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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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

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必须建构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否则就失去其生存的“理”。

那么，行政法理论体系应构筑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

此即所谓“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展开了一场热烈而又宽容、开放的讨论，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和学说，诸如“管理论”、“公共权力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等等，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种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可以说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正在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它对于促进“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化和人文精神的弘扬”（注：

叶必丰：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研究》，《法学评论》1997年第5期。

）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当前的讨论和争鸣又存在着“热而无序”之不足，“各种主张和观点虽多，但其中尚未有被人们普遍认同或基本接受的观点”（注：

杨解君：

《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

），给人以一种众多纷纭、杂乱无章的印象。

这种“乱局”的存在显然是不利于推动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及为行政法制实践提供正确指导的。

因而，当前的讨论亟待走出“诸说之争”的“乱局”。

　　那么，要走出“诸说之争”，出路何在呢？

笔者认为，其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明确“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本身涵义的前提之下，对“诸说”进行重新整合，并予以合理的理论定位，以充分发挥它们各自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功效，从而真正地促进行政法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发展，并为行政法制实践真正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

本文拟遵循这一思路展开论述，以期有助于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的科学界定

　　“不同科学之间的沟通、对话、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范畴进行的。

如果没有自己的范畴或者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不能引发共识，各门科学就无法正常地、有效地沟通、对话和合作。

”（注：

张文显著：

《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当前，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陷入“热而无序”的“乱局”，其原因主要在于论者各方尚缺乏共同的对话基础和规则，有人高谈此“论”、彼“论”，甚至忙于造“论”，却连“理论基础”到底指什么都未弄清。

也就是说，大家争来争去，却对相互讨论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在概念上还没有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理论基础”范畴的不同理解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

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的涵义，是研究和讨论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

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范畴，可从解决下列问题入手。

（一）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

这正是目前“诸说之争”陷入“乱局”的症结之所在。

　　笔者以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但又不能简单地与之相等同。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

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

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

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

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

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最基本”的理论。

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以这一“理论基础”为基点和归宿；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最基本”的理论。

所以，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两者相混同。

（二）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所应具备的条件

　　相对于行政法的一般性基础理论而言，究竟什么样的理论才是最基本的理论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呢？

换言之，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从理论深度来看，它必须能够深刻地揭示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理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归根结底是由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所决定，并建筑在这一客观基础之上的。

同时，任何科学的理论或正确的观念都“必须以社会本身为基础”（注：

〔法〕狄骥：

《宪法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页。

），科学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同样必须以社会本身为基础，而无法从行政法现象本身或行政法某个一般性理论的角度去寻找其“基础”问题。

再次，行政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也是由其赖以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

因此，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是能够深刻地揭示这一客观的社会基础的理论，并建筑于其上。

　　第二，从理论的广度上看，它必须能够全面阐释各种行政法的现象。

行政法的现象即行政法本身所具有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和特色，包括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功能和地位、目标和宗旨等方面的基本现象及其他各种具体现象。

仅能解释其中某一种现象的理论只能是具体理论。

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应有广泛的涵盖力和精密的浓缩力，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派生滋长，并由此得以全面地阐释终结。

不具有这种作用和意义的理论就不是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行政法理论基础。

　　第三，从理论高度来看，它必须在一定高度上具有对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进行正确指导的价值。

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应该是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指导行政法学的研究，尤其是行政法学体系的合理建构。

即哪些内容属于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行政法学不应研究哪些内容，或应重点研究哪些内容都能通过这一理论基础得以合理的说明，从而使行政法学的体系不致过小或过少，也不致过多或过杂。

其次，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还必须能够作为行政法制建设的指导，使行政法制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它应能够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等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导向，从而推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

所谓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指能够揭示行政法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并用以解释各种行政法现象以及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的最基本理论。

　　二、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重新整合

　　在明确了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本身涵义的前提之下，就可以此为参考点来对“诸说”进行整合了。

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公共利益本位论，而不能是其他学说。

（一）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公共利益本位论

　　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基本观点是：

从利益关系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法的基础是利益关系，行政法的基础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又是对立统一的，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它决定着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性质和特点、内容和功能、产生和发展等（注：

参见叶必丰著：

《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以下；另见叶必丰：

《论行政法的基础-对行政法的法哲学思考》，载罗豪才主编：

《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

笔者认为，公共利益本位论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所应具备的条件，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能够成立的。

　　首先，该论科学而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法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出发，该论认为法的基础是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

利益在质上可分为两种，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利益关系在质上也就可以分为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三种关系；同时，利益又有量上的区别，利益关系在量上又可分为三个层次。

不同质、量利益关系的分解和组合，决定了部门法的划分（注：

详见叶必丰：

《论部门法的划分》，《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

）。

其中，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

可见，该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不仅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使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构筑在这一科学的基础之上。

　　其次，该论科学而全面地解释了行政法诸现象。

该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原理，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法的基础即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内部矛盾运动，从而为阐释行政法诸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该论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既相互依赖、相互包含，因而是统一的；同时，又互相离异、分化和制约，因而又是对立的、矛盾或斗争的。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一矛盾体中，由于公共利益规定着该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这一性质，在总量上也始终大大超出单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个人利益，因而，是该矛盾的主要方面。

也就是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又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始终应服从公共利益（注：

参见叶必丰：

《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

）。

以此为逻辑起点，公共利益本位论回答了行政法的适用范围这一涉及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及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问题，认为行政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换言之，“凡是以这一利益关系为基础或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都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注：

叶必丰：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研究》，《法学评论》1997年第5期。

）。

同时，该论解释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揭示了行政法的本质特点和功能，认为行政法在本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在地位和权利上优于个人利益的主体即相对人；其二，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具有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其三，行政主体所作的意思表示必须真正基于公共利益，并不能基于自己或他人的个人利益等（注：

参见叶必丰：

《论行政法的基础-对行政法的法哲学思考》，载罗豪才主编：

《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

就行政法的功能而言，该论认为行政法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首要功能，其次也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

（注：

参见叶必丰：

《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

）此外，该论考证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认为行政法是随着利益关系的分化和组合，出现了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独立，从而形成的一个独立部门法；同时，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行政法的量变和质变，使行政法日益发达（注：

参见叶必丰：

《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

该论还提出并阐释了行政法应以促进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一致为目标，以建立服务与合作关系为宗旨等思想。

总之，公共利益本位论从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出发，科学而全面地阐释了行政法诸现象，不仅使其本身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为建立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奠定了真正的理论基础。

　　再次，该论合理地确定了行政法学体系。

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而言的主导地位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除了研究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外，在具体理论上应以公共利益为主线，主要研究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三大基本内容。

行政主体即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包括代表公共利益并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和分配的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行政行为即行政主体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的活动；行政救济即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否真正符合公共利益，并予以相应补救的制度。

可见，以公共利益本位论为理论基础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能够比较合理地解决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既不遗漏，又突出了重心。

　　此外，公共利益本位论还是正确指导行政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

公共利益本位论在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强调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两者发生冲突时“以公共利益为本位而告终”。

这表现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上，就是行政法所要遵循的特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从而为行政法制实践中合理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同时，公共利益本位论强调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不仅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更是以追求真正公共利益为规则的法，“为此行政权限规则、程序规则和审查规则成了行政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注：

叶必丰：

《论行政法的基础-对行政法的法哲学思考》，载罗豪才主编：

《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

其中，权限规则和程序规则是一种预防规则，即防止行政主体所作意思表示违反公共利益的规则；审查规则是一种补救规则，即对行政主体违反公共利益的表意行为予以纠正的规则，从而使行政主体的表意行为限制在真正公共利益即法律的范畴之内。

而所有这些，正是实现“依法行政”这一行政法制建设目标的关键之所在。

另外，以公共利益本位论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还能达到“准确地认定法律规范和案件的性质，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科学地完善法律设施”（注：

叶必丰：

《论行政法的基础-对行政法的法哲学思考》，载罗豪才主编：

《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的目标。

　　综上所述，公共利益本位论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又以此为逻辑起点，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