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五色轮回.docx

敦煌五色轮回.docx

《敦煌五色轮回.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敦煌五色轮回.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敦煌五色轮回

敦煌，五色轮回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似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敦煌就注定是国内外艺术家们关注和向往的地方。

从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前辈艺术家一直到今天，敦煌艺术在几代画家的笔下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在这“佛”的大世界里，艺术家们六根裹在五彩云锦中，用百年的修行守护着莫高千年的“魂”。

——题记

这几天在构思《走进敦煌》系列作品的时候，就有想写写那些百年守候莫高窟“信徒”们的冲动。

但真正下笔前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难以启齿的浅薄和不安，我越是接近，越是恐慌。

几日来，两次前往莫高窟和三危山，两次去常书鸿墓地拜谒，抚今追昔，用心灵去感悟，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却是痛苦和沉重的。

作为一个再次踏上敦煌这块土地的行者，我对敦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仅仅是我多次走进过莫高窟、走进过月牙泉，重要的是，我曾经在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了七年。

从一个住客到一个行客，离开敦煌十年又再次回到敦煌。

我曾用一部分青春岁月，与敦煌这博大的精神世界相伴。

而当时那种理解和介入，敦煌的名胜古迹似乎就是一种以休闲为目的的游兴，彼时的我对敦煌丰富的宗教艺术，繁杂的历史演变，独处黄沙的落寞与繁华，超越千年的沉重与曼妙，只是惊叹并不真正了解。

离开的这十年，我用各种方式回忆敦煌，回忆所感知的一切，忽远忽近，忽近忽远，却怎么也具象不起来。

直到春节后的一天，一个偶然的缘分，我和我的先生结识了敦煌著名的青年画家李建英，直到走进他坐落在敦煌文化街一角的悬挂有著名敦煌学家、画家段文杰题写的“李建英画展”的画室，因为他的画，打开了我一直延展不开的心绪，我有想写一下的冲动。

刚一踏进李建英的画室，一种古朴、厚重而绚丽的气息立刻迎面扑来。

在这“佛”的世界里，我恍惚进入了莫高窟洞窟。

那一幅幅长约数米的巨型佛像、千姿百态的飞天、神情凝重的西域人物等等，使整个画室弥漫着浓浓的艺术气息。

130多平米的画室内，把它比成一个小小的莫高洞窟一点不为过。

我仿佛漫游了天堂、净土，漫游了古代世界、漫游了神话世界。

虽然限于眼前的时刻之内，却恍如回到千年之前。

浮想联翩，幻影沓来，我的思想异常的活跃。

十几年前去窟洞观赏到的那几幅抽象的壁画，现在却变得非常具体了。

此时，站在一副散发着墨香的巨型敦煌菩萨像前，“佛”抽象在意识里却具象在眼前，给人以时光错乱的感觉，我瞬间被“佛”化了，排除心中各种杂念，深深一拜。

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生活、缺乏历史知识，美术修养浅薄的人来说，看到这些美轮美奂的，尚未能渗透理解的美好事物时，我懂得敬畏与虔诚。

如果说第一次与先生初次拜访李建英画家，在这充满抽象的意识形态里，不问甚解，但求领略，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自抑，那么，第二次，我与女友阿芳再次前往这间充满神秘艺术情调的画室，和李建英画家有了更多的交流，从中也了解一些他本人的情况：

李建英画家生于敦煌长于敦煌，毕业于西南大学美术系，现为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做过美术教师的他近10年来，完整地临摹了100多幅壁画，并完成了1000多幅画稿。

他的个人画展多次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日本、美国、德国举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特别是2011年8月和11月他在美国和德国举办的个人画展，展出两个月，参观者络绎不绝。

两次展览共展出了李建英60余幅近年来临摹和创作的精品，其中敦煌莫高窟45窟的全铺彩塑写生高2.5米、长4米，历时近一年创作完成。

这些作品都是以宣纸为载体，作者力求在宣纸上寻找各种美的表达方式来展示敦煌艺术这一主题，用厚重的色彩和生动的形象让人感受到来自古壁的“泥土味”、斑驳的“历史感”和现代人对美的新感受，受到了参观者的普遍好评。

李建英敦煌绘画和展出已成为宣传敦煌、推介敦煌，让世界了解敦煌的窗口之一。

他的作品被国家重要领导人、国际知名人士及美术机构收藏。

其独到的敦煌壁画立体临摹和敦煌壁画再创作，自成风格，受到专家及业内人士的认可。

“吃水不忘挖井人。

对生于敦煌长于敦煌的我而言，是幸福的，因为有敦煌这块巨大的艺术沃土一直滋养着我的心灵和思想。

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我从事绘画的源泉。

特别是，师从古人并受到段文杰、李振甫等专家的指点和亲教，为我的艺术生涯奠定了一个极为优越的创作条件。

能够走到今天，应该感谢的人很多很多……

“我一直认为，莫高窟中难以计数的历代壁画让一代代艺术家扎根大漠，痴心临摹，潜心研究。

从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前辈艺术家一直到今天，敦煌艺术在几代画家的笔下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他们用笔墨丹青让敦煌“飞天”在中国艺术天空绚丽起舞，并且漂洋过海，走向了世界各地。

就我目前取得的一点小小的成绩，绝对不足挂齿，我只是一位敦煌本土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画家中的一员。

”。

这位70后内敛、稳重的画家对着电脑屏幕里导师段文杰的工作照片对我讲到。

玻璃茶几上的咖啡杯里的香味儿溢满了整个画室。

合着这沁香，用心品味着每件艺术珍品，我和女友阿芳聆听着李画家讲述前辈们百年修为一生大爱献敦煌的故事，看着难得一见的画面，我们似乎被李建英画家带回到了那个神圣的地方，随着他的讲述或悲或喜，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老艺术家傍依苍山，穿越荒漠，一脚踏进敦煌，仿佛人生百年炼狱，猛然间正果修成的故事浮现在我眼前。

我虽局处于斗室之中，却神驰于万里之外；虽局限于眼前的时刻之内，却恍若回到千年之前……

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

我庆幸再次来到阔别已久的敦煌；庆幸看到了画家那些具象的画作；庆幸在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里找到了净化心灵的元素……

“五色”轮回，亦是我心灵的轮回。

敦煌本土著名青年画家李建英画室。

笔者在聆听李先生讲述敦煌壁画背后的故事。

李建英画室一角

李建英和他的代表作——《东方的微笑》

《飞天迎宾图》

李建英代表作——《思维菩萨》右

让我们在时空隧道中穿越沧桑历史，去感知敦煌壁画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让我们走进三代敦煌文明的守护者们，他们穷其一生，只为守护着千年文明的“魂”——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

莫高窟是在等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样的人，等待能够融入和领会、发现和张扬他的人。

漫漫上百年，也唯有这几个人，真正发现了敦煌，投奔了敦煌，将莫高窟作为一生的使命来保护和研究，学习和弘扬。

常书鸿：

敦煌的守护神

常书鸿及其夫人李承仙

常书鸿作品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片墓地。

它面朝九层楼，背依三危山。

从未见过比这更简朴的墓园：

那是一片低矮的坡地，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九层楼。

这寸草不生的坡上埋着十几个人，他们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死后，依然守望着莫高窟。

常书鸿墓地的前方就是莫高窟的九层楼

常书鸿是我国第一代敦煌学家，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

从上世纪40年代起，常书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历经妻离子散、命运浮沉的种种不幸和打击，义无反顾地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世人介绍敦煌艺术，培养了一大批敦煌艺术专家和研究学者。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

只因为在异乡偶然见到伯希和整理的一本关于敦煌壁画的图录，惊叹之余，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来到敦煌。

是他于1943年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

张大千说：

“这是无期徒刑啊！

”在这个方圆20公里都荒无人烟的戈壁孤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能发出声音的似乎只有风，只有楼阁角上的风铃叮当叮当地提醒大家时间的流逝。

来采风的人很多，少有人能呆久。

而常书鸿却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愿用一生守护这艺术的宝库。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倍感辛酸，莫高窟无人管理，处在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常书鸿深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务沉重而艰巨，他暂时放弃了画画，义无反顾地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

遭受双重背叛的打击。

生活是异常艰辛的，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时常发生困难。

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

但是，背叛从一开始就存在。

一名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他们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那批照片现藏在美国某博物馆。

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书鸿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背叛在自己的家庭居然也发生了，他的妻子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了，丢下了两个子女不再回来了。

常书鸿遭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打击，心情悲痛欲绝，他策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

抢救了三天，常书鸿苏醒以后，理智重新占了上风，他毅然选择了永远守护着莫高窟。

永远守护着莫高窟。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造反有理”的年代，常书鸿作为研究所的“当权派”，也被无情地打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只领取生活费……然而，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命运打击和背叛的艺术家，却再次奇迹般地挺下来了。

在熬过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岁月以后，敦煌研究所也坚持住了，一直发展到今天，已拥有约500人的敦煌文物研究院。

1994年6月，常书鸿在北京病逝，时年90岁。

按照他的遗愿，常书鸿的骨灰埋葬在了莫高窟。

生前，他是敦煌的守护神；去世后，他也永远守护着莫高窟。

段文杰：

大梦敦煌六十年

工作中的段文杰

段文杰，1917年生于四川绵阳。

1940年考入国立艺专国画系。

毕业之后，几经波折，于1946年辗转到达敦煌，从此开始了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曾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老一辈敦煌文物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和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敦煌学家，他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保护研究事业，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成就。

他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之最。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

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

他的代表作之一《都督夫人礼佛图》，原画中人物表情及衣饰都模糊难辨，临摹难度极大。

段文杰反复观察考证洞窟中的供养人图像，查阅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并进行了多次实验练习，经过4个月才完成了这幅巨型壁画的临摹。

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段文杰在前人考古研究的基础上，以几十年临摹壁画的深切体会和对艺术规律的把握，对敦煌石窟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进行了探索。

凭借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他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敦煌研究院——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1982年段文杰继常书鸿之后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段文杰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从1982年到1997年底，敦煌研究院平均每年的科研成果，相当于1980年以前近40年的总和。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辞典》于1998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由季羡林担任主编、段文杰等

段文杰被国家授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敦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

段文杰为自己钟爱的敦煌艺术研究事业倾注了整整60年的心血。

在他和几代敦煌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局面。

樊锦诗：

42年守望莫高窟

樊锦诗和她的爱人彭金章

段文杰之后，就是现在的院长樊锦诗。

樊锦诗，同样是杭州人，自1963年北大毕业后至今，已在敦煌研究院坚持工作快50年，被大家称为“敦煌女儿”。

是她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

现在，游客“足不入洞”就能欣赏到莫高窟壁画360度的清晰展示，一举解决了旅游开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两难问题。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

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

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

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

“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

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也来到了敦煌。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

“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

功德无量。

（注：

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三位国宝大师故事内容及图片来自网络。

）

走进莫高窟：

在时空隧道中穿越历史

在我们眼前的这几个人物只是站在敦煌艺术肩膀上的后生。

他们挽救了莫高窟，莫高窟也成就了他们，这里恰是他们灵魂的回溯之地。

傍依苍山，穿越荒漠，一脚踏进敦煌，仿佛人生百年炼狱，猛然间正果修成。

石壁无语，五色含情。

经艺术家们修缮的壁画和雕塑展示在我们眼前，它们，好似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你看，那些闭不出户的菩萨、佛祖、僧人们端坐身姿在念经，在打坐，在敲木鱼，在念念有词；你看，那集市上那些小商贩吆喝着，那壮汉们拼命做活；那圣母怀抱婴孩的安详；那在遮阳伞下贵妇人骄傲的神态；那一群群骏马，一辆辆绣车，许多人簇拥着，队伍里还有不少舞伎，正扬起手臂，扭转腰肢，唱着歌儿在赶路；那鬼魅魍魉在地狱里的暴戾；那个反弹琵琶的舞者，光彩照人，她在弹奏着什么？

……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唱什么？

或许不需要听懂。

这特色鲜明的“混血”色彩是世界各大民族汇合的地方，中国，印度，希腊的文化在这里汇流；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这里汇流；世界的许多语言，不管是属于印欧语系，还是属于其他语系也在这里汇流了。

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在这里汇流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窟洞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每一个洞中的人物都有他们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我们所感知的多少也是由我们的天慧和悟性决定的。

就这样，这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体系里静默，在自己的时空里入禅。

这一千多年的梵乐生命啊！

当我沿着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走过的山路，来到了三危山。

只能通行一辆车的山路崎岖，蜿蜒漫长，海拔渐高，我似乎看见了乐僔和尚手持一支锡杖，爬过高坡，走过坚石，找到佛缘旨意下的三危山，刹那间激动万分的乐僔和尚有所悟，庄重地跪了下来。

发愿使这个宝地成为真正的圣地。

佛佑功德无量的乐僔和尚，不久，远近信士就纷纷前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一一挖出来了。

从此，这座空洞变成异常旺盛的香火之地。

于是，这座神秘安详的莫高窟被长久保存下来。

遥想当年丝绸之路全盛时代，在延绵数万里的路上，一定是行人不断，驼、马不断。

其盛况可想而知。

然，这一切的美好都被一个名叫王圆箓的人打破了，历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公元1905年6月末尾的一天，“勤勉”的莫高窟主人王圆箓清沙除尘，一把捣开了藏经洞的大门，从此，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段伤心史也由王道士解开了序幕。

那一天，他挖出了经卷，紧接着，欧美的学着、汉学家、考古学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

他们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强盗般地劫走了近两万件经卷、文书和画像，这些稀世珍宝流落到世界各地。

沉睡了上千年的佛洞，不再沉寂。

它是有疼痛的，不去想却不能感觉。

静默在洞中的“佛”被这一束强烈刺眼的光惊醒，从此，它们固有的安静从此不再；从此，它们伤痕累累......

一系列的浩劫，使得陈陈寅恪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悲怆喟叹。

而于右任、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人对敦煌艺术保护的身体力行，以及于逆境中对艺术和文化的景仰乃至义无反顾的“献身”使得敦煌艺术得到了有效的研究、开掘、存留、继承和发扬。

数百个洞窟留存千年，经历个个朝代，何以还能让今人跪拜?

我们看佛，用的是凡眼；佛看我们，用的是法眼；法眼与凡眼只是一字之差，不在于真实的法力，而在于内心的领悟。

现实又有几个了解佛，了解自己呢？

千百年来，多少虔诚的朝圣者跋山涉水，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孜孜祷告，祈求一种意愿和人生。

当今来拜访千佛的游客到此一游的人，成千上万，千万而亿数之众，能够了解莫高窟的又有几人？

大多都是来去匆匆，走马观花，以身体的到达完成个人的一次浅薄的旅行。

但无论怎样的结果，在自然环境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莫高窟以其文明和文化交织的强大气韵，还是让无数的观者虔诚景仰和热爱。

寂灭不是消亡，而是新生。

伟大的艺术家们，面对满目疮痍的莫高窟，在无处不在的艺术殿堂里，清净修缮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用大爱，用坚守，用达观，凝结成智慧，把神的形象变出人的模样，创造出了伟大。

我想，我能想的到，他们这些崇尚艺术心灵和善慈祥的艺术家们，工作时嘴角依旧会挂着的微笑……在这里，唯有艺术、文化、信仰是永恒的，伤痛将万劫不复。

千年之前的佛端坐洞窟，千年之后的我在敦煌流连。

我在莫高窟漫游。

我踩着鸣沙山的沙粒，不知是否是前人遗留下的灵感，我听着驼铃，不知是否是飞天女神撒下的音符。

我的心蓦地静了下来，仿佛宇宙间只有我一个人。

我是渤海的一滴水，丈量着自己的心，虔诚地来到你的身边，只为你的一个目光。

在佛跟前，我自感卑微和无知。

是顿悟是自觉。

莫高窟九层楼对面的三危山。

莫高窟的罪人——王圆箓和他的道士塔

欧美的学着、汉学家、考古学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

他们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强盗般地劫走了近两万件经卷、文书和画像，这些稀世珍宝流落到世界各地。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

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

莫高窟内的白杨，肃立如仪、如丝如绦。

在佛跟前，我自感卑微和无知。

是顿悟是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