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集团化的中西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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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集团化的中西比较
媒介集团化的中西比较
媒介集团是企业集团的一种具体形式,具有单个企业难以企及的经济功能和雄厚实力。
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集团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过程,其规模、类型、体制特征均由市场来决定,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传播媒介的垄断和跨行业、跨地区经营。
在我国,媒介集团目前已初具规模,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媒介集团,表现出了不少与西方媒介集团不同的特征。
本文拟从动力机制,组织结构,业务政策,调控手段,背景及前瞻等五个方面对中西方媒介集团化进行分析、比较。
一、动力机制
在西方社会,媒体与其说是一种宣传工具,倒不如说是一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产业。
正因为如此,大众媒介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带有商业企业的性质,因此也就更多的偏向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
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纷纷出现生产集中化的趋势。
媒介业的集中和垄断出现稍晚,但进展迅速。
在媒介集团的序列中最早出现的是报业集团,它在西方已有百余年历史。
爱德华·W·斯克里普斯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报业集团。
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传统被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发挥到了极致。
在赫斯特的顶峰时期,其集团旗下拥有的报刊占据全美14%的报纸发行量和25%星期天报纸的发行量。
如今美国报业集团的巨头甘耐特则拥有92家日报,包括《今日美国》。
二战之后,传媒产业扩张更为明显,大型媒介集团往往横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不同新闻媒介,还拥有大量与大众传播非相关企业。
1996年10月,在同一媒介不得兼营生产与发布的法律期满失效后,美国的媒介集团化又掀起了新一轮热潮。
迪斯尼率先兼并大都会广播公司,形成总资产达190亿美元的超级巨人。
随后,时代华纳又与CNN宣布合并,继而NBC又与微软联手推出24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
传媒与信息并网,信息产业全面进入传媒行业,电视、电话、计算机开启了多媒体网络新时代,传媒的集团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这些超大规模媒介集团出现的内在动力是其所有者对最大化商业利益的追求,是利益相关者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自发自觉地寻求商业同盟的结果。
实际上,在西方,媒介集团与其他企业集团并无实质性区别。
企业的集团化是一种必然,是企业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
资本的本性是扩张,扩张的结果必然导致兼并重组的发生。
为了追求规模效益和垄断利润,成功企业越滚越大,并且不断地兼并相关的企业,企业集团便应运而生。
传媒业在西方与其他企业遵循的是同样的市场规律,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相互竞争的数家媒介必然有败有胜,于是大鱼吃小鱼,胜者兼并败者,媒介集团的出现就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企业化运作的必然结果。
与西方媒介集团化完全是基于市场规律作用不同,中国媒介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行为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的作用又是首要的。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媒介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一直在事业制度下运作,报刊和广播电视在管理体制上是实行国家“统包”,其特点是权利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管理、行政干预过多、财务统收统支。
这样的新闻媒介不可能是企业,整个新闻媒介没有可能萌生和发展产业化属性。
党中央提出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管理职能从直接向间接转变,国有企业确定了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商品市场和各类要素市场逐渐成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新闻媒介逐步走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介具有企业行为和商业行为,并提出产业化问题、集团化道路,首先取得突破的是报业,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也在积极地探索、试点中,究其动因,不外乎有以下三点:
(一)新闻媒介追求利益的内在冲动。
由于国家逐步取消对新闻媒介的财政补贴,把新闻媒介逐步推向自负盈亏的轨道,这种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促使新闻媒介走向产业化。
拿最大的传统新闻媒介报纸来说,国家1985年就开始对报纸“断奶”,实行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以收抵支,差额补贴,超额自留”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财务管理体制。
这不仅意味着报社财务收支由政府统包统管变为自收自支,而且还意味着报纸出版所需的各种资源成本和报纸发行的价格,也要受市场供求关系制约,这就逼着新闻媒介逐步走向自负盈亏、自谋发展的道路。
但在80年代,报社内部总体是“强事业,弱企业(管理)”的格局,“企业化”的经营收入仅仅是国家财政拨款的补充。
报业与经济(商业)的联姻的两大重要举措——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和恢复报纸广告——进入90年代才有突破性的进展。
报业的广告收入不断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报业经营管理上引入市场机制,“企业化”走到了“事业单位”这个外壳所能允许的边缘。
进入90年代,全国各级报纸都面临着“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争取新的繁荣”的问题。
1993年,多数新闻单位坚持“两个轮子”的办报方针,重视报纸的经营管理,实行独立经济核算。
一部分新出版的报纸则直接按企业化模式办报。
2000年,以报业集团为标志的报业的企业化达到了高潮。
可以说,新闻媒介走集团化道路,实行产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新闻媒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唯一道路,舍此别无它途。
(二)市场经济的外在压力。
市场经济把新闻媒介纳入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体系,这种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新闻媒介走向产业化道路。
市场经济是一个庞大竞争体系,同类产品之间、非同类产品之间,卖主之间、买主之间、买主和卖主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都在商品交易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各个时期、各个空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竞争。
除了同类媒介相互竞争外,非同类媒介也卷入争夺市场份额、广告客户等冲突中。
这种市场竞争是残酷无情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它的基本规律。
市场经济的历史就是无数个产品、企业、产业的兴衰史。
新闻媒介一旦走向市场,也必然要服从优胜劣汰规律,不同的传媒因为历史传统、所处地域、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差异,出现了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其中经济实力强的传媒利用经济优势很快进行设备更新、聚敛人才,并向兼并和扩张发展,形成人才资源和信息源的集约化,乃至于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媒介产业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就迫使更多新闻媒介试图通过合并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实行集团化,明确地把符合社会效益的经济效益作为追求目标,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三)政府行为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日报》成为我国传媒集团的第一个试点单位与其说是市场行为,不如说更是一种政府行为。
尽管其广告收入名列全国第一,但影响仅限于广东,且发行量排在10名以后,至于运行机制和发行实力也不是全国报业中最好的和最强的。
如果考虑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报业集团的试点就不会是《广州日报》。
但新闻出版署还是批准《广州日报》为我国首家报业集团,主要原因就在于报业集团对于我国报业来说是新生事物,为减少风险,用一张地方报纸来做试点无疑更为稳妥。
所以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诞生是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政府作用又是主要的。
事实上,从已成立的报业集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集团还是以党报等综合性日报为主体,集团化是一种高层次的政府决策行为,是在党报发行量呈普遍下降的趋势下,政府为确保党报舆论主导作用的一种出路。
此外,对政府来说,媒介集团化有利于对其进行管理。
媒介集团比分散的媒介好管。
拿报业集团来说,目前我国有2000多家报纸,区域比较广,受地方的保护较多,管理起来很不容易,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犯规”事件发生。
通过组建报业集团,化零为整,政府只要抓好“龙头”就可以了。
在我国,媒介是国有资产,所有者是政府,政府作为出资人最有权决定传媒是否或如何重组,因而政府参与成为“必然”。
所以,与西方不同,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媒介集团还将在企业与事业的双轨道路上努力寻求平衡:
一方面,大众媒介已成为一种行业,它不可能再回到事业单位的老路上去,靠国家拨款生存;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特殊”的行业,政府参与(或干预)会比较多,“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走进现代企业的行列。
但由于新闻媒介产业化的基础,是新闻媒介个体以企业的形态存在和发展,所以可以预料,随着新闻媒介个体企业化和新闻媒介产业化的发展,“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体制肯定会有所改变。
二、组织结构
架构最佳传媒组织形态,为的是在读者、听众、观众中建构出色的传媒形象,最大程度地满足他们的收受要求;充分调动传媒内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换取最大的利益产出;在满足受众需求与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媒介特定的编辑方针和宗旨。
⑴简言之,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最多的受众;以最少的投入发挥最大的效能。
在实行市场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传媒集团是在私有资产整合的基础上,为适应媒介市场的竞争而产生的,它的组织结构一方面要体现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另一方面要满足市场竞争的需求,因而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
以法国一家中等规模的地区性报业集团西南报业集团为例:
除了主报《法国西南报》外,还拥有5家子报,从业人员1900人,掌握大权的是董事长。
集团总部之下,设有免费刊物部、子报、主报、印务中心、服务性机构、新媒体部等六大部门,管理着52个单位。
⑵
集团经营的基本原则是,每创建一个部门就要使其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每家赢利的部门必须上交集团总部赢利额的1.6%。
报业集团总部必须免费为各报提供服务,包括法律方面的帮助,如处理经济纠纷等;财务方面的帮助,如申请贷款等;技术方面的服务,如卫星通讯等。
亏损部门或暂时尚无赢利的部门,可以不向总部上交费用。
⑶
集团采用分权制的管理方法,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被赋予很大的权力。
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部门的一切事物。
集团实行报告制度,规定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每月向总部上报一次本部门的经营决策情况,整个集团的决策是在掌握了各个部门决策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的⑷。
与之相似,美国纽约时报报业集团执掌大权的是时报总公司的老板——董事长,第二层次是行政最高执行官、总公司总裁,两人分掌经营大权,向董事长报告、负责。
集团对下属媒介的控制可谓大权独揽。
报业集团下属单位的发行人、总经理、财务主管甚至财务人员、人事主管等人,一般都由集团派出。
但下属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络等的具体经营,如广告、发行等都是独立进行的,集团一般不过问,主要是控制下属单位的预算。
我国目前试点的报业集团,从组织形态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编委会领导体制。
由上级党委任命编委会成员,以编委会作为报业集团的政治领导核心,成立新的集团领导机构,集团委员会成员主要也是由编委会组成。
在编委会领导下,集团委员会下设采编系统、经营系统、行政系统。
这类领导体制主要是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为代表。
另一类是集团党委会领导体制。
集团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由上级党委任命,党委会是报业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
⑸
在整合内部机构、加强管理方面,各报业集团基本上都形成了宣传和经营两大运作系统。
宣传系统一般由编委会组成,经营系统由经营管理委员会组成。
广播电视的集团化设想中,还考虑了技术管理系统。
编委会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管理新闻宣传业务;经营管理委员会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管理产业经营和开发;技术管理委员会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负责新技术运用和开发;行政管理委员会实行总政工师负责制,负责人事、纪检、后勤保障等。
它们各司其职、相互协作。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之前,《广州日报》实行的是编委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
9名领导成员中只有1名分管经营工作。
报业集团成立之后,改为社委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
新班子中有正副社长4名,正副总编辑5名,分管经营的领导成员增加了。
从实践来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已经完成了过去领导只管办报、无人或少人管经营的格局。
报社从1995年12月1日起,实行社委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社委会下设编辑委员会和经营管理委员会。
原先只有一位编委抓经营,与抓采编的编委之比是一比八,显得力不从心。
改革之后,抓经营的编委增加为三个半--所谓半个是指一把手分出精力抓经营决策。
在中层机构配置上,原先经营管理只有经理部与发行处两个处级单位,现已增加到计财处、经营处、管理处、发行处、广告处、技术处、印务中心、新闻服务中心、房地产公司、广告公司、连锁店公司、发行公司等6个处级单位和6个相当于处级规格的直属公司。
这样,在经营管理工作上,就有了强大的组织保证。
⑹
报业集团一些下属公司是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扩展经营,如广告、印务、纸张、摄影、酒楼等企业,就都是在原报社门市部的基础上改组为经营实体的。
此外,其产业的扩展还涉足金融、房地产、商业。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投资近千万元作为大股东参加组建广州市产权证券联合交易公司。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组织结构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大致相同。
社委会为最高决策中心,下设编辑委员会和经济工作委员会。
其中编辑部的机构设置改变了以往与政府职能部门相对应的做法,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将原来的工交部、农业部、财贸部合并为经济部,政文部与科教部合并为政科文部,新设面向全社会的综合性部门——社会生活部、广州新闻部等。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
党委共有7名成员组成,由党委书记兼任社长。
两报总编辑各1人,总经理1人,纪检书记1人。
集团领导实行任命制,由市委任命,任期四年。
集团内中层干部实行聘任制,由集团聘任,聘期2年。
集团职工实行全员合同制,实行竞争上岗,打破终身制。
集团基本经营思路是,原两报编辑部仍独立办报,所需经费由集团拨给,实行预算制。
给总编辑留有一定的财权。
编辑部不参与广告和发行等经营业务。
集团不再给编辑部下指标。
经营办公室将原两报的所有经营活动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归属各中心和公司,强化集团控制力,真正做到“集团统一经营,严格成本核算,管理讲求效率,经营追求效益”。
⑺
全国其他报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基本上与上述三家相同。
对比中西方媒介集团的组织结构可以看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媒介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我国媒介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编委会或党委会。
组织结构的不同反映了媒介集团性质的不同。
西方媒介集团的性质是私有的或上市公司,是完全彻底的现代企业。
我国的媒介集团是具有事业和企业双重性质、政治和经济双重功能的特殊实体。
西方传媒集团因为由董事会确定的传媒法人不一定是董事会成员,也不不一定是主要持股人,因此大部分实行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并进而实行编辑独立与经营独立的方针,这样在总编辑和总经理主持下,编采人员和经营人员可以更多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从管理层面考察,层次少,责权利相对也比较明确,运作简捷,办事效率高,这种体制对于更好地发挥传媒社会功能与获取更大利益无疑是有益的。
相比之下,我国传媒集团的组织架构还存在不少弊端。
我国传媒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机关报。
长期以来重编采,轻经营,因而在组织架构上,大部分传媒经营部门的操作部门被摆在第三级层面,导致经营部门内许多功能萎缩。
在管理体制方面,“婆婆太多”,责权不明,政出多门,有时不免出现干预过多的现象,没能放开编辑记者的手脚,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职能机构设置方面,过于庞杂,相互扯皮,办事效率差。
尽管随着传媒集团化的发展,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看法与做法尚需假以时日。
一部分传媒在重经营的摸索中,又模糊了编采业务和经营的界限,矫枉过正,让记者拉广告,搞有偿新闻,走向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
三、业务政策
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集团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过程,其规模、类型、体制、特征均由市场来决定。
就像其他行业的集团一样,完全是市场规律使然,无须审批,也无人限制。
国际上通行的报业集团的定义是:
拥有两家以上报纸的报业联合体。
西方的媒体集团通常是先有一个具核心竞争力的强势母公司,再通过资本运作或吃掉对自己扩张业务有用的公司,或吃掉对自己未来发展形成市场竞争的公司,慢慢形成产业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调动其优秀的管理团队整合新收编进来的团队,用制度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强行使新加入的子公司立即进入同等状态。
通常情况下,西方传媒集团要么采取一体化经营策略,形成垄断或独占;要么采取多样化经营。
无论何种方式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利润的最大化。
一体化经营的前提是以一个主业为中心,有两种实施方式:
横向联合与垂直联合。
前者实际上就是企业建立几家工厂生产同类产品。
这一选择较多地受规模经济学的影响,以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为目的。
默多克在英国建立的包括《太阳报》、《泰晤士报》等5家全国性报纸和30家地方报纸的媒介集团即为其中代表。
垂直联合是指一个企业的产、供、销不同环节的经济单位合成于一个企业之内,其实质是把纯粹的市场交换转变为公司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权威关系,或公司内部受到管制的交易关系,以降低交易成本。
具体到媒介集团来说就是把集团内新闻的采集、编辑、发行等诸环节都集中在集团内部解决,从而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
多样化经营是指一个企业之内不仅经营一种产品,而且同时产销若干种相关或不相关的产品。
多样化经营的最大意义就是使现代企业最终成为能够全面扩张的机体,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多样化经营也可由两种途径来实现:
一是内部聚集向新产品领域投资,另一种是通过合并、兼并来扩展自己的经营范围。
可以说,多样化是包括媒介集团在内的企业集团成长的利器,它有助于突破旧行业发展极限的约束,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经营风险。
⑻
而在我国,很多的“集团化”是行政意识的结果,在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进而向企业集团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遭遇”一定程度的宏观行政管理。
这具体表现为国家有关部门为报业集团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件和标准。
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994年5月18日通知中,规定了建立报业集团的基本原则,一是只作少量试点;二是不组织股份报业机构;三是不吸收与报纸无关的企业参加;四是不组织跨省区集团;五是报社组建集团要写出论证报告,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
为了规范报业集团的组建,国家新闻出版署于1994年6月10日至12日,在杭州举办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讨论会,提出组建报业集团的五个条件:
一是传媒实力,除一张有影响的主报外,至少应有4个子报子刊,以形成系列报刊;二是经济实力,沿海地区报社年税利在5000万元以上,中西部地区报社年税利在3000万元以上;三是人才实力,报社在职采编人员,具有副高以上新闻职称者,占总数20%以上,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中,有各类专业中级职称以上者,占总数15%以上,并要有高级职称者;四是技术实力,拥有独立的印刷厂,拥有现代化的照排、胶印设备,具备彩色胶印能力,除保证本报社所属报刊正常印刷装订外,能承接一定数量的代印业务,每日总印刷能力在对开200万份以上;五是发行实力,主报及子报期发行总量在60万份以上,或在本地区每150人拥有一份报纸,有畅通的发行渠道,有逐步建立自办发行网的可能。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光春对中国报业集团的性质曾下过明确的定义:
“我们要建立的报业集团,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报业集团,这是我们的目标。
”⑼具体来说,这个属性分为四个方面:
一个是国家属性。
这是中国的报业集团,不是外国的,更不是西方的。
二是政治属性。
我们要建立的报业集团是社会主义的报业集团,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报业集团。
三是时代属性。
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报业集团,是应该朝着现代化的报业集团的目标迈进,不是有一张主报带四五张小报就说是报业集团了。
四是产业属性。
报业有它固有的规律,固有的工作属性,报业与其他企业不一样,严格地说在我们国家,报业还是一种事业,实行企业化管理,但不能因此就把我们的报纸变成一个纳税大户,变成一个赚钱机器,非要挣多少钱,承担多少经济任务,这是不行的。
关于组建和运作中国报业集团的基本原则,徐光春指出,在建立报业集团的过程中有几个原则不能变:
(1)党对报纸的领导不能变。
在考虑报业集团的领导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党对报纸的领导,更不能放弃领导。
(2)党委机关报的性质不能变。
这一点等于给它定位、定性了,不管报业集团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党委的机关报。
(3)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领导不能变。
(4)“政治家办报”的思想不能变。
(5)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6)三个服务的方向不能变。
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7)两个效益统一的原则不能变。
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社会效益为主。
(8)新闻宣传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也不能变。
以上讲话内容,十分明晰地阐释了组建报业集团的有关基本政策。
全国媒介集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大原则下进行操作的。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组建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该报业集团给自己订下的目标是完成从观念到实践的五大转变,即:
管理上由粗放型管理模式向集约型管理模式转变;技术上由滞后型技术构成向超前型技术构成转变;经营上由事业型经营方式向产业型经营方式转变;机制上由优惠型发展机制向优势型发展机制转变;办报目标由单一型战略目标向综合性战略目标转变。
在办报策略上,广州日报社长黎元江曾提出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
报纸必须导向正确才能生存下去;小前提:
报纸必须吸引读者才能扩大发行;结论:
报纸必须兼顾二者才能存在和扩大发行。
发行策略上,从90年代初开始,《广州日报》搞自办发行,并且利用这一便利开发低价位销售,使这一报纸在广州市场占有压倒性优势。
《广州日报》参考了海外廉价大众报纸的行销惯例,一直以低价上市。
《广州日报》在发行上是积极进取的,广州读者不仅可以在80家连锁店与中国工商银行的186家储蓄所订报,而且可以向专职的发行零售队伍(广州报刊发行公司拥有400多名专职投递员和1000名报贩)与发行站、代订点订报。
广告策略上,《广州日报》以几十家连锁店接收分类广告,充分满足了读者的广告需求,同时也为报纸开辟了财源。
管理策略上,报业集团内部有一套严格的资产分级监管的机制,报业集团作为下属报刊与子公司的出资者,要求它们向集团承担资产增值保值义务。
按照《企业法》与《公司法》进行运作,有效管理集团资产,解决了以往报社办公司或办子报、子刊时因产权不清、责任不清导致最后搞成一笔糊涂账的问题。
报业集团对二级机构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在组织人事上,主要干部由集团任免管理,其余员工的招聘辞退以及奖罚使用都由二级机构自主安排。
各单位有充分的财务自主权,同时由集团制定统一的财务监管制度,确保资金不出现跑冒滴漏。
投资策略上,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作为投资机构,不仅涉足房地产、金融、商业,还尝试与影视联姻,曾投资100万元与珠江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一部故事片《广州来了新疆娃》。
⑽
但从总体来看,由于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我国传媒业存在着条块分割严重、新闻资源分散的弊端。
几十年来,我国传媒业实行的是多头管理,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四级办报办台体制。
从国家级讲,党的中央宣传部负责宣传内容和舆论导向,新闻出版署负责报刊和图书音像的出版管理,广电总局负责广播电影电视业的管理,外宣办(国务院)负责对外宣传和互联网的管理,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负责相关产业的行政管理。
省地(市)县也大致参照上述模式,形成媒介分割、地区分割、资源分割、市场分割,造成结构上的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使众多媒体没有区隔,定位在同一个市场上恶性竞争。
⑾
与行政管理体制紧密相联的是行政级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