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廖仲恺是孙中山晚年最得力的助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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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廖仲恺是孙中山晚年最得力的助手

浅谈廖仲恺是孙中山晚年最得力的助手

孙中山是推翻帝制的民族英雄,是近代中国最光辉的旗帜。

在他的大旗下,聚集过不少志士仁人,除牺牲逝世者外,大浪淘沙,有人消沉落伍了,有人分道扬镳了,有人堕落变质了,也有人倒戈叛变了。

然而能始终坚定不移地跟随孙中山二十多年革命到底者寥若晨星。

而廖仲恺是这些晨星中最为耀眼的一颗。

他成为孙中山晚年最得力的助手,最亲密的战友,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浅谈这一命题。

一、从改组国民党,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看廖仲恺紧跟孙中山,同心同德,与时俱进。

1922年6月,陈炯明倒戈叛变,囚禁廖仲恺,炮打总统府。

使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的革命政权,毁于一旦。

孙中山沉痛地说:

“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盛于此役者”[1]失败是成功之母。

失败使孙中山、廖仲恺认识到军阀祸国殃民的本质,依靠一方军阀反对另一方军阀,革命断不能成功。

必须寻求新的同盟军。

经过深思熟虑的孙中山,决定与苏俄及建党才一年多的中国共产党联系,改组国民党。

廖仲恺坚决拥护孙中山这一政治主张。

1922年8月下旬,孙中山与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举行会谈,双方确定中国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

随即,共产党员李大钊由孙中山为介绍人,加入中国国民党。

同时,廖仲恺奉孙中山指示,接待马林,受到很大启发。

9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苏俄派驻中国使团团长

越飞的随员,商讨联俄等重大问题。

由于特务跟踪,孙中山便派出最信任得过的廖仲恺赴日本,与越飞随员举行秘密会谈,起草了《孙文越飞宣言》。

同年11月,廖仲恺回到上海,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3年1月17日,越飞来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廖仲恺,并于当月23日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的原则。

为进一步磋商具体的实施办法,廖又奉孙之命,于同年2月初赴日本与越飞秘密会谈月余,就联俄联共、国民党改组、筹办军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谈很成功。

通过与越飞的多次接触,廖仲恺思想得到升华。

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共产党的宗旨了解得更多。

为他后来更加鼎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3年1月,孙中山依靠滇军、桂军部队把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重返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3月1日成立大元帅大本营,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

此时尚在日本与越飞会谈的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3月下旬,廖仲恺回广州履职。

随后,又兼任广东省省长、筹响局总办、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

时广东省公署在广州越华路、大元帅大本营在珠江南畔,而廖仲恺家住广州东山“双清楼”。

廖早出晚归,忙于工作,几乎每天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到家。

夫人何香凝每天以热饭热茶等待丈夫归来,期待丈夫的笑容。

但廖仲恺脸色凝重地表示,广东革命政权虽然已重建,但新盘踞在广州的滇、桂军阀,只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拥兵自重,扩张势力,争权夺利,甚至与北洋军阀暗中勾结。

而退缩在惠州的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蠢蠢欲动,妄图卷土重来。

何香凝认真地听着,关切地问:

那孙先生有什么打算?

廖仲恺坚定地说:

“联俄联共方针已定!

我党人心涣散,组织松懈,难以继续领导中国革命了,国民党必须改组,刻不容缓!

[2]

10月至11月中旬,正当国民党改组工作紧张进行时,盘踞惠州的陈炯明在东江一带大举反攻,广州形势一度危急。

孙中山不得不亲赴督战。

孙赴前线之前,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廖仲恺、谭平山、胡汉民、孙科等9人为临时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委员。

10月18日,孙中山又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为国民党改组委员。

10月28日,廖仲恺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具体部署国民党改组工作。

并决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大”。

随后,廖仲恺重点抓好国民党活动最重要的广州、上海两地的改组工作。

同年11月11日,廖仲恺出席广州国民党党员恳亲大会,他发表演讲指出:

“本党于同盟起,迄于今日,名义数更,组织屡变,个人与团体牺牲既巨且多,虽其中屡起屡蹶,又复屡起。

然试看本总理自奔走革命以来,于兹数十载,今日须鬓皤然。

仍须沾渍锋镝于沙场血泊中……考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

组织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

”他进一步动员:

“现在前敌猖狂,将士劳瘁。

吾人处此等事倥偬时期,自当整理内部,以为后方接济,牺牲个人私利,而为国家谋幸福。

”[3]

廖仲恺亲自抓广州地区国民党改组工作。

广州相继成立9个区党部,60多个区分部,党员登记8000多人。

在他支持下,广州地区的中共党员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文雍等23人,分别当选为各区党部或区分部委员。

11月28日,在广州改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后,廖仲恺和谭平山、鲍罗延赴上海指导改组事宜。

上海是冒险家乐园,龙蛇混杂。

11年前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的枪声仿佛还在廖仲恺耳边回荡。

临行前,何香凝嘱咐丈夫多加小心。

廖仲恺表示,国民党改组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可能对我不利,但要完成孙先生的重托、利于党国、纵然山有虎,仍要向虎山行。

廖一行抵沪后,经过一个多月艰苦慎重的工作,协助组成了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部。

该部负责上海及苏、浙、皖、赣等4省国民党改组事宜。

促进上海的一批共产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

上述地区的“一大”代表团也陆续组成。

1924年1月8日,廖仲恺回到广州,马上又投入“一大”最后的筹备工作。

包括起草、审议《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一大”宣言(草案)》以及“一大”议程等。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尽管右派分子在大会兴风作浪,但有孙中山的正确领导,以及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鼎力相助,“一大”终于圆满成功国。

这次大会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确立,从而使近代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廖仲恺为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是当之无愧的首次国共合作的第一功臣。

二、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武装,看廖仲恺殚精竭虑贯彻执行孙中山的战略部署。

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孙中山明白,必须要有自己的革命武装,而

办军校培养训练军官,是建立革命武装的首要任务。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孙中山要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的战略部署表示支持。

所以,在“一大”期间的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就决定组织“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委员长。

1月29日,孙中山命任廖仲恺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协助军校筹备事宜。

廖仲恺对孙中山要创办军校这一大事极为重视。

在1月30日下午“一大”即将闭幕之时,便抓紧时间向各省市代表部署军校的招生工作。

他特别强调学生政治素质的重要性,“其人必须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4]

陆军军官学校选址珠江口黄埔长洲岛。

人们也把它称作黄埔军校。

该岛交通不便,环境恶劣。

只有广东陆军小学一些破旧房子。

身为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参加筹办尚未足月,于2月21日辞职回老家了。

两天后,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军校筹备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廖不负重托,全权负起黄埔军校筹办全责。

他任人为贤,不分党派,多方延揽人才,抽调叶剑英、邓演达等参加军校筹备。

经李大钊介绍,又安排共产党员张申府(崧年)参加军校筹建和第一期招生考试工作。

3月1日,廖仲恺还辞去广东省省长一职,以集中精力搞好军校筹建。

在他的领导下,很快修建了校舍,整理了校园、操练场,并布置了下级干部考试,新生入学考试。

同时制定了军校教育方针、训练计划。

对经费、师资、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方面,都做出详细计划并逐步实施。

廖仲恺在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先后10多次致电蒋介石,劝其以革命大局为重,早日归来复职。

而蒋介石不愿与苏联合作,又自恃

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和另眼相看,特别自负,尽管廖多次电催,仍迟迟不归。

直至4月中旬,军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蒋才于4月21日回到广州。

廖仲恺、蒋介石陪孙中山入黄埔军校视察,随后,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身为党代表的廖仲恺,在开学典礼前后,对军校师生发表《救国三要件》演讲和亲自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三民主义》等专题课程。

为军校的思想建设、团结共产党人以及解决财政困难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广东的军政、财政、民政尚未统一。

军校所需经费与孙中山下令的财政拨款每月3万元差距甚大。

苏联的援助也有限。

而广东财政仍受混在革命阵营中的杨希闵、刘震寰控制。

他们不愿看到军校发展扩大与之抗衡,故在经费上常卡军校脖子。

廖仲恺为筹措经费常常东奔西走,受杨、刘之气。

有时,一无所得,便回家向何香凝“借”钱,以解军校经费燃眉之急。

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的创立、生存与发展,殚精竭虑,其精神感动师生称誉他为“黄埔慈母”。

武装的建立过程中,孙中山先后命任廖仲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所有党军的党代表。

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中坚力量的革命武装在平息商团叛乱、东征、北伐的日子里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廖党代表功勋卓著。

三、从平息商团叛乱、巩固革命政权,看廖仲恺为维护孙中山领导,做到忠心耿耿,威武不屈。

1924年6月13日,廖仲恺复任广东省省长。

广东革命政府和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是孙中山革命政权的两大平台。

反动势力制造事端,欲拆毁两大平台,商团叛乱与反叛乱就是一场妄图摧毁革命政权与巩固革命政权的激烈斗争。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廖仲恺威武不屈,迎狂风、战恶浪,忠心耿耿地维护孙中山对革命政权的领导权。

1924年8月9日,广州商团头子、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悬挂挪威国旗的“哈佛号”商船,偷运长短枪9841支,子弹337.42万发潜入珠江天字码头,妄图利用这批枪弹武装不久前成立的广东商团联防总部,与广东革命政府对抗,进一步取而代之。

共产党人谭平山把侦知的紧急情况密报身兼党、政、军多个要职的廖仲恺。

廖立即与孙中山磋商应急措施。

孙中山立即命令蒋介石加强戒备,并命“永丰”、“江固”两舰将“哈佛”轮押至黄埔军校水域扣留。

8月10日,廖仲恺以广东省省长名义发布《扣留商团私运枪械布告》和《禁止成立商团联防总部令》。

这一下子像捅了马蜂窝,一场商团叛乱与革命政府平息叛乱的斗争拉开序幕。

同时也把廖仲恺推向斗争的风口浪尖。

[5]

8月12日,陈廉伯煽动商团2000余人到大元帅府“请愿”索还被查扣枪械。

陈还串通在广州的滇军向孙中山、廖仲恺施加压力。

次日,又悍然宣布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同时勒令各地商人罢市。

他们散布谣言,说廖仲恺是共产党人,要实行“公夫公妻主义”。

并推举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攻打省城总司令,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面对反革命来势汹汹的嚣张气焰,国民党右派分子有的像缩头乌龟避而远之,有的主张向商团妥协。

而廖仲恺威武不屈,与之作坚决斗争。

8月22日,发布《劝告商民切勿罢市布告》和《致广东各地商会商团电》,揭露陈廉伯一伙私运军火的阴谋,野心是“推翻现政府,自充省长。

似此逆迹昭著,实属罪不容诛。

”[6]8月23日,廖仲恺更是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恭受,并令黄埔军校派出第3、4队学生军进广州市内维持治安。

而陈廉伯一伙即令商团军抢占广州西关一带,强迫商店罢市,还掳走广东革命政府所属部队派去西关采购货物的军需官,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廖仲恺得知后,下令将商团首恶分子逮捕枪决。

商团并不罢休,策划更大暴动。

英帝国主义也从后台跳到前台,公开派军舰游弋珠江,将炮口指向孙中山大元帅府。

在这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要求孙中山明令讨伐商团。

但革命政府内的国民党右派和驻守广州的军阀,却极力主张妥协。

8月29日,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等出来“调和”,作出“全部发还被扣枪械”、“撤销对陈廉伯陈恭受通缉令”等有利于商团的6条“和约”,居然得到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支持。

当孙中山、廖仲恺拒绝时,范石生等又危言耸听的造谣说,广东革命政府将实行共产,廖仲恺是共产党的领袖等。

把局势搞得更为混乱。

9月10日,廖仲恺发布《告诫各界勿轻信谣言布告》,严正声明:

“本省长为国民党人,非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之宗旨、主义二十年来未有改之……对于此等谣言,切勿轻信,如再有造谣生事者,定严惩不贷。

”[7]

由于受右派和军阀的包围,孙中山被迫于9月12日委任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

胡上台后8天即撤消对陈廉伯陈恭受通缉令、发还部分被扣枪械给商团。

如此妥协,令商团更加猖狂,在广州市内散发“打倒孙中山、廖仲恺”的传单。

10月4日,全省188个县、镇商团的代表在佛山集会,议决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城请愿,企图威迫孙中山、廖仲恺下台。

孙中山、廖仲恺坚决反帝精神,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题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的署名文章。

苏联政府支援8000支步枪、400万发子弹运到黄埔军校。

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加紧对商团的反击部署。

1924年10月10日,广州工农学各界和黄埔军校师生在广州第一公园集会纪念辛亥革命13周年。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严正警告帝国主义和商团必须停止阴谋推翻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反革命活动。

会后,与会者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却遭到武装叛乱的商团军开枪扫射。

当场打死20多人,伤数十人,非法逮捕100多人。

同时,商团军到处张贴“驱逐孙文”、“驱逐廖仲恺”、“打倒孙政府”的标语,把广州城闹得乱哄哄的[8]

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义愤填膺。

当天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

孙中山亲任会长,命廖仲恺为全权委员兼秘书。

10月12日,胡汉民宣布全城戒严。

次日,随孙中山的警卫军、北伐军一部从韶关星夜回师广州。

10月14日,在廖仲恺和各军将领指挥下,黄埔军校学生军与拥护孙中山的滇、湘、粤、豫各军兵分五路把商团军占据的广州西关一带包围起来,限令商团军即日缴械投降。

但商团军负隅抵抗。

10月15日,革命委员会发出攻西关令,军号激昂,枪声四起,黄埔军校学生军冲锋在前,作战特别英勇。

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乌合之众的商团军纷纷缴械,被彻底互解。

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广州商团叛乱终于被平息。

在从扣缴商团私运军火开始到平息叛乱的两个月中,廖仲恺始终威武不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纵观廖仲恺在孙中山领导下,改组国民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武装;平息商团叛乱、巩固革命政权等重大事件中的言行表现,其地位、作用、贡献,是孙中山身边的其他人,无法比拟的。

改组国民党,他最意志坚定;创办黄埔军校,他最殚精竭虑;平息商团叛乱,他最威武不屈!

结论:

廖仲恺是孙中山晚年最得力的助手,最亲密的战友,当之无愧!

正是孙中山,廖仲恺的同心同德,并肩战斗,为近代中国革命写下壮丽的篇章!

注释:

[1]孙中山语。

转引暨南大学历史系等编《纪念廖仲恺何香凝》前言,文物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2]、[5]、[8]余德富、方文良著《廖仲恺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第91页,第109—110页,第113页。

[3]、[4]、[6]、[7]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579—580页,第605页,第679页,第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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