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收藏汉籍的图书馆和汉籍书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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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收藏汉籍的图书馆和汉籍书目
一、藏有汉籍图册的日本文库、图书馆
1、内阁文库与德川幕府藏书
内阁文库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下属。
馆内所藏汉籍，基本上由幕府时代的“红叶山文库”、昌平黉和江户医学所旧藏这三部分组成。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丰臣秀吉时代和其后的德川幕府时代的“红叶山文库”。
十六世纪末，关白丰臣秀吉的养子丰臣秀次随丰臣军征服关东时，将利足学校连同藏书一起运往京都。
又将原藏于金泽文库的包括宋元版的全部藏书，称名寺的宋版经卷，镰仓古寺院的大量墨宝也一并带回京都。
丰臣的家将们也协助秀次蒐集，将万历朝鲜战争中朝鲜半岛掠夺的朝鲜古籍和宋版提供给秀次。
秀次也成为16世纪末日本最大的藏书家。
1591年将关白之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
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位居五大老之首的德川家康与秀次争夺领导权。
1615年5月大今大阪之役，丰臣秀次战败自杀。
秀次的藏书尽归德川。
德川家康将原利足学校的藏书和金泽文库送回关东旧址，其余余下的书籍藏于自己的红叶山文库。
德川本人很好学，翻刻了许多汉文古籍，如《孔子家语》、《六韬》、《三略》、《贞观政要》、《周易》、《武经七书》、《大藏一览集》、《群书治要》等。
在日本翻刻的汉籍被称为“和刻本”。
德川时代的和刻本主要有“伏见版”和“骏河版”。
家康在骏府（今静冈市）去世后，其藏书一分为四：
一部分运回江户，其余分给尾张、纪州、水户的德川氏三家。
这就是所谓“骏河御让本”。
尾张德川为此设立蓬左文库，纪州德川家设立南纪文库，水户德川的藏书则保存于藩校彰考馆。
整个江户时代，其“红叶山文库”起着一种国家图书馆的功能，不仅从中国运来的书籍由其优先购置，诸藩也将最好的书籍进贡给“红叶山书库”如九州大分佐伯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就将其藏书中精品两万余册无偿进献。
昌平黉之藏书，起源于林罗山为首的林家私家藏书。
到宽正九年（1797）林述斋时代林家家塾被改组成幕府的官学以来，其藏书已变成官学附属的图书馆。
明治维新后归属中央行政机关太政官属下太政官文库。
明治十八年创设内阁制，此文库改称内阁文库。
二次大战后为国会图书馆支部。
昭和46年（1971）设立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为其下属部门之一。
近几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立公文书馆行政法人化，在正式场合，“内阁文库”这一名称已经消亡。
内阁文库之汉籍目录，1889年录有《内阁文库图书假名目录汉书门》二册，《《内阁文库图书图书类别目录汉书门》二册。
1900年，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任记录课长时，将库内汉籍重新登陆，改称《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在原来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又收录字书、韵书、目录、类书、丛书，别立第五门。
现行目录是1956年由福井保编纂的，名为《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
编纂过程中，始终得到目录学专家长泽规矩的指导。
此目录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一起，成为日本汉籍目录编纂的样本。
2、宫内厅书陵部
现在称作宫内厅书陵部图书馆，二战前称为宫内省图书寮。
建立于明治十七年（1884），其藏书由献纳和接受两种来源。
如昭和二十四年三月，一次接受的书籍仅汉籍就有18384册10568帖，以红叶山文库的藏书为主献纳较多者如古贺家之藏书（古贺精里、古贺侗庵、古贺茶溪）于明治二十二年献纳于宫内厅书陵部德山藩主毛利元次亦于明治二十九年将其中善本献于宫内省。
宫内厅书陵部的汉籍藏书经神田喜一郎整理编目，分别出版有《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增加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图书寮汉籍善本目录》。
3、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国立国会图书馆”是日本的中央图书馆，其前身是“东京书籍馆”，开设于明治八年（1873）。
明治三十年（1897）改称“帝国图书馆”。
明治三十九年在上野开设新馆，此后馆址一直在上野。
昭和24年改组为国立国会图书馆。
其藏书最初是以全国各藩的藩校图书馆为主。
废藩置县时由文部省接受。
馆藏并不丰富，后经购置和捐赠逐渐增加。
现已有相当分量。
但比不上内阁文库和宫内厅书陵部。
，其所藏汉籍之目录长期未进行编纂，直到1987年才出版《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
到1995年，才刊行其索引。
4、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日本大学中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要数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这两个研究所都是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赔款设立的，名为京都研究所和东京研究所，均属于东方文化学院。
其任务就是开展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
1945年日本战败后，这两个研究所分别归属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
京都研究所根据所长狩野直喜的方针，重点购置收藏以清代考据学为中心的实用图书，其中就有天津着名藏书家陶湘的明清丛书数百种，共26985册。
战后又接收了松本文三郎的全部藏书，以及中江丑吉与村本英秀的旧藏，内藤湖南关于满洲、蒙古的部分旧藏。
其图书馆收藏汉籍珍本、善本极为丰富，仅甲骨文片就达3600多片，龙门、云冈石窟资料5600多件。
该馆出版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1964、1965）《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1979、1980）。
它与内阁文库之汉籍目录《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一起，成为日本汉籍目录编纂的样本。
除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其附属图书馆以及京都大学各部图书馆内也存有汉籍。
如文学部，其《铃木文库》、《狩野文库》、《今西文库》等个人文库内的汉籍都相当丰富。
但遗憾的是：
自1959年编成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汉籍分类目录第一》以来，反映新增汉籍的新书目一直没有公开刊行。
5、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汉籍，是以大木贯一、长泽规矩也、仁井田陞等藏书的受赠和购入开始，再加上一九四八年东方文化学院并入东洋文化研究所时移交的图书为基础。
东方文化学院在一九二九年曾购得中国藏书家徐则恂“东海藏书楼”的藏书四万余册，在移交时图书有103,587册。
至于各方捐书及购得的私人藏书以下列几个“文库”最为重要：
“大木文库”，系民国初期长久居留北平的日籍律师大木干一的收藏，号“读残书堂”藏书。
大木文库图书45,452册，其线装书的数量约占东洋文化研究所全部中文古籍之半，以有关法律、政制为主，很多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如官笺箴、公牍、奏议等，是一个具有特色而且研究价值极高的书藏；长泽规矩也的“双红堂文库”的三千余册，多属明清戏曲小说类；“下中文库”为前平凡社社长下中弥三郎购赠之二次大战后出版之中文图书杂志；“仁井田文库”为已故中国法制史学者仁井田升之遗书，包含许多特殊的资料，如会馆录、各种规约、契约、通俗百科文范、执照、族谱等珍贵史料；已故中国文学家仓石武四郎搜藏的古籍，最近亦由该所所购得，现正待整理中。
现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约三十五万册，以中国研究的藏书为主，其中汉籍古籍约一万种。
近年来又积极搜集亚洲其他地域的研究资料。
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内容及搜书原则是以对科学研究有实用价值的图书资料为重点，宋元版之类的珍本版本并不受重视，完全是以研究为主的图书馆。
该馆1973-1975年间出版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1995年又出版新增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
除图书以外，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研究资料尚有
（一）殷商甲骨2,103片，数量仅次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二）分藏于世界各处的中国绘画的图片资料，以及（三）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文书资料，包括北京、上海、苏州、嘉兴、武进等处之地主、当铺、商店资料一千余种。
6、东洋文库
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也是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位于东京都文京区。
是一个专门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兼研究所，1948年起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
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英国人莫里逊（GeogeErnestMorrison）创立的莫里逊文库。
莫里逊于1897年以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身份来华，后任北洋军阀政府的英国顾问。
此人从1897年到1917年的二十年间，在中国收集图书文献二万四千余册，地图画卷一千余份。
这些文献主要是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波兰文、匈牙利文、希腊文和芬兰文等十几种语撰写的有关部门中国、西伯利亚及南洋各国的论着。
这些论着涉及政治、外交、法制、经济、军事、历史、考古、艺术、地理、地质、动物等许多的领域，有许多的珍版善本，如马可·波罗的《东方闻见录》，莫里逊文库保存有十五世纪的十四种刊本。
这些文献中还有大量的极为重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如中国海关自建立以来的“季报”、“年报”、“十年报”，美国政府的“远东外事汇报”，英国政府关于中国问题的“蓝皮书”，欧洲各国政府驻华大馆的“报告”等等。
另外有五百余册中国语辞书，大都是在华的传教士们在十七—十九世纪时代编纂的中国地方方言与欧洲语言对译的各种“手册”。
此外还有百十种五千余册定期刊物，这些刊物是关于中国及东亚的专门性杂志，以及欧洲各国的亚细亚协会、东洋学会的会报、论丛之类。
上述资料最早藏于中国北京东交民巷，最后北京王府井大街寓所建立了以本人姓氏命名的私人图书馆——莫利逊文库，藏书约万余册。
大约在1916年前后，莫里逊私下进行出卖这批文献的交易，曾与美国的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荷兰公使馆等洽商。
这一消息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此人后来为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大藏大臣）所知，他与当时日本三菱财阀的巨头岩崎久弥相协商。
1917年夏天，他们委派正金银行的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代表，携带东洋史学的名家石田干之助等来华，与莫里逊反复磋商，同年8月29日终于以35，000英镑成交，这批典籍遂被藏于日本深川岩崎久弥的别墅中。
岩崎久弥以这批从中国来的文献为基础，拨款三百五十五万日元作为基金，于1924年11月正式建立“东洋文库”。
在石田干之助、榎一雄等人的经营下，东洋文库收藏各国有关东方研究的书籍相当全面。
至上世纪末，藏书已达95万多册，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埃及、印度、东南亚等国和地区的图书资料。
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被称之为亚洲文献的宝库，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对象的专门性的图书馆兼研究所。
所藏中国珍籍有：
中国方志和丛书约4000部、中国方言辞典500多册、中国家谱、清版满蒙文书籍、中国探险队报告、中国考古学资料、《顺天时报》、《华北正报》、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和其他西藏文献3100件等。
其中有在东洋文库的特藏中，有五种汉籍被列为“日本国宝”。
其中三种即《春秋经传集解》、《史记》（夏本纪、秦本纪）和《文选集注》，皆为平安时代（794—1185年）人仿唐写本的手抄本，相当于晚唐和五代时期，至为可贵。
在日本汉籍史上，它们属于“准汉籍”。
另外两种，即《毛诗》残卷与《古文尚书》残卷，皆为传入日本的中国唐人写本。
日本现今保存的《毛诗》唐人写本有三种，皆为残卷。
一种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此卷系《毛诗正义》单疏本之残卷，今存卷第十八大雅“荡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五”中“韩奕”末尾二句及“江汉”一首。
已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另一种是京都市藏本，此卷系《毛诗正义》单疏本之残卷，今存卷第六，凡四残叶。
内容乃秦风“秦车邻诂训传第十一”之中，从“小戎”末尾的“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之疏至“蒹葭”首部之疏，并“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疏的一部分及其后片断的疏文。
四纸内容并不完全连续，然接近《毛诗正义》原本的面貌。
也已经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第三种即今东洋文库的藏本。
此为日本现今保存的《毛诗》唐写本中惟一的郑玄笺本。
东洋文库藏《毛诗诂训传》今存卷第六（唐风）“唐蟋蟀诂训传第十”卷中有朱笔“乎古止点”及反切，偶有假名批点，此系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年）博士家所为。
此卷于1952年3月被确定为“日本国宝”。
东洋文库的藏书，在语种上主要分为八类：
一，汉文文献，其中收藏的史类书，尤其是地方志、族谱，在国外图书馆中是仅见的。
二，藏文文献；三，蒙文文献；四，满文文献；五，欧美语文文献；六，朝鲜文文献；七，越南文文献；八，日文文献。
从创建到现在，文献资料的收藏已经扩张了二十余倍。
这些书的来源，在战前主要是依靠以日本对中国和东亚、南亚的武装侵略为后盾，在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等地进行的掠夺。
例如，从1931年到1936年他们雇用窃手在西藏、蒙古等地窃走西藏藏经丹珠尔一部凡103帙、蒙古藏经甘珠尔一部凡102帙、蒙文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帙；又如1936年4月，从上海盗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到清末的资料）共2402函（册数不详）等。
这些文献奠定了东洋文库研究我国东北与西藏的基础（即所谓的“满洲学”和“西藏学”）。
当时，也有一些赠送的书籍，但这些被赠送的资料却是赠送者本人以非常的手段所获得的。
如当时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部长藤田丰八，曾向东洋文库赠送日汉文献1765种计21669册，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便是从台湾取走的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高山族、红头屿等的资料；岩崎久弥本人也于1932年把家藏的汉籍5291部凡23777册送交文库；1936年小田切万寿之助去世后，他的私人藏书19481册也归入东洋文库，除了一部分为赠送者购买的之外，皆属这类性质。
战后的情况有了变化，东洋文库主要是通过购买，并派遣专家前往有关部门国家，鉴定“东洋学”有关部门文献，制成副本收藏，例如，在六十年代已经将法国国民图书馆伯希和所藏的敦煌文献的未公开部分拍得照片，东京大学教授、已故的木夏一雄先生曾受东洋文库的数度派遣，对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藏十九世纪之前的有关部门中国的没有发表的古文书进行调查，并已经取得相当多的副本。
东洋文库创建之初，除图书部外，还建立了研究部系统，聘任兼职或专职的东洋文库研究员，编辑出版《东洋文库欧文纪要》（MemoirsoftheResearchDepartmentoftheToyoBunko）、《东洋文库和文纪要》（即《东洋学报》），以及《东洋文库论丛》、《东洋文库欧文论丛》等杂志、丛书。
研究部下设敦煌文献、西藏、中亚、伊斯兰等研究委员会。
其中，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4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西藏研究委员会编有《斯坦因蒐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12册。
1961年该文库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附设了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这是它与日本其它文库最大的不同之点，也是以后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网址：
7、静嘉堂文库
由同属于岩崎家族的岩崎弥之助（弥太郎之弟）创立。
岩崎弥之助从明治二十五年（1892）前后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古籍。
中国清末藏书家陆心源去世后，岩崎弥之助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购得其皕宋楼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4146部43218册，成为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
静嘉堂在收购陆氏藏书之前，其库藏只有三万余卷，皕宋楼宋元旧刻220多种的入库，使静嘉堂一夜崛起，成为举世皆知的大藏书楼。
后来出版的日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载明，该楼收藏的宋元旧刻总量中，皕宋楼宋版占88％，元版占81％。
1992年，静嘉堂正式公布的20万册库藏中，陆心源遗书占其中汉刻本总量的36％，是其全部藏书量的20％。
前往湖州陆家购书的岛田翰回日本后，写有《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一文，尽显其喜出望外。
后来岩崎弥之助及其子岩崎小弥太还购入岛田篁村、竹添井等明治时期着名学者的藏书。
使静嘉堂所藏汉籍无论质与量均称一流。
大正十三年（1924）在现址建馆，并把藏书公开。
1948～1970年间该文库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后复改为独立机构。
静嘉堂所藏图书约20万册（其中汉籍12万、日本古籍8万），另有6000多件中国、日本的古代美术作品。
其中珍藏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的有元朝赵孟頫和中峰明本尺牍一帖等；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的有宋版《周礼》残本（蜀大字本）2册、宋版《说文解字》8册、宋版《汉书》（湖北提拳茶盐司刊本）40册、宋版《唐书》90册、宋版《外台秘要方》42册、宋版《李太白文集》12册等。
馆藏汉籍中还有元版《东京梦华录》、清抄《广雅疏义》等。
日本近代最着名的版本学家和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从1926年至1936年任静嘉堂文库干事，主要从事编目工作。
从1927年起，长泽多次来华访书购书，也同时为静嘉堂文库采购书籍。
其中，买书最多的是1928年，共为静嘉堂文库买入各种汉籍349部。
该文库将陆心源旧藏编成《静嘉堂秘籍志》（1917）。
另编有《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30）及其《续篇》（1951）。
文库所藏汉籍善本，在1992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中记录颇详。
但全部藏书的新目录仍待编辑。
8、尊经阁文库
与静嘉堂文库一样，皆是日本以收藏汉籍着名的私人图书馆。
属于加贺前田家族，目前由财团法人前田育德会运营。
自16世纪中，前田氏即为日本加贺藩主。
第三代藩主前田利常喜好收集图书文物，第四代藩主前田光高亦然。
而第五代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则格外注重搜集图书、搜求文献，对中国的和日本的古本、抄本、珍本典籍的收罗不遗余力。
早在16世纪末，日本入侵朝鲜时曾掠夺大量书籍，后流转于日本国内，成为商品，前田氏是这些书籍的积极购求者之一，这样，前田氏家藏图书就形成兼具和（旧本）、汉（中国）、韩（朝鲜）三国文献的特色。
前田纲纪具备一定的学者眼光，他曾立一屏风，对其收存的图书、文献、文物分门别类、各自立项记录，如图书有“古笔书”、“古书”、“金箧异书”等名目；古文书有“古迹文征”、“事林明证”等名目；工艺品则总称《百工比照》，下分“族旗”、“甲宵”、“羽织”、“马”、“金具”等20余种类别，这就是有名的“燕间总目屏风”。
前田纲纪还编写了《桑华书志》（“桑”即扶桑，指日本，“华”即中华），登录家藏图书，这是日本的一种较早的私家目录学着述。
在《桑华书志》中，前田纲纪本人收罗的图书称为“尊经阁藏书”，是当时藏书中的骨干，后世在此基础上扩充、发展，至日本明治时期，前田氏藏书之所即定称为“尊经阁文库”。
1926年，前田氏设立育德财团，进行所藏珍稀图书的影印复制工作。
1949年前后，改称“前田育德会”，前田育德会作为尊经阁文库的法人，经营和掌管文库，实际上二名一体，至今门牌上并列写明“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字样。
尊经阁文库藏书丰富，有日本图书2万多种，汉籍万种，其他档案文书等文献5600种，且多绝版之书及珍稀之本。
汉籍以明代图书居多，亦不乏宋元善本。
例如《重广会史》100卷，《宋史·艺文志》中有所着录，内容为分类抄编正史中史事，上起《史记》，下至《新唐书》。
此书在中国已久佚不存，尊经阁文库所藏之本得自朝鲜，是为天下孤本。
1928年，尊经阁文库将其影印若干部分赠日本主要大图书馆，但不出售，近年中华书局亦据影印本再为影印出版，方稍有流传。
尊经阁文库还存有唐朝萨守真撰《天地瑞祥志》一书的日本抄本，此书原本已佚失无存，抄本乃为天地间仅存之本。
其他如元版本《历代诸史君臣事实笺解》、明代着述《公族传略》、《史汉合编题评》等均为久佚的中国史籍。
其他如《将略标》66卷、《兵机类纂》32卷、《武库纂略》10卷等明末之书，亦已成为海内外极为稀见之书。
在尊经阁文库所藏图书和文物中，有22种被日本国家定为国宝，69种定为“重要文化财”。
国宝中有中国唐朝拓成的王羲之书法字帖；“重要文化财”中有宋版《世说新语》、《重广会史》、《春秋左氏音义》、《冲虚至德真经》、《宾退录》等中国古籍。
尊经阁文库曾将部分珍稀图书影印，编为“尊经阁丛刊”，《重广会史》、《世说新语》、《冲虚至德真经》等即收入其中。
近年又编印《尊经阁善本影印集成》、《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尊经阁文库国书分类目录》、《尊经阁文库加越能文献书目》及索引，检索十分方便。
尊经阁文库原在东京本乡的前田氏旧宅邸内，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相毗邻。
东京帝国大学为将农学部迁至校本部，遂与前田氏互换地产。
于是，尊经阁文库于1927年之后重建，新址位于今东京都目黑区美丽的驹场公园西侧。
9、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早稻田大学是本部设在日本东京都新宿区的私立大学，与庆应义塾大学并称为“日本私学双雄”。
其前身是1882年大隈重信设立的东京专门学校。
1901年改称早稻田大学，当时同时设置了专科部和大学部。
1949年的学制改革，该校随之成为新制大学。
是亚洲最为国际化的大学之一，拥有日本最先进的图书馆，留学生数也位居日本大学第一（2008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以中央图书馆为核心，共有30座，藏书总数约427万册，利用者达180万人次。
早稻田大学不但拥有巨大的藏书量，同时也拥有庞大而先进的图书管理系统，所有领域的学术信息都实现了在线搜索。
并且早稻田大学的图书目录数据库被世界最大的图书目录利用机关OCLC（OnlineLibraryCenter：
本部在美国）所采用，供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所利用。
早稻田大学收藏的汉籍如四库系列丛书、敦煌系列丛书、地方志系列等，以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还收藏了大量从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购买的汉文古籍珍本，如《礼记义疏》和被视为日本国宝级的《玉篇》。
其汉籍目录有1991出版的《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和1996出版的索引。
10、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
庆应义塾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为“日本私学双雄”。
它创建于1858年，由日本近代着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江户（东京旧称）的筑地铁炮州购地创办，取“兰学塾”，又名“福泽屋”。
10年后，即庆应4年，正式定名为庆应大学。
如从“兰学塾”算起，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建比日本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还早。
庆应共有4个图书馆，分布于三田、日吉、矢上和信浓汀4个校区，截止2007年10月为止，藏书总量已达到4,275,823册。
其中的“斯道文库”专门收藏汉籍。
1907年建立的老图书馆，为八角塔式结构，已成为日本的重要文物。
新建的三田图书馆有12个书库，采用现代化的服务。
可藏书115万册，2002年10月，庆应义塾大学成为RLG（ResearchLibrariesGroup,Inc.）的首个东亚正式成员。
2006年RLG与OCLC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需要。
庆应大学文献学研究所的“斯道文库”，是日本蒐集和研究汉籍的中心之一，其中有专门收藏书志学的书库。
11、东北大学图书馆
东北大学是继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之后日本第三所国立大学，位于日本东北地区仙台市。
其附属图书馆创立于明治44年（1911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是日本高校图书馆屈指可数的收藏资料丰富、现代化设施完备的大学图书馆。
现有藏书约370万册，其中日文书和外文原版书均为180多万册。
国内外各种期刊杂志约7万种，其中日文杂志32000多种，外文原版杂志37000余种。
附属图书馆由总馆、医学分馆、北青叶山分馆、工学分馆、农学分馆组成。
再加上各个学院的15个专业资料室。
其中的特殊文库里收藏着古今名家的私人藏书，每位名家捐献的藏书自成一库，以捐献者名字命名。
如夏目漱石捐献的藏书命名为漱石文库。
狩野亨吉捐献的藏书命名为狩野文库等。
各专业特殊文库共有32个，收藏图书约27万册。
涉及日本文化、宗教、考古学、农业经济学、西洋美术史、医学以及汉籍等多学科领域。
东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汉籍，以狩野文库为代表。
狩野亨吉（1865—1942）历任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京都大学文科大学长。
其藏书中有大量和、汉、西洋古写本和古刊本。
经东北大学初代总长泽柳正太郎之斡旋，其藏书于大正元年（1912）一并购入东北大学，记14798册。
其中有日本国宝级的平安钞本《史记》孝文本纪第十。
由该学图书馆编的《东北大学所藏和汉书古典分类目录?
汉籍?
经部·史部》和《东北大学所藏和汉书古典分类目录·汉籍·子部·集部·丛书部》已分别于1974和1975出版。
12、天理大学图书馆
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起源于大正八年（1919）设置的天理教青年会图书室。
由于该教会的第二代教主中山正善（1905—1971）的热心蒐集，此图书馆在短短数十年内即成为日本国内有数的大图书馆之一。
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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