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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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

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

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同样面对内外交困的生死关口,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

在新旧嬗变的十字路口,“天朝上国”盲目拒变、进退失据;“扶桑岛夷”纵横捭阖、如鱼得水。

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更输在外交上。

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被士大夫鄙视为汉奸“鬼使”的中国外交官,与被誉为“神差”英雄的日本外交官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时代展现人物,人物也印证着时代。

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的命运轨迹,即是这一时期中日外交界的缩影,也是两国国运的对决。

　　壹。

　　郭嵩焘与陆奥宗光出生年代相近,都是开创中日近代外交的鼻祖级人物。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陆奥宗光被称为“日本外交之父”,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

然而,郭嵩焘虽然洞察世界大势,苦心力挽狂澜,但他一生举步维艰,坎坷不断,不但未能实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反而屡遭诟骂,被指斥为“汉奸”和异端,屡经挫折后万念俱灰,投置闲散,含恨死于家乡长沙。

郭嵩焘个人经受的挫折,象征着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相反,被盛赞为日本“辣腕外相”的陆奥宗光,其仕途一帆风顺,1895年8月更因在甲午战争中功绩突出被授予一等子爵,顺利实现当年“一举排云翔九天”的宏愿。

他面对各种外交危机纵横捭阖,应付裕如,在国际舞台兴云播雨,迭出奇招,屡次使日本化险为夷,高歌猛进。

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被称为“陆奥外交”,规定了后世日本外交的走向,甚至迄今仍然有着巨大影响。

“时天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也许是对郭嵩焘和陆奥宗光不同人生遭际的最好总结。

　　郭嵩焘是在屈辱谩骂中开始他的外交生涯的。

1875年,清廷因“马嘉理案”必须遣使赴英国“道歉”,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

消息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大清子民们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奇耻大辱。

郭嵩焘的亲朋好友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悲哀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

　　外有英人的催逼威胁,内有国人的毁谤痛诋,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这位被李鸿章屡屡称作“有些呆气”的人,怀着一颗无人能解的赤子之心,踏上一个人的独醒之路。

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政府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经常访问炮厂、船厂,并亲自升炮以及试演鱼雷大炮,体会到西洋军队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

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郭嵩焘率先以其独特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他犹如一个洞幽烛微、平心静气的医生,不避风险地为病入膏肓的老大中国诊治病因,对症下药。

郭嵩焘逐步发现,英国的强大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其政体同样勃勃而有生机。

　　郭嵩焘的言行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大相径庭。

正当京城上下对他舆情汹汹的时刻,他的副手刘锡鸿抓住时机反戈相击,罗织罪状,欲一举置郭嵩焘于死地。

郭嵩焘开始还处之泰然,颇相信清政府对自己的信任。

但是,郭刘之争,实则是新旧思想斗争,而在当时保守势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刘锡鸿占据上风是势所必然。

京师士大夫也继续火上加油,要求将郭撤职查办。

这无疑促使了清政府早下决心将郭嵩焘撤回。

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将郭、刘二人同时调回。

　　郭嵩焘这回是彻底心寒了。

他已走向世界,而他的国家仍然彷徨不前,他感到有心无力,徒唤奈何。

而刘锡鸿对他的恶毒打击,更使他心灰意冷,未抵国门,心情便已十分凄凉落寞。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

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

故乡长沙贴遍全城的大字报,指责痛骂他“勾通洋人”,是卖国贼。

郭嵩焘尝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决意从此归隐林泉,不问世事。

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郭嵩焘,这个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公使,以凄凉辛酸的心境告别了这个世界。

与郭相知甚笃的李鸿章上奏朝廷,力陈其学行政绩,援例请史馆为其立传,礼部为其赐谥,得到的却是朝廷冷冰冰的答复:

“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

所请着不准行。

”

　　郭嵩焘所践履所主张的一切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推敲,他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

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甚至延伸到五四。

他是晚清衰世一骑绝尘的先知智者,正因为他的很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当时的人们不但跟不上他的步伐,甚至望不到他的身影。

于是他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

自始至终他都成为时人攻击的靶标,成为难容于世的异类。

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是悲剧,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悲哀。

　　贰。

　　在中国,清廷将郭嵩焘视为异端,而在日本,日本人则将陆奥宗光视为国之至宝。

抛开简单的道德评判,深入探讨“陆奥外交”的实质。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能不负重托、屡建奇功,更表明日本具备宏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

时势造出了英雄,英雄反过来也推动时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晚生25年的陆奥宗光确实比郭嵩焘幸运得多。

　　对比陆奥宗光与郭嵩焘的人生履历,就不能不感叹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他们都出生于富贵显赫的家庭,都有着豪迈的家风和浓厚的诗书气息,但陆奥宗光早年的运气显然不能和郭嵩焘相比。

陆奥八岁那年,纪州藩藩内发生内乱,其父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从此家庭条件一落千丈。

陆奥宗光成为穷人孩子早当家的典范。

其后的道路陆奥也走得跌跌撞撞,十分不顺。

郭嵩焘少年得志,一路春风,19岁便高中举人,30岁（1847年）中进士、点翰林。

而陆奥宗光虽然早在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便进入外交界,但因在上层无得力的后台,仕途并不顺利,几起几落。

他34岁（1877年）时,更因对藩阀政治不满,参加反政府活动而被捕入狱,判刑5年。

　　当陆奥宗光在监狱里度日如年之时,郭嵩焘早已在繁华富丽的西方世界挥洒自如,风光无限,成为陆奥宗光望尘莫及的外交老前辈。

但谁也料不到的是,这位锒铛入狱的“叛徒”居然会后来居上,翻身一跃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臣,决定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外交路线――侵吞亚洲、走向世界,并使出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闪电重拳,将郭嵩焘为之奔走的大清帝国打得一败再败,将这个庞大的猎物蹂躏于掌股之中。

　　陆奥宗光在其外相任内主要做成了两件大事,而其中任何一件事都足以令他在日本青史留名。

第一件,是修改不平等条约,于1894年成功废除了欧美国家在日本享有的治外法权。

紧接着他便着手干了第二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是挑起甲午侵华战争。

在这一场决定中日两国未来命运的大决斗中,陆奥宗光简直堪称好莱坞出神入化的一流大导演,他配合军事上的挑衅,纵横捭阖进行外交斡旋,以匪夷所思的军事冒险和政治操作,将愚昧迟钝的大清帝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

　　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了不少重大外交事件。

面对千钧一发的外交危机,日本成功策划了一系列的外交大手笔。

中国外交界在应对日本凌厉的外交攻势时,处处捉襟见肘,节节败退。

清廷终于尝到盲人外交酿制出来的苦酒。

　　1894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就日本击沉清政府租用来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之事进行磋商。

在两天前所发生的这场悲剧中,近千名中国精锐部队官兵和几十名欧洲船员一同罹难。

消息传到英国,英伦三岛群情激愤,舆论哗然,纷纷声讨日本之践踏国际公法。

英国官方的反映也十分强烈,谴责日本暴行,并提出强烈抗议。

英国军方强烈要求对日本采取军事报复。

　　顿时,日英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形势对日本极为不利。

在世界舆论对己相当不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没有回避,连续实施了一连串层次分明的紧急公关行动。

陆奥宗光反复权衡利害,决定采取措施以变被动为主动。

他首先亲自会见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告以日本政府将对高升号进行调查,万一错在日本海军,日本将赔偿全部损失。

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先用话将英国政府稳住,避免事态恶化。

　　果然,随后不久,日本便炮制了一份假报告,对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剪裁,形成了对自己极为有利的调查报告,倒打一耙地诬称是中国军舰先向日舰开火,把日本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与此同时,日本又通过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贿买英国的媒体和一些权威人士为日本说话。

于是,英国的多名国际法学界泰斗,先后在报纸上为日本辩护,认为日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本方面。

于是,英国的舆论突然都改变了腔调。

英国政府从防俄的大局出发,正要拉近日本,也就趁此机会转弯,认定日本不但无过,反而有理,转过来却要高升号船主向中国索赔。

清廷有苦难言。

就这样,陆奥宗光主导下的日本外交界神奇地瞒天过海,反败为胜。

　　日本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外交策略都是相当灵活和狡猾的。

战争前,日本违反《天津条约》,寻找借口派遣大量兵力进驻朝鲜。

之后,日本又以改革朝鲜内政案为名,制造事端,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

同时,日本又以“利益均沾之说牢笼各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化列强干涉于无形。

开战以后,日本又细心观察各国对战争的态度,争取列强的同情,曾几度避免列强对其行动的联合干涉。

更重要的是,日本驻外使节努力活动,及时地通报各国信息,使日本政府对于各国形势?

t若观火,乃能操纵自如。

他们将各国利害之深浅了然于胸,一丝不错,然后因之或妥协、或硬拒、或婉拒,从而使各国自行收手,使中国陷入绝对孤立。

因此,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它外交策略的成功。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鬼使”与“神差”对决的过程,就已经决出了胜负结果。

　　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近代中日两国外交人才不同的地位和境况,是问题的根源。

　　一国外交要近代化,外交人才必须先要近代化。

这主要指担任外交职务的人员除具备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应具备的一般品质、基本知识之外,还应掌握办理近代外交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等,否则必定不能办好外交。

　　鸦片战争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吃了许多亏,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主持对外交涉的人完全缺乏这些条件。

那时中国的外交体制是旧的,主持外交的人也是旧的。

总理衙门成立,从大臣到章京都是读孔孟之书、科举出身的旧官僚。

1895年3月11日的《纽约时报》转发了来自中国天津的一则报道,在一位外国人眼中,大清国的外交官们是这样的形象:

　　“到期国外去的清国人大多出身低微,他们在国内无足重轻;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全部认识也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然而他们对西方世界更加奢华的生活方式却大加推崇。

当他们回到国内并获得官职后（尽管国内的官僚尽可能地排挤他们）,他们的这种奢侈倾向几乎毫无例外地诱使他们做出更具欺诈性的劣行。

”

　　也许这位外国人多少有些夸张,不过回顾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步履维艰的起步过程,就知道这些“鬼使”们的命运其实多么曲折艰难。

　　1840年以前的中国,还延习着传统的对外交往习惯。

这种所谓的“外交”,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

作为中国元首皇帝根本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也不建立相应的外交机构,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一律视之为“蛮夷”。

当时清朝政府的主要外事机构有理藩院和礼部。

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外交事务。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

　　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拉进了世界潮流之中,它给独立的中国带来屈辱,也为停滞的中国提供了变革的机遇,外交近代化势在必行。

但清统治者昧于大势,为封建的惰性所支配,在对战争的失败震惊了一阵子之后,又回到常态,仍固守着旧有的思想、观念、体制而不图变计,一切都着眼于临事应付,时间浪费了近20年。

　　但很快,西方列强不满意了。

很显然,他们对于通过地方官以及礼部理藩院等部门与清政府间接接触的状况非常不满,不惜再以武力迫使清政府接受各国遣使驻京,各国政府与外交使节可与内阁、军机处直接交往的要求。

俄、英、法、美各国大张旗鼓地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面临严峻的国际外交形势,以恭亲王为首的一大批王公大臣力主建立一个统筹外交全局的新机构。

1860年12月,奕等首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京师,得到了咸丰的批准。

不论清统治者做这件事多么勉强,到底还是在一条新的道路上起步了。

　　向关系国派遣常驻使节,这本是近代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常规。

但清朝统治者对此长期没有认识或举棋不定,甚至在西方各国向中国派驻领事、公使已成惯例,这种做法对派出国的好处已为事实所充分证明,总理衙门已有了派使的想法时,清政府内仍有重重疑虑和阻力因而不能采取相应行动。

顽固的传统观念使多数官员不敢涉足外务,他们担心洋人们“不守臣节”,但在列强的枪炮面前,大清国只好放弃原则,“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驻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中国却坚持不外派使节。

郭嵩焘放洋,也是无奈之举。

最终,还是在奕的坚持下,中国政府才决定按对等原则在外国建立使馆,并派驻使节对外交涉,这才基本建立了使领制度。

　　根据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者雪珥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

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临时差使,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断,对升迁有相当不利的影响,谁愿意远涉征洋出任“鬼使”而自断前程呢?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

　　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其间的漫漫长路走了近四十年,清政府终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外交制度,蹒跚地步入世界潮流。

　　与中国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神差”。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

“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

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

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

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

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外务省,由明治天皇的亲信岩仓具视亲自掌管。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它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

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

而更可贵的是,为日本修约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的小村和陆奥两人,都并非出身于明治政府的缔造者萨长两藩,却能够在政府中担任外交要职,充分反映了日本国内民主平等思想的进步。

正是他们帮助日本成功跻身世界大国之列。

日本外交所折射出的只是日本近代化的一个缩影。

　　从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的飞黄腾达,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造成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

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

同时代清朝的外交官们,比如郭嵩焘之流,他们是在屈辱中饱尝外交的苦果;而日本的陆奥和小村,他们是在屈辱中谋取外交的胜利。

当日本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一举跻身强国之林时,晚清政府依然束手无策地深昧于世界大势,最终使中国处处被动挨打,可悲地沦落为国际舞台上一名忍辱吞声的悲角。