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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问题研究综述
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大,对外投资金额逐年增高,“走出去”战略取得了显着成果。
不过,中国境外投资仍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在投资环境、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主体等方面,与世界跨境投资的一般特点有明显背离,值得注意并深入研究。
一、当前中国海外投资状况变化
（一）投资规模。
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数还是以中小型项目为主。
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XX年4月发表的《中国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20XX—20XX）》显示,20XX年度被调查的已对外投资的中,约有2/3的现有投资规模小于500万美元,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仅占8%,这说明中国目前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来说比较小,只有为数很少的进行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从近三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受访的对外投资规模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20XX年、20XX年、20XX年度的调查中,对外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占的比重分别为6%、1%、8%。
20XX年由于受到全球次贷危机的影响,所以海外投资规模有所下降,而20XX年为历年来最高。
20XX年对外投资额低于100万美元的占的比重为32%,同时低于20XX年的41%和20XX年的61%。
总体来说,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依旧较小,因此对外投资空间很大,所以对外投资的总体发展趋势呈上升态势。
（二）投资方式。
中国采用最多的海外投资方式是直接投资建厂,有51%左右的采取了这种投资方式。
其次采取的方式是拓展或升级现有设施,超过34%的采取了这一方式进行投资。
兼并与收购作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时使用得较少,通过并购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只有15%,并购还没有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主流选择。
但是相较于20XX年只有8%的采用并购方式进行海外投资已经有了较快的增长。
根据商务部披露的数据,20XX年中国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3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这说明,采取并购方式的海外投资项目数量虽然不多,但涉及的投资金额较大。
20XX年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大跨国并购项目中,不时有中国的身影闪现,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中石化收购Repsol公司巴西子公司、中海油与BridasEnergyHoldings合资公司收购PanAmericanEnergy公司股权等,无论是交易金额还是受关注程度,都足以成为年度最重要的并购交易。
《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20XX年全球十大跨国并购案中,中国的并购占据四席,兼并和收购将在中国海外投资方式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投资目的地。
在中国海外投资刚起步的阶段,因为地缘优势、人缘优势以及与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使得相邻国家和地区以及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中区域。
到目前为止,中国海外投资业务已扩展到177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已经逐步从发达国家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扩展,投向非洲、拉丁美洲、东欧、俄罗斯及亚洲国家的比例不断增加,中国海外投资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着。
从20XX年数据来看,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北美,有46%的在亚洲投资,23%的在欧洲投资,27%的在北美投资。
亚洲依然是中国对外投资最青睐的地区,并且这个现状预计在未来也将会继续保持下去。
对欧洲、特别是欧盟的投资主要是由于20XX年金融危机给欧洲带来巨大打击的影响,使得中国对于投资欧洲国家产生极大兴趣。
在对外投资的中,非洲也已经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热点地区。
投资非洲的比例达到22%,比20XX年有大幅度的提高,非洲的对外投资市场并未饱和,对非洲的投资流量将会持续增加。
只有少数的选择到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投资。
（四）投资行业分布。
中国海外投资领域十分广泛,第一、二、三产业中各个行业几乎都有,其中,投资最多的是制造业,其次为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等,投资于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和软件业的较少。
这表明制造业是海外投资的重点行业,在制造业中,中国投资最多的行业是机械行业,其次是纺织业。
相比较而言,大规模的投资比较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中小型投资基本集中在加工行业。
总的来说,这些投资特点反映出了中国在出口市场中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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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
海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便于国外先进的技术、高效率的管理手段绕开原有的一些障碍流入我国,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形式进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中,这种效应更加明显,这样的技术流动有利于提高国内的技术、管理水平,带动国内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通常能够掌握或部分掌握国外的经营管理权,国外为了继续生存一般会留下一部分重要的、可供我国学习的技术;另一方面兼并、收购的方式中,为了新的尽快过渡以及进一步的发展,会留下一些原本国外的员工,这便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管理模式与国外管理模式相互学习、相互融合。
形成这种机制之后,先进的技术、新的管理模式在一个内形成,可以相对容易地绕过壁垒通过内部流入国内,在国内竞争中被国内市场所消化,从而带动国内整体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第二,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自身资源的不足,优化了我国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国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一方面资源开发供给量不足,另一方面一些资源的开发难度大,很多重要的资源仍然供不应求,国家每年需花费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钢材、铝、铁矿砂以及某些稀有金属。
20XX年,我国进口钢材达1763万吨,总金额亿美元,进口铝材58万吨,总金额26亿美元,进口铁矿砂亿吨,总金额达亿美元。
资源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面,海外投资至少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海外直接投资便于中国开发、利用国外资源,减少资源性产品进口贸易中受国际市场价格冲击的影响,建立相对稳定的资源供应渠道,从而突破我国经济建设上的资源瓶颈,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其次,海外直接投资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获得国际资源定价权上起到一定作用。
第三,海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通过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巩固、扩大和开拓海外市场,我国部分产品、服务的出口随之扩大,从而使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引致的出口需求和进口转移,扩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对优化我国贸易结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对我国海外贸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生产可以直接在国外进行生产、销售,减少了出口贸易货物运输的时间以及运输的成本。
其次,海外直接投资使在内部化的过程中带动了国内提供的原材料、机械设备和技术的出口。
最后,海外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服务的出口,以我国在海外建立的机构为媒介,国内的各项服务能够更容易面向国外的消费者;而输往海外的机械设备需要维修、管理,带动了这方面的服务贸易。
第四,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在就业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之前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水平的进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又与劳动者的就业和生产力的提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在促进国内原材料、机械设备等出口的同时,带动了国内劳动者的就业。
由于投资国外后降低了获取海外资源的成本,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原材料的需求也加大,国内生产者面对的是更大的海外市场,从而扩大产量,促使使用更多劳动力,促进国内就业。
另一方面,海外投资获得先进的技术、掌握更有效的管理手段之后,通过内部消化的过程,其成果流入国内,从而提升了国内劳动生产率,使就业不但在量上有所提高,更在质上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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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海外投资五大特征
（一）金融、石油、航空、电力海外投资最积极。
从行业分布看,家电、IT、船运、石油、航空、电信、建筑、机械、地产九个行业的均有显着对外股权投资,而零售、钢铁、食品三个行业有显着海外投资不到行业内入选总数的一半。
其中,海外资产存量最高的行业依次为金融、石油、航空、电力,均超过100亿元。
这四个行业中的平均海外投资也是最高的,均超过40亿元。
其中金融行业各的海外资产存量累计达到亿元,行业内平均海外资产存量亿元,两项指标在各行业中均排名第一。
这些行业均具备行政垄断的特点,行业内体量巨大,基本控制了国内市场,是海外投资的“国家队”。
相比之下,零售、钢铁、食品三个行业国内市场集中度较低,也不存在强制性准入门槛,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牵制向海外扩张的能力。
零售、食品行业受地域、文化限制较多,外资对国内市场渗透的程度也较高,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化的限制因素。
（二）亚太地区是海外投资热点。
其中属于大中华经济圈中的港澳地区无疑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占对外投资总额的61%。
对港澳地区的投资集中在金融领域,占金融行业海外投资存量总数的%。
港澳地区在内地对外开放之前就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和其他交流活动的最重要渠道;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后,这一地位进一步巩固。
非洲、澳大利亚等初级资源储量丰富的地区也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
中国对非投资的传统领域包括石油、矿产等初级产品,或大型援非基建项目。
前者如中海油在尼日利亚的投资,后者如中铁集团在刚果的投资,中远集团在利比亚的投资等。
近年来,中国对非投资已经开始渗透到其他领域,工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的行动就是一例。
煤炭、铁及其他有色金属储量丰富的澳大利亚逐渐成为样本的投资新热点。
（三）赢利好的国企比民企更愿海外投资。
研究显示,的海外投资决策与规模和盈利能力显着相关。
市值越高、销售额越大、盈利能力越强,则投资海外的概率越大。
体现规模的指标（市值、销售额）和体现盈利能力的指标（净利润、及利润率）非常显着的正相关,一定程度上说明越大的盈利能力越强。
其中市值与净利润的相关度达到,说明资本市场精确地反映了的盈利能力,盈利能力强的市值也高。
研究中发现性质与其销售额对投资海外概率有交叉影响。
具体说来,国有控股组销售额提高,则投资海外概率大大增加;而对非国有组来说,销售额提高,投资海外概率增加幅度较小。
这一结果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国有控股对海外投资的态度更为小心谨慎。
（四）多地上市的更愿海外投资。
根据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显示,32家选择在多地上市的投资海外的概率大约为%,显着高于仅在
一地上市投资海外概率。
与仅在一地上市的相比,多地上市对不同文化和投资海外的游戏规则可能更为了解,间接促进后者的国际化进程。
反过来,也可能是为方便进行国际化经营而选择在不同国家上市。
（五）各行业出海目的不一。
金融、矿产、家电行业对海外进行投资概率较其他高出18%到一倍以上;钢铁对海外投资概率是非钢铁的24%。
金融行业的对外长期股权投资主要集中在港澳地区,另有一部分分散在维京群岛、开曼、百慕大等地,这可以视为他们为了控制风险和保有流动性必须采取的措施。
矿产包括煤炭、有色金属等矿业公司。
与石油行业相比,矿产行业集中度较低,国际化程度低,在投资海外方面比石油慢半拍,但近年来国内需求强劲,促使他们也开始尝试在海外寻找资源。
家电行业在成本控制、技术和设计方面与国际竞争者相差无几,甚至已经取得领先,国内市场成功带来的自信是驱动这些投资海外的原动力。
对钢铁来说,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吸引力明显高于国际市场,而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环境成本比较优势明显,没有海外建厂的动力。
钢铁有限的对外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为保证铁矿石供应,如宝钢在巴西成立宝华瑞矿山有限公司、马钢在澳大利亚的投资等。
这一发现实际上暗示了进入全面铺开阶段以来中国海外投资的三大主题:
金融业全球接轨,为人民币国际化作铺垫;重工业出海,保障初级原物料供应;以私企为主体的自由竞争行业拓展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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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海外投资的动力
首先,国内综合生产成本的提高,促使开拓海外市场。
随着近年来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显着提高,我国到海外发展趋势呈越来越明显的态势。
这是推动我国海外投资经营的第一个动力。
可以通盘考虑国内外可利用的资源和国内外市场,实施其全球发展战略,真正做到国际化经营。
其次,国际性通货膨胀以及对资源的饥渴需求,使得投资转向“硬资产”。
近几年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日、欧盟等一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期提振本土经济,同时受世界经济复苏加快以及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影响,原材料、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通胀压力正趋向长期化的势头。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资源被赋予了战略意义,资源瓶颈对经济成长的约束和拖累使得为了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而向海外进行投资,尤其是石油、钢铁、矿产等“硬资产”。
第三,寻求产权转型。
中方作为收购方,认购海外目标的全部或主要的运营资产,或收购其一定数量的股份,以实现对其经营管理权进行控制或参股。
以“小资本”控制“大资本”,取得海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迅速实现海外扩张的目标,通过股权并购,还可以实现我方海外买壳或借壳上市。
第四,获取高科技技术,谋求研发进步。
我国高科技技术距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一些高科技通过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取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提供服务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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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海外投资存在哪些风险
任何的经济活动都存在风险,投资活动当然也不例外。
海外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复杂的多变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更容易遭遇风险,有由于自然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问题造成的自然灾害风险;有因为汇率波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外汇风险;还有与投资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等有关的,非投资者能够加以控制的政治风险等等。
（一）市场准入风险。
许多国家都存在某些行业不准外资进入的限制规定,如果投资者事先对此不了解,将会给带来难以承受的系统性风险。
（二）选错投资对象风险。
TCL投资失败的教训之一,即过于自信,投资对象都是亏损。
中国家长期处于自我封闭中,信息不通,造成夜郎自大的不良心态,轻视对投资对象的考察与分析,仓促确定投资对象,以致人为地制造经营风险。
（三）工会风险。
TCL公司创始人李东生曾提到在欧洲遭遇和工会谈判异常艰难的情况,两年时间都没有和工会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到20XX年5月时情况都无法控制,造成巨额经营亏损。
（四）财务风险。
资金风险
20XX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风暴中部分跨国巨无霸转瞬倒塌,虽然破产倒闭的深层原因众说纷纭,但业界一致认为压倒其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资金链断裂。
资金风险,是海外投资的重要风险,具体表现为融资风险、外汇风险、流动性风险。
1.融资风险。
海外成立之初,筹建期与经营初期一般盈利水平较低,甚或亏损,凭自身信用及资产无法从海外银行筹措到资金,只能通过“内保外贷”等方式由国内母公司担保,从国外合作银行或国内银行离岸中心贷款,不仅手续繁琐,资金成本也高于国内银行贷款利率。
如海外不直接从银行融资,由国内母公司加大投资或增加直接借款,则当国内银根收紧时,母公司自身经营现金流也不容乐观,相对单一的支付和融资手段让面对更大的现金流压力。
如果出于对外扩张冲动,同时有几个海外项目在手,沉重的财务压力即使是原本盈利良好的也难以承担。
2.外汇风险。
外汇风险是对由汇率变动引起的赢利能力、净现金流和市场价值未来变化可能性的一种度量。
财务经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衡量并管理外汇风险,以使赢利能力、净现金流和市场价值最大化。
外汇风险贯穿投资、经营、利润汇回的整个过程。
虽自20XX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金融体系逐渐恢复,新兴经济体经济回升,但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世界主要交易货币及地区货币汇率变动频繁。
投资时点选择不当,则投资尚未形成便有汇兑损失,更勿谈其后长期经营期间汇率变动影响了。
3.流动性。
由于资金紧张及短期债务利率较低,海外投资资金往往占用短期借款救急,短贷长用,导致流动负债大大高于流动资产,短期偿债能力较弱。
金融机构基于扩张前景,在盈利良好时,往往也采用短筹长贷方式,支持长期投资,从而加大资金风险,一旦经营出现问题,银行收紧银根,将会进退两难。
财务管控风险
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海外业务的管理经验不足,缺乏高效的海外业务管理机制及国际化管理人才。
对于中国投资海外项目而言,为了确保海外投资价值最大化,需要财务管控在海外投资管理发挥重要的控制和决策支持作用,以协助投资人抵御各类风险。
财务管控风险包括财务管理架构模式选择、财务信息收集与反馈、财务内控建立、财务管理人才培养风险。
其中财务信息收集与反馈风险是核心风险,如果缺乏可靠的会计核算系统,财务数据无法及时取得。
如果当地会计准则与我国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存在的差异都无法说明,那么财务状况就无法真实反映,管理无从谈起。
税务风险
设立海外必须明了经营业务的复杂性与各个国家间不同的税收结构和税收解释。
世界各国的税收政策都不尽相同,从设立之初到整个经营期以至最终经营终了,退出市场,只有考虑相关税收政策,才对保证投资资金、经营利润在合理税负后收回,而不是在双重或多重税负下将盈利和资本消耗殆尽。
（五）政治风险。
投资风险中最难以预测和分析的风险,也是最令海外投资者关注的就是政治风险。
关于政治风险有很多种说法,SimonJeffreyD.认为,“政治风险可被视为政府的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或者导源于东道国内或者导源于东道国外,对挑选的一批或大多数外国经营业务与投资产生反面影响。
”例如,北非国家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直接影响了中资在利比亚的投资项目,中资损失不可避免。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容易产生政局不稳、政权更迭、民族冲突持续不断,甚至爆发内战或国家分裂的情况,通常存在政治风险的可能性比较大。
下面从政治风险的种类和成因两方面来分析政治风险。
此外,政治风险还包括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征收的风险、汇兑限制风险、政府违约风险、延迟支付风险、政策变动的风险等等。
（六）外汇风险。
外汇风险是指外汇汇率的变动对国际跨国经营带来的不确定性。
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很多,如国际收支、相对通货膨胀率、利率、外汇储备等。
外汇风险种类有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
（七）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因法制原因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风险。
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水平等不同,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和技术政策也有所不同,各个国家在对待外资的立法上就会存在着一些差异。
而目前关于国际多边投资及与投资相关经济活动还没有统一的国际法规。
因此,跨国必须面临着多重的法律环境体制差异所带来的风险。
（八）文化风险。
文化风险是指与东道国的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与态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给对外投资带来影响的不确定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东道国消费者和本国消费者在消费习惯、偏好和购买力上的差异;二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价值观等方面形成的差异;三是制度文化的差异。
目前,中国跨国投资的目标多是欧美成熟,而这些对自身的文化有着很高的认同度并希望可以继续保持自身的文化。
中国文化以强大的家长制和强调个人忠诚为特征,这与大多数西方强调“专业化”的文化难以短时间内实现完美融合。
（九）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指进行海外投资的在限定的时间范围内能否成功地开发出新产品的不确定性。
国外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新产品开发项目的成功率只有1/6,新产品开发成功后投入市场获得成功的只有2/3。
这充分反映了技术开发风险较大,这种风险不仅来自技术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而且来自经济方面,即一种新产品被开发出来以后是否成功,还要看能否获得经济上的收益。
这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取决于市场需求
状况,市场需求旺,则可获得收益,相反则会亏损。
（十）投资保护主义风险。
近几年,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
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
深处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对中国的并购也深感不安。
与应对关税战相比,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难度要大得多。
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全球还没有一个相等同的机构来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十一）海外投资成本上升风险。
比如,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资源。
然而,继欧盟率先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近期宣布,计划在明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碳排放税,三年后还将引进碳交易排放机制,以降低澳大利亚碳排放。
这也意味着,今后对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进行直接投资,其投资成本上升的不确定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十二）海外投资战略缺失风险。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
在全球12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20XX—20XX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OND）为,全球排名第67位,而该指数20XX年以后再次下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经济增速下降,需求不旺,大宗产品国际价格低迷,流动性出现严重短缺。
相比之下,手中相对充足的现金激发了不少中国,特别是大型国有强烈的“抄底”心态。
但总体看来,中国对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收购整合的理解,似乎一直停留在买设备、买厂房、买技术的阶段,而缺乏明确、长远的战略规划。
（十三）海外资产汇兑风险。
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汇兑风险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20XX年以来,传统的对冲工具等套期保值手段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高度不确定风险,中国海外屡屡蒙受因汇率剧烈波动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当然,更不可避免的是国家政局动荡等带来的不可抗力风险,海外投资活动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中国在投资意愿高涨、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必须重视日益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
今年以来,中东、北非局势动荡让在这些地区拥有大量投资、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十四）合同条款风险。
合同条款风险是指在中国与东道国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中,因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不够具体而产生理解差异,最终出现合同纠纷而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中国铁建在沙特的工程承包项目就是深刻教训。
根据上市公司中国铁建的公告,之所以发生上述巨额亏损,是因为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实际工程数量比合同签订时预计的工程量大幅增加。
而根据媒体的信息,中国铁建在与沙特方面签署的合同中,并没有针对这个项目列出详细的工程量,即对工程合同细节——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条款——缺乏具体量化的明确约定,致使此后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沙特方面不断提出增加工程量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功能需求。
中国铁建经综合考虑不得不继续推进项目进度。
（十五）项目价值风险。
项目价值风险是指由于中国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开发成本、影响项目开发的具体制约因素估计不足或误判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发生项目价值风险往往基于五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因急于扩张规模而“饥不择食”,及其所聘顾问专业水平不足,情势变更,被欺诈,违反中国海外投资的国内审核程序。
前不久,中钢集团对澳大利亚的海外投资即遭遇了项目价值风险。
（十六）内部运营管理风险。
内部运营管理风险是指因中国的内部运营管理出现问题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对民营而言,主要是决策粗糙草率;对国有而言,主要是决策程序、考核激励、监督是否健全、到位。
由于上述情形存在,往往使得缺乏风险防范制度设计,或制度设计不科学、不严密。
六、化解海外投资的风险,积极建立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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