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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年的发展与论争
宏观经济学50年的发展与论争
张曙光
文章于2001-9-26
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50年的发展中，宏观经济的理论讨论和分析是一个相当活跃而又成果甚丰的领域。
它不仅随着中国经济的波动起伏而展开和深化，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和实现了理论范式的转换，既有很大的前进和创造，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一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操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显示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实践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一、历史回顾
由于发生了理论范式的转换，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自然要对转换前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一个恰当的总结和评论。
（一）阶段划分
从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的。
讨论的中心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具体进程又分为起步、繁荣和总结三个阶段。
1952年，中国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历史任务，紧接着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这时，适逢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中国经济理论界以学习和宣传该书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论述为契机，围绕着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着重讨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符合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关系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与此同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讨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如何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基本建设和人民生活保持一定的发展比例的问题，提出了进行综合平衡，保持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标准和数量界限。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集中反映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
这是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
再生产理论讨论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60年代前半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实验，发动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主流的理论思想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和否定客观规律性；主张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宣传只要高速度，不讲按比例，结果是遭到了巨大的失败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失败和挫折教育了人们，成为这场讨论的直接原因。
当时，老一代经济学家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等组织和发动了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三大理论讨论，一批颇有建树的理论文章发表，尤以杨坚白、刘国光、董辅礽为代表，80年代出版的刘国光和董辅礽这个时期的文集《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和《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状况和水平。
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针对盲目增加积累，扩大投资，以求扩大再生产，忽视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讨论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2）针对重工业增长过快，轻工业和农业相对萎缩，比例严重失调和经济调整的需要，讨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制约作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以及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协调发展问题，3）以此为背景，在再生产公式的具体化和固定资产再生产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一届四中全会又针对“文革”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继之而来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的失误，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实施了第二次的经济大调整，与此同时，对30年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再生产理论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中心。
这时，除了继续讨论过去提出的问题以外，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有所开拓，但在深度上前进不大，实际上带有总结和普及的性质。
热烈的讨论促成了《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出版，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和《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有关范畴的分析》等一批专着的问世。
（二）理论争论
从50-80年代，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体系的内容、意义和局限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以举例的方式，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些重要原理作了概括和说明，但是，这一概括既不全面，有的也不大恰当，如“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
60-70年代，我国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有人从再生产的环节、方面和类型方面加以概括，有人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垫支资本和机能资本的关系上加以考察，有人从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国民收入方面加以说明。
所有这些都突破了斯大林的论述，不足之处是缺乏系统性。
80年代的讨论弥补了这一缺陷。
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二，一是罗季荣从六个方面（社会产品、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社会再生产的形式、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的形成和分配）概括了34条原理，优点是比较全面，缺点是逻辑层次不清，体例繁简不一，一些概括有欠妥当，如把“关于劳动量按一定比例分配的原理”仅仅看作是简单再生产的原理。
二是刘国光和张曙光从五个方面（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类型，关于社会产品的构成，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关于再生产中补偿、积累、消费和后备问题，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的市场实现和货币运动问题）所作的概括，优点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且第5点突破了马克思理论的范围，缺点是一些重要问题并未涉及，如对外贸易、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
对于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对已有理论的概括和表述，而在于对它的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虽然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但并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调节问题，虽然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问题作过一些设想和预言，但所设想的是直接计划的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
既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局限于最抽象的层次，为了揭示社会产品实现的最一般的条件，不得不舍掉很多因素，那么，它就只能揭示再生产过程的本质联系，而无法说明它的具体过程。
如不讨论价格的现实运动和竞争理论，假定“不发生价值革命”，就无所谓通货膨胀，总量关系分析就缺少了一个基本内容。
尽管人们试图把一些舍象掉的因素引入，使再生产公式具体化，但80年代中期以前的讨论仍局限在本质关系上作文章。
这样，就无法对总量关系和宏观经济运行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2，关于再生产的类型问题
基于60年代初经济调整的实际，关于再生产类型问题的讨论集中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上。
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简单再生产是否存在，其与扩大再生产的区别和联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和尺度，以及如何运用二者的关系指导和调节现实的经济运行。
经过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简单再生产既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又是一个“现实的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与生产和基建、维修和制造、采掘和加工、更新改造和新建扩建的关系既有相似之处，又不能简单等同，据此制定的生产建设方针虽对指导和调节经济运行起了一定作用，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
分歧较大的是关于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和尺度问题。
孙冶方主张以资金价值量为尺度，刘国光主张以使用价值量为标准，刘诗白主张以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为尺度，但对二重尺度的矛盾和背离尚未作出解答。
80年代，有人从改革的角度再次对孙冶方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企业权限仅仅限于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那么，企业就很难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立足于战略转变和体制转型，80年代初讨论的重点转向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以及内含扩大再生产的类型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二者区分的标准以及从外延向内含过渡的途径。
前述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困难在这里重新出现，特别是所有讨论都以马克思的论述为据，而马克思针对不同问题又有不同的论述，计有8种之多，因而分歧再所难免。
有人主张以是增加生产资料的数量还是提高其效率为标准，有人主张以是增加劳动量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准。
这些讨论虽有一定价值，但都是以单一要素来区分，缺乏综合的判断和分析。
至于内含扩大再生产的类型，有人依据技术进步的两个阶段将其区分为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
也有人针对中国人口多，资金缺乏，提出了一些选择原则和过渡办法，但由于二者的矛盾和体制的扭曲而难以实行。
这也是90年代讨论生产方式转变难以深入的原因之一。
3，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和基本条件
6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是一个还两个，I（v+m）>IIc能否反映第II部类对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是用不等式关系表示还是用平衡关系表示？
争论虽然激烈，但论证都不充分。
80年代的争论换了一个提法，即有没有基本公式，在扩大再生产的三个基本公式中有没有“基本”和“派生”的关系？
双方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
不过，这一争论无论是从公式推导，还是从前提和结果的意义上都很难讲清楚。
只能从它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解释。
马克思指出，“说到社会的再生产，我们只能指第II部类和第I部类之间的交换”。
这就是说，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平衡条件是社会产品最基本的实现条件。
关于基本公式的讨论，争论双方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I（v+m）不能与IIc相等，或者说二者在交换时不能互相抵消。
如果用Im/x表示Im中作为第I部类资本家收入花掉的部分，那么，I（v+m/x）就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IIc，但是，I（v+m/x）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
以上的讨论都着眼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虽然争论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马克思论述的意思，但均未对马克思的分析是否确切和是否全面发生怀疑。
笔者曾依据马克思的分析把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区分为七种情况，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只适用于纯粹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对于纯粹外延以及外延和内含相结合的扩大再生产的6种情况均不适用。
可见，马克思的表述既不确切，也不全面。
正确的表述应当是：
“I（v+m）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最小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其最大差额是两大部类可变资本的积累加上第II部类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之和”。
用公式表示即为：
I（v+m/x）+IIm/x 4，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
这是再生产理论中讨论最多，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
50-60年代的讨论是在肯定优先增长的前提下，讨论了优先增长的条件问题，消费资料的制约作用问题，优先增长的范围（是否包括农业生产资料）问题，优先增长规律的普遍性问题。
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由技术进步的要求产生的，因而把I（v+m）>IIc作为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不妥当的。
80年代虽然有人继续坚持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规律，但是有许多人持否定态度。
研究方法也有所扩展，除一般的理论分析外，还采用了经验实证和数学论证的方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活跃和繁荣的局面。
在理论分析文章中，对优先增长持否定意见的人，其依据和角度也不相同，有人认为原有结论建立在一系假设数据（两大部类的积累率不同，追加的可变资本在一年内消耗掉）的推算上面，是不科学的。
有人认为两大部类的增长速度不完全受资本有机构成的制约，且有机构成的提高也不是连续的。
有人认为现代技术进步在节约活劳动的同时也节约物化劳动。
有人从生产资料生产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出发，认为不仅会出现消费资料的更快增长，而且增长最快的不一定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而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
这些观点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能大胆质疑经典作家，则是很可贵的。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进步。
在经验实证文章中，有代表性研究均使用了英、美、法、日、西德的大量历史资料，王梦奎着重于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分析，而李周和杨雄则侧重于分段分析，笔者在评论王梦奎时作过逐年分析，指出从1947-1972年的25年中，美国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年份有14年，慢的年份有11年，且交替出现，二者之比稳定在67.1/32.9-71.8/28.2之间，最后一年与最初一年相比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提高了0.8个百分点。
如果考虑到未来技术进步的特点，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
因此，考察一国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固然重要，而分析其在各个阶段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对于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许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数学论证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自于光远在《科学通报》上的文章再版后，这方面的讨论有了较大的发展，许兴亚、贺菊煌以及前述李周和杨雄的文章使用的数学方法各异，所得结论大致相同，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指出了在何种具体条件下，两大部类中何者增长最快，取决于何种因素，它们如何结合。
这种论证肯定是有意义的，简单地否定它的价值是不对的，关键是要把数学分析和经济分析结合起来。
（三）简短的评论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在分析方法上，80年代及其以前的讨论中，虽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但总的来说，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有三种：
一种是“我注六经”的方法，文章作在如何理解和注释马克思的理论上；二是“六经注我”的方法，旨在用马克思的理论解释现实中发生的问题，说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三是“具体化”的方法，有的将马克思综合在一起的因素重新分解分类，有的将马克思舍象掉的因素重新引入，进行具体分析。
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进展，但是，由于对马克思理论的性质和局限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限制了研究眼界和范围的扩展，束缚了新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难以对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和总量关系的变化作出恰当的解释和说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人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体系方面说明了再生产理论的本体论特征，但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古典性质尚未涉及。
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前，宏观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以供给决定和供给分析为核心的，这不仅表现在以萨伊为代表的及受其支配的古典理论中，而且表现在从魁奈到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
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显然是从供给立论的，货币数量说虽是古典学派的总需求理论，也只是考察了货币数量对工资、利率和价格水平的影响，无法形成关于货币、产出、就业和价格的总体理论。
马克思继承了魁奈《经济表》的分析，创立了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一方面批判了萨伊理论的辨护性质，另一方面又沿袭了萨伊的分析角度，即马克思的分析也是从供给入手，以供给为中心展开的。
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的考察是从商品资本流通的公式开始，而且考察的中心是两大部类之间的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关系，同时，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货币流通只在交换中起着媒介作用。
因而，在马克思的总量关系分析中，还缺乏独立的需求分析和需求决定理论。
凯恩斯其所以能够创立宏观经济理论，就在于他在批判萨伊定律的同时，转换了分析的角度，从供给分析和供给决定转向了需求分析和需求决定，创立了有效需求理论。
尽管凯恩斯没有多少供给分析，因而其理论体系是不完整的，供给分析是后凯恩斯主义者加进去的，然而，凯恩斯却在需求决定和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统一大厦和理论体系。
既然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基本上是一种供给理论，也就很难形成独立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这也许是从再生产理论范式转向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原因。
二、范式转换
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从社会再生产理论向宏观经济学的范式转换。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了市场取向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经济处于战略转型、体制转轨和结构转换之中。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理论界积极引入现代经济学，并学习和借鉴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
1984年第4季度，中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和宏观失控，再一次把总量关系和宏观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的面前。
由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局限于抽象层次和本质关系，无法对总量关系和宏观经济运行作出具体的说明，而综合平衡理论仅仅是一种计划理论，解决不了转轨条件下宏观经济的运行和调节问题，而很多人对西方宏观理论的现实基础、理论前提和历史演变缺乏了解，甚至不假思索地照抄照搬，也难以说明中国的经济问题。
其实，对经济形势的不同分析和经济政策的不同设计，正好反映了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的分歧。
于是，一部分中青年经济学家开始转向宏观经济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1986年，第一部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专着《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问世，1987年，《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召开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座谈会，第二年又与《中青年经济论坛》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宏观经济理论研讨会”，形成了宏观经济理论讨论的第一个高潮，推动了理论的探索和创造，一批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专着相继出版，其中，樊纲、张曙光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1990）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理论范式转换的完成。
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转换的过程和机理，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转换的开始：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不仅是从总体上考察再生产的条件问题，即考察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问题，而且是考察这些条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方式问题，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形式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不可能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的比例，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不直接表现为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问题，而是表现为市场的实现条件问题，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会消失，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将由社会自觉地有计划地按照社会需要分配劳动时间来安排，而不必市场价值规律插手其间。
由于受此的影响和束缚，商品经济再生产的问题没有提出和讨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否表现为市场实现问题，是否还有市场价值法则的调节问题，也没有解决，甚至成为理论上的禁区。
改革打破了理论上的禁区，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界围绕着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从两个方面讨论了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运行和调节问题。
1，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核心及其调节方式问题。
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主要是直接表现为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问题，同时又间接表现为市场实现问题，既主要由计划决定，又需要由市场调节。
这实际上是一种二元调节理论。
还有人提出，市场实现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市场机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基础和主体。
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如何结合，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初期的“板块论”、“渗透论”、“有机结合论”等，后来的“两个全覆盖论”、“二次调节论”等。
这些问题因有专题讨论，这里只讨论对“板块论”的认识问题。
开始有人批评了“板块论”，认为“渗透论”、“胶合论”反映和描述了二者结合的最佳境界，但却无法具体操作。
由于计划和市场的对立和摩擦影响微观主体行为，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资金积累方式、市场发育程度和总供求关系尚未理顺以前，还不得不实行计划和市场的板块结合。
据此，有人提出建立市场为主，行政为辅的“新板块”模式，以便转上市场配置资源的轨道。
对“板块论”的重新肯定表明，社会再生产的运行和调节不仅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质分析的问题，而且主要是一个需要作出具体判断和选择的实际操作问题，简单地谈论计划和市场以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是解决不了资源配置问题的。
2，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的货币运动和货币量的控制问题。
经过讨论，对货币量控制的意义和作用有了一致看法，但对货币量控制的层次和范围以及具体调控方式则有分歧。
尽管如此，这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从抽象的本质考察转向具体的运行分析的重要一步。
首先是分析角度的转变，因为考察货币运动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从需求立论，进行需求分析，这就找到了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出发点和关节点。
其次，货币量的控制和货币投向的调节，既关系到总量均衡，也关系到结构均衡，使得防止和消除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保持经济稳定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理论的中心。
这就奠定了从社会再生产理论向宏观经济理论转变的桥梁。
（二）转换的契机：
对综合平衡理论的反思
从抽象的再生产理论走向具体的宏观经济运行理论的另一重要步骤，是对综合平衡理论的重新认识。
无论是50-60年代的讨论，还是70-80年代的研究；不论是认为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方法，还是认为它和计划化、计划调节是同义语；不论是认为综合平衡是指国民经济全局的整体的平衡，还是认为有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地区的、部门的和企业的综合平衡之分；无论认为综合平衡的基本任务是解决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正确安排各种比例关系，还是认为它首先要正确处理生产关系中的各种矛盾；不论是认为它必须包括两种生产的平衡，还是认为要把社会生产内部的平衡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结合起来，虽然具体观点分歧很大，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综合平衡仅仅与计划有关，是计划经济的特有范畴。
这就说明了综合平衡理论作为经济运行理论的局限性。
对它的批评和反思正由此而来。
开始只是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体制的转换，综合平衡应有新的特点，并赋予新的内容；后来则进了一步，胡汝银认为，综合平衡理论与实践中的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四大平衡原则主要同流量均衡有关，解决不了存量均衡问题，其中的财政平衡尤其如此。
宋国青认为，信贷平衡是一个意义含混的命题，因为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和运用永远是平衡的。
如果信贷差额就是存贷差额，那么信贷平衡就是现金发行等于零的同义语；如果把信贷平衡转换成货币流通量和必要货币量的平衡，那么，前一个命题也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从货币是由信贷创造的，信贷规模是银行的控制手段来看，信贷平衡则与其他三大平衡不是同一层次的命题。
按照综合平衡理论，生产主要受计划和资源约束，不受货币影响，通过计划就可以达到正常生产水平，同时，财政赤字与超发货币和价格上涨连在一起，经济紧缩既可减少和消灭赤字，又可稳定价格，似乎生产正常、价格稳定和政府收支平衡三个目标没有矛盾，且可同时达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杨仲伟认为，综合平衡虽是计划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但当计划与行政等级或管理体制融为一体时，综合平衡很难成为一种直接实现的方法，因此，需要铸造出新的宏观理论。
这些批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揭示了综合平衡理论的局限和缺陷，引起人们的反思，为进一步发展宏观经济理论开辟了道路。
（三）具体环节突破：
从农轻重分析到国民经济结构研究
50-60年代的讨论集中在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相互关系方面，虽然分歧比较明显，但意义并不重要，事实上可以统一起来，二者的关系相近，但又不能简单等同，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一讨论仅仅局限于计划安排和综合平衡。
80年代的突破在于提出和讨论了国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不仅扩大了理论探索的范围，而且促进了向宏观经济分析的转换。
这一进步首先从揭示两大部类和农轻重分类的缺陷和不足开始，如认为两大部类的分类虽然比较概括、比较抽象、比较严格、比较科学，但却难以实施，借此所做的划分和计算难以成为观察、分析、规划、调整经济结构之依据；农轻重的分类虽然便于统计和掌握，但又不够恰切，特别是轻重工业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以此为基础的研究适用于工业化程度较低和科技水平不高的国家或发展阶段。
由此引入了三次产业的分类、要素密集程度的分类以及第四产业的概念等，尽管部分权威人士对三次产业的分类持批判态度，但是实践的需要仍然肯定了它的科学价值。
这方面的进展集中表现在对中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变迁规律的研究上。
其代表作有三项：
一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关于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讨论，他们依据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模型和“大国一般结构”模型，比较分析了中国的结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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