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人口老龄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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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浅析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摘要：

人口转变是人口自然发展趋势阶段的划分，但其意义不仅在于此，而是有着极为丰富的现实内涵。

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转变在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结构上的体现与结果。

本文将先解析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变化与特点，接着从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来阐述，引出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深入探讨并提出应对建议。

关键词：

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边际效应；人口惯性；人口乘数；老龄化。

1.中国人口转变阶段分析

1.1.人口转变的概念

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的主导原因是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促进人口死亡率先下降；另一方面，生养孩子成本的增加使孩子的家庭效益弱化，避孕技术的推广使人们少生孩子成为可能，同时受死亡率下降的拉动，人口出生率随之而下降，最终实现人口增长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高位平衡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低位平衡过渡，“这是人口转变的标准解释”。

人口转变理论阐述的是人口再生产模式由高水平的人口均衡向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经历了一个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过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的人口增长率的模式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的全过程。

1.2.中国的人口转变阶段划分

根据人口转变定理，结合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可以分析出目前中国人口转变发展的四个阶段，依次为：

1）1949年前后：

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自然增长率较低，但出生率比死亡率高，可以推测，此时期的人口增长处于高位静止阶段后期。

2）1949-1963年，初期扩张阶段：

此阶段，人口死亡率逐渐下降，由20‰下降到10.10‰，出生率依然维持在高水平，基本在38‰上下浮动，而1963年出生率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43.60‰，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加速，并且达到历史最高增长率33.50‰（见表一）。

3）1963-1976年，后期扩张阶段：

这个阶段人口出生率由最高点的43.60‰开始稳步下降，至1976年已下降到20.01‰，1977年出生率首次小于20‰，死亡率也开始下降，由1964年的11.56‰下降到1976年的7.29‰，并于1977年首次出现小于7‰的情况（见表二）。

但是，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幅达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这一期间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在减小，人口增长速率放缓。

4）1976年至今，低位静止阶段：

1976年至1990年出生率出现了一个较小的波动，基本在平均水平22‰上下摆动，但我们依然可以从1976年到2009年出生率曲线的整体走势中得出人口出生率继续平稳下降，在2006年达到了史上最低的12.09‰，而死亡率经过了1976年到1903年的基本稳定的状态之后，开始出现回升状态，由2003年的6.40‰逐渐上升为2009年的7.08‰，但是仍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根据我国现在的人口年龄结构图（见图一）可知，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一直在提高，0-14岁儿童的比例在减少，根据曲线的趋势外推法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出生率会缓慢降低和死亡率会缓慢上升，二者在低水平上重新接近均衡，人口增长再次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开始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低位静止阶段。

1.3.人口转变的原因分析

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引起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差值发生变化，而出生率和死亡率差值的变化，是引起人口转变的直接原因。

而作用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上，引起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原因才是引起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经济上、医疗技术水平、又有国家政策和人们思想变化的影响。

在过去的5O年里，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1970年）。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而死亡率率先下降，从而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

究其原因，在社会安定方面，建国之初，国家环境恢复安定，民生开始稳步发展起来，出生率有了缓慢的提升，人口密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增大，由1949年的56人/平方公里上升为2008年的138人/平方公里。

同时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使得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

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上升。

这段时间可以总结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为主因影响下的人口变化类型。

到50年代中后期，在医疗技术进步的基础下，死亡率持续降低的情况下，出生率也有了缓慢然而自觉的下降趋势。

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出生率骤然降低、死亡率大幅提升，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进入短期的负增长阶段。

之后，死亡率迅速回落、出生率迅速回升，至60年代末人口自然增长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并开始稳步下降阶段。

这段时期除去社会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突发灾害的强力干扰。

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0年至今）。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这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出生率的整体走势保持一致。

（见图二）

到7O年代，国家颁布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以此引入了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开始干预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中国迅速进入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

80年代以后，我国的死亡率基本维持在6‰的水平。

所以，出生率的变化，是影响80年代以后我国人口转变的主要原因。

1.4.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1）转变的时间短。

首先从人口死亡率来看,建国以后,下降较快,1949年人口死亡率还高达20.0‰,到1965年已降至9.5‰（1960年因三年自然灾害曾回升到25.43‰）。

此后,便在此数值下平稳下降,到1997年,已降至6.51‰。

再次,就出生率的下降来说,从世界各国人口转变的具体情况来看,总是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中国也不例外。

再有,从生育水平来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70年代以前一直徘徊在6.0左右,70年代以后才开始迅速下降,从1970年到1982年的12年间,总和生育率就由5.8降至2.2,到1992年又进一步降至2.0（低于更替水平2.1）。

以后便稳定在2.0以下。

与之相适应,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1970年还高达25.83‰,到1980年就已降至11.87‰。

虽然由于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略有回升,但总趋势是趋于下降,到1998年已降至9.53‰。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都需至少百年的时间。

2）地区发展不平衡。

人口转变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其转变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按照人口的自然变动情况,目前全国人口的转变可分为三类地区:

第一类地区是经济发展较快、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较好、其出生率基本上都在12‰以内的地区。

第二类地区指经济条件有好有差,计划生育工作处于中间或偏下水平的地区。

第三类多系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较慢,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也较大。

3）政策干预性强。

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

中国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主要是在人口政策的严格控制下实现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人口控制是减速人口增长、促进人口生育率降低不可替代的因素。

严格来讲,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既有政策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尽管两者的相对作用很难计算,但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

显然,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执行方式构成了人口控制的主体,政府倡导的民众生育意愿、生育政策和执行手段始终是引导中国人口走势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自觉干预下进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促进中国人口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

4）不稳定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育龄人口生育潜力大。

（2）人们的生育观念还未彻底转变。

（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实际上,目前高于政策水平要求的生育数量和强烈的性别偏好,就是对当前经济条件下中国人口转变的不稳定性的一种反映。

由此可见,中国的人口转变还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

1.5.小结

中国的人口转变有其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经济的增长、人们生育观的改变和计划生育的强制推行，都对中国的人口转变产生一定的作用。

而人口转变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它是否关系到我们每家每户？

这些将在下文中阐述。

2.人口转变与刘易斯转折点

2.1.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模型中，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对现代部门具有无限供给的弹性。

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和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现代部门，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带来粮食价格和工资的上涨，通过对农业部门引入现代要素进行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发展带入第三阶段，即经济一体化阶段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换产生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劳动力由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产生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有限劳动力被吸收殆尽。

刘易斯的两个转折点与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3,：

劳动力供给与刘易斯转折点

2.2.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与否的不同判断

1）我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

自2004年我国珠三角等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后，蔡昉等学者连续撰文指出，我国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短期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前兆，或者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2）我国尚未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现状，大多数学者持相对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民工荒”只是暂时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是户籍政策；工资增长和收入差距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出现。

理由有三：

第一，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

孙自铎的研究证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裕，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他指出，蔡昉判断的我国农村劳动力总数与实际总数不符，蔡昉所说的已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其中农民工1亿左右，事实上这部分人虽然进入非农产业，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是属于打工、农业两不误的兼业生产者。

而“民工荒”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殆尽，而是因为在于企业没有及时提高工资，劳动力供求价格对供求反应不够明显，所以说，用“民工紧”比用“民工荒”更为恰当。

第二，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

从农业部门的工资变化看，1993年以后出现实际收入较快增长阶段，而非农部门则在1997年后出现实际工资率快速上升。

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在1997年后进入第一个转折点，但相关数据还不足以说明经济已经进入劳动力转移完成的第二转折点。

日本学者南亮认为，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应根据边际生产力，而并非工资水平；把经济高涨时期的工资上涨，看做是劳动力供给新阶段或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实际上是对生育转变引起的个体劳动供给紧缩效应和经济景气效应的叠加效应所产生的一种误读。

第三，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

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上，有学者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

农村比城镇有着更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农村正处于农村人口机会窗开启期，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快，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限制使得农村人口红利难以实现；而制度障碍限制劳动力由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是人口红利不能顺利兑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总量剩余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这种“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在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之后与人口类型的转变劳动力流动推迟了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转变，从而延长了这些地区人口红利期;同时加速了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口转变，缩短了这些地区的人口红利期，从而使得我国一些地方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而另一些地区尚未达到。

基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差别大的特点，根据东部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工资上涨现象与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情况相似，认为东部地区正在向“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地区虽然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与工资上扬等现象，但数额仍然很低，并且中西部地区还存在大量农村赋闲劳动力等待转移，由此可见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

2.3.对“民工荒”现象的进一步思考

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必经阶段，那么先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前的“民工荒”现象也不是自然发生的，在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种种制度弊端的共同作用下，“民工荒”现象得以发生并且持续。

（1）城市内部存在的“新二元结构”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在工资（初次分配）上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在社会福利（再分配）上更无法达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低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机会成本。

（2）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雇用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只需要农民工提供体力劳动即可，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这种缺乏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的工资平均水平和上涨空间，即使企业给农民工加工资，上涨的幅度也不会很大；同时由于工作性质不需要技术水平，企业也不会对农民工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会造成技术密集型企业缺工缺口越来越大。

（3）近几年中央着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实行种粮直补，购买农机具补贴和良种补贴政策等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只有加大结构转型力度，转变依靠劳动数量和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3.人口转变完成后的老龄化

在人口转变的过程完成以后，人口并不会马上进入静止人口（或准静止状态）人口惯性会使人口继续变化一段时间。

人口惯性是指一个人口在死亡率和生育率水平到达更替水平以后，人口规模继续变化的程度。

在数量上人口惯性被定义为当一个初始人口的生育率突然下降到更替水平时，其最终的静止人口的规模和初始人口的规模的比。

人口惯性的概念可以为：

如果生育率突然下降，人口将因为其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而继续增长。

人口惯性与人口老龄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的继续是因为未来大量人口出生，但是有研究表明，当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时，年龄T（世代间隔）以下的人口实际上保持不变，所以所有的人口增长是与年龄T以上年龄组的人口惯性有关。

所以人口惯性可以被解释为已经出生的人口的老龄化，即便在死亡率不再下降的基础上，老龄化也是人口惯性的一个必然后果。

人口惯性基本等于初始人口和静止人口中30岁以下人口比重的比。

如果说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们更多应该关注的是人口增长，那么在人口转变完成后，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即人口老龄化。

3.1.人口老龄化的理论依据

人口转变论无意中为后人理解和阐述愈演愈烈的老龄化过程做了理论铺垫。

时至今日,我们对人口老龄化的解释与分析无不是建立在经典的人口转变论基础之上的。

人口转变是指一个人口中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水平向低水平所呈现的历史性下降,而人口老龄化是指因老年人口增加或少儿人口减少所引致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

因此,就一个封闭人口来讲,出生率下降的启动,既是人口增长率从上升转为下降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化”导向“老龄化”的启动信号。

3.2.人口转变完成后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进入加速时期

中国人口转变完成后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特征表现为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规模的加速增长。

根据预测，在2000~2050年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继续深入发展，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规模同时上升，2016年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10%，2036年将超过20%，2050年达到23.2%。

65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已在2005年突破一亿。

2025年将突破2亿，2035~2040年间将超过4亿。

图4：

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及规模的变化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2005年以后老年人口比重变化曲线和老年人口规模取现都变得越来越陡峭，一直持续到2040年左右，两条曲线才逐渐趋缓。

也就是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人口转变完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加速过程中。

中国人口转变完成后人口老龄化的第二个特征表现为老年人口乘数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少儿人口乘数和劳动年龄人口乘数。

从不同年龄的人口乘数来看2005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组的人口乘数明显高于劳动年龄人口组和0-14岁少儿人口组。

与此同时，在预测期内，老年人口组的人口乘数呈快速上升趋势。

2050年达到了12.15，是2005年的3倍多。

而其他两个年龄组则基本稳定，变化的区间相对较小（见表3）从人口乘数最高值出现的时间来看0-14岁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15-64岁组出现在2025年左右，而65岁及以上组则在2050年以后才会到来，呈现出年龄组越高，人口乘数高峰值出现的时间越迟的现象。

人口乘数的这些特点说明，中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将主要是老年人口的增加，更多的关注应该投向这个方面，而不再是以往那样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对生育的控制上。

表3：

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完成后的分年龄组人口乘数

注：

以1953年为基期。

3.3.不同人口转变阶段与人口老龄化

图5：

人口转变中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演示图

作为人口转变直接后果之一的人口老龄化现象,虽然产生于人口转变中,但并不与人口转变同步进行。

在人口转变前期的“高位静止”阶段,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都很高,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很低,这种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的互动结果,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当然也就谈不上人口老龄化。

随着死亡率下降的启动,人口转变进入了“初期加速”阶段。

在这一阶段,死亡率下降主要发生于低龄人口群组,尤以婴儿死亡率的显著下降为甚,因而致使少儿人口的增加明显快于其他年龄组,其结果只会促成本来就很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化”,而不是“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的最初显现发生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中期扩张”时期。

因为在这一时期,出生率在死亡率持续下降相当一个时段后也开始稳步下降,而且死亡率在继续下降的同时,其重心已不完全集中于低龄人口群组。

伴随出生率稳步下降的启动,少儿人口开始趋向缩减,结果势必导致中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扩张,人口年龄中位数随之上升,于是,人口老龄化由此显现。

图6：

中国人口初显老龄化

当人口转变进入“后期减速”阶段后,此时出生率继续走低,而死亡率则已降至低位并趋向稳定,但同时死亡率下降的重心已渐渐移向中老年人群,因此,这一阶段的老龄化是由出生率与死亡率两因素共同作用促成的,老龄化进程也在这一时期呈加速发展之势。

中国自90年代以来,人口转变也大体上导入了“后期减速”阶段,出生率继续下降,从1990~1995年的18.3‰下降到2005~2010年的14.2‰,同期死亡率则已徘徊于7.0‰的低位,但随着出生预期寿命的继续延长,老年人口队伍不断壮大,其结果,一方面少儿人口继续缩减,另一方面老年人口不断扩大,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呈加速发展之势。

图7：

中国人口的继加速老龄化

进入人口转变的最后阶段———“低位静止”阶段,出生率与死亡率均已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并稳定下来,此时,由于出生率已降至历史最低位,其继续下降的空间已极为有限,于是,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或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或存活率上升）业已取代生育率下降而成为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的主导力量。

对此,可以预见,中国2010~2030年间的人口转变就将逐渐向我们展示出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图景。

诚然,其中有些导致老龄化的基本因素（如总死亡率的反降为升）还需做进一步的剖析。

图8：

中国人口的继续老龄化

总的来看,中国人口转变的整个历程大体上已可以表明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两者之关系。

具体讲,在人口转变的前两个阶段,人们所看到的是人口“年轻化”而非“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的最初显现基本上发生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生育率的稳步下降才引发了人口老龄化,但老龄化的加剧主要发生在人口转变的第四阶段,因为这一阶段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都在发挥作用,共同促进着人口老龄化。

但进入人口转变的最后阶段以后,人口老龄化进程似乎并未随人口转变的结束而止息下来,反而呈持续加强之势。

3.4.对中国“未富先老”的思考

“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

虽然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啻一个适度的加速因素，但是，归根结底，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未富先老”，也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的。

那么，对于“未富先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简要地说，第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避免或者尽可能减小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经济萎靡；第二是实现产业的区域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为此，改善中西部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第三是充分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避免全面的技术赶超，不仅要全面学习西方的高端技术，尽快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又要与国情相符，避免走弯路。

4.总结

人口转变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理论，它关系到经济，关系到国家命运，关系到民生，定下了我们的生活的大方向。

本文仅是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方向）与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两个具体的方向简单地阐述了人口转变带来的变化，并提出了中国可能面对的“未富先老”的局面与一些个人的应对建议。

作为一名大学生，更应该有宏观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国情，更明确地认识自己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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