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思维定势下的中国双顺差问题一个方法论的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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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思维定势下的中国双顺差问题一个方法论的反思
新古典思维定势下的中国双顺差问题：
一个方法论的反思
摘要：
均衡分析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均衡分析都具有现实相关性。
在对待中国双顺差这个问题上，除非研究者将中国经济视为大体上自足的，或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世界经济实现了全局均衡，否则将国际收支均衡的状态作为现实的参照就是成问题的。
有必要摆脱新古典思维定势，针对中国的双顺差现象提出真正具有现实相关性的问题。
关键词：
新古典思维定势；均衡分析；双顺差
中图分类号：
F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08）06－0016－05
一、引论
一个经验现象要成为一个理论问题，往往是因为它不符合人们的预期，尤其是不符合由普遍接受的理论所派生出来的理论预期。
中国的双顺差现象之所以成为一个理论问题，也正因为此。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双顺差现象是不正常的（例如，余永定、覃东海2006）。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资本流入一定会转化成经常项目逆差”，而中国的情况却是，每年在有大量资本流入（主要指FDI）的同时经常项目也保持顺差。
显然，这里所说的“正常情况”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只有在国际收支平衡的前提下资本流人才一定对应着经常项目的逆差。
把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分析中国国际收支问题的参考，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长期中保持国际收支顺差（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长期中保持国际收支逆差）。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今天中国和美国分别出现双顺差和双逆差的局面时，很多研究关注的都是这种所谓的国际经济不平衡格局的可持续性问题。
不过，在我们看来，到底是否应该将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参考，这并非毋庸质疑。
虽然命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长期中保持国际收支顺差（或逆差）”具有表面上的说服力，从而似乎可以支持这种将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参考的做法，但该命题由于不自觉地以无限远的时间视界来谈论一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因此，并不具有足够的现实相关性。
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以无限远的时间视界来谈论现实中的国际收支问题的做法，实际上相当于先验地将现实中一国国际收支不为零的状态当作是暂时性的，而认为只有无限远未来的收支平衡状态才是稳定的。
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至少对于理解今天中国的双顺差现象是如此。
实际上，之所以中国的双顺差现象为世界所关注，恰恰是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性特征而非周期性特征――如果是后者，人们只需要关注最优外汇储备的问题，此时，一国的经常帐户余额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波动。
长期中国际收支不会出现明显的趋势性变动，相应地外汇储备也不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动，此时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准技术性问题，即：
根据一国的国际收支波动的情况计算出所需要的最优外汇储备，作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力量。
在我们看来，之所以人们很容易不加思考地将国际收支平衡的状态作为分析现实中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参考基点，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的新古典思维定势已经让我们习惯了使用均衡分析来理解现实问题，而将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理解现实的参考基点无非是均衡分析法在国际收支领域的很自然的运用；不仅如此，我们在进行均衡分析的时候实际上是潜在地将均衡位置视为唯一的稳定位置，而将任何对这一位置的偏离都视为是不稳定的或暂时性的――均衡这个词本身就时刻向我们昭示着这一切。
在对待中国的双顺差问题上，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使得我们不自觉地去寻找那个所谓的“稳定点”或“收敛点”，并以此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参考。
这样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任何偏离均衡位置的状态――如中国的双顺差现象――都被先验地认为是不稳定的、暂时性的、没有分析价值的，只有均衡状态才是稳定的、具有分析价值的。
这样一来，中国的双顺差现象也就注定了成为一种基于特定的思维禁锢所不能解释的“反常”。
二、均衡分析、完全竞争市场假定及其现实相关性
在对待中国双顺差这个问题上，当理论家们以国际收支均衡的状态作为现实的参考基准时，一方面是受了新古典思维定势下均衡分析的影响，把均衡位置理所当然地视为现实必然趋向的“重心”；另一方面，潜在地假定了一个世界性的完全竞争市场格局的存在（或者简单地讲，世界市场的存在）――这一点对许多人而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具体而言，当我们说长期中一国的国际收支将趋向于0时，这在一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经济贸易往来的背景下实际上意味着，该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已经达到了完美的整合状态，不管是要素价格还是商品价格，它们在该国市场上的价格都与世界价格持平（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价定律适用）；此时，整个世界经济系统实现了全局均衡，不存在任何内生的力量使之偏离这个均衡。
显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终极状态。
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大体上现实中各国经济的运动确实存在着趋向于这样一种终极状态的趋势（就像现实中一国内部相互联系的各个市场可以认为是在朝着一种全面的均衡运动一样）。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理想化的状态并不具有足够的现实相关性，因为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到底现实中一国市场是如何实现与世界市场的整合的?
更具体地讲，就中国目前面对的双顺差问题而言，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双顺差格局是否反映了中国经济向发达国家经济趋近的一种正常的运动?
不过，很遗憾的是，这样的问题是通常意义上的均衡分析所不能给出答案的。
凡勃伦曾经尖刻地讽刺过主流经济学家由于受限于既定的理论框架而导致的“训练出来的无能”。
在对待中国双顺差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如果不是受限于既定的思维模式，仅从常识出发，那么，人们通常关注的点不会是双顺差本身的问题，而是这种现象与中国实施赶超式战略的关联性，或者关注这种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向发达国家经济收敛的一种必然产物等。
但很有意思的是，在众多对于中国双顺差问题的研究中恰恰是从这个视角进行的研究最为少见。
主流的、基于新古典思维定势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并不把中国目前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以及在这个发展阶段所出现的双顺差现象当作本身值得研究的对象，而是简单地用那个在无限远的将来可能实现的一种理想化状态――即本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实现充分的整合、一国的国际收支余额为零――用来参照现实，并由此得出现实是如何地与这个理想化的状态有差距、现实又是如何地反常等结论。
这种做法表面上具有客观性，但由于所采用的均衡概念的“规范”性质――即任何对均衡位置的偏离都是不稳定的，只有均衡位置是稳定的、具有分析价值的，这实际上从开始就沦为了某种意义的规范分析。
在对待中国双顺差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国际收支失衡就是被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似乎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像中国这样的正处于追赶路径上的经济体）只有国际收支均衡才不是问题，才是正常的。
实际上，稍微具有常识思维的人都应该清楚，已经实现了的、完全竞争均衡状态同正在朝这个状态逐渐地趋近这两者虽有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就中国双顺差问题而言，承认在无限远的长期中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实现了全面整合、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性市场已经形成时中国的国际收支将趋于平衡，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并未达到这样一个理想化状态时其国际收支也应该保持平衡。
三、新古典思维定势下研究中国的双顺差问题常犯的逻辑错误
余永定先生（2006，2007）在多个场合反复指出：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应该保持贸易逆差。
”“在正常情况下，FDI流入应该转化为相应的贸易逆差而不是外汇储备的增加。
把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是资源的严重浪费。
”他还引用登?
布什的话――“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肯定是不理智的”――来进一步加强其论点。
毋庸质疑，以上观点代表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双顺差问题的主流想法。
但这样的主流想法在我们看来却是存在着诸多问题。
例如，为什么认定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应该保持贸易逆差?
难道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投资必然大于储蓄吗――而这又有何根据呢?
又比如，如果发展中国家真的长期保持贸易逆差，那么，这不同样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失衡吗――只不过，此时的失衡格局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持续逆差、发达国家的持续顺差而已?
这难道不也是（偏爱均衡的）理论家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不仅如此，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立场来看，长期保持贸易逆差难道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吗?
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姑且不能承受长期逆差之重，难道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吗?
当然，对于以上主流论点的质疑是一回事，澄清其推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逻辑错误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下面重点关注的是，到底“FDI流入应该转化为相应的贸易逆差”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并由此来分析到底是哪个推理环节存在着问题。
（一）技术层次的问题
我们尝试性地将其背后的推理过程展示如下：
命题1：
外资流入是为了弥补一国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If=I-S＞0
命题2：
根据国民收入会计恒等式，一国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一定对应着经常帐户赤字，I―S=AC＞0
结论：
If=I―S=AC，即：
外资流入一定对应着经常帐户赤字。
以上If，I，S，AC分别表示外资流入，国内投资、国内储蓄以及经常帐户赤字。
由于命题2作为恒等式始终成立，因此，结论是否正确就维系于命题1的正确性。
那么，命题1是否正确呢?
在我们看来，命题1无非是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所提出的一个（从今天的角度看非常值得推敲的）假说而已，它在现实中是否为真，需要从经验的角度加以判断，并没有任何先验的逻辑保证它一定为真。
具体而言，一方面，现实中并不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国内投资在任何时候都大于储蓄（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储蓄――投资缺口的观点只是一种经验归纳，没有必然的逻辑上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即使现实中一国的国内储蓄――投资出现了不平衡的局面，外资流入也并不必然是为了填补这个缺口从而使之趋于平衡。
因为，外资的流动尤其是FDI的流动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不单是为了获取（由于国内资金市场不平衡而产生的）利差。
应该说，这两种在理论家看来不可能发生或者说不符合常规的情况在中国经济身上都确实发生了：
首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里，中国的国内储蓄都大于投资；其次，流入中国的FDI与国内资金市场的不平衡几乎毫无关联。
根据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FDI在中国的收益率达到22％，远高于任何国家在正常情况下的利率水平。
应该说，要从经验上判断流入中国的外资到底是否确实如传统的发展理论所言，是为了弥补国内储蓄投资缺口，这并不困难。
但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学者置如此明显的经验事实于不顾，始终坚持从既定的理论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来进行推导呢?
在我们看来，很可能是因为许多人对命题2所蕴涵的一个推论――即一国的经常帐户赤字（顺差）一定意味着资本流入（流出）――产生了误解。
具体而言，当我们说“一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一定意味着国外资本的流入”时是指：
当一国作为一个整体在与他国的交易中支出大于收入时，该国必须对此加以支付，即要么向外国出售本国资产或借债，要么减少外汇储备。
显然，一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与为此而发生的支付根据复式簿记原理是同一身份。
不过，很多人错误的理解了这一关系，认为只要在现实中观察到了有外国资本的流入，那么，一定意味着该国存在着经常项目逆差。
其实，现实中一国所发生的外资流入与其经常帐户赤字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一点从中国的经验事实来看其实是很明了的），而到底现实中一国发生外资流人的同时其经常帐户是赤字还是顺差，这纯粹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逻辑问题，因为现实中发生的国际资本流动并不一定基于国家间的经常帐户往来，还有别的原因。
例如为了获取直接的投资收益而发生的资本流动。
总结起来，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蕴涵在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几个等价关系（包括AC=I―S、AC=II以及If=I―S），而是认为，现实中发生的资本流入并不全是可以由该恒等式中的If可以包含的。
除非有理由认为现实中发生的资本流动真如（受均衡思维影响的）理论家所预期的那样，仅仅是基于一国国内的储蓄投资不平衡，或者说，一定是与国内的储蓄投资不平衡逻辑地相关的，否则，就没有理由认为现实中发生的资本流动如FDI一定对应着经常帐户赤字。
（二）国民收入恒等式与新古典思维定势
可以说，导致得出结论“FDI流入应该转化为相应的贸易逆差”的关键在于，始终把现实中发生的资本流动不加区分地纳入国民收入恒等式的框架之中进行分析。
对我们来说，值得深究的问题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国民收入恒等式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到底与经验现实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联系?
为什么在分析经验现实时研究者们如此执着这个分析框架而宁愿漠视现实（指漠视现实中的FDI流动与一国国内资金市场的不均衡之间并无密切关联性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国民收入恒等式作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它以大体上自足的国民经济为前提。
对于一个大体上自足的国民经济而言，理论上总是可以假定其随时处于一种接近于均衡的状态，也就是说，即便经济有时会偏离均衡状态，那么，也总是存在某种力量使之朝均衡位置复归，而不是进一步偏离均衡。
均衡――具体地讲，是指国内商品市场的均衡以及与之对应的资金市场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某种规范的力量，因为它“迫使”现实向其趋近。
正是潜在地基于这样的考虑，（迷恋于均衡分析的）理论家们往往很自然地认为，现实中发生的资本流动总是趋向于使一国国内市场恢复均衡――这在逻辑上讲，意味着这么两种情况，即要么一国国内储蓄大于投资，此时资本流出；要么一国国内储蓄小于投资，那么资本流入。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实中一国经济总是趋向于均衡?
而实际上，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生产能力可以利用，对其谈论所谓的经济运行的均衡位置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更不用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甘愿始终保持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距离，而是在经济上不断地在追赶这些国家。
从逻辑上讲，当研究者始终把一国国内经济的均衡作为现实的参考基准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相当于：
要么要求中国经济以一种大体上自足的方式发展（这并不排除中国与外界有资金和贸易的外来，只不过，此时不管资金或贸易的往来都是国民收入恒等式所能够容纳的，对外的经济往来都可以视为是对国内经济暂时失衡的一种弥补），要么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与发达国家经济之间不存在差距的程度，此时世界范围内完全均衡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
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者都可以合乎情理地忽略中国经济与他国经济之间实质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经济正试图利用这种关系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事实，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经济自身的均衡上来，只有这样，才有理由将中国的国际收支会长期偏离均衡状态视为“反常”，而把国际收支均衡的状态视为“正常”。
不过，显然中国的经济现实并不属于这两种理想化状态中的任何一种：
中国经济既不是以大体上自足的方式缓慢地发展，也不是已经足够发达而与发达国家经济不存在差距了，而是在通过更深入地卷入全球化进程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
FDI大量流入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在许多人看来，正是中国经济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中抓住了发展机遇并以追赶的步伐向发达国家经济趋同的反映。
在这里我们不对FDI流入是否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评论，也不对是否存在其他更好的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妄断，而只想指出：
FDI的出现作为一个客观的经验事实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它使（国民收入恒等式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得以成立）大体上自足的国民经济模型不再成立，从而从否定的角度要求理论家们不再执着于以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分析现实的参考基点；另一方面，FDI的流动以国家间存在技术水平、要素价格水平等多方面的差距为前提（FDI是一种使要素价格均等化的重要力量，但它之所以出现正在于现实中这样的均等化并未实现），这一点从正面的角度要求理论家们重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趋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极具现实相关性和分析价值的。
四、总结
均衡分析是主流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手段。
在大多数场合，均衡分析可兼顾问题的可处理性和现实相关性。
但如果均衡分析中所涉及到的“均衡”位置并不具有现实相关性，那么，这样的分析将不可能给现实任何有价值的指引。
在对待中国双顺差这个问题上，当理论家受新古典思维定势的影响把国际收支均衡的状态作为现实问题的参考时，他忽略了对于国际收支均衡状态与中国经济现实的关联性的考量，而只是机械地将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拿来衡量中国的现实。
导致的结果是，他们不是去思考中国目前的双顺差格局是否反映了中国经济向发达国家经济趋近的一种正常的运动，而是先入为主地将目前的双顺差格局认定为不正常，不是客观地对现实中出现的FDI现象进行分析（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FDI流入中国、FDI流入对于中国经济向发达国家趋同路径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而是武断地将这种现象纳入国民收入恒等式框架之中，先入为主地认定FDI的流入就应该对应着国际收支逆差。
理论家的任务不是用既定的理论机械地去套现实，而是用适合的理论去解释现实。
当理论家们对既定的理论框架或思维定势缺乏足够的反思，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僵化的理论教条的倡导者，而不是现实面前谦恭的思考者。
针对中国的双顺差现象，我们更需要的并不是基于某种既定理论的言之凿凿的论断，而是谦虚的反思，包括对既定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的反思，以及对经验现象更加细致的探究，尤其是需要加深对FDI流动的理解。
责任编辑 蔡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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