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经济和结构跃迁的理论梳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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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经济和结构跃迁的理论梳理
创新型经济和结构跃迁的理论梳理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之后,许多学者在该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创新,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迄今为止,创新理论已经发展成两个分支,一是以技术变革与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二是以制度变革与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进化理论的主题下,这两个分支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
这些思想对江苏省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技术创新理论及其新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
1912年，熊彼特在其以德文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演进过程”，开创了用“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发展的先河。
他认为，经济若没有创新，则是一个静态的、没有发展和增长的经济。
经济之所以不断发展，是因为在经济体系中不断地引入创新。
此后，许多的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定义，表述不尽相同，各有侧重。
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技术创新具有两方面基本内涵：
一是新颖和非连续性，二是必须获得最终的成功实现。
纵观国外经济学家对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技术创新源动力、创新与市场结构选择、扩散问题等诸多方面。
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
其新发展代表人物主要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赛·施瓦茨、理查德·列文、海莱纳等等。
他们对技术创新理论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
1）新技术推广模式。
这主要是爱德温·曼斯菲尔德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发展。
对新技术推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分析了影响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企业之间推广的经济因素。
他对“模仿”和“守成”的研究是他对创新理论的重要发展。
2）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
熊彼特在论述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是假定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实现的,他没有就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问题作出具体说明。
卡曼和施瓦茨从垄断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了研究,这是对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的又一发展。
卡曼和施瓦茨认为,决定技术创新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
因为竞争会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以便击败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的利润。
所以,竞争越剧烈,创新的动力会越大。
企业规模则会影响创新所开辟的市场前景的大小,企业规模越大,它在技术上的“创新”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
垄断力量影响着技术“创新”的持久性。
即企业的垄断程度越高,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它所进行的“创新”也就能持久,不容易在短期内被模仿者所仿制。
3）技术创新的类型。
目前,西方经济学家将技术创新活动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即指产品成本中活劳动所占比重有所减少的技术创新。
第二种,节约资本的技术创新,即指那种能使产品成本中物化劳动所占比重有所减少的技术创新。
第三种,中性的技术创新,是指既不偏重于节约劳动又不偏重于节约资本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类型的划分是对熊彼特创新概念的重大发展,因为它既有理论上的意义又有政策上的意义。
通过这种划分可以说明经济增长中新技术所起的作用,以及创新者或模仿者采用该种新技术的主要考虑。
还可以供各国制定经济增长与发展计划的政策时参考,并可作为选择和引进新技术的依据,以及作为研究新技术和发展新技术试验的依据。
4）关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的演化过程。
厄特巴克和艾伯纳西对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考察,发现三者之间既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规律,又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它们的发展影响着产业的演化。
（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关于国家创新理论，无论是以阿勃雷莫维茨、索洛、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还是以施穆克勒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其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强调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但都忽略了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国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定作用。
于是，此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从社会经济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各国技术创新实绩的不同，强调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研究不同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差异。
1987年克里斯托弗·弗里曼首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
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有许多制度和组织的创新，是一种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结果。
弗里曼把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一种在公、私领域里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行为启发、引进、修改和传播新科技”。
1990年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国际学派代表——迈克尔·波特将国际创新体系的微观机制与其宏观运行实绩联系起来，并在这一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钻石图，他认为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的支持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与竞争状况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四个决定因素，国家的竞争优势建立于成功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的基础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只是作为一个企业的外在环境发挥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加强或削弱企业的竞争力。
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由国家的公共社会机构组成的网络，其活动目的是为了创造、扩散和使用新知识和新技术。
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高校、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源；政府机构是科学创新的推动者、服务者，必要时还担当组织策划者的角色。
国家创新体系不仅是开放的系统，也是不断发展的系统，它不排斥而且要吸收外来科技，还要适应国内外的科技发展，不断改革完善创新体系结构。
波特（1990）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更是把竞争力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够在某一行业取得国际性成功。
他们对10个国家100个行业进行了考察，他们的理论观点是：
一个国家的内部竞争环境是由四个因素形成的，即：
（1）要素禀赋。
一个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所处的地位，这些要素包括参与某个行业竞争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和基础设施等。
（2）需求状况。
国内市场对该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特点。
（3）相关（或辅助）产业。
国内是否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供给行业和相关产业。
（4）公司的策略、结构和竞争。
有关公司的创立、组织和管理的规定以及国内的竞争状况。
波特还强调政府行为对上述四因素有极强的关联性，可以加速和阻滞该国国际竞争力的形成。
但他们的重点在于创造进而形成凸现四要素的竞争力资本。
就发展阶段而言，波特的分析认为，国家或区域可以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
近年来，中国在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性转化中却出现了变异，即越过创新驱动直接滑向财富驱动阶段的不正常的“发展次序颠倒式”发展，这一异变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大隐患，是一个值得高度关切的问题。
（三）区域科技创新理论
区域科技创新理论起源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国家创新理论，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
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向下延伸，是国家纵向创新网络中的子系统。
现在，国家创新系统或区域创新系统的覆盖面比较宽，不仅包括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
国外学者对区域科技创新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科技创新的概念研究。
库克（1996）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系统，而这种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
奥托（1998）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基本的社会系统，由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组织和子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推动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知识流”；戴维德等（2003）研究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创新活力，它包括企业与“知识组织”，如大学、研究机构等的密切关系，组成了一个支撑性的“知识基础设施”；二是区域作为一个政体，可以通过某种治理安排来促进和支持这些关系。
由于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的学者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研究的视角也不一致，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定义和内涵还未获得一致的认同。
不过，他们一般都认为基本内涵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间；2）以生产企业、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地方政府机构和服务机构为主体成员；3）不同主体成员之间通过互动，构成创新系统的组织和空间结构，从而形成一个社会系统；4）强调制度因素以及治理安排的作用。
2、区域科技创新环境研究。
对于创新环境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学术界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其研究主要动向包括：
1）对不同层次区域创新环境的研究；2）对区域创新环境的动态过程研究；3）对创新环境与区域内企业与地方环境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4）对区域整体创新环境优化的研究。
3、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组织结构研究。
组织结构研究是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近期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区域创新系统组织关联形式。
伦德瓦尔认为“学习”是单元间的主要关联形式，帕威特认为“激励”是其主要关联形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认为是“知识流动”；
（2）组织机构间的作用内容。
主要包括企业之间、大学与企业、独立研发机构与企业、地方政府与其他创新机构之间在创新方面结合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创新要素和创新产品的机构流动。
4、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研究。
对于区域创新能力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区域创新潜在能力分析。
主要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整体创新组成要素的质量、规模及创新结构类型等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定其创新的潜在能力。
（2）区域创新实力分析，主要通过定量分析和对比实际表现出来的各种创新成果，以确定创新实力的强弱。
近期重点研究问题在于如何通过优化区域创新组织结构来增强区域创新实力，如劳森和罗伦兹对明尼拿波利斯和剑桥地区的实证研究。
3）区域创新对区域发展影响研究。
侧重区域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经济的区域竞争能力以及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贡献。
（四）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
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与进步过程中，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只能带来数量的扩张，只有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才能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增长。
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推动上。
1、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途径。
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一般说来，决定和影响一国产业结构的因素主要有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结构、生产技术结构、对外贸易结构等等。
需求是生产的动力，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必将引起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的变动和演进。
需求结构包括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通过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来影响产业结构；资源供给结构是指一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的拥有状况和各自供应价格之间的构成，它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起着重大作用；从狭义的技术角度来看，一国的产业结构可以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技术结构，生产技术结构的进步本身就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开放的世界经济里，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外贸易结构也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技术进步不仅本身就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之一，而且能够通过对其它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的作用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变迁。
首先，技术进步能够刺激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变迁。
从消费需求来看，一方面，无论何种消费需求都要受到既定的技术条件的限制和约束，那种超越现有的和可能达到的技术条件的消费需求是虚无的。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经济的增长和产出效率的提高，提升了人均收入水平，从而使人们的支出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成为可能，相应的产业结构也要发生变化。
技术进步又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通常消费品的升级换代都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
技术进步可以发现新的资源，创造新的产品，诱发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新的产业，如电视机、洗衣机等在没有被发明之前，即使是最有钱的人也无法消费，而发明创造使得它们被生产出来，成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必需品；技术进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产品价格，使潜在的消费需求变成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
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将是非常缓慢的，即使存在产生影响的内在动力，也会因为技术约束而无法实现。
可见，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变革的刺激和诱导要通过技术进步来传递和实现。
从投资需求来看，对新的需求投资，将形成新的产业而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对部分产业投资，将推动这些产业以更快的速度扩大，从而影响原有的产业结构；即使是对所有的产业投资，也会因为投资比例的不同而引起各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
也就是说，资金投向不同产业，会形成各产业之间不同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增量，从而导致产业发展之间的差异。
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各产业的资本存量的更新过程充满着新知识和新技术，它们使原有的资本存量通过更新增强技术能力，提高生产效率。
产业资本的增量配置与技术进步更是无法分割，资本的增量配置过程，同时就是新知识、新技术的物化形态——新设备、新材料的配置过程。
技术进步正是通过对由投资所决定的产业资本存量更新与增量配置的影响来改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特性，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变迁。
其次，技术进步能够提高资源供给效率，改善资源供给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变迁。
从自然资源来看，自然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国在发展产业时，往往是优先发展其具有资源优势的产业。
一方面，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已有资源的质量和利用效率，保持资源优势产业的稳定和优质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发明、发现新的可替代资源，如新材料、新能源，弥补一国资源弱势，使原先发展遇到资源障碍的产业也能顺利升级。
从人力资源来看，人力资源不仅仅是指劳动力的数量，更重要是包含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生产技术技能。
因此，技术进步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源，一国的技术进步水平直接体现在人力资源供给的水平和质量上，不同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
技术进步通过改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对一国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技术进步表现为产业的技术体系的进步，并通过产业间的技术关联，促进产业结构变迁。
技术进步带来产业的生产技术变化，直接改变产业的投入产出比例，提高产业的产出效率。
任何产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产业间的前项关联和后项关联将各产业联系在一起。
产业关联的核心是技术关联，一个产业的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关联扩散到其他产业部门，使得相关的产业都得到一定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提出领先产业的概念，技术进步正是先推动领先产业，并经由创新技术在产业间的扩散、流动对整个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但是，技术进步不是同时推动所有的产业发展和扩大，对于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会导致该产业的扩张，而对于需求收入弹性小的产业，则导致该产业的收缩。
技术进步通过产业关联，使得一些产业扩张，一些产业收缩，形成产业结构的变迁。
最后，技术进步还通过对外贸易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产生影响。
技术进步通过对外贸易中的国际技术转移起作用，正是技术扩散的表现。
国际技术转移是指通过各种方式使生产技术、技术诀窍等在各国之间的转让和流动。
成套设备、自动流水线以及其他先进技术的引进，不仅使引进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而且可以促进引进国新兴幼小产业的较快生长。
除了上述影响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外，其他的经济因素以及历史、文化、政治等非经济因素也是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这些因素里，都或多或少地透露着技术进步的影子。
技术进步通过以上途径促进着产业结构的变迁，总起来看，主要可以概括成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进步提供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值，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变迁；第二，技术进步促使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引起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由此直接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第三，技术进步的不平衡导致各产业部门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推动资源向生产率上升快的产业流动，使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推进。
2、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演变。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配弟—克拉克定理”指出，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进过程是三次产业的主导地位依次转移的过程。
由第一次产业为主导转向第二次产业为主导的过程，是工业化的过程；由第二次产业为主导转向以第三次产业为主导的过程，则是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的过程。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技术进步无疑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
人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长期靠采集和狩猎生活。
直到原始社会末期，人类才学会了取火、制造工具和栽培技术，农业技术上的进步才使得农业发展成为最早的产业部门或称第一次产业。
当人类掌握了驯养技术后，畜牧业和农业开始分离，形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多种手工技术，特别是金属加工技术的发明，使劳动工具得到了改善，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类的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使一部分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这就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工业，并最终发展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即第二次产业。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出现并且不断扩大范围，使得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产业——商业的出现成为可能和必然，这就是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第三产业——服务业的雏形。
在第一次产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阶段，它创造了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并提供了绝大部分就业机会。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和吸纳的劳动力的比重趋于减少。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业部门自身的技术进步和第二产业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是重要的原因。
技术进步使农业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化学化和生物化，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只要用较少的资源和劳动力就能生产出足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农业产品，社会就能把更多的生产要素解放出来投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中去，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第一产业比重的相对减少的过程就是第二次产业比重上升的过程。
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而对工业部门投入的要素的增加促使着产业的扩张。
第二次产业与第一次产业不同的是，第一次产业的生产属性是自然生态再生产过程与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而第二次产业的生产属性则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它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着技术进步，这点从工业发展史上的三次产业革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
18世纪7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引起了第一次产业革命。
蒸汽动力技术创新以蒸汽动力取代了人力、畜力、水力、风力等自然力，实现了劳动工具由手工向机械化大型工业机器的转变，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产业工人，工厂取代了古老的作坊。
于是，纺织业、机械制造业、钢铁业、采矿业、铁路运输业等传统大工业产业群开始形成，手工业生产方式向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转变。
19世纪70年代，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第二次产业革命。
电力技术创新使劳动工具有了更加先进的动力装置，电力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电气化，形成了包括电力、钢铁、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以及汽车和飞机制造、石油开采等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在内的新的工业体系。
新的电力动力还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了工农业的大发展，使得其后约70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近20倍。
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微观物理学、现代化学和生物学以及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了第三次产业革命。
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创新使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和宇航技术为标志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形成了包括电子工业、合成材料工业、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海洋开发工程以及生物工程等在内的新兴产业为主体的新的工业体系。
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创新及其在各产业部门中的广泛应用，推动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以通讯业、信息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不断上升。
发达国家的工业结构，从传统的以资本密集为特征的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阶段，进入到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化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尽管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不容否认的是，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的变革和演进中表现出强大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进而向信息经济的转型。
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还同时影响着经济结构的其它方面，它们的变革与产业结构的变迁紧密联系、相互促进。
首先，技术进步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并导致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变化，通过对各种经济活动的比较利益的改变，促使产品结构发生变化，这其实是产业结构变革的直接物质表现。
其次，技术进步一方面通过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间接地影响着市场结构，另一方面也直接促进着市场结构变化，如计算机和全球卫星通讯技术孕育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金融市场在市场体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最后，技术进步通过产业结构变迁改变着一国的就业结构，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不同分布的过程。
劳动力随着技术创新的进程，发生依次从在农业分布为主到以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分布为主的转变，使得一国的就业结构不断变化发展。
（五）制度创新理论及其新发展
熊彼特在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曾涉及很多与制度相关的问题,但他对制度创新却没有深入探讨。
后来,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尝试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融合在一起,从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对制度创新内容的完整表述,集中体现在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
戴维斯和诺斯认为制度创新指的是能够使制度创新者获得追加或额外利益的对现存制度的变革。
他们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工会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等,而不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或假定它们是已知的。
制度创新往往是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
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能实现。
制度创新需要在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一个行业或一个领域的制度创新可能引起另外一些行业和领域的制度创新。
他们认为促进制度创新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即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因前两个因素引起的一定社会集团或个人对自己收入的预期的变化。
具体地讲,市场规模的变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常常会改变特定制度的收益和成本。
例如,市场的拓宽和交易量的扩大,会使得经营管理方面的成本增长呈递减趋势;技术发展一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创新机会,另一方面又使得比较复杂的和更为合理的制度变得更有利可图。
这一切均使某些人或集团产生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以获得潜在利益。
当然,客观上也存在一些因素会推迟制度创新。
这些因素主要是:
（1）现存法律限定的活动范围。
如果现存法律不容许制度上某种新的安排的出现,那么只有在修改法律之后,才有制度创新的可能。
（2）制度方面的新的安排代替旧的安排所需要的时间。
（3）制度上新的发明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这三种原因导致了制度创新的延时。
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过程分为5个步骤。
第一步,形成所谓“第一行动集团”,即见到潜在利益,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得到潜在利益的决策者。
在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企业家。
第二步,“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如果这时还没有可行的现成方案可供采纳,那就等待制度方面的新发明。
第三步,在有了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方案后,“第一行动集团”便以最大利益原则理性地选择他们认为最能实现自身利益的制度并实施。
不同的全新方案,对创新前景和战略有不同的甚至是差别很大的设想。
比较和评价不同创新方案的尺度,是看哪个方案能够提出更好的制度创新充分条件,即过渡性制度与新制度的总收益之和,与同一时期内原制度创新成本之和的差额最大。
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即在创新过程中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的单位,它能促使“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方案得到实现。
第五步,“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
在制度创新实现之后,两集团可能会就所获得的、曾经是潜在收益进行再分配。
他们认为,当所有的制度创新都被实现后,即当无论怎样改变现存制度都不会给改革者带来附加利益时,进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则制度均衡便实现了。
但这种均衡是短暂的,因为促进制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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