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docx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docx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

陈晓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改革.除去自身基础理论的完善外,改革的重点趋向是加大与相关学科研究的联系，走出国门，拓展研究空间，注重教学建设。

本文拟从全球史研究视野出发，探讨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研究的结合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的拓展。

关键词:

全球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

TherethinkｉnｇofＣhinesｅHistｏricalDｏｃｕment’ssubｊecｔconstｒｕｃtioｎ

-－—－—－--—froｍ　tｈeｃonｓiderａtion　oｆthepersｐectｉve　ofGloｂal　History

CｈenXｉａoｈua

（ｔhe　HｉｓtoryDepartmeｎｔofCapｉtalＮormalUniveｒsiｔy,　Beiｊiｎg，100089）

Absｔract：

Uｎder　thenewsituatiｏnａndｔhｅ　newcｅｎturｙ，inorｄertoｃatcｈｕpwithｔheｓｔep　ｏfGlobalizａｔion,ChinｅseHｉstｏrｉｃal　Ｄｏｃumentshａｓ　ｔo　ｒeform．　Inadditionto　theｐerｆectｉｏｎ　of　basic　theory，oneofｔhｅ　focusesis　toｉncｒease　theconnｅcｔioｎ　associａｔedsubjecｔs,　impｒovｅrｅseaｒcｈ　meｔhod，gｏoutof　thecoｕｎtry,enlarge　tｈerｅｓeａｒcｈ　ｓpaceａndpay　attｅntioｎtｏteaｃhingconｓtructｉon　anｄsoｏｎ。

Thiｓartｉcle　researcｈesｔheｉnteｇratiｏｎoｆChiｎeseＨｉstoricａlDｏcuｍentsandassociatedｓubjects，improｖｅｍentofｒeｓearchｍｅthoｒd　and　theｅｎｌaｒgement　ofthereｓearch　ｓpace，thｒoughｒeｓeaｒcｈｉng　theｉnｔeｇrationofCｈｉneseＨisｔｏriｃaｌ　DocumｅnｔsandGｌｏｂalHistory.

Ｋey　words:

Ｇlobal　Hｉstory　　Chinｅse　HｉstoriｃalＤocuments　　SｕbjeｃtＣonｓｔｒｕctioｎ　　　　

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自2０世纪初期建立至今,几经演变。

其建立不久之后，曾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

陈垣在开展史学研究的同时,集前人及自己文献考据的实践经验，用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为各门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供传授、便于研习、操作和成长的专学，其中尤其是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最为典范，从而不断扩展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内容，为中国历史文献学不断充实完善奠定了基础.2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文献学受“左”的形势影响,发展滞后。

2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与“文革”后需要重塑国民精神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倡扬，中国历史文献学随之迎来了第二个发展完善的高峰。

在学科建设方面，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在1982年出版，二书在数十年文献学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对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类书、四部书、丛书、辑佚、辨伪等方面作出了较系统的梳理，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文献学学科体系。

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对文献学学科涉及的对象、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白寿彝,更是对中国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在理论上构建了运行系统的框架，他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分为理论部分、历史部分、分类学部分及应用部分四个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包括:

历史和历史文献学的关系、历史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有关学科等问题.另外，白寿彝还谈到了研究历史文献学的意义,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等问题.他们三人与这一时期其他专家、学者对文献学科的认识和见解一道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文献学学科。

此外,各大专院校纷纷设置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招收了本科生、研究生等，并开设出配套课程，有的学校还推出了函授课程。

所设课程基本涵括语言文字，文献基础,及历史文化三方面内容。

如上海师范大学开设有：

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方志学、《诗经》研究、《史记》研究、《汉书》研究、《宋史》研究、古代诗词的整理与研究、历史地理及相关实习课。

总之，教学与理论相长，中国历史文献学蔚然大兴。

其后，经济浪潮波及学术文化领域,而中国历史文献学科自身学理未得更新,老一辈历史文献学家相继去世，后继者乏力,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在90年代后遂失去了发展后劲。

欣幸的是,２0世纪末以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又把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传统学科推到了学术前台。

近年来出现了选辑、影印为主的四库系列丛书,如北京大学季羡林主编《四库存目丛书》、上海图书馆编《续修四库全书》、王钟翰编《四库禁毁丛书》等，均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兴盛的表现。

综观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立后的发展演变可知，其发展是与中华传统的彰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其自身的与时俱进也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演变史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及当代的兴衰史，亦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意味着回归传统，重塑民族精神的历史取向。

这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地位的重要性。

不过，虽然形势有利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发展，但是如果其学科内部的痼疾无以妥善解决、自身学理得不到提升，也很难抓住时代机遇.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自身改革日显重要，这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未来及史学的发展均有重大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就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而言，其自身的改革与国际视野的拓展同等重要，而全球史研究的互动理念正可把二者统一起来,即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深化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以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全球史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在于“把全球化历史化”,对全球化进行系统总结，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和过程,从人类历史中寻找智慧；二是在于“把历史学全球化"。

“把历史学全球化”，就我个人理解而言，大而言之,即是突破了历史研究的国界局限，把笔触伸向全世界这个的广阔空间，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历史的轨迹、生命的缘起、探究人类与世界的未来，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小而言之，则是就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并非全球史流派产生后才有的，但全球史的出现,无疑赋予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新理念。

刘新成在《光明日报》撰文明确指出：

全球史观是一种认识方法，一种把局部历史现象放在全球视野中考察的方法。

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的核心理念:

文化互动，即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研究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跨领域的各种互动关系或现象，试图通过互动研究去除旧框架，重新理解和认识历史，达到各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改革,在基本原理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理论的革新之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研究空间拓展的问题.这个空间的拓展实际就是加大与国内其他学科，与国外各种研究及其理论方法之间的联系，而这正是全球史互动研究理念的一种表现。

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并非仅仅局限于中西互动，或不同学科之间。

二

首先是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的互动。

与中国考古学一样,中国历史文献学亦古老又年轻。

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孔子时期，而其学科体系的建立则仅在20世纪20年代。

所不同的是,说考古学的名称本身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历史文献学无论从名称还是内涵都是土生土长的。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考古学结合渊源有自。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　文献的缺失,致使孔子找不到需要的证据去证明口耳相传下来的故实的真确。

而封建统治者对文献的禁毁,也致使一些文献不复流传.当北宫锜问周朝所订班爵俸禄情况时，孟子曾这样回答:

“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　同时，孟子对历史上记载的事实也表示了自己的疑惑,如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对圣人德行也表示出了“流血”的怀疑,亦即对文献记载的真伪提出了思考.所以，统治者对孟子是有看法的.而这些有真伪的典籍,靠什么去鉴别呢？

流失的典籍,怎么才能见其真实面目？

考古发掘就是一把开门的钥匙，因缘际会，某一天已经不存于世的典籍可能出土,典籍真实面目或真伪状况不证自明。

如关于温文尔雅的禅让在古史传说中有各异的记载,真伪难辨，《竹书纪年》的出土彻底打破了禅让的神话。

《竹书纪年》道：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

"原来禅让也是血腥的。

由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而带来的对历史文献记载的怀疑，尤其是上古历史的怀疑，到清代愈演愈烈.崔述说：

“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

……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羲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

"到２0世纪2０年代疑古派之时就彻底否定整个上古历史。

顾颉刚认为古史的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代，到汉以后有盘古。

司马迁关于上古历史的著述在无坚实的文献材料下,只有任凭历史去评说优长。

倘若我们确信疑古派所言，那么整个中国的上古史都将被推翻,中国的历史将大大缩短，我们民族的根基将消失殆尽，所以顾颉刚等的疑古确实过了头了，这点后来顾颉刚自己也意识到了。

因此，在建立起上古信史任务面前,考古学责任重大。

因为这段历史本就没有文献可查，只有故老传说或历史遗迹。

如司马迁上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自1９世纪末２0世纪初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的考古成果，才终于彻底给予了肯定与褒奖。

这个长跨度的其中“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面对上古历史真伪问题，中国历史学是在“信古”、“疑古"、“考古"、“释古”中度过的,各有论说，难有定论。

当然，肯定中国考古学的成绩与重要性,并非就否定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绩与重要性.

从甲骨文发现到1949年以前，最能经受住时间考验，成就最大的史学理论还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出自王国维并非偶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出土文献以及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王国维扎实的国学功底，多学科训练的经历，敏锐的思维与视野，促使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正如他自己所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

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清末至民国初年,诸如甲骨文字的发现与著录、铜器群的发现与考释、考古学的发掘和古器物学的研究、西北文物的发现与著录、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与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与著录，无疑为搜集史料开了新途,拓展了史料的空间。

王国维适逢其会，并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思考，这就使他走在了学界的前沿，开拓出了新学术.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考证出王亥为殷之先祖,而长期以来存有疑义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报乙报丙报丁,也在卜辞中有了相应的位次。

另外,又考证出殷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并无等别，化解了卜辞中父甲父乙等名称求诸世系不能通的疑惑。

他的《续考》,则将殷先公之名完全考释清楚。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的问世，澄清了长久以来殷商世系不清的问题，也证实了《史记》等一批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使中国可信古史可上溯至殷商时期，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其《古史新证》，则率先提倡以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二重结合，即以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考证古史的真伪，以甲骨证商史，以金文证周史,补证纸上之材料,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二重证据法”自提出后，遂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及中国考古学界至关重要的法则.而有关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其最大特色就是结合传世文献进行研究。

20世纪３0年代末至７0年代,时代之故,考古几乎寸步难行，文献学也举步维艰,更莫谈二者的结合研究。

这种状况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打破。

20世纪7０年代以来，思想禁锢逐渐打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举国上下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分子地位提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学者们敢于摆脱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以求实求真的态度考辨典籍文献和史实.多年来在“左”的路线下,特别是在“文革”中随意歪曲历史、歪曲史料的现象，需要拨乱反正，亦加重了辨伪学的责任和任务。

而７０年代几次重大古文献出土，使人们不得不对前人的辨伪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为80年代中国考古学与中国文献学结合研究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8０年代的辨伪热潮,更加显示了“二重证据法”的强大生命力。

197１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晏子春秋》残简,１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孙膑兵法》等残简,19７２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以及阴阳、天文、五行、杂占等1０多种12余万字的大批帛书,197３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晏子春秋》、《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文子》、《太公》等８种残简，1９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编年纪》、《日书》等10种秦简，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与《孙子》有关的竹简文献等等。

这些简牍帛书的出土使其中历来被怀疑或断言是伪书的《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孙子兵法》等成了真书，促使学术界对前人辨伪成果重新审视考辨,这个时期结合出土文献辨伪的论作激增.对此，郑良树日后在《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中有很好的总结，他认为，“七十年代竹简帛书的出土，无疑的是辨伪这门学问的试金石……为古籍真伪研究最上乘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竹简帛书的出土……同时也将检验千多年古籍真伪研究的成果。

”“竹简帛书的检验之后,即知先贤在古籍辨伪的研究上，确实犯有值得重视的缺点”;“在态度上,有些学者感情用事,成见太深,主观太强，以‘每辨必伪’，‘逢书必假'为一逞快之事；在方法上，有些学者过分‘粗心大意'、‘跳级论证’,强不知以为知。

”为此,他提出了古籍辨伪应该“在态度上要平实”,“在方法上要严密”，“在论证上要周备"，“在论断上要谨慎"的观点。

郑良树的总结非常到位,在简帛大量出土基础上所做的学问,到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一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的学问“简帛学”。

促进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结合，在全球化的今天亦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考古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考古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相映生辉，共同前行,可取得更大的佳绩.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界，有关这方面的呼声很多,拓展空间非常大.从银雀山汉墓到马王堆汉墓及郭店楚简，都有大批出土文献可与传世文献相比较。

如《孙膑兵法》、《尉缭子》、郭店《老子》等，都可以以马王堆本、传世本，或上海博物馆整理出版的战国简本,进行比较校勘，从而整理出更符合古书原貌的典籍.这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开辟新领域、创建新的分支学科的一个途径。

如20０2年6月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出土了大批秦木简达3万多枚,是秦始皇时期的县府档案,非常珍贵.媒体称，据这些材料可以改写秦史。

比如,竹简中有“洞庭郡"的记载,这就使秦郡的设置由原来的36个郡增为3７个郡。

此外,竹简中还反映了大量秦代行政、邮传、经济方面的信息,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

有学者建议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应该建立古文书学学科，运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对简牍的书写格式、内容类别、收发渠道、档案功能、时间地点和简牍形制等等做深入、系统研究,改变或增添文献学的内容。

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已开始脱离历史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一些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系，但是中国考古学完全与历史学绝缘是不可能的，它毕竟与中国历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就考古而言考古也必然是单调的。

就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结合研究而言,无论是甲骨学还是简帛学，究其实还是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结合，如果把甲骨学、简帛学等与中国历史文献学及考古学均联系紧密的学科都统一在一个专名下，称为“考古文献学”，是否更有利于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结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方面具体实践的成果已经很多，只是还需要理论上的总结。

三

众所周知，文献的产生、聚散、文献学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密切联系的。

因此，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如能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相结合,会相得益彰,加深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分量。

比如有些学者近些年所做的古代和近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如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９年版）、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现代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文献研究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结合的典型.他们的成果,“视野开阔，整体关照，都将藏书视作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并将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

着眼点虽在藏书,但目光却是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深层变迁，这种文化视角采用自觉的，比如后两书都在卷首的绪论中对以前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然后解释采用文化视角的必要性。

这种探讨角度的转换无疑对中国藏书文化会有更新更深入的认识"。

其中,《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一书更是体现了文献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的道路,它“将私家视为中国古代一种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自觉采用文化的视角”，其研究角度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观点的变化，以前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此获得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作者对古代私家藏书与社会历史环境相互关系的论述，这一问题以前涉及较少,作者结合丰富的古代藏书史料,详细论述了政治经济条件和学术文化演变对藏书文化的深远影响,探讨了北风南移和私家藏书文化中心的转移……对古代藏书楼、藏书章、藏书习俗、藏书嗜好等问题,以前只是作为典故趣话来谈论，但在作者眼里，它们都是古代藏书家文化心态的生动见证,对于揭示他们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不是文化视角的采用,是不易发现这些问题的重要价值的”。

由此可见，走中国文献学与中国文化史、社会史互动的道路，将会极大地拓宽现有研究空间。

然而，遗憾的是,虽然中国历史文献学与文化史、社会史的互动有一些实践，但鲜有理论高度的总结。

当然，也有学者在呼吁三者之间的结合，但只是谈结合，没有统一的理论口号,没有明确的旗帜相号召,必然达不到在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者中广为推介,形成普遍意识之功效。

因此，有必要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强调互动共生中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使中国历史文献学与文化史、社会史的结合形成规模和意识，增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活力。

四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史。

西汉开国以来重视整理文献,口耳相传以当时文字记录的为今文经,秦火余烬下的文献为古文经。

围绕二者的整理，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两门学问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而古文经学又与注疏之学一脉相通，汉唐注疏大盛，遂有学界缜密的学风。

其后期注疏泛滥，动辄千言之时，也是学风破败至无病呻吟之期。

宋代大兴图籍,类书等大量问世,金石等广为整理出版,使需要广阅读方能疑经惑古，多见识方可考辨的学问有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宋儒从儒家原典中寻找圣人之道.而宋儒对儒家经典的重读，直接引发对传世经典的怀疑与考辨，对汉唐传注的怀疑与批评，对汉唐传统经学的章句训诂式研究方法的抨击。

因此，宋代的经学可以说就是对经典与汉唐传注进行的重新审视。

明初，太祖朱元璋认为《四书》《五经》如五谷,不可一日不食。

成祖朱棣命胡广将宋代理学家的著作辑成《性理大全》等,颁行天下,遂确立朱子学独尊的地位。

由此,可以说，大约起自中唐，以明代初年《四书五经大全》的编纂为止的“宋明性理之学”时期，从某一个角度而言，就是对汉唐所累积而成的烦琐的义疏训诂的再批判与再出发。

而明代中后期取代其朱熹理学地位的阳明心学也不过是朱子学的衍生.明人刻书而书亡，明人好藏书,明代藏书家为名而作伪也颇有名,也是与明人空疏浮泛的学风一致的。

清代前中期整理书籍,开馆修书，既总结了学术又引导了学术风气,至乾嘉时期考据之风成为学术主流。

而由刘向父子到《隋书·经籍志》确立,其后一向为主流并至四库修书达到顶峰的四部分类法,其发展史也是一部学术史,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当四部分类法达到顶峰之时，其不能容纳所有书籍的弊病已显,学术的变革也从中露出了端倪。

预示着中国的学术将走向新的征程，中国的时代也将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学术史的互动共生研究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学术史不仅要从思想、义理的角度去写，还要从文献、史实的角度去写,两者不可偏废。

文献学研究也要从学术的角度去思考。

中国历史文献学各个时代的各种经典的注释、校勘均能反映时代的精神,校勘注释的内容均能看到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看到中国学术史的转变，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足可反映出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文献学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学术史的说明。

而学术史也应该有文献学的基础，学术史很大程度上是各学派的发展史，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史，而各学派的观点是靠自己学派的经典著作来诠释的。

经典著作的历代解读,也是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同学派的时代、发展阶段，尤其是不同学派形成发展的说明，都需要以文献为线索。

《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实际就是学派史,但这方面的研究和陈述并不多.又如《四库全书》的研究，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看到的多是纂修、版本、校勘、考辨等纯文献学方面的内容，忽略与学术史的互动.全球史的互动理念提醒我们，既然中国历史文献学与学术史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那么二者的结合研究将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的重视.

五

下面，我们谈谈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人类学的结合问题。

　　人类学（anｔhｒopoｌogｙ）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词由ａｎtｈropos和loｇos组成，从上理解就是有关人类的知识学问,它是以综合研究人体和文化（生活状态），阐明人体和文化的关联为目的的。

人类学大致可区分为：

主要研究形态、遗传、生理等人体的人体人类学;以风俗、文化史、语言等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专门研究史前时期的人体和文化的史前人类学.自然人类学亦称为人体人类学。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人类学的联系很早就有了。

历史文献的著述，需要的史料并非金匮石室及私家所藏所能涵括尽的,历史文献的著述者为了收集史料,往往遍访名山大川，搜集故老传说。

《史记》就是司马迁在阅读官方藏书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实地考察各地风俗而成，如司马迁亲历薛地,发现薛地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地区风俗不同。

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

“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

”在没有文字的上古时期,要还原它的历史，只有靠口耳相传或考古发现。

但考古对古代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灭绝人伦,断子绝孙的大忌，即使有考古发现，亦多半是盗墓者所为。

所以口耳相传、田野调查对历史著述就显得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历史记载空白时，口耳相传、田野调查的地位更是突出，司马迁《史记》的《五帝本纪》即口耳相传、田野调查的结晶。

面对五帝史料的不可得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