校给予更多的帮助与疏导,需要通过教师和学校集体生活的温暖来弥补亲子关系的缺失对其人格健全发展形成的消极影响。

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教育管理方式的简单化

  一是只看到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而忽略了他们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二是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

有些学校在寄宿制学生公寓前面安上铁门铁窗,学生抱怨感觉是在蹲监狱。

所以有些学生冒着极大的危险,跳窗跳楼去上网,反而导致了安全隐患。

  2、农村社区和学校互相推诿教育责任

  我们在几次座谈会上听到了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一些相对立的意见。

学校认为,学校教育主要侧重学生在校时段的教学管理,至于学生放学以后在社会上犯的错事,学校难以管理到位;农村基层村镇则认为,学生就应该归学校管。

这种教育责任互相推诿,正好助长了部分留守儿童的道德滑坡,放纵了他们行为的越轨。

  3、只重视升学率,忽视了对留守学生情感和心理健康的关注

  由于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这个重要环节,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整体水平要比非留守儿童差。

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形成了越是成绩好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关爱越多,越是成绩差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关爱越少的“马太效应”。

有部分留守中小学生向我们调查人员倾诉,“老师就连排座位时都把我们排在最后面的边上,似乎我们这些人可有可无”,说起这些,他们满脸的惆怅和无奈。

  4、把留守儿童看成包袱,视为一块“心病”

  从与各个学校的老师座谈中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老师说起留守儿童时,能够罗列他(她)们的毛病、缺点和错误数十种,并且,显得十分的慷慨激昂,甚至有些还显得义愤填膺。

不难理解,由于留守儿童缺乏严格到位的家庭管教,他们中的一部分孩子确实相对调皮和难以管理,但如果把留守儿童视为“异类”和“心病”,只会加速将留守儿童推向歧路和深渊。

  学校在对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方式上存在的缺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责怪这些长年工作在农村艰苦环境中的中小学老师。

  1、农村中小学教师教学任务普遍偏重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小学老师上复式班,每周20多节课,有的是上大班课,一班学生60~XXX人,这也确实使这些教学繁忙

    的老师,无暇顾及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及成长问题。

  2、农村大部分学校缺乏必要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设施和条件

  在我们调查所到的农村学校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一所学校配备了心理辅导老师,甚至有几所乡中学的教师,XX%以上是非正规学历教育毕业的老师,要在这样的学校开展心理辅导教育显然比较难。

  3、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配合

  家长作为联系学校和学生的特殊纽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校教育只有在社会和家庭的密切配合下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教师要做到对学生全面了解,还需要通过家长和社会了解其在校外的表现。

但是,留守儿童因为家长不在家,家庭监管缺位,老师没法向家长了解他们的情况。

有些调皮的孩子抓住这个空挡,在学校欺骗老师,在家里又蒙骗父母或监护人。

于是使学校对留守儿童的管理出现空档。

不少留守儿童的父母视学校教育为子女教育的唯一途径。

一旦孩子在学校上学,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应该由学校老师负责解决,而对自己如何配合学校培养和教育子女则持消极态度,有些家长甚至叫学生本人去开家长座谈会,这样,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反倒变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

而监护人一般只负责孩子的吃穿住和安全,至于对孩子的学习以及与学校经常性的沟通就很难做到了。

  4、留守儿童问题自身的特殊性

  在尚未解决温饱和刚刚摆脱温饱的农村,人们的目光还主要停留在经济的层面上,恰巧留守儿童在经济方面相对于非留守儿童,手头要显得宽裕一点。

调查显示,69.9%的留守儿童有“足够”和“基本够”的零花钱,只有30.1%的认为零花钱“不够”。

对以下两个答案的相关分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问卷中有“目前你面临的最大问题”和“目前你最大的愿望”两个问题,其选项“生活费用不够”和“改善生活条件”的相关性为0.50,只有25.4%的留守儿童选了“生活费用不够”。

这就容易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他们不应该是被关爱的对象。

他们经济上的相对富裕,掩盖了其精神上的绝对贫困。

  必须提出的是,我们在这次调查中,也了解到不少农村教师对留守儿童关怀备至的感人事迹,诸如:

“妈妈老师”、班主任的“保姆式管理”,这些极具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和方法,极大地感化教育了部分“边缘”留守儿童,使其走上了正路。

  (三)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

  留守儿童问题产生在他们生活的农村社区。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村基层的各种组织作用发挥不够。

探究其原因,首先是目前大多农村的基层组织的现状令人堪忧。

  1、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不够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队伍建设总的来说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远远不能胜任当前农村社区管理日益复杂的重任。

个别地区干部队伍的建设,甚至有逐渐弱化的趋势。

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落后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既影响乡村干部自身的发展,也造成了这些地区的干部队伍极不稳定。

  2、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干部队伍素质偏低

  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偏低限制了他们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能起的作用。

贫困地区的村干部的工作经历也相对比较简单,除少数曾有过到部队服役的经历外,绝大多数都只有担任村组干部和务农的经历。

其经历简单,视野狭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水平的发挥,也使之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农村社区管理的局面。

  3、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有限

  农民工大多产生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在改革的过程中,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力和功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

由于农户家庭的相对独立,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也由原来的直接组织和领导农村经济社会活动,转变为指导、监督和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数量被减到了尽可能少的程度。

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村级组织的作用越有限。

据有关统计,有些经济贫穷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面达XX%到XX%(陈吉元)。

我们这次调查所到的一些村,每个月由一名村干部在家值班,其他的都外出打工。

这名值班的村干部基本上只能接听电话,很难抽身去做其它的事情。

由于机构的萎缩,农村基层组织往往只能应付上级的会议、检查和一些易于完成的工作。

在几次座谈会上,当我们问及一些乡(镇)村干部对留守儿童问题有何对策和想法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只考虑为农民抓票子,没去考虑为农民带孩子”。

因此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从职能上还是从实际功能的发挥上,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只能是听之任之。

  留守儿童处于社会化未完成的人生初期,他们最易受环境的影响。

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缺陷,单独或二者、三者同时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消极作用时,他们的德、智、体、美、劳的健康发展就遇到了严重障碍,因而产生了留守儿童的一系列统称为“留守儿童问题”的问题。

  第二部分留守儿童问题的表现

  留守儿童问题,是指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较多地表现出的非良性的情感、道德、行为、心理、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目前因为涉及到数以1XXX万~万人口,因而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本课题组对我省留守儿童基本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一)本课题组调查的组织情况

  本次调查从8月份开始。

为了使课题的研究更具有代表性,课题组的调查选点分别定在湘北、湘中、湘南、湘西的8个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县(市)的XXX个乡镇。

它们分别是:

岳阳市华容县的治河渡镇和万庾镇、岳阳市平江县的安定镇和瓮江镇、娄底市新化县的曹家镇和吉庆镇、娄底市涟源市的荷塘镇和白马镇、郴州市宜章县的迎春镇和南水镇、郴州市永兴县的悦来镇和大不江乡、湘西自治州保靖县的昂洞镇和拔茅镇、湘西自治州永顺县的王村镇和塔卧镇。

  在调查中,我们分别召开了乡(镇)村干部、学校老师、留守儿童监护人、留守儿童等四部分人的座谈会和个案访谈。

从4个不同的方面调查了我省留守儿童的行为及心理的基本情况,了解他们需求及其存在的问题,同时了解了乡(镇)村干部、学校老师、留守儿童监护人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及其各地对留守儿童问题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具体措施。

  在4个市州的8个县(市)中,我们运用分层抽样的形式,在每个县(市)中抽取两个乡(镇),在每个乡(镇)中抽出一个村和一所中心学校,对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

为了真实有效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行为情况,本次问卷调查采取由调查员逐题讲解,现场匿名填写、当场回收问卷。

调查内容涉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行为发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区环境、同辈群体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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